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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陈思和: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民间”

2017/12/22 09:37:20 来源: 文学报  
   
在接受世界文学外来影响的同时,如何对本土文学传统加以有效地继承与转化,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作家写作走向成熟和深化时都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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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受世界文学外来影响的同时,如何对本土文学传统加以有效地继承与转化,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作家写作走向成熟和深化时都要面对的问题。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为例,在日前于上海举行的以“中国文学传统的当代继承与转化”为题的对谈活动中,莫言坦言自己的创作深受福克纳、马尔克斯等外国现代作家的影响。但他同时强调:文学创新不能离开传统。


  莫言所说的传统,具体而言,更指在中国民间或者今天日常生活当中还保留的文化传统。而即便是体现在中华文化典籍里的那个书面意义上的传统,同样是每个时代经典作家吸收了民间文化滋养后结出的硕果。莫言的创作同样如此。以陈思和的理解,莫言的创作是对民间文化形态从不纯熟到纯熟、不自觉到自觉的开掘、探索和提升,无关从西方魔幻到中国传统的“撤退”,他作品中一切魔幻的变异的荒诞的因素,都与中国民间文化传统紧密关联。


  确如其言。莫言现身说法道,所谓文学传统,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层面。其一是文字记载下来的传统。“从诗经、先秦散文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是印到纸上或者刻在碑上的文学作品,这样一种传统,只要是上过学哪怕是只上过小学的人都多多少少学习过,也都在无形当中受过这样的熏染。”


  莫言的创作显然继承了这一传统。《檀香刑》就是一部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生死疲劳》的叙事结构则借用了中国佛教传统中六道轮回的形式;莫言的很多中短篇小说创造性地利用了《西游记》《聊斋》等古代小说中的动物、地狱、幻境等神秘意象;而他的话剧剧本《我们的荆轲》《霸王别姬》,则是用现代思想对众所周知的经典历史传奇故事的再创造。


  文学传统的另一个层面,在莫言看来,是指没有印成书的,只在民间代代相传的属于口头文学、民间讲述的部分。对他个人的创作来讲,更多受益于这一部分的影响,而不是来自典籍,或通过阅读得到的影响。他小说和剧作中所呈现的民间传说、故乡风情、奇闻异事、乡土小调,既是他童年时代记忆和幻想的产物,也是中国民间传统和民间文学主题的拓展和现代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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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作品全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莫言之所以特别看重民间文学,也因为如果能把这一部分转化到创作中去,最能体现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以他的观察,从现在很多农民讲的话里面,包括从民间一些俗言俚语里,都能找到很多语言化石,“有一些看起来很土的话,如果你写到纸上就会发现它非常典雅。也许它们就是当年古人们所使用,所讲述的语言,一直在口头传承着,到最后就变成了民间的俗语”。


  在莫言看来,如果我们都是从纸面上,从经典作品里面继承文学传统的话,我们所利用的资源很可能是一样的。但从民间文学传统,能吸收到很不一样的资源。“一方面,北方农民乡村口头的语言,跟南方或者西北地区各个地方民间的口头语言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打个比方,广东省和山东省所接受的民间文学的影响,从方式上看可能是相近的,都是听老人们讲故事,民间艺人来说书,都是戏曲、舞台上的演唱,但内容可能完全不一样。”


  对文学创作来说,这个“不一样”有着重要的意义。莫言谈到五年前参加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因为头天晚上大雪弥漫,斯德哥尔摩机场封闭,他们一行人凌晨两点被困在赫尔辛基。他看着北欧纷纷扬扬的大雪,想到自己的老家非常干旱,一点雪都没有,假如可以把这里的雪挪到故乡去该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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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


  “第二天在大使馆的一个演讲上我也谈到了这样的联想。地球在宇宙当中尽管是一个小星球,但是对于我们每个个体来讲世界太大了,我们飞行十来个小时就到了和自己熟悉的地方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以莫言的理解,外部物质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学艺术的多样性,每个人的一切,他的创作,他的思维,毫无疑问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甚至是牵制和制约。干旱、雪、风雨、雷电都会变成艺术当中的一个元素,作为一个艺术的创造者就是要千方百计保护和创造这种多样性。“如果艺术没有多样性,就会和地球没有多样性一样。要是地球各地的温度一样,风景一样,人类生活在这个星球上会感觉非常枯燥和没有意思。应该说,人类世界艺术最重要的特征和最宝贵的素质就是丰富性和多样性,民间文学恰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基础。”


  传统与现代的交相融汇,让莫言作品更丰富


  事实上,看到中国民间文学在形式上对作家创作可能会有的启发性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如陈思和所说,作家在理解民间文学传统的时候要理解到根子上去。在陈思和看来,莫言就是一个对中国民间、农村、农民都有着非常深刻理解的作家。“莫言在农民的生活中看到了他们的力量,他们生存的方法与机制。他对农民的理解,远远超过‘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对农民的理解。”


  以陈思和的理解,包括鲁迅在内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都把农村看得很低,要知识分子站在农民上面启蒙,要唤醒他们的革命意识。也因为此,鲁迅没有让小说里面的农民进到他们的房间里去,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家里面怎么吃饭,怎么睡觉,我们看到的只是站在公众场合里的阿Q、祥林嫂,因此鲁迅笔下呈现出来的农民必然是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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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左起:曹元勇、莫言、陈思和)


  但莫言恰恰通过他的笔,把沉默在农民心里几千年的苦难倾吐出来。在陈思和看来,读莫言的小说,我们会真正感觉到,当代一些作家开始真正把农民当一回事,而不是代农民讲话,为农民伸冤,是直接把被损害和被侮辱的农民所承受的苦难、所经历的委屈、那种无奈端了出来。“莫言笔下的农民既不是鲁迅笔下没有生气的形象,也不是我们想象当中最苦命的那种农民,他们是从几千年前一直贯穿到今天这个时代里面的最真实的,活生生的人。”


  的确如此,莫言笔下的农民不是只有逆来顺受,也有抗争的一面。除了有哀愁的一面,也有莫言自己所说的“欢乐甚至狂欢的一面”。莫言说,农民形象在他们这一代作家笔下,相比鲁迅那个时代更为丰富了。“不是前辈作家不如我们,而是随着时代发展,农民本身发生了变化,人物也会发生变化。正是因为事物正在不断发展,我们可以持续不断地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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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持续写下去”的内驱力,还源于作家对体现在民间文化里的那种中国精神的深入理解。陈思和举例表示,读《生死疲劳》这本小说,他会想到《聊斋志异》里的《席方平》。“蒲松龄这部小说写席方平不停地告状,到地府告状,到人间也告状,最后他告赢了。莫言这部小说也写西门闹告状,西门闹被冤枉枪毙,后来转生为驴、牛、猪、狗、猴、大头婴儿蓝千岁,他都想着报复,想着伸冤。”


  在陈思和看来,这两部小说都不只是简单复述告状的故事,他体现的是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韧不拔的文化精神。“中国老百姓很多时候争气不争财,为了一口气,他们可以把官司打到底,他们对一切不公正的现象有抗争到底的精神。这样一个精神可能更接近中国文化的传统。这也是中国文学当中一种很宝贵的东西,这种东西现在还在发挥作用,有着世俗民间层面上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切实的问题在于,作家们如何为这样的精神,还有各种源自民间文化的素材,赋予现代意义?如陈思和所言,莫言作为一个民间作家,他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没有给人“土”的印象,他完全是以现代人的思维和审美来处理的。他举《透明的红萝卜》为例说,这样一部小说如果换成像高晓声这样朴素的作家来写,可能就会写成一个发生工地里面的,说话功能退化,而且有一点傻傻的孩子的故事。但莫言在他的叙事当中把文本做了复杂化的处理。“小说里面有一块铁,铁匠诱惑那个小孩,让他用手抓烧红的铁。小孩拿了铁之后手就被烧焦了,他闻到了一股肉被烧焦的味道。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中看到一个透明的烧红的闪着金光的萝卜。莫言没有写这个小孩手被烧焦了,皮肉坏了,怎么痛,他写这个小孩做了那么美好的梦,一个悲惨的现实在他的笔下变得那么梦幻,而且是那么美好的一个梦,而在小孩想象当中最可爱的东西就是可以吃的萝卜。”


  洞悉这样一种充满现代性的想象与转化,就如陈思和所说,让我们得以一窥莫言创作的奥秘。陈思和表示,莫言一生经历了很多苦难,这些苦难对于他来说不是负能量的东西,他把它们转化成正能量的东西,变成一种美。“也因此,我们读他的作品,不会觉得他只是在讲一个过去年代里的故事,也不只是在讲民间发生的事情,我们读到的是一部非常有现代意义的作品。”


  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传统与现代的交相融汇,让莫言的作品更显丰富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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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书展上的德语版《檀香刑》


  莫言谈到,2009年他去德国,有一位德国评论家跟他说,看了德语版《檀香刑》后,小说里面的孙丙给他的感觉就是中国的耶稣,孙丙通过自己的受难启发群众的觉悟。但孙丙在陈思和的印象里,最初出现时,恰恰是完全相反意义上的人物。“中国当代小说可以把人性写得很丰富,但是一个人基本上出来是正面的,后来也一定是正面的,开始时是比较落后的,最后也还是落后的。但莫言赋予了他的人物一个非常大的跨度。这样的人物在民间社会里是存在的,只是被遮蔽掉了。莫言把在民间里顽强存在的这样一些东西一一打开了。”


  一个小说家,就应该是剧作家


  而以莫言的创作为范例来管窥中国民间文学传统,难免会给人民间在乡土的感觉,似乎一提到民间就会想到穷乡僻壤,也似乎只有在农村成长的作家才拥有丰富的民间创作资源。


  莫言由此反问道,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难道就没有民间了吗?在他看来,“民间”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谓民间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概念。“实际上,高楼大厦里面照样有民间。而所谓利用民间资源,可能是指的每个作者都应该了解自己的生活圈子,了解自己身边的人,熟悉自己身边的事,写自己熟悉的东西,而且要善于从生活当中发现小说的故事情节,要从身边熟悉人的言谈当中发现语言的新元素,充分吸收他人生活当中的艺术情节。”


  要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像莫言说的,即便在大城市里,也照样有民间可写。熟悉民间的重要性还在于,那里沉淀着中国老百姓世代相传的道德价值观念。而放在过去,这主要是通过戏曲塑造的。莫言表示,追本溯源,戏曲应该比小说出现得更早,戏曲对中国老百姓的影响也比小说更大。“尤其是在过去农村教育不普及,大部分农民都是文盲的情况下,书籍的影响是很有限的,民间戏曲的影响则非常大。陈独秀、梁启超他们专门论证过这个问题,在他们眼里,戏曲就是老百姓的教材,戏曲舞台就是向劳苦大众开放的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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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


  时过境迁,戏曲日渐边缘,戏曲的处境也变得艰难。但作为一个作家,尤其是小说家,在莫言看来,即使只是为了培养自己语言的节奏感,也依然很有必要多了解一下戏曲,还有别的艺术形式。“尤其像戏曲、曲艺就是玩语言的,曲艺就是要求语言生动幽默调皮,听着悦耳。写小说的当然不能指望你的每一部小说都被人朗读,但是好的小说应该是可以被朗读的。”


  以莫言的理解,一个小说家,就应该是一个剧作家。一部好的小说里,内核就是一部剧,任何一部好小说完全可以从里面改编出一部好的话剧,好的电影或者一部好的舞剧、歌剧出来。莫言这么说,一方面是基于他的创作实践,他的《檀香刑》某种意义上就是小说化的戏曲或者戏曲化的小说,另一方面是基于民间戏曲之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殊重要性。归根到底,莫言的创作,对于“中国文学传统的当代继承与转化”这一重要命题,无疑有着积极的示范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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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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