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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像时代中女性写作的意义和价值

2018/08/08 11:14:11 来源:大连大学学报  作者:高小弘
女性写作中的身体叙事对于打破女性类像的审美奇观,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在类像时代中,影像、模型和符号有力地塑造并改写着人类经验结构,同时会以一种潜在力量模糊甚至腐蚀着“摹本”与真实形象之间的差别。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是个市场经济占主导因素的商业社会,消费主义主潮将大量的后现代因素播撒在社会文化各领域中。随着现象与本质的相互解构,整个世界在消解深度的同时日趋平面化。而靠机械复制、广告宣传、媒体传播、消费幻象等支撑起来的“类像”,构成了九十年代最富有后现代文化性质并且最有影响力的时代表征。所谓“类像”是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让·鲍德里亚分析后现代社会文化现象时应用的一个关键性术语。它是指在大众传播媒介急剧膨胀的消费主义社会中大量复制、极度真实而又没有客观本源、没有任何所指的图像、形象或符号。其特点是模拟再现物或仿本,并且在精确复制、逼真模拟的过程中,有意遗忘原本或源头以及其所携带的价值与意义。


  在一个“类像”时代中,视觉形象成为压倒一切的统治性力量。在大量流行的数码复制的语境中,当代女性的处境与传统女性相比有了更为复杂的变化。如果说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中,女性就一直被各种节妇烈女的模范形象引导、规训,使之忘却女性真实的自我形象。而在当代转型社会,女性每天都要面对各种被压缩、复制的“理想”女性形象,这些被主流意识形态和消费意识充分美化和篡改过的“摹本”,远离女性真实体验,以一种富有视觉冲击力的形式被反复生产、流通。置身于“类像”时代的真实女性,往往会在无意识中将自我物化、对象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阐释女性真实生命体验、解构了男权文化对于女性生命神秘化、虚无化的文化想象,显露了女性主体性曲折成长的女性写作就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女性写作中的身体叙事对于打破女性类像的审美奇观,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在类像时代中,影像、模型和符号有力地塑造并改写着人类经验结构,同时会以一种潜在力量模糊甚至腐蚀着“摹本”与真实形象之间的差别。被消费广告、影视剧中一再展示的女性“理想化”的身体,在充分被商业炒作、包装之后,成为满足男性欲望眼光的“类像”。对于这种过度美化的形体,劳拉·莫尔维在《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中有精彩论述:“在一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的和被动的/女性的。起决定作用的男性的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性的形体上。女性在她们那传统裸露的角色中被人看和展示,她们的外貌被编码成强烈的视觉和色情感染力,从而能够把她们说成是具有被看性的内涵。”[1]因此,置身于承载着男性欲望眼光和铭刻着男权意识的各种女性“类像”泛滥的汪洋中,女性的“真我”却成为众多女性“类像”遮蔽下一个无从追寻的原本。而商业时代语境中隐藏的男权文化秩序,迫使现实生活中很多女性坚信:她们所面对的各种女性“类像”就是女性“真我”,就是她们成长所遵从的现实范本与终极理想。与此同时,这些女性“类像”所创造的审美奇观,构建了一种足以混淆个体视听的超级“真实”,并以强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改造着女性的生命感觉与情感体验。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时代语境下,女性写作显现了其不可或缺的精神意义和人文价值。许多女性作家的作品中的身体叙事,以前所未有的坦率和沉痛揭示了女性在真实生活中所体验到的身体压抑。正是男权社会对于女性身体的贬抑、规范和利用,使女性身体的自然属性和本体欲求被伪善的男权道德无情遮蔽,而女性对自身身体的感性认知和感官体验也被反身体、反感性的传统身体伦理观念彻底驱逐。从这个意义上讲,女性写作中所展示的女性身体那种由被压抑、被遮蔽、被歪曲到自我发现、自我反抗、自我张扬就具有了不可忽视的意义。同时女性写作中的身体叙事,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力度掀开了遮蔽在身体之上的伪善的道德面纱,自觉袒露女性自身独特的身体及心理体验,并在此基础上直陈女性个性化的情感欲望,就有利于揭露完美女性类像的虚伪性本质,同时为女性重新认识自己身体的意义和价值打开了一扇可能性的大门。但不得不看到的是,女性写作中身体叙事在张扬女性身体体验时又暗含着诸多无奈:显露的女性身体很容易被商业炒作、包装,成为满足男性欲望眼光的特殊消费品,而一些女性作家在身体书写时由于过度倚重生理感受,使作品损耗了本应具有的人文价值,而具有了更多“形而下”的意味,甚至导致了纯粹的“身体写作”甚至是“下半身写作”情形的出现。因此,如何既能彰显女性独特的性别身体体验,却又不沦于绝对的性别本质主义,这是当代女性写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女性写作在打破形形色色的女性神话类像方面,在当代文化层面有着不可或缺的独特成就。长久以来,作为类像存在的女性神话,在各种男权神话建构时起着独特的作用,在耀目的“妇德”的光环下,它以被动性、依附性、附属性等女性气质,成就了男权意识形态叙事体系中永恒不变的客体形象。在一定意义上,女性类像是男权神话秩序中的一个有待被意义填充的空洞,是帮助男权意识掩盖、置换与抹煞女性真相的真正“帮凶”。由男权主流意识形态构建的女性神话,表面上“神圣化”了女性,将女性托举到了真善美的道德与审美的高度。但在历代男性文人用美丽花草的比兴隐喻构筑女性神话时,我们却发现了女性神话背后的真相:女性被男性视作审美对象与性对象的同时也被彻底客体化与物化了。在这样的女性神话中,女性扮演着“花瓶”甚至“金丝鸟”的角色,以一种绝对缺乏行动力的静态美,被男性的眼光,闭锁在唯美幻象的镜中。这些活跃在女性神话中的女性类像,从它们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无法更改被男性眼光窥视、打量、检查的宿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与女性真实的生命现状无关,只是扮演着男性凝视中的“景观”甚至“奇观”。正如克莱尔·庄斯顿在《作为反电影的女性电影》中阐明:“女性形象始终在电影里充当神话学意义上的符号。她在影片叙境中的符号价值(表象为其能指,类型意义为其所指),将在男权神话、或曰建立在性偏见之上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层面上第二次被“榨干”或“抽空”(叙境中的符号/类型为其能指,神话素/意识形态意义为其所指),以填充、负荷特定的意识形态意义于其中。”[2]置身于充满女性类像的女性神话的包围中,真实女性非常容易被诱导将自我的成就感、价值观建立于是否被男权社会“观赏”与认可中,而在这种期待被观看与被评价中,女性已经成为一个需要依赖他人的眼光而存在的、一个虽有主动行动能力但完全客体化的空洞的能指。在满足男性主体欲望的同时,女性也渐渐篡改了自我生命的真实。


  面对传统与现代不断制造的林林总总的女性神话,女性写作没有直接地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批判,而是采用了迂回性的策略,通过在写作中构筑女性真实的日常生活场景,还原女性真实的生活体验,来无声地解构那些给女性感受自己、命名自己过程中带来迷障的女性神话。事实上,对于女性而言,日常生活也是有一个有着重要意识形态意义的场域。长期以来,由于父权制社会基于性别气质和性别角色的社会分工,女性被长久地固定在家庭日常生活的范围之内,父权制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控制,也是通过日常生活来发生作用的,即日常生活实践到处渗透着以男性中心观念为核心的父系价值。因此,在现代文学女性写作的经典叙境中,女主人公走向成熟的第一步就是走出家庭的日常生活,冲向社会,在社会这一广阔天地里与男性一样实现着自我的价值,承担与享受着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所本该拥有的一切。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女性成长的点滴体验都来自于日常生活,是与自己对于日常生活的玩味与反思分不开的,甚至女性的成长节奏都应和着日常生活的律动。因此,在充分汲取五四以来传统女性写作的滋养以及充分借鉴西方女性写作经验的基础上,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写作,都不再把日常生活看做制造女性神话、隔离女性真实的“镜城”,相反都不同程度聚焦于女性在与日常生活和解中所获得的主体性成长。这种在反抗女性神话中走向日常生活的女性写作本身,就是一种丰腴而不单薄的成熟,是一种始终坚守着理性的女性主体意识却又饱含感性生活汁液的内在成熟。也许对于今后的女性写作而言,如何在女性日常生活的叙事中,既能摆脱父权制意识形态对女性家庭角色的强力塑造,又能在丰富驳杂的日常生活中保持一种女性主体选择的能动性,是当下女性写作破解女性神话的难点与重点。


  当代女性写作在揭示女性生命真相,展示女性主体性生成方面,相较其他艺术形式而言,具有先天的优势。事实上,女性写作的一个前提就是要摆脱男性视域中传统女性的形象,然而在类像的时代这一前提的实现却面临重重困难。首先,“类像”时代中女性难以挣脱“被看”的处境。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机械复制、广告宣传、媒体传播夸张性地改写着真实的女性形象。由于这些被深深烙上时代商品化印记的女性类像,其最初摹本就是男性欲望眼光投射的产物,其实质因远离女性真实形貌。更为严重的是,商业时代语境中隐藏的男权文化秩序构建了一种足以混淆个体视听的超级“真实”,并以强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介入女性的生命与生活,它迫使现实中的女性坚信:她们所面对的各种女性“类像”就是女性“真我”,就是她们成长所遵从的现实范本与终极理想。因此,如何摆脱这些虚幻“类像”的缠绕,寻找真实的女性体验就成为摆在女性写作面前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另外,类像时代更容易将女性设定为一种可供观赏的“奇观”。从孩提时代起,女性就学会不时地观察自己,她将自己一分为二,既是观察者又是被观察者。她必须观察自己和自己的行为,因为她给男性甚至男权社会留下的基本印象,将会成为外界对她评判的关键,而这也似乎决定了她在社会中所受的待遇。因此女性很容易以外界的评判来取代了她原有的生命感觉,她把在不断观察自我与质询自我的过程中,把自我变成一个极特殊的视觉对象——景观。尤其在类像时代,各式消费观念所塑造的女性类像被现代传媒批量生产、快速流通,这就使得已经把自我当成“奇观”的女性,更容易接受消费性的女性类像成为映照自我的镜子。在这种内外夹击之下,女性不仅丧失了内心的判断力,也丧失了女性的生命真实。


  当代的女性写作并没有回避这种困难。面对各式浸淫着男权意识形态的女性类像的包围,女性写作在各种女性叙事中不仅充分肯定女性经验的特殊性,而且再三重申女性经验的不可取代的价值。长久以来,在主流文学的景观中,是以男性的经验为基础的,情节故事与情境安排基本符合男权制结构的社会机制与刻板的性别差异,因此,女性在文学中的位置就像她们在社会中的位置一样,不仅无足轻重的,甚至是隐匿无形的、边缘歪曲的,甚至完全缺席的。在这种写作语境中,这种包孕着女性肉身痛楚与精神创伤的生命体验,成为女性写作中女性故事的真正本源与情节的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女性作家笔下,类像化的女性由于远离了真实的女性经验,遭到女性写作的放逐,或者至多作为一个陪衬、反衬的类型化角色出现在故事场景中。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当女性作家一旦把女性体验放在自己创作的核心位置上,她就常常需要以“带入式”的方式进行“以血代墨”的书写。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坚持女性“他者”的视角和立场,才能不加掩饰地披露女性在家庭与社会领域的真实位置,也才能发现女性长久以来被男权社会忽略、删改和压制的东西,因而才能有力地揭示出女性表面多样化生活的背后那被重重压抑的同一机制。当代女性写作,绕离女性类像堆叠而成的迷幻“镜城”,坚持让女性以自己特有的声带讲出属于自己的内心深处的生命故事。这种讲述低沉有力,与社会的习见甚至习俗背道而驰,以文学象征的方式有力地挑战了社会上具有性别歧视意味的所谓“正统见解”,启示人们重新审视社会上习以为常的性别气质、性别角色,以及在这种貌似客观“真理性”的性别习见背后所蕴含的权力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代女性写作对于女性生命真相的披露,让长久以来匿名而边缘的女性经验获得了自我声张的机会,让女性经验世界中幽深而密闭的景观第一次获得合法性的命名。毫无疑问,这就是类像化时代中当代女性写作的真正价值所在。


  在一个类像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新现实”的年代,当代女性写作在还原女性真实、高扬女性生命主体方面,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但无须回避的是,不仅由于几千年父权制意识形态的熏染,使得女性的主体性成长困难重重,而且更由于数码复制生产的女性类像不断召唤、诱惑女性删改自我生命体验,当代女性写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与问题。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女性写作也并非孤军奋战,由于男权社会对于女性还是男性来说都是一条通向存在之深渊的奴役之路,因此两性携手,重建两性和谐是二十一世纪社会转型语境中女性群体成长的远景目标,也是实现以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为核心的人类健康成长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劳拉·莫尔维.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299.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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