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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与加缪是如何决裂的?

2018/01/04 15:40:05 来源:烛下检书  
加缪不太认同萨特的地方主要有两点:一是历史会朝着一个必然的目的地发展,二是人类社会会达到完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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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缪与萨特


  萨特与加缪的对峙蓄势已久,而考虑到他们的观点如今之迥异,这几乎无法避免。1951 年,加缪发表了长文《反抗者》(The Rebel ),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反抗与政治行动主义理论。


  加缪不太认同萨特的地方主要有两点:一是历史会朝着一个必然的目的地发展,二是人类社会会达到完美状态。他认为,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就会有反抗。每次革命颠覆了一个社会的弊病后,就会制造出一个新现状,并慢慢形成自己的过分行为和不公正。每一代人都有一种全新的责任来反抗这些, 永远都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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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者》书影


  更重要的是,在加缪看来,真正的反叛并不意味着去追求“山巅上的光辉城市”这种狂热愿景,而是意味着对那些已经变得不可接受的现实状况加以限制。比如,一个一辈子都受人役使的奴隶,突然决定不能再这样了,然后画下界线,说“到此为止,但不会再进一步”。反抗是对暴政的一种遏制。随着反抗者持续对抗新的暴政,一种平衡便被创造了出来,而这种适度状态,必须要不懈地更新与维持。


  加缪这种自我调节式的无限反抗是个动人的愿景,但也当然会被视为对苏联及其支持者的攻击。萨特很清楚,在一定程度上,加缪是在针对他,而且让他感到无法原谅的是,加缪竟然会在如此危急的历史关头做出这种正中右翼下怀的事。《摩登时代》不评一评这本书,显然是不行的。但是,萨特不太愿意抨击老朋友,所以他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他的年轻同事弗朗西斯·琼松。琼松把加缪批判得体无完肤,指责《反抗者》是在为资本主义辩护。加缪写了一封长达十七页的“致编辑的信”—编辑当然是指萨特,不过没有指名道姓—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他谴责说,琼松严重歪曲了他的论点,并补充道: “我都开始有点儿厌烦看到自己……被一些只会对着历史空想的评论家没完没了地教训了。”


  被这么一挖苦之后,萨特愤而写了一份他自己的回应,对加缪进行了长篇大论的人身攻击,而且情绪异常激动,即便以他近来的标准,也显得有些过分。那就这样吧,萨特说:他们就此绝交。当然,他会想念加缪,尤其是记忆中那个战时抵抗运动时期的加缪。但现在,他的朋友已经成了反革命分子,重归于好已无可能。政治又一次压倒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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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在演讲


  对于萨特的回应,加缪没有发表回应,不过他确实起草过一份。这之后,沉默再次降临。好吧,不完全是,因为自从这次著名的反目发生后,专门研究此事的书籍和文章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把这次冲突分析到了最后一个标点符号。这场被视为定义了整整一个时代和思想环境的争论,经常被夸张成一出扣人心弦的戏剧:“做梦的男孩”萨特追逐着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在遇到加缪这位不但目光敏锐,还碰巧更酷、更聪明、更帅气的道德英雄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这么当故事讲是很精彩,但我认为,还可以从一些更加细致的角度来思考这场争论,而且努力了解一下萨特的动机,问一问他的反应为什么如此过激,不无裨益。多年以来,萨特一直因政治观点而饱受压力,被嘲讽为腐朽的资产阶级,但后来,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开始以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整个世界。因此他认为,抛弃对加缪的个人感情,是他的责任。个人感情是一种自我放纵,必须被超越。就像海德格尔在他的《存在与时间》阶段那样,萨特也认为,重要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地坚决起来:搞清楚必须要做什么,然后去做。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加缪会选母亲而舍正义,但萨特认定,既然他的朋友背叛了工人阶级,那么选择他的朋友就不对了。过去曾经很喜欢加缪的波伏娃,也采取了相同的态度:《反抗者》是在历史关键时刻故意送给他们的敌人的一件礼物,决不能漠然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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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


  这场争吵,让加缪心烦意乱,而且还正赶上他人生的一段艰难时期。他的个人生活很快急转直下,婚姻出现了矛盾,写作出现了瓶颈,而他的家乡阿尔及利亚则陷入了战争的恐怖之中。1956 年,他借一部中篇小说《堕落》(The Fall ),表现了自己所经历的危机。这部小说的主角“法官/忏悔者”,以前是一位初审法官,但决定坐下来,审判一下他自己。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酒吧里,法官连续几个晚上向一位未具名的叙述者讲述了他的人生,并在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中将他的讲述推向了高潮。某天晚上,他在巴黎看到一个女人从桥上跳了下去, 未能出手相救。他无法原谅自己。法官承认他有罪,但另一方面,他似乎觉得这赋予了他指出别人之罪的道德权威。他告诉对话者—毫无疑问就是我们,他的读者—“我越是指责自己,就越有权来审判你。”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说的就是加缪自己。


  萨特和波伏娃不是《堕落》中的主角那样的忏悔者,但他们意识到了未来会向他们投来严厉的目光。“我们觉得自己会被蒙着面的后人评判,”萨特在1952 年写道,并补充说,“后人会长期审视我们,我们的时代会成为他们眼中的一个对象。” 波伏娃在她的最后一卷回忆录中也写道,她曾经觉得自己比以前的作家高一等,因为很明显,她知道的历史要比他们多。但接着,她登时醒悟到了那个再显见不过的事实:有一天,她这一代人也会接受未来标准的评判。她明白,她的同时代人必将面临历史学家汤普森(E. P. Thompson)后来所谓的那种“子孙后代的巨大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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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萨特与波伏娃在北京


  不过,萨特仍然坚信,人必须要当机立断。如果因为害怕犯错就骑墙的话,那么你绝对会犯错。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言: 正如哲学家所言,生活只能倒着被理解,这完全正确。但他们忘记了另一个命题,那就是生活必须正着被经历。如果好好思考一下这个命题,你就会意识到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 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真正地及时理解生活,因为在任何一个特定时刻,我们根本无法找到必要的参考系来理解它。


  这种静止和沉思的点,永远不可能存在。在萨特看来,和一切事物一样,在政治中,正确的方向从来都是往前—即使往前的路带着你拐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儿,即使你走得太快,根本无法完全掌控,也只能向前。(文章摘自莎拉·贝克韦尔的著作《存在主义咖啡馆》,由出版社授权刊发。)


  图书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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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咖啡馆》,莎拉·贝克韦尔 著,未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12


  在本书中,英国著名作家莎拉·贝克韦尔将历史、传记与哲学结合在一起,以史诗般恢弘的视角,激情地讲述了一个充满了斗争、爱情、反抗与背叛的存在主义故事,深入探讨了在今天这个纷争不断、技术驱动的世界里,当我们每个人再次面对有关绝对自由、全球责任与人类真实性的问题时,曾经也受过它们困扰的存在主义者能告诉我们什么。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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