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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格罗斯曼:每一本小说都有一个“政治层面”

2018/04/17 11:20:14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作者:宫子 柏琳
出生在耶路撒冷,对一个作家而言便具有了使命。耶路撒冷从公元前就成为圣地,也从公元前开始就成为信仰冲突的中心。

  出生在耶路撒冷,对一个作家而言便具有了使命。耶路撒冷从公元前就成为圣地,也从公元前开始就成为信仰冲突的中心。无数人曾占据过这个城市,却也没有一个统治者能让这座城市永远和平。大卫·格罗斯曼,一个出生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后的以色列作家,注定要与这座城市的苦难捆绑在一起。


  就像耶路撒冷的命运不属于自己一样,大卫·格罗斯曼的写作也不属于自己。对以色列命运的忧虑,对战争和苦难的反思都在影响着他的写作。1954年1月25日,格罗斯曼出生于耶路撒冷。那时以色列刚建国不久,面临着周边阿拉伯联盟的敌视。耶路撒冷总是发生不同规模的袭击、暗杀,它们随时会演变成下一场“圣战”。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格罗斯曼每天都在面对严峻的现实,他有两个孩子,在同一所学校上课,却不敢让他们乘坐同一辆校车,因为不知道哪一天校车会遭遇恐怖袭击。


  于是,他希望自己的写作能让现实发生一些改变,唤醒民众的良心与同情,哪怕只是一点点。他的作品,长期关注以色列现实。2017年,格罗斯曼的《一匹马走进酒吧》获得国际布克奖。虽然他的名字时常被拿来和阿摩司·奥兹放在一起,但大卫·格罗斯曼并不希望有这种比较。不仅因为奥兹是他导师般的良友,更因为格罗斯曼喜欢在文学内部的不同地带探索属于自己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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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1954-),与阿摩司·奥兹以及亚伯拉罕·耶霍舒亚并称以色列文学三巨头。


  奥兹擅长破解家庭之谜,用笔深沉,格罗斯曼却是一头迷狂的温柔之兽,他有难言的伤痛——小儿子乌里死于一场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军事冲突,在那之后他写出了令人心碎的《到大地尽头》,然而伤口何时才会愈合?


  亚伯拉罕·耶霍舒亚曾给格罗斯曼写信道,“亲爱的,别把我一个人留在战场上”。怎么会呢。在那样一个每天都在降落催泪弹的世界中,战场、伤痕、痛苦是任何人想摆脱都摆脱不掉的东西,无需作家主动追寻,它们会自动砸向每个人的命运。


  在“爱”中寻找真实与圆满


  大卫·格罗斯曼比另外两位以色列作家奥兹及耶霍舒亚晚出生了近20年,因此他并没有亲历以色列及犹太历史上的剧变,包括联合国181号决议、英国统治期的结束、“纳克巴”大灾难以及他出生前刚结束的耶路撒冷西墙之战。


  然而,在耶路撒冷出生永远不算晚——这座城市已经用三大宗教的流血与冲突谱写了上千年的历史,接下来,它的历史或许仍将以这种方式书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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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


  在这个特殊的国度里,仅仅有才华是不够的。尽管奥兹和耶霍舒亚等人都在不同的小说中展示了自己的叙事才能,但如果丧失了身居以色列的“道德职责”,对耶路撒冷每一块石头的尖叫充耳不闻,那么这些以色列文学的意义将停滞在鉴赏品的阶段,它们将不再具有见证灵魂的深刻。


  1954年1月25日,大卫·格罗斯曼在耶路撒冷出生,他的父亲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做过巴士司机,后来担任图书管理员。在父亲的影响下,格罗斯曼从8岁开始就阅读了不少文学作品,其中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的《莫吐尔历险记》给他印象最深,打开了他了解犹太世界的窗口,也在他的心中灌输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爱。


  格罗斯曼的父亲是从波兰移居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二战和“大屠杀”是格罗斯曼自幼接触的话题。自然,格罗斯曼没有亲历过纳粹的暴行,他的父母也并非集中营的幸存者,“大屠杀”对他来说只是一个集体性的、无法触及的记忆。“


  小时候,周围的人们在谈论大屠杀的时候不说大屠杀,而说‘那边发生的事’;我经常听大人们说‘纳粹野兽’这个词,我问他们野兽是什么意思,他们不告诉我。他们说有些事不应该让小孩子知道”。


  然而,一个优秀的写作者总能用自己的写作去重新见证。这也是他1986年在美国出版的长篇小说《证之于:爱》所表现的内容,借助一个9岁儿童莫米克成为作家的思路历程,一步步探索以色列大屠杀和纳粹暴行,在认知真实世界的过程中,莫米克本人也得到了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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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之于:爱》作者: [以色列] 大卫·格罗斯曼


  主人公的经历与大卫·格罗斯曼本人十分相似,在《证之于:爱》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孩子对纳粹与大屠杀的困惑,可以看到莫米克本人也曾被孤独所吸引,独居创作。在最后一部分中,所有离散的、噩梦般的故事汇聚成一个关键词——爱,通过这个词语来解释之前所有的痛苦与思考。这也是大卫·格罗斯曼写作的初心,他希望用爱去融化——而非遗忘——那些纠缠了多年的仇恨以及集体式的噩梦。


  爱与甘甜,这些都是好的,也是反复出现在奥兹与耶霍舒亚作品中的砂糖;但在这之外,格罗斯曼对于记忆的真实性及现实世界有着更加明确的责任感,“儿童小说”对格罗斯曼而言意味着一种香甜的爱与希望,他拥有自由出入这个空间的能力,但同时,耶路撒冷也给了他一份沉重的责任。


  以泪水见证小人物的伤痕


  “见证”在格鲁斯曼的创作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从1954年出生,到1986年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他经历了32年的筹备期。对格罗斯曼来说,不是积累写作的文本天赋,而是沉淀内心的爱与泪。他必须通过对生活的理解将二者融合起来,然后才能写作,让更多的人在泪水中感受到博爱。


  格罗斯曼自然是拥有天赋的。他在9岁就参加了一个国家广播电视的肖洛姆·阿莱汉姆问答比赛(明信片是他瞒着父母偷偷寄出去的),在比赛中击败了几位成年教授与评论家,不过主办方以“获得现金奖励不利于小孩子的成长”为由把他拦在决赛门外。


  后来他又被国家广播电台聘为记者、剧作家和主持人(直到1988年,因为拒绝隐瞒巴勒斯坦领导人承认以色列政权的消息而被电台解雇)。但仇恨和民族隔阂也曾困扰小格罗斯曼的人生,在13岁的时候,六日战争刚刚结束,几个朋友打算叫上他去刚被征服的巴勒斯坦区游玩,却被他拒绝了,“他们痛恨我们,他们不希望我们出现在那里,我也不想成为他们的眼中钉”。


  如果有什么能打破这种隔阂的话,那就是见证、写作、叙述——这三者凝聚成了格罗斯曼的写作灵魂,在所有以色列作家中,没有第二个人像格罗斯曼那样渴望叙述,无论是他在小说中的“我”,还是塑造的其他人物——《到大地尽头》的奥拉、《迷狂》中的埃斯特、《锯齿形的孩子》中的外公外婆……他们都迫切地需要一个“读者”,一个能够坐下来聆听并完成和解的听众;同时,他讲述的所有故事都来自真实生活,如果格罗斯曼亲历过,他就敞开叙述,如果他没有经历过,那他就想办法让自己去见证。


  写作《证之于:爱》的时候,他调查了大量关于以色列屠杀的资料;1988年,在写作《黄风》的时候,格罗斯曼花了九周的时间采访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为了完成《锯齿形的孩子》中关于警察的部分,1994年,他又花了半年时间和耶路撒冷的警察待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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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锯齿形的孩子》作者:[以色列] 大卫·格罗斯曼


  文学工作的深入无疑会损害到写作者自己。格罗斯曼写作的初心饱含着温暖与爱,一个人可以选择跳出常规的世界,独立判断,同时又在爱的回归中实现自身的圆满。但随着文学生涯的继续,人物“自身的圆满”越来越少见,取而代之的是“自身的支离破碎”,故事中的人物开始像奥拉那样,必须要借助他者的聆听、通过叙述将自身的灵魂保存下来。


  对聆听的需求远远超越了作者叙述的欲望,这也和以色列的局势相关。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阿以地区没有就此平静,战争依旧在不停被谋划。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1995年的哈马斯暗杀袭击,几十年来,每一次冲突都在向作家宣示:一切爱的书写都是徒劳。格罗斯曼笔下的人物也渐渐遍布“泪痕”,他们仿佛时代的畸零者,用自身的破碎印证着历史的伤痕。


  2002年,格罗斯曼似乎是累了。他出版了两本中篇小说《迷狂》与《她的身体明白》。这两本小说的政治意味不如之前那么强烈,沮丧情绪更重,也在读者间引起了争议,以致亚伯拉罕·耶霍舒亚给格罗斯曼写信说道,“亲爱的,别把我一个人留在战场上”。


  怎么会呢。在那样一个每天都在降落催泪弹的世界中,战场、伤痕、痛苦是任何人想摆脱都摆脱不掉的东西,无需作家主动追寻,它们会自动砸向每个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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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战争,在以色列被称为“第二次黎巴嫩战争”,黎巴嫩则称之为“七月战争”


  2003年5月,格罗斯曼开始计划完成一部长篇小说,想刻画政治运动对私人生活的摧残,3年后,这本小说已经基本写完,只差最后一稿,但这时,前线传来了一个噩耗:格罗斯曼的小儿子乌里在黎巴嫩南部身亡,后者所在的坦克被一枚火箭弹击中,车内无人幸免……


  参加乌里葬礼的除了他的好友奥兹和耶霍舒亚外,还有以色列邻居以及敌国公民的电话信件——那一刻,不分国界,只要是格罗斯曼的读者,都陷入了同样的哀恸。“我恐怕无法拯救这本书了”,格罗斯曼在葬礼上伤心欲绝地说道。


  “但这本书会拯救你的”,面对格罗斯曼的绝望,奥兹如此回答。的确,这本书通过叙述,让一个深陷战争中的少年得以重现,也让乌里的灵魂在文字中复活。2008年,这本名为《到大地尽头》的长篇小说出版,荣获世界各地文学奖的同时,也感动了一批真诚的读者,尤其是以色列的同龄人,他们又在格罗斯曼的小说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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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地尽头》作者:[以色列] 大卫·格罗斯曼


  就这样,眼泪继续成为格罗斯曼小说的主体——那些人,那些故事,无论篇幅长短,经历如何,都是一滴从耶路撒冷垂落的泪珠。


  有时,我们能感觉到,爱和泪是特属于格罗斯曼的温柔,就像他小说中的父亲和母亲往往承担这两个如此不同的角色一样,他希望用爱去保护一些愿景中的东西,也努力用眼泪去见证另一些真实的东西。但在现实中后者总是更加凝重,令人窒息。“作家的职责是把手指放在伤口上”,这是格罗斯曼写作的信念,“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人性与道义问题依旧至关重要”。


  对话大卫·格罗斯曼


  采写 | 新京报特约记者 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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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冷漠激怒


  “一出悲伤的喜剧,一出喜感的悲剧”


  新京报:继令人心碎的《到大地尽头》之后,你带来了新的小说《一匹马走进酒吧》。小说的名字有点古怪,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格罗斯曼:你肯定不希望我给小说取个无聊的名字,对不对?“一匹马走进酒吧”,就是千万个“一匹马走进酒吧”的故事的开端。由一个著名的笑话起头,接着唤醒了故事里许许多多的笑话——我喜欢这样的想法。


  我受到了这样一个故事的启发,最终写成这部小说——军营里一个小伙子接到通知,让他赶快回家参加一个葬礼,结果他到了葬礼现场,大家都懒得告诉他谁死了,他出席的是哪个人的葬礼。这么多年来,我都认为这个故事象征一种冷漠的残酷性。怜悯的匮乏,爱的无能,让人们不再为他人着想。我被这样的冷漠所激怒,这是写成这本小说的心理动因。


  新京报:《一匹马走进酒吧》被西方媒体评论为“回荡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的声音”,我注意到你经常在自己的创作中频繁提到卡夫卡(比如那本“Be My Knife”)。


  格罗斯曼:有人这么评价这本书,这简直是对我的恭维,我妈妈听了肯定会很高兴。卡夫卡是我写作的伟大灵感来源。他定义现实的能力让我叹为观止——卡夫卡写下的每一个文本片段,几乎都会立刻和文本自身发生冲撞,产生矛盾张力,这就使得他整个的写作气质呈现出一种噩梦般的样态。我长久地阅读他的书,从他那里汲取灵感。


  新京报:你的写作主题有三种:涉及巴以冲突和大屠杀的政治现状,孩童的冒险和困惑,以及人内心的情感漩涡。你坚持在报纸上发表政治声音,在小说里淡化政治性,但也许,当代以色列作家的命运是——他们的写作总会被解读成思考国家命运的密码,你如何看待这种“命运”?


  格罗斯曼:我已经写了几本关于政论的书和随笔,但我相信每一本小说都有一个“政治层面”,蕴含作者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当然,当我写政论文章时,必须短小简练,并且在文末彰显某种观点。但在进行文学性的虚构创作时,就包含了太多的问题与怀疑,犹豫和矛盾,甚至要同时容纳两种冲突观点。《一匹马走进酒吧》并不是一本关于以色列的政治寓言,但它的确是以色列国内“鸽派”(左翼)和“鹰派”(右翼)两方共同关心的主题:两方都同时致力于创造他们眼中以色列人该有的生活面貌。因此这也是两方的悲剧所在,两方都经历了个人和国家的悲剧——对于鹰派来说,“六日战争”导致了以色列人生活在一种崩塌之中,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更是一种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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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匹马走进酒吧》作者:大卫·格罗斯曼


  颠覆自我


  “寻找一种讲故事的新方式”


  新京报:你曾说过,写作是一种颠覆性行为,并且首先是颠覆自我。可以具体谈谈吗?


  格罗斯曼:在每一本书里,我都试图发掘一种新声音。关于人类的故事,已经被讲述了太多遍,艺术家能做的,是去寻找一种讲故事的新方式。在这种新的方式里,人与人之间的细微差异、人们的生活和生命中的阴影,都得以揭露和呈现。在我已有的作品里,我用很多篇章来探索各种文体:广播剧,书信体小说,融合了诗歌、散文和戏剧的小说,乃至最新的这本《一匹马走进酒吧》——一本混合了取自以色列街头“高声部”(高雅)和“低声部”(平白)的希伯来语的喜剧小说。我喜欢尝试混合文体。


  新京报:很多人都喜欢把你和阿摩司·奥兹来比较,对此你怎么想?


  格罗斯曼:我倾向于不去拿我和奥兹或者任何作家比较。每个真正的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旋律和发声方式。奥兹先生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导师,更是一个密友。当我开始写作时,我从他那里不断得到启迪和鼓励,还有我的另一个朋友亚伯拉罕·巴·耶霍舒亚,我们三个人之间有着罕见真诚的情谊。我们分享各自的手稿,分享彼此的写作观,我们彼此支持,并获益良多。艾萨克·牛顿曾说过,只有当我们站上巨人之肩,我们的视野才会变得广阔。


  新京报:让我们谈谈你的儿童文学写作。你曾说过,你认为大人永远不会理解孩子的世界,那么你为何依然会写儿童文学?


  格罗斯曼:能够写儿童文学,我觉得我是幸运的,由此我获得了一种进入自我童年的开放通道,再次体验做孩子的感觉。我很明白这种“通道”在成长过程中很容易变狭窄乃至完全堵塞,对我来说,写(儿童文学)就是为了帮助孩子们始终开放这个通道。更甚者,我经常叹为观止于孩子们体验世界的方式——他们付出巨大的努力,尝试进入这个世界,去学习社会、家庭的交流密码,去掌握语言和肢体行为的秘密。在这过程中,有一种值得深挖和唤醒的原始力量,我深深地着迷。


  大卫·格罗斯曼:每一本小说都有一个“政治层面”


  1987年,巴以冲突加剧,巴勒斯坦因提法达(Intifada,意为“起义”)爆发。向以色列军队扔石头的年轻孩子成为这一时期的缩影。


  新京报:在先前的访谈里,你频繁提到服兵役期间,你总是身边带着法国犹太作家罗曼·加里的《童年的许诺》(La promesse de l'aube),为什么是这本书?


  格罗斯曼:没错,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一次爆发冲突的战争中,我当时是作为后备军人在一个艰苦的地带服役——我所在的连里,很多士兵都死在了那儿。我当时有个古怪的习惯,每当夕阳西下,我就会跑到当时我们驻扎大楼的阳台上,翻开《童年的许诺》的某个篇章——从13岁起,我就爱上了这本书,此后的每一年我都重读,对我来说这成为一种周期性的沉思。


  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如果我在阳台上读它,不戴头盔,不穿防弹衣,就这样完全暴露在敌人的视线里,我以这种方式去阅读,会帮助我记住——我在战争前的模样是什么,以及,我想在战争结束后变成怎样的人。通常,我会在阳台上读上六七分钟,之后飞快跑回最近的帐篷里。


  这是一本关于一个孩子和他的母亲的书。母亲是一个犹太人,是像一头母狮一样强悍的母亲。在战争的残酷岁月里,她始终陪伴在儿子身边,并且帮助他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我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多少,但我坚持不去求证——我想要保持这种珍贵的“幻觉”,直到永远。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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