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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之死

2018/05/10 13:38:09 来源:群学书院  作者:张新颖
三十年前的今天,沈从文先生告别人世。在神智模糊之前,沈从文握着张兆和的手,说:三姐,我对不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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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前的今天,沈从文先生告别人世。在神智模糊之前,沈从文握着张兆和的手,说:三姐,我对不起你。


  这是他最后的话。


  几天以后,瑞典的汉学家马悦然接到台湾记者的电话,问他能否确证沈从文逝世的消息。他立即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核实,令他震惊的是,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竟然从未听说过沈从文这个人。马悦然说:“作为一个外国的观察者,发现中国人自己不知道自己伟大的作品,我觉得哀伤。”


  沈从文之死


  01


  老泪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沈从文因肺炎住院治疗;转年四月二十二日,再次因肺炎住院,一个月后出院。显然,他的身体是越来越衰弱了。


  在心理上,似乎也逐渐显出变化,一个表现是,他越来越容易流泪了。沈从文本来就是感情纤细敏锐的人,流泪是感情表达的一种自然方式;同时他也是个隐忍的人,他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压抑、分散或者表达感情。但是随着年岁增大,流泪渐渐变得多了起来——从另一方面看,流泪所表达的东西也多了起来。


  孙女沈红在学校因成绩好守纪律而受厌学顽童欺负,沈从文闻之落泪;一九七七年,穆旦五十九岁不幸去世,“得消息时,不禁老泪纵横!”穆旦在西南联大读书和短期任教,与沈从文多有交往,沈从文曾在文章中称许这位杰出的青年诗人,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他主编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发表了穆旦十七首诗。一九七三年穆旦托人捎给沈从文一本《从文小说习作选》,让沈从文大为感念。


  ——这两个例子都好理解,在常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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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自从一九八三年病倒之后,沈从文行动不能自如,说话也越来越少,越来越简单,流泪就成了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为自己伤感,对他人同情,被艺术感动,还有更为复杂交织在一起的感情,都有可能令他不能自已。外人看来突然的反应,在他自己却是自然;家里人也在逐渐变化的过程中理解。


  一九八二年回乡听傩堂戏而流泪,生病后在家里,偶然听到“傩堂”两个字,本来很平静的他,顺着眼角无声地落泪。“一次母亲见他独坐在藤椅上垂泪,忙问怎么回事,他指指收音机——正播放一首二胡曲,哀婉缠绵—奏完,他才说:‘怎么会……拉得那么好……’泪水又涌出,他讲不下去了。”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九日,夏鼐突发脑溢血去世,沈从文大哭一场。老友的死更让他痛感生命紧迫,他急电正在广州南越王墓工作的王速返北京,每天对他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补具体事项。


  也是在一九八五年,一个杂志社几个人来采访,问起“文革”的事,沈从文说,“在‘文革’里我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来访者中有一个女孩子,走过去拥着老人的肩膀说了句:“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没想到的是,沈从文抱着这位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张兆和就像哄小孩子一样,又是摩挲又是安慰,才让他安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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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七年,黄永玉得到一大张碑文拓片,碑是熊希龄一个部属所立,落款处刻着:“谭阳邓其鉴撰文,渭阳沈从文书丹,渭阳沈岳焕篆额。”渭阳即凤凰,沈岳焕是沈从文的原名。立碑时间是一九二一年。这块碑现藏芷江县文物馆。黄苗子看了沈从文的字体,说:“这真不可思议;要说天才,这就是天才;这才叫作书法!”


  我带给表叔看,他注视了好一会儿,静静地哭了。我妻子说:“表叔,不要哭。你十九岁就写得那么好,多了不得!是不是,你好神气!永玉六十多岁也写不出……”


  一九八七年七月八日到十一日,两位瑞典客人,作家汉森(Stig Hansén)和汉学家倪尔思(Nils Olof Ericsson)对沈从文进行了连续四天的访谈。汉森带给他一份复印件,是一九四九年瑞典杂志上的《萧萧》,这是最早译成瑞典文的沈从文作品;还给他看最新的瑞典杂志,上面有马悦然翻译、斯德哥尔摩Norstedt出版社出版的《边城》广告。他们的谈话围绕沈从文的生平和文学展开,其间,汉森说:“我昨天看了英文的《贵生》,这是写的……”沈从文接话道:“对被压迫的人的同情。”就在这时,他的眼泪落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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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最后的话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沈虎雏把誊抄好的《抽象的抒情》拿给沈从文看。他看完后说:“这才写得好呐。”——可是,他已经不记得这是他自己写的文章。


  一九八八年四月八日,他从熟人那里听说,凌宇正参与筹备一个国际性的沈从文研究学术研讨会,不禁十分焦急,写信极力阻止。措辞严厉决绝,并一连追加两封。


  信文如下:


  《秋水篇》:“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孔子云:“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两句话,非常有道理,我能活到如今,很得力这几个字。但愿你也能记住这几个字,一生不至于受小小挫折,即失望。你目下的打算,万万走不通,希望即此放下痴心妄想。你只知道自己,全不明白外面事情之复杂。你全不明白我一生,都不想出名,我才能在风雨飘摇中,活到如今,不至于倒下。这十年中多少人都忽然成为古人,你亲见到的。应知有所警戒。你不要因为写了几个小册子,成为名人,就忘了社会。社会既不让我露面,是应当的,总有道理的。不然我哪能活到如今?你万不要以为我受委屈。其实所得已多。我不欢喜露面,请放弃你的打算,自己做你研究,不要糟蹋宝贵生命。我目下什么都好,请勿念。并问家中人安好。


  四月十二日,又追加一信,措辞严厉决绝:


  我昨天给你一信,想收到。因为见你给萧离信,说什么“正是时候”。因为你写传记,许多报纸已转载,就打量来一回国际性宣传,我觉得这很不好,成功也无多意义,我素来即不欢喜拜生祝寿这一套俗不可耐的行为。很希望放下你的打算,莫好事成为一生笑谈。再说我们虽比较熟,其实还只是表面上的事,你那传记其实只是星星点点的临时凑合。由外人看来,很能传神,实在说来,还不能够从深处抓住我的弱点,还是从表面上贯穿点滴材料,和我本人还有一点距离。你希望做我的专家,还要几年相熟,说的话一定不同。目前的希望,你有这个才气,居然能贯穿材料已很难得。你和我再熟一点,就明白我最不需要出名,也最怕出名。写几本书算什么了不起,何况总的说来,因各种理由,我还不算毕业,哪值得夸张。我目前已做到少为人知而达到忘我境界。以我情形,所得已多。并不想和人争得失。能不至于出事故,就很不错了。你必须放下那些不切事实的打算,免增加我的担负,是所至嘱。


  四月十六日,复信向成国,谈的还是研讨会的事,态度一贯:


  ……弟今年已八十六,所得已多。宜秉古人见道之言,凡事以简单知足,免为他人笑料。不求有功,先求无过。过日子以简单为主,不希望非分所当,勉强它人为之代筹。举凡近于招摇之事,证“知足不辱”之戒,少参加或不参加为是。


  这三封信是沈从文写下的最后的文字,《沈从文全集》第二十六卷附有手迹,一笔一画,俱见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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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日下午,沈从文会见黄庐隐女儿时心脏病发作。事先没有征兆。五点多钟,他感觉气闷和心绞痛,张兆和扶着他躺下。他脸色发白,不让老伴走开。王亚蓉急急忙忙赶来,他对他们说:“心脏痛,我好冷!”六点左右,他对张兆和说:“我不行了。”


  在神智模糊之前,沈从文握着张兆和的手,说:“三姐,我对不起你。”这是他最后的话。


  晚八时三十分,他静静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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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告别


  沈从文去世了,国内的新闻却奇异地没有声音。


  五月十三日,中新社电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地发了条消息,十四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用了这个消息;十四日《文艺报》出现了五十个字的报道。十六日,上海《新民晚报》编发了一篇报道——根据的是香港消息;十七日,《新民晚报》刊出林放——著名报人赵超构——的文章《迟发的讣文》,表达对新闻“秘不发丧”的强烈质疑。


  巴金在家里一连几天翻看上海和北京的报纸,找不到老友的名字。直到十八日,新华社才发了简单的报道。


  人们究竟在等待什么?我始终想不明白。难道是首长没有表态,记者不知道报道该用什么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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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的马悦然接到台湾记者的电话,问他能否确证沈从文逝世的消息。他立即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核实,令他震惊的是,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竟然从未听说过沈从文这个人。台湾《中国时报》在沈从文去世后三天即刊出马悦然的文章,他说:


  作为一个外国的观察者,发现中国人自己不知道自己伟大的作品,我觉得哀伤。


  马悦然的哀伤里,带着郁愤的不平。


  可是,沈从文真的不需要别人为他不平,更不需要“规格”,不需要权力来给他排定“地位”,不需要新闻的热闹。


  十八日上午,在八宝山举行了一个告别仪式,只通知了少数至亲好友,也有景仰他的人是自己来的。没有花圈、挽幛、黑纱,没有悼词,不放哀乐,放沈从文生前喜欢的古典音乐,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沈从文面色如生,安详地躺着,周围是几十个花篮。每个告别的人拿一枝半开的月季,行礼后放在遗体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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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逐渐完整起来的沈从文世界


  倪尔思在悼念沈从文的文章里写道:“一九八八年秋瑞典出版的两本选集都引起了人们对沈从文作品的很大兴趣,很多瑞典人认为,如果他在世,肯定是一九八八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最有力的候选人。”不少人喜欢这样的说法,以此来加重对沈从文的崇仰和表达遗憾。


  十二年后,马悦然发表《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个人证实了这个说法:“作为瑞典学院的院士,我必定对时间尚未超过五十年之久的有关事项守口如瓶。但是我对沈从文的钦佩和对他的回忆的深切尊敬促使我打破了严守秘密的规矩。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学者提名为这个奖的候选人。他的名字被选入了一九八七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一九八八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他的候选人资格。我个人确信,一九八八年如果他不离世,他将在十月获得这项奖。”


  这固然是个很大的遗憾,不过实在说来,获奖与否并没有多么重要。重要的是,对沈从文的认识,能走到多远多深。一九八八年,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重新发现”沈从文的工作仍将继续,但是研究者将面临的不仅仅是这方面的考验——沈从文的“遗产”,还远远不止于人们已经见到的:倘若有一份“清单”,这份“清单”还将不断添加,丰富程度大大超出通常的想象。所以,不仅有对已经列在“清单”上内容的“再次发现”的问题,还有对不断添加到“清单”上的新内容的“第一次发现”。


  一九九二年,岳麓书社出版《沈从文别集》,共二十册,小开本,朴素雅致,沈从文生前就希望出版这么一套“小书”。《别集》这个名字是汪曾祺想的,每册的书名是张充和题写的—受到欢迎,不仅是因为装帧形式,还因为它有新的内容,张兆和在《别集》总序里交代得很清楚:“我们在每本小册子前面,增加一些过去旧作以外的文字。有杂感,有日记,有检查,有未完成的作品,主要是书信——都是近年搜集整理出来的,大部分未发表过。”这些增加的东西,让敏锐的人“管窥”到一个更大的沈从文世界——确实只能是“管窥”,因为这还只是零星的披露。


  一九九六年,《从文家书——从文兆和书信选》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读者“管窥”到的东西更多了一些。在后记里,张兆和写下了这样的话:“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二〇〇二年,《沈从文全集》出版,沈从文的世界这才得以完整地呈现出来。《全集》共一千多万字,其中生前未发表的作品及书信等约四百四十万字。很难设想,没有这四百四十万字,可以很好地理解沈从文,尤其他的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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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前半生(一九〇二—一九四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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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九四九—一九八八)》


  本文转自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九四九—一九八八)》(增订版),上海三联二〇一八年。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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