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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本重要的著作,可惜大部分人都读不懂它

2018/01/10 15:14:31 来源: 楚尘文化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正史,《史记》诞生后,中国几乎没有能够超越它的史书,可以说,正确解读《史记》就是正确理解中国历史。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正史,《史记》诞生后,中国几乎没有能够超越它的史书,可以说,正确解读《史记》就是正确理解中国历史。


  然而,我们今天该如何读懂《史记》?日本历史学家、汉学家宫崎市定研究《史记》数十载,写了多篇研究《史记》的论文,他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参考从古到今、从中到西读《史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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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文章节选自他的著作《宫崎市定解读》,书籍即将上市,敬请期待。


  中国古代的读法


  叙事文不需要序言,这是清代著名史论家章学诚的名言。记述事实的文章谁都能读懂,只需按照读到的来理解,按照读到的来玩味即可,自然没有从旁说明的必要。


  但如果是《史记》这样两千多年前的著作,而且又是作为外国的中国史读物,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即便对于中国人而言,这是不同于现代社会的遥远过去的记录,阅读时也是需要某些参考书的。但问题在于,什么样的参考书才是合适的。


  中国的学问方法,比起综合全体后考察其本质,不如说是将重点放在各自细部的理解。因此,解读历史时自然会有训诂之学,也就是穿凿言语意思的倾向。东汉时期,司马迁的用语中已经出现了难以理解的地方,有个叫延笃的学者写了《史记音义》一卷后,到南朝宋时又出现了徐广所著的《史记音义》十卷。


  此外还有许多做注解的人,同时代的裴骃就编纂了《史记集解》八十卷。这样的注上加注堆砌到一定程度后就要进行集成,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古典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一直延续到了后世。进入唐代后,司马贞著有《史记索隐》三十卷,接着张守节又作《史记正义》三十卷。《集解》《索隐》《正义》,这所谓的“三注”最初都是单行本,进入宋代后刊行《史记》之际将三书的内容逐条分解,分别作为正文下的夹注,这就是后世《史记》定本的形态。


  不过,给《史记》作注或是评论其文章的人并没有停止,而是随着年代的推移不断积累。到了明代万历四年(1576 年),凌稚隆将这些学说集录在栏外,以《史记评林》为题刊行,从此广为国内外所知。即便在日本,一说起《史记》通常就是指的评林本,此后又经过了多次复刻。


  《评林》是继承明代学风的产物,当时因科举的影响而盛行文体评论。


  但进入清朝后考证学逐渐盛行,明朝的学问大多都被斥为俗学,因此《史记评林》也作为俗书而遭到轻视。清代学者将适用于经学的考证方法运用到了史学中,关于《史记》也积累了众多珍贵的成果,这一点对于日本江户时代的汉学家而言也是一样的。于是,这些学说有了再一次集大成的必要,日本的泷川龟太郎博士从大正二年(1913 年)到昭和九年(1934 年),历时二十余年岁月,终于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史记会注考证》。


  白文运动


  注上加注,然后集成,这确实是研究古典的一种方法,但只是方法之一,而不是全部。如果在阅读《史记》时必须同时阅读注释,那就十分辛苦了。比如用普通大小的字体印刷的《集解》《索隐》《正义》三注合刻本,打开首卷的《五帝本纪》,第一页上就堆满了注释的文字。如果能出现《史记》正文的“黄帝者”三字还好,但更多时候连这三个字都是看不到的。至于《史记会注考证》就更是如此了,第一页光注释家的名字就占据了大部分,第二页是《正义》及其考证,直到第三页过半的地方才终于出现了正文“黄帝者”三字,但紧接着又都是注释了。


  总体而言,注释的文字非常多,真正的《史记》正文反而散落在了各处,这样的形态真的好吗?当然,这种形态不是从《史记》才开始的,在经学读物中诸如《十三经注疏》等基本典籍里,全都是注释的内容多于正文,实际上也正是经学的研究方法影响到了史学。但是这样一来,就难免产生既不是经学,也不是史学,更不是语言学的感觉。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正文被注释分割地支离破碎,那索性把注释全部跳过,只读正文就好了。道理上或许没错,但实际读书的时候,读者们是一边看文章,一边基于某种节奏感来理解意思的,所以一边寻找正文一边读就破坏了文章本来的节奏感,这是很难实行的。


  于是就出现了只留下《史记》正文,其余注释一概删去的动向。比《史记评林》成书稍早的时候,新安吴勉学校本的《白文史记》就已经刊行了。我还没有见过这个版本,但听说校刊极为严谨。俗话说,物极必反。


  一面是评林本那样卷帙不断膨胀的趋势,另一面就会产生去除一切附加物、阅读返回原貌文本的需求。


  同样的倾向在日本也能看到,那就是磐舟版《史记正文》的出现。这册书附有宽政四年(1792 年)的序言,是越后村上藩用活字刊行的,正文中没有任何的注释、句读、折返点和送假名,只剩下货真价实的白文。负责刊行的是藩儒服元宽,根据他写的序文,其父曾师从服部南郭,被教导阅读白文的古典,并且付诸了实践。毋庸赘言,南郭是荻生徂徕的高徒,其学风的渊源自然也来自于徂徕。


  服元宽说,日本式的读法“如同蠛蠓盈简,茫然不知辞之所存”,于是南郭先生从《左氏传》正文中去除蠛蠓后教授弟子,先人也是其中之一。因此,元宽成为村上藩的儒臣后给藩士们讲解《史记》时,特意制作了活字并付诸印刷。


  这样的风气一开,各地都刊行了同样的《史记正文》。宽政五年有多贺渐附加音训的《史记正文》,宽政十二年又出现了陆可彦翻刻、钟伯敬删定的《史记正文》。后者是长门国儒士陆可彦号称如实翻刻明代钟伯敬的版本,但如果对照钟伯敬本就会发现,那并不是完全的白文,而是在多处插入了注释。陆可彦将这些注释全部删去,只在栏外标注了简单的音义。


  西洋式的标点法


  白文《史记》的最新版本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由古代史专家顾颉刚等人点校的活字本,不仅进行了句读,还在固有名词的左侧加上了旁线。由于完全删去了注释,每一页的容量都很大,《五帝本纪》的第一页就包含了《会注考证》九页的内容。


  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本书的文章处理方法完全是西洋式的。如果是横排文字,固有名词可以用首字母大写表示,但汉字是不适用这种方法的,所以代之以旁线。句读上除了用句号“。”代替西式的句点外,逗号和分号完全和西洋相同。这套标点法在民国初年文学革命之际,经过胡适等人的提倡而广泛运用。


  这版标点本的《史记》非常易读。不过虽说不再受到注释的烦扰,但像这样完全去除注释的做法,终究也有不便的地方。毕竟对方是两千多年前的产物,如果这些文章能够某种程度上直接读懂,那几乎就是奇迹了。


  所以,深入细部就必须有特别的注释才能读懂,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最近发行的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的《史记》中,正文完全沿用了前面说的标点本,同时根据内容意思划分成段,在段落结尾整理插入了《集解》等三注的内容。注释的对照之处在正文中用数字标明,这和西洋图书中的索引是完全一样的。


  虽说学问的方法变得西洋化了,但这完全不成为自卑的理由。现今的西洋句读法是漫长经验后不断改良的结果,绝不是从古代希腊就作为西洋文化的特质而沿用至今的。那时的文章既没有标点也没有段落,完全就是一块平板,与中国汉文的白文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通过概观《史记》刊本的体裁变迁,我们至今为止怎样读《史记》的问题大致得到了解决。接下来读《史记》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从最终得出的结论出发,这和其他的研究领域并没有什么差别。


  节选自《宫崎市定解读》,有删改。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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