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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要为谁写作?|村上春树

2018/01/12 13:39:17 来源: 博尔赫斯   
我为了回答这个命题,开始执笔写《寻羊冒险记》。我的基本构想是尽量不让现有的文体变得笨重,不损害“心情的愉悦”(换言之就是不被“纯文学”的装置俘虏),让小说本身变得深刻、厚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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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职业是小说家》南海出版公司,2017


  采访中,有人会问我:“村上先生您写小说时,心中设想的是什么样的读者呢?”每次我都颇感困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专门为了谁写小说的意识,现在也仍然没有。


  为自己而写,我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倒是真话。尤其是深更半夜在厨房餐桌边写第一部小说《且听风吟》时,我压根儿没想到它会进入一般读者的视野——真的。大体说来,我仅仅是意识到自己会“变得心情舒畅”而写小说的。把一些存在于心中的意象,运用自己称心满意、妥帖得当的词句描述出来,再把这些词句巧妙地搭配起来,化为文章的形式……脑袋里全是这种东西。总而言之,会有什么样的人来读这本小说(似的东西)?这些人究竟会不会对我写的东西产生共鸣?这其中隐含着什么样的文学信息?像这类麻烦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力气去思考,而且也没有思考的必要。毫不拖泥带水,或者说非常单纯。


  而且其中大概还有“自我疗愈”的意义。因为一切创作行为中或多或少都包含着修正自我的意图。通过将自己相对化,也就是将自己的灵魂嵌入和现在不同的外形,去消解或升华生存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种种矛盾、错位与扭曲。而且顺利的话,还要与读者共同分享这种作用。我并没有具体地意识到这一点,但那时心中或许在本能地寻求这种自我净化作用,所以才极其自然地想写小说。


  然而那部作品获得了文艺杂志新人奖,成书出版后卖得还算不错,成了话题,我姑且算是站到了名为“小说家”的位置上,也不得不硬着头皮意识到“读者”的存在。毕竟自己写的东西变成了书摆在书店的货架上,而且我的名字被堂而皇之地印上了封面,让不少人拿在手中翻看,因此写起来免不了有点神经紧张。话虽如此,我却觉得“为了自己享受而写作”的姿态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要自己写得心情愉悦,想必也同样有读者读起来感到开心吧。人数或许不会太多,但那也无所谓,是不是?假如与这些人心心相通,也算是如愿以偿了吧?


  继《且听风吟》之后,《1973年的弹子球》及短篇小说集《去中国的小船》《袋鼠佳日》这些作品,大多是以这种自然而乐观的,抑或说十分轻松的姿态写成的。当时我还拥有一份职业(本职),靠那份收入生活得还算可以。小说嘛,说来不过是当作“业余爱好”,在闲下来的时候写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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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步中的村上春树,by Patrick Fraser


  有一位声名显赫的文艺批评家(已经过世了),曾严厉批评我的第一本小说《且听风吟》:“如果诸位以为这种水平的东西就是文学,那可就令人尴尬了。”看到这条评论,我老老实实地以为:“嗯,大概也会有这样的意见吧。”尽管受到如此评价,倒也没有心生反感,更没有怒火中烧。此人与我对所谓“文学”的理解,应该从一开始就截然不同。一部小说思想上如何啦,社会作用如何啦,是先锋还是后卫啦,是否属于纯文学啦,这种问题我压根儿就没考虑过。我是从类似“只要写起来开心不就得了嘛”的姿态开始写作的,彼此从根源上就产生了分歧。《且听风吟》里,虚构了一位叫德雷克·哈特费尔德的作家,他有一部题为《心情愉悦有何不好》的小说,那正是当时盘踞在我大脑正中央的想法。心情愉悦有何不好?


  如今想想,那真是一个单纯或者说十分粗暴的想法,不过当时我还很年轻(三十岁刚出头),再加上刚刚经历过学生运动的浪潮,因为这样一种时代背景,反抗精神不免有些旺盛,因此还维持着那种堪称“反命题”式的责无旁贷的姿态,喜欢顶撞权威、反抗权势。尽管不无狂妄自大、稚气十足之处,但回首往事,我觉得从结果来看却是好事。


  这样的姿态徐徐呈现出变化,是始于写《寻羊冒险记》(一九八二年)的时候。我心中也大致明白,就这么一成不变地死守着“心情愉悦有何不好”的写法,作为职业作家只怕终将钻进死胡同。就算读者眼下把这种小说风格视为“崭新的东西”,表示理解和喜欢,但如果叫人家整天读一模一样的东西,用不了多久就会感到腻烦。“哟,又是这玩意儿。”注定会变成这种状态。当然,连身为作者的我也会感到腻烦的。


  况且我并不是想写这种风格的小说才写的,只是还不具备足够的写作技巧去正面叫板和挑战长篇小说,姑且只能采取这种类似“装腔作势”的写法,才写这种类型的东西。碰巧这种“装腔作势”显得新奇又新鲜而已。可是对我来说,既然好不容易当上了小说家,当然想写写更深刻大气一点的小说。虽说是“更深刻大气”,但并不等于那种在文艺上毕恭毕敬的小说、那种显而易见属于主流的文学。我想写那种写起来让自己心情舒畅,同时又具有正面突破能力的小说。不单是把内心的意象零碎而生动地化为文字,还要把灵感和意识更加综合、更加立体地升华为文章——我渐渐开始这样想。


  在那前一年,我读了村上龙的长篇小说《寄物柜里的婴孩》,十分佩服:“写得真好!”然而那是只有村上龙才能写出来的作品。我还读过中上健次的几部长篇小说,也深感佩服。可那也是唯独中上先生才能写出来的东西。每一部都和我想写的不一样。理所当然,我只能自己去开拓独特的道路。只能将这些先行登台的作品中蕴含的力量作为具体例证放在心上,把只有我才能写出来的作品坚持写下去。


  我为了回答这个命题,开始执笔写《寻羊冒险记》。我的基本构想是尽量不让现有的文体变得笨重,不损害“心情的愉悦”(换言之就是不被“纯文学”的装置俘虏),让小说本身变得深刻、厚重起来。为此就必须积极导入故事这个框架。在我看来,这一点非常明确。而如果把故事当作重点,工作起来势必费时耗日,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在“本职”工作之余利用闲暇就能完成了。所以开始写《寻羊冒险记》之前,我卖掉了一直经营的小店,成了一个所谓的职业作家。当时,相比写作,当然还是小店的收入更高,但我仍然横下心来决定牺牲它。因为我想把生活全都集中到小说上,把自己拥有的时间全部用在写小说上。说得稍稍夸张些,就是“破釜沉舟”,无法再走回头路了。


  周围的人几乎全体反对:“还是别这样贸然行事呀。”小店的生意大有起色,正逐渐兴隆起来,收入也稳定下来了,此刻转手岂不太可惜了。不如将小店托付给别人经营,自己去写小说,岂不更好?想必大家都不认为我单靠写小说能吃饱饭吧。不过我没有犹豫不决。我一直有一种脾气:“做一件事,倘若不全力以赴、一拼到底,便心情不爽。”性格使然,大概没法“把小店随便托付给别人”。这是人生的紧要关头,得当机立断、痛下决心。哪怕一次也行,总之我想拼尽全力试试写小说,如果不成功,那也没办法,从头再来不就行了。我卖掉了小店,为了能全神贯注地写作长篇小说,搬出东京的住所,远远离开都市,过起了早睡早起的生活。又为了维持体力坚持每天跑步。就这样,我毅然决然地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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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的书桌


  或许就是从那时开始,我不得不清晰地意识到读者的存在了。不过那具体是怎样的读者,我却没有多想,因为也没有冥思苦想的必要。那时候我正三十出头,不管怎么想,看我写的东西的不外乎同龄人,要不就是更年轻的一代,也就是“年轻男女们”。当时的我是一个“新进青年作家”(用这样的词叫人有点难为情),支持我作品的显然是年轻一代的读者。至于他们是怎样的人、心里在想些什么,我无须去冥思苦想。身为作者的我与读者理所当然般合而为一。回首当日,那段时期大概是我这个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蜜月期”吧。


  《寻羊冒险记》由于种种原因,受到了刊载的杂志《群像》编辑部相当的冷遇(我记得是这样),但幸运的是得到了众多读者的支持,评价也很高,书远比预想中畅销。换句话说,我作为职业作家,算是顺利地迈出了第一步,并且有一种明确的感觉:“我要做的事情,在方向上没有错!”在这层意义上,对身为长篇小说作家的我来说,《寻羊冒险记》才是实质上的出发点。


  自那以来岁月流逝,我已经六十过半,来到了距离新进青年作家的境界十分遥远的地方。尽管并没有规划过什么,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的年龄会自然而然地增加(没办法啊),而阅读我作品的读者阶层,也随着岁月流逝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是理所当然地发生了变化。只是假如有人问我:“那么,现在阅读你作品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我却只能回答:“哎呀,我一无所知。”当真是一无所知。


  有许多读者写信给我,此外我也有机会和几位读者见过面。然而这些人无论是年龄、性别还是居住区域,都千奇百异各不相同,因此我的书主要是哪些人在阅读,脑海中还真的涌现不出具体的形象。我自己不甚了解,出版社的营销人员只怕也不太清楚吧。除了男女比例大约各占一半、女读者中美貌的居多(这并非谎言)之外,看不出其他的共同特征。从前有种倾向,好像在城市里卖得不错,在地方上却销路欠佳,但现在没有如此鲜明的地域差异了。


  那么,你是在对读者形象毫不知情的状态下写小说啰?看来有人要这么问我。不过细想一想,没准还真是这样。我脑海里并没有浮现出具体的读者形象。


  据我所知,好像多数作家都会与读者一起成长。也就是说,如果作者上了年纪,一般而言,读者的年龄也会随之增长上去。所以作者与读者的年龄彼此重叠的情况比较多见。这要说好懂的话,的确也挺好懂的。如果是这样,写小说时当然会在心中设想大致与自己同龄的读者。但我的情况似乎并非如此。


  此外也有一种小说类型,从一开始就将特定的年代和阶层设为目标。比如说青春小说是以十几岁的少男少女,浪漫小说是以二三十岁的女性,历史小说和时代小说则是以中老年男性为目标读者来写。这也容易理解。不过,我写的小说与这些也略有不同。


  说到底,兜了整整一个大圈子,话又回到了原处:我的书究竟是哪些人在阅读,对此我是一头雾水,于是就成了:“既然如此,就只能为了自己高兴而写啰。”这是否该说是回归原点呢?真有点不可思议。


  只是,我在成为作家、定期出书之后,学到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不管你写什么、怎么写,最终都难免被人家说三道四。”比如说写个长篇小说,就会有人说:“太长了,显得冗繁,只要一半分量就足够把故事写完了。”诸如此类。写个短一些的,又有人说:“内容肤浅,漏洞百出,明显偷工减料。”同一部小说在这个地方被说成“重复相同的故事,陈旧老套,枯燥无味”,可换个地方又被说成“还是前一部作品好,新的手法白忙活了”。想一想,其实从二十五年前开始,我就一直被人家说到今天:“村上落后于当今的时代,他已经完蛋了。”吹毛求疵大概很简单,反正只管信口开河就行,又不用承担具体责任,而被吹毛求疵的一方想一样样去搭理的话,身子根本吃不消。于是自然而然地变成了“随它去吧,反正都会被人家说坏话,干脆自己想写啥就写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瑞奇·尼尔森晚年的歌曲中有一首《花园酒会》,其中有这么两句歌词:


  假如不能让所有的人都开心,


  不就只能自己一人开心了吗?


  这种心情我也非常理解。就算想让所有的人都开心,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不可能的,只会自己白忙活而已。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只管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做自己最享受的、“最想去做”的事情便可。这样一来,即使评价欠佳,书的销路不好,也可以心安理得了:“嗯,没关系,至少我自己是享受过啦。”


  爵士钢琴手塞隆尼斯·蒙克也这样说过:


  我想说的是,你就按照自己喜欢的样子演奏便好。至于世间要求什么,那种事情不必考虑。按你喜欢的方式演奏,让世间理解你做的事情就行,哪怕花上十五年、二十年。


  当然,并非只要自己享受了,就能成为杰出的艺术作品。不用多说,其中需要严苛的自我相对化。身为一个职业人士,也应该有最低限度的支持者。然而只要在某种程度上克服这些,“享受过程”和“心安理得”或许就将成为至关重要的准绳。须知做着不开心的事活在世上,人生未免太不快活了,您说是不是?心情愉悦有何不好——莫非又要回到这个出发点吗?


  尽管如此,如果有人正色问我:“你写小说时脑袋里当真只想着自己吗?”那么连我也会回答:“不,当然没那种事儿。”前面说过,我是一名职业作家,要始终把读者放在心中从事写作。忘记读者的存在——就算心里想忘记——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恰当的做法。


  然而虽说将读者放在心中,也不会像企业开发商品时那样,去做市场调查、进行消费阶层分析、设定具体的目标顾客等等。我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归根结底还是“空想的人物”。那个人既没有年龄,也没有职业和性别。当然他在实际生活中可能拥有这一切,但这些都是可以替换的东西。总之,我是说这类东西并不是重要因素。重要的是我与那个人彼此密切相连,这个事实必须是不可替换的。是在哪里如何相连的,我不知其详。不过我有一种感觉,在遥远的底部、黑暗的去处,我的根与那个人的根紧紧连在一起。那地方太深太黑,无法随意前往打探情势,但通过故事这个体系,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联结,有一种养分正在彼此间流动的真实感。


  不过,我和那个人即便在后街小巷擦肩而过,在电车上比邻而坐,在超市收银台边前后排队,也(几乎)不会察觉到彼此的根紧紧相连。我们互不相识,仅仅是偶然相遇,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各奔东西,从此只怕再也无缘重逢。然而实际上,我们在地下穿透了日常生活这坚硬的表层,“小说式地”密切相连。我们在内心深处拥有共通的故事。我设想的大致就是这样的读者。我希望能让这样的读者尽情享受阅读、有所感悟,而日日写着小说。


  与之相比,身边那些现实人物却相当棘手。每次我写新书,总是既有人喜欢,也有人不喜欢。哪怕没有明确说出意见和感想,可这种事儿只要看看他们的脸色就知道了。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口味偏好。任凭我如何奋斗,就像瑞奇·尼尔森唱的那样,也“不能让所有的人都开心”。看到身边人的这种个别反应,对写作者来说也是相当折磨神经的。这种时候,我就简单地亮出底牌:“果然只能自己享受,是吧?”我根据不同情况,适当地区别运用这两种姿态。这是我在多年的作家生涯中学到的招数,或者说生存的智慧。


  最让我开心的事情,就是不同年代的人似乎都在阅读我的小说。“我们一家三代都读村上先生您的书”,我时常收到这样的来信。奶奶在读(她说不定就是我从前的“年轻读者”),妈妈在读,儿子在读,他妹妹也在读……类似的情形好像处处可见。听到这样的话,我自然心情舒畅。一本书在同一个屋檐下被好几个人轮流阅读,说明那本书在焕发着生命力。当然,五个人各买一本的话,更有助于销量的增长,出版社也许会感激不尽,但是对作者而言,一本书被五个人视若珍宝地传阅,老实说更让人高兴。


  不仅如此,还有从前的同班同学打电话来,说了这样一番话:“我念高中的儿子把你那些书统统都看过啦。我常跟儿子一起谈论你的书呢。平时父子之间几乎没话可说,可一谈起你的书来,两个人倒谈得挺热闹。”也有过这样的事情。听他的语气,似乎有些欣慰。是吗?我的书也对世间起着点小小的作用嘛,我暗想。至少有助于父子间的交流,这难道不是不容小觑的功绩吗?尽管我没有孩子,但如果别人家的孩子兴高采烈地读我的书,并生出共鸣来,那么虽然微不足道,我也算是为下一代留下一点东西了。


  只是谈到现实,却不妨说我和各位读者几乎没有直接联系。我基本不在公共场合亮相,也很少在媒体上露面。主动上电视和广播的情况一次也没有(非我本意,被人家自作主张地播出来,这样的情况倒有几次),也基本不举办签名会。常常有人问为什么,那是因为我说到底是一个职业作家,最擅长的是写小说,想尽可能地把力气都倾注在这件事上。人生苦短,手头拥有的时间也好精力也罢,都极为有限,我不愿被本职以外的事情占去太多时间。只不过一年大概有那么一次,在外国进行一场演讲、做一次朗读或者开场签名会。因为我觉得身为日本作家,这是一项职责,在某种程度上非做不可。关于这些,我想以后有机会再细谈。


  不过迄今为止,倒是在互联网上开设过几次主页。每次都是限定时间运营数周,却收到许多电子邮件。我原则上是所有的邮件都要过目。内容太长的话,就只得一目十行匆匆读完,但总之发来的邮件无一遗漏,全都看过。


  还给大约十分之一的来信写了回信。或回答提问,或帮人出出主意,或针对留言写一点感想……从轻松的短评到相对正式的长篇回复,邮件来来往往,内容各式各样。在此期间(有时长达数月)几乎不插入别的工作,拼命地写回信,可是接到回信的人好像多数都不相信是我本人写的,还以为是别人代写。演艺界人士在回复粉丝来信时,似乎有很多代笔的先例,他们大概以为我也是这样。尽管我在主页上已经表明“回信的确全部是我自己写的”,好像也很难让他们照单全信。


  尤其是年轻女孩子,正欢天喜地地说:“村上先生给我回信啦。”男朋友便兜头一盆冷水泼上来:“你这个傻瓜。这玩意儿怎么可能是他一份份亲手写的?村上他忙得很呢。一定是别人代写的,只是对外宣称是他自己写的罢了。”这种情况好像有不少。我虽然不了解,但世上疑心重的人还真多呢——难道当真有很多骗子?不过,我真的自己动手拼命写回信来着。我自以为回复邮件的速度很快,但毕竟数量太多,仍旧是一件吃力的苦差事。然而做起来很有趣,还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于是,通过与现实中的读者交换信息,我领会到一件事:“这些人作为一个整体,正确地理解了我的作品。”具体去看一位位读者,会发现他们时而也有误解或过虑之处,也有“这岂不是解读错误”的地方(对不起啦)。就算自称是我的“狂热读者”的人们,如果单拿一部部作品来说,则既会有赞赏也会有批判,既会有共鸣也会有排斥。单独阅读寄来的一条条意见,会觉得它们似乎乱七八糟、毫无关联,然而退后几步,在稍稍离开一些的地方纵览整体,便有种真实感:“这些人作为一个整体,非常准确而深刻地理解了我,或者说我写的小说。”虽然个别有细微的出入,但如果将这些全部扣除、平均一下,最终会准确无误地在该稳定下来的地方稳定下来。


  “嗯,原来如此,是这么回事啊。”我当时想,仿佛山尖上笼罩的云雾倏然散尽一般。能获得这样的认识,对我来说是一种难得的体验。应该称之为网络体验吗?但由于实在是繁重的劳动,同样的事我大概无力再做一次了。


  我前面说过是把“空想的读者”放在心中从事写作的,我想它与“读者整体”差不多是同义。整体这个意象过于庞大,无法完全收纳到大脑内,因而暂且将它凝缩进“空想的读者”这个单一个体之中。


  走进日本的书店,常常发现男作家和女作家被分成不同的专柜。而在国外的书店里,似乎很少见到这样的区别。可能也有,但至少目前没看到过。于是,我反复琢磨:为什么要按照男女区分呢?也许是因为女读者大多读女作家写的书,而男读者大多读男作家写的书,就变成了这样的情形:“索性图个方便,从一开始就把柜台分开得啦。”仔细一想,我自己也是,比起女作家的书来,男作家的书似乎读得稍微要多那么一点。但那并非“因为是男作家的书才读”,只是纯属巧合,女作家中当然也有很多我喜欢的人。比如说外国作家里,简·奥斯汀啦,卡森·麦卡勒斯啦,我都非常喜欢,她们的作品统统读过。也很喜欢艾丽丝·门罗,还翻译过好几本格蕾丝·佩雷的作品。因此觉得简单粗暴地把男作家和女作家的书架分开有点叫人困惑——这么一来,只会愈发加深被阅读的书籍的性别分离程度。不过就算我提了意见,社会上也不会洗耳恭听吧。


  刚才我也提到过一句,就个人而言,我的小说读者男女比例似乎大体相同。虽然并未经过正式调查、做过数据统计,可迄今为止多次与真实的读者见面交谈,加上刚才也说过,还曾有邮件往来,所以有种真实的感受:“嗯,大概是男女参半吧。”在日本如此,在外国好像也是如此,恰好保持平衡。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我单纯地觉得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世界上的人口大致男女参半,而书的读者也是男女各占一半,应该是既自然又健全的吧。


  和年轻的女读者交谈时,她们偶尔会问我:“村上先生,您(明明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怎么那么了解年轻女性的内心呢?”(当然,大概也有很多人不这么看,我姑且把它作为一则读者意见公之于众,对不起。)说真心话,我从不认为自己懂得年轻女性的内心,听人这么一说,可吓了一跳。这种时候,我总是回答:“大概是我在写故事的时候,一门心思想变成那个出场人物,所以自然慢慢理解了那个人在感受和思考些什么,又是如何感受和思考的。这当然是指小说式的。”


  就是说,在小说这样的设定中操纵角色、让角色动起来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是有所理解的,然而与“了解现实中的年轻女性”还是有所不同。一旦涉及活生生的人,该说十分遗憾吧,我也难以透彻地理解她们。但如果现实中的年轻女性(至少是一部分)能享受我(一个六十多岁的大叔)写的小说,一边与其中出现的人物共鸣一边阅读,对我来说当然是无比高兴的事。说实在的,这样的事能发生,我觉得几乎是奇迹。


  当然,这世上可以既有面向男读者的书,也有面向女读者的书。这种东西也是必要的。不过,我写的书如果能不分男女、一视同仁地鼓动读者的心该有多好。倘若恋人、男女群体,或者夫妇、亲子之间能围绕我的书热心谈论的话,那真是最令人喜悦的事情。因为我常常在想,小说这东西,故事这东西,能抚慰男女之间、世代之间的对立,以及其他种种陈规旧俗的对立,起到缓和其锋芒的作用。不用说,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功能。我一直在偷偷地祈祷,希望自己写的小说在世界上担当起这种积极正面的角色,哪怕是一丁点儿也好。


  用一句话来表达(因为太过直白,说出口来让人害羞),我由衷地感到,自我出道以来,就一贯得天独厚,得到读者的关照。又要旧话重提了:在评论方面,我长年以来被置于十分严苛的境地。就连为我出书的出版社里,比起支持我写的东西的编辑,持批判立场的编辑似乎也更多。又是这样啦,又是那样啦,经常听到严厉的话,受到冷遇。甚至让我有顶着迎面而来的逆风(尽管时强时弱,不同时期各不相同),孤身一人默默工作的感觉。


  尽管如此,我还能不气馁不消沉(虽然偶尔有些吃力),大概是因为我的书始终有读者紧紧相随的缘故。而且那还是(自己说出来可能有点那个)品质相当高的读者。比如说不是读完后说一声“啊,太好玩啦”,便随手将书撂到一边了事,而是认真思考“这本书为什么有趣”,以这样的读者居多。其中一部分人(为数绝不算少)还会把同一本书重新再读一遍。有的人甚至在长达几十年间读上一遍又一遍。还有人把书借给气味相投的朋友,相互交流意见和感想,力图用种种方法立体地理解故事,或者确认那共鸣的存在。我从许多读者口中听到过这样的话,每次都不禁生出深深的感谢之情。因为这样的情形对于作者来说,正是理想的读者形式——我自己年轻时就是这样读书的。


  而且我颇为自豪的,是这三十五年间每出一本书,读者人数就会稳步增加。当然《挪威的森林》曾经压倒性地畅销一时,但除了这种人数上时有波动的“浮动层”读者,期盼着我的新书面世、一上市便买回去读的“基础层”读者,看来也在不断扎扎实实地累加。从数字上看是这样,从实际感受上也能清晰地发现这一点。这种倾向不单出现在日本,还确凿无疑地扩展到了国外。有趣的是,无论是日本还是海外的读者,现在他们的读法似乎大致是相同的。


  换言之,我与读者之间维系着一条粗而直的管道,通过它直接交流信息。也许可以说是我耗费时日,构筑起了这样一个体系。这是一个不(怎么)需要媒体和文艺界这类“中介者”的体系,最需要的是作者与读者之间自然形成的“信赖感”。如果没有让多数读者觉得“村上出的书,不妨买回去看看,总不至于吃亏啰”的信赖关系,就算有多粗的直通管道维系着,这种体系的运转只怕也难以为继。


  从前我与作家约翰·欧文私下见面时,他提到与读者的关系,对我说过一段有趣的话:“我说啊,对作家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hit the main line,尽管这句话不太好听。”所谓hit the main line是美国俚语,意思是往静脉里注射毒品,总之就是让对方上瘾,建立起一种想切割也切割不断的关系,让对方迫不及待地盼望下一次注射。这个比喻非常通俗易懂,然而意象却相当地反社会,因此我使用“直通管道”这个更稳妥的说法,不过嘛,想表达的内容却大体相同。作者与读者之间直接进行私人交易——“大哥,你看怎么样?有好东西哦。”——这种实实在在的亲密感将变成不可或缺的东西。


  常常收到来自读者的有趣的信,类似这种内容:“读了村上先生您的新书,感到好失望。非常遗憾,我不太喜欢这本书。不过下一本书我一定会买的。请您加油!”老实说,我很喜欢这样的读者,觉得十分难得。因为这里面毫无疑问有一种“信赖的感觉”。我想,为了这些人,必须扎扎实实地写好下一本书,并发自内心地希望这本书能得到他或她的欢心。只不过“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开心”,所以实际会怎样,连我自己也不清楚。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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