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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担心她对我催泪,但她没有” 作家毕飞宇谈董卿与《朗读者》

2018/05/16 15:49:39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口述 毕飞宇 采访 李邑兰
十多年前,莫言对毕飞宇说过一句话,“好的小说必定是让人欲哭无泪。”毕飞宇认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董卿和《朗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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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飞宇。(东方ic/图)


  作家毕飞宇是2017年《朗读者》第一季的嘉宾,在那次节目中,他敞开自己,跟董卿聊起了“漂泊”。


  “你究竟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让你对家的概念是漂泊这样两个字?”董卿开门见山。


  “第一个,我没有根。第二个就是,我父母的工作移动性比较大。我的父亲是一个身世很不明朗的一个人,他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即使后来有一个所谓的养父,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也去世了。所以我们家没有根。”毕飞宇这样回答。


  董卿接着说:“对于中国人来讲,可能有根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在清明节可以磕头的地方。”


  董卿的话打开了毕飞宇的记忆:“你知道在我的童年时代,觉得最神秘的和最羡慕的事情是什么呢?是看我的小伙伴上坟。为什么到了那个特定的日子,下雨或不下雨,许多家庭排成小的队伍,在父亲的带领之下,一个人代表一个家族,对着泥土说话的时候。”


  毕飞宇记得,那次对谈中有好几次,他都处在想哭的情绪边缘。“如果那天,董卿再往前推一点点,我很可能会大哭。当然如果隔天新闻出现‘毕飞宇在《朗读者》嚎啕大哭’,我很可能会多增加200个读者。但董卿没有,她激励推动我们情感的同时,还保存了非常高贵的理性。”


  十多年前,莫言对毕飞宇说过一句话,“好的小说必定是让人欲哭无泪。”毕飞宇认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董卿和《朗读者》。


  毕飞宇是录制当天的最后一个嘉宾。当时已近半夜12点,两人录完对谈开始录毕飞宇的朗读片段时,已经凌晨2点。董卿记得,毕飞宇没有一句怨言,始终非常耐心地配合。


  录制结束后,董卿觉得歉疚,给毕飞宇发信息,后来毕飞宇回了一条信息,董卿一直保存着,并在很多场合多次引用——“我去过欧洲很多国家,那里的人们都喜欢朗读。但是在中国,少了这样一件事情,少了属于耳朵的一顿饭,现在咱们把它补上。”


  “她消解了我的紧张”


  (那次和董卿的对谈)发生得很自然。我们坐了下来,她先说,然后我就开口了。实际上,我是一个惧怕电视的人,我紧张,这可能和我的职业有关。我的工作是封闭的,而电视这东西太开放了,我觉得我不能把控,我对我不能把控的局面都会紧张。我估计董卿感受到了我的紧张,她能体谅我的紧张,然后,她消解了这种心态。


  节目导演告诉我,我和董卿的对话是八分钟,到了结束的时候,我发现我吐噜嘴了,一口气聊了一个多小时,这让我吓了一大跳,我有点后悔,也来不及了,就随它去吧。有好几个地方我其实有点担心,担心她把我的话接过去,然后开始对我催泪。如果那样的话,我会不知所措,恼羞成怒也有可能。董卿却没有那样。


  后来董卿告诉我,在对话的时候她有一个感觉,我是一个泪点比较低的人。她说得特别对。因为我健身,许多人对我是误解的,以为我是一个硬汉,从不流泪的那种。作家都脆弱,哪里有什么硬汉?动情的时候我会流泪,嚎啕都是可能的,可我真心不愿意在公众面前那样,那会让我崩溃。我很感谢董卿,感谢她的感受力,她没有把她的嘉宾推向窘境。董卿是安全的,她不会为了节目牺牲和她对话的人,这是我最满意的地方。


  “做一次农民吧,只管播”


  《朗读者》的价值在哪里呢?我觉得李敬泽概括得特别好。他说,《朗读者》揭示的是众多访谈者广阔而又隐秘的内心,它让你关注具体的人,然后,从具体的人出发,引出朗读,引出一本书,最终达到引领阅读的目的。


  举个例子吧,我看了《朗读者》第一季许渊冲的那一集,那可以说是访谈类节目的经典。看完了董卿对许先生的访谈,我对许先生产生了强烈的好奇,第二天就把许先生翻译的《包法利夫人》买了回来。我是中文系出身的作家,学生时代就读过《包法利夫人》,是“李译本”。因为《朗读者》的刺激,我把“许译本”又读了一遍,这就是《朗读者》对阅读的贡献。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除了写作,我一直在做的公益,就是推广阅读。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因为我是写作的人,哪怕是为了我自己,我也要做这样的事。我认为《朗读者》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写作的人,具体到个人,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因为是央视的节目,《朗读者》对阅读的推动可谓盛况空前。


  人们总在问,《朗读者》这类知识类节目的大火,有多少会转化为对知识本身的渴求?我想说,我是乡下长大的,乡下人对一件事情很偏执,那就是播种。播种是一种不确定的行为,它的收成最终取决于日照和风雨,所谓看天吃饭就是这个道理。说白了,播种不是农民的行为,而是农民的智慧。阅读也是这样的,你必须播种,最后的收成你反而管不着。一个农民能因为年头不好就不播种么?不能。我是一个作家,我之所以能保持好我的状态,不是知识分子的智慧在帮助我,而是农民的智慧在发生作用。我就是播种,也就是写,不管别的。如果我要对《朗读者》和董卿有什么寄语,就一句话,做一次农民吧,只管播,去他妈的收获。收获就在大地上,你慌什么慌?话又说回来了,谁能预知收获?


  “姚明激发了我们对海明威的阅读热情”


  《朗读者》第二季,我和许多媒体朋友一样,只提前看了董卿对姚明和薛其坤的访谈。我想说,我更加喜爱姚明了,他真是一个伟大的竞技者和体育人。他的境界到了。在访谈的时候,姚明谈到了2008年奥运会运动员的选拔,因为名额的限制,一部分队员被淘汰了,他们发出了刺耳的嚎哭。说到这里,姚明问了董卿一个问题,他说:“能说他们是失败者么?”他说得很平静,却结结实实地打动我,这才是“巨人”应有的腔调。


  到了这个环节,我反而不关心姚明,我关心姚明会朗读什么。谢天谢地,姚明选择了海明威。这是有逻辑的。海明威是一个高贵的写作者,他的许多作品都在说同样的事——人类可以被击倒,但不会被击败,这是“垮掉的一代”留给这个世界的文学遗言。我觉得,就姚明而言,他不是奥运冠军,不是NBA的冠军,因为阿克琉斯之踵,他被迫提前退役、被淘汰。极端地说,姚明就是那个被击倒的人。我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生活其实就是由我们这些被击倒的众生构成的,被击倒是生活的真相、本质,它具有终极性和真理性,但人类的尊严始终在那里。姚明激发了我们对海明威的阅读热情,这才是《朗读者》该干的事。


  薛其坤教授朗读的是《大学》,这让我格外高兴,解气啊。去年,我很想读苏轼的《前赤壁赋》,董卿硬是没答应,她说,文言在电视上不合适,弄得我非常失落。薛教授选择了文言,非常好,文言实在有一种特殊的美。薛教授为什么会选择《大学》呢?我看很合理,人家是物理学家嘛。我们都知道的,《大学》里头有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格物”,就是探求事物,一个是“致知”,就是获得知识。实际上,“物理学”这个学科的名称从日本引进来之前,我们的“物理”叫做“格物致知”,简称“格致”,鲁迅的时代就是这样。由薛教授来朗读“格物致知”,实在是般配。我相信,因为薛其坤喜欢上《大学》的年轻人一定会多出许多。只要结合薛教授的访谈,你会发现,文言也是好理解的,说到底,它也不是外语。


  我不会去预测《朗读者》第二季的收视率,那是无聊的。但是,我认为《朗读者》第二季有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它更开阔,它的话题更具有社会性。在精神上,它是拓展的。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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