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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丁·戈迪默丨曼德拉心目中的英雄,南非的良心

2018/11/27 16:02:10 来源:北京文艺网  
   
当今的第一流作家中,很少人能够像纳丁·戈迪默那样,如此全心全意、如此精力充沛、勇敢无畏地完成一位有良知和具备非凡才智的作家可以承担的繁重的伦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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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丁﹒戈迪默是南非现代舞台上的一位杰出作家,撰写了13部长篇小说,200多篇短篇小说,200多篇散文。

  在种族隔离最黑暗的时期,以反种族隔离为己任的她,尽管其著作在国内被禁,本人也遭受迫害,但她拒绝流亡国外而毅然留在国内,与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的地下组织成员并肩战斗。

  就在白人政府疯狂搜捕非国大成员时,几位黑人运动领袖就躲藏着在她家中,并在其掩护下安全转移。对戈迪默而言,最自豪和最骄傲的并不是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而是1986年出庭作证,使22名非国大党员免除死刑。

  难怪曼德拉在1990年刚出狱后,最想见到的几个人中就有她。戈迪默是曼德拉心目中的英雄,而国际社会则把她称之为“南非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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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小说中,既有黑人的毁灭也有白人的毁灭


  儿时的经历与记忆,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儿时所目睹的众多伤害(主要是黑人的苦难),免不了要在戈迪默的作品中留下印记。

  戈迪默18岁时写过一篇《要做的善事》,讲的是一个孩子与一只鸽子的故事:那只鸽子被人用弹弓打中了,它受伤坠地后奄奄一息,痛苦不堪。孩子愿把鸽子放进笼里饲养以恢复元气了,可是没有希望。

  于是孩子面临两难的选择,要么看着鸽子疼痛而死,要么把它杀死。最后小姑娘脱下鞋子,朝鸽子的脑袋重重一击……这样一个故事虽然简单,其对痛苦的表现却富有力度,显示了青年戈迪默成为一个有深度的作家的潜质。


  读戈迪默的作品,你会想起《黑奴吁天录》的作者斯托夫人,或宣布解放黑奴的林肯总统。他们三人都有博大的胸襟,都超越了狭隘的种族偏见,都深刻地理解了自由:在别人不自由的情形下,你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在有奴役存在的国度,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因不堪种族歧视之苦,南非黑人的反抗愈演愈烈,致使白人也同样不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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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5月29日,戈迪默与曼德拉一起唱国歌


  戈迪默非常明白,虽然白人当局可以杀戮,可杀戮只会造成仇恨,不能带来和平与安宁。她用小说揭示南非社会的病症,是因为她深深地爱着南非那片土地和那里的人民。


  必须指出的是,戈迪默所同情的不仅仅是黑人,她既描写了种族歧视给黑人造成的深重灾难,也表现了由此对白人自身造成的戕害。比如在《已故的资产阶级世界》里,戈迪默刻画了在白人统治下一个白人的悲剧:白人麦克斯反对种族歧视,他愿与黑人并肩奋斗,可是他却无法真正和黑人融为一体。

  他想做一个正直的人,可是在现实中却困难重重。后来他在警察的逼迫下出卖了白人、黑人同志,感到羞愧难当,最后内疚地选择了自杀。随着黑人被枪杀,白人走向自我毁灭,戈迪默同时为黑人和白人叹息。


  戈迪默聚焦于种族隔离制度下黑人与白人的命运,其作品有浓郁的反种族主义色彩,或者说有政治特色。一些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人,或许会觉得这是一种缺憾。但我觉得这恰恰体现了戈迪默的良知与可敬,因为当时她所处的南非的现实是:种族冲突异常激烈,社会有如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她没法回避这一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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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丁·戈迪默、德里克·沃尔科特、沃莱·索因卡与托妮·莫里森


  明知某处人群中有个炸弹却视而不见,仍然煞有介事地咏唱玫瑰与彩虹,这样的人不是虚伪矫情,就是心智有毛病。戈迪默与这类人截然不同,她选择了直面南非的现实,并希望能为改变现实尽自己的一份力。


  在一个处处有压迫的充满杀机的社会,人的心灵是扭曲的。戈迪默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们那种社会里,发生在我身上和我的小说中的一种现象,就是情感的扭曲。就像婴儿的脑袋卡在了产道里一样,生活在南非,你的个性和感觉时时都受到压抑。”这种扭曲积累到一定程度,很可能是毁灭性的。

  难怪我们在戈迪默的小说中能看到种种毁灭——既有白人毁灭黑人,也有白人毁灭白人,还有黑人毁灭黑人。戈迪默表现这一切,旨在警醒整个社会,唤起一种共存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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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什迪、戈迪默与格拉斯

  她的作品有政治色彩,但并不图解政治


  戈迪默的作品有政治色彩,这毋庸置疑。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戈迪默是一个作家,而不是政治鼓动家,因为她并不图解政治,她不是靠政治宣传获得认可的。

  早在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说谎的日子》(1953)问世时,《纽约时报》就这样赞扬它:“洞悉人生,思想成熟,笔法新颖自然,独具个人风格,堪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媲美。”

  戈迪默不过是用文学的笔法表现了种族歧视给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的严重扭曲与极度痛苦,而且她的表达是生动而深刻的,从《我儿子的故事》和《七月的人民》等可窥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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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儿子的故事》中,黑人革命家索尼的儿子威尔发现父亲和白种女人汉娜有奸情,感到惊讶和恶心。

  威尔之所以恶心,是因为他爱自己的母亲,还因为他对白人心怀怨恨。而奇怪的是,一方面威尔怨恨白人,另一方面他做色情梦时梦见的又偏偏全是白种女人。

  戈迪默通过威尔的行为突出地表现了黑人对白人既怨恨又欣羡的扭曲的病态心理,这无疑也显示了她对社会矛盾和人性弱点的深刻洞察。


  戈迪默以丝丝入微的笔触刻画了威尔的诡异心态,这已是难能可贵,更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她剖析了导致这种心态的深层原因,她借威尔之口说:“当然如此……我在咸湿梦中梦见的尽是金发碧眼女人。这是法律的影响所致,法律决定了我们是什么,而她们——那些金发碧眼的人又是什么。结果我们这类人都成了病毒携带者,血液中有病毒,本人也许并未发病,却能把病毒传给别人……”正是这种剖析让戈迪默的作品获得了不同凡俗的广度与深度。同时戈迪默也以其作品告诉我们:一个作家的使命不仅仅是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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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七月的人民》中,戈迪默设想出颇具真实性的情境,预言性地叙述了内战的恐怖。她让白人和黑人易位而处——白人当奴仆,黑人当主人——让白人亲身感受到了种族隔离的滋味。在此黑人中心主义取代了白人中心主义,其结果同样是可怕的。把白人和黑人的地位颠倒,这种构思并非空穴来风。

  在反对种族歧视的过程中,有两种力量阻碍着南非民族的融合:其一是白人当局要维持对黑人的暴力统治,这是典型的白人中心主义;其二是有些黑人希望建立一个纯黑人的政府,这是黑人的狭隘民族主义,或者说是黑人中心主义。

  在同情和支持黑人运动的同时,戈迪默也指出了黑人运动中存在的弊端。她抛弃了白人中心主义,但并不赞同黑人中心主义。她所关心的是所有人的解放,不分种族和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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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被誉为 “预言现实主义”


  戈迪默从现实设想未来的创作手法,被评论家誉为“预言现实主义”。不过戈迪默本人对这个赞誉似乎并不太认可,她接受采访时曾说:“我是开现在的玩笑,看看我们正在南非干些什么事,完全有可能出现那种结果。小说写出来后的这些年,许多像科幻小说一样的事情已经开始发生,这并不是因为我是什么预言家,而是因为事情就是如此。我们的所作所为将导致发生那样的事。” 正是对南非的社会症结的洞察与反思,让戈迪默在高度和见识上胜出很多作家一筹,因此她成了南非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当年戈迪默以笔为武器挑战南非的种族主义(早在1962年时,她就为反种族歧视的斗士纳尔逊·曼德拉起草过著名的演讲词《为理想我愿献出生命》),体现了一个作家的人格独立、个人勇气与社会良知,其中人格独立是基础。

  在接受采访时,戈迪默说过:“我认为作家必须永远保持独立,保持艺术独立,要运用自己的洞察力——超出他人的洞察力——而不要担心是否冒犯你的母亲和好友,不要担心你政治上的同道会怎么看你。”她还说过:“最好的写作方式就是好像你已经死了,不害怕任何人的反应,不理睬任何人的观点。”


  尽管作品三度被禁,戈迪默却从未放下过她犀利的笔。她的作品在欧美各国不胫而走并为她带来一项项荣誉。1991年当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公布后,当时的南非总统德克勒克立即公开向戈迪默致贺,说这也是南非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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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戈迪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说:“只要我们的政府还是一个全白人的政府,我就不会从他们那里接受任何表扬,从前不会,将来也不会。”可喜的是,在戈迪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出狱才4年的纳尔逊·曼德拉于1994年5月11日当选为南非总统,成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在安然去世之前,戈迪默看到了南非的正义梦想的初步实现,料想她走时是欣慰的。


  出于对南非那片土地和那里的人民的一片深情,戈迪默曾谢绝多个国家邀她去定居的邀请。她曾经说,虽然她反对种族主义政府,但她决不愿离开本土,因为留在南非,她可以让她的作品起些作用。

  假如种族歧视政策下的南非是地狱,她宁愿留在地狱,戈迪默就是这么豪气!戈迪默希望她的作品能“起些作用”,这说明她是把创作当作一项使命来完成的。希望能用自己的创作唤起黑人的信心和白人的良心。

  在文学之外,戈迪默以自己的行为阐释了一个真正的作家最重要的两种个人品质:永葆人格独立,担当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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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丁·戈迪默的生平:


  1923年11月20日,纳丁·戈迪默出生在南非约翰内斯堡附近多有犹太人和黑人的矿山小镇斯普林斯,对有色人种的痛苦和白黑二种人的争斗多有身同感受。上小学以后,她广泛阅读,深受美国左翼作家厄普顿·辛克莱的影响,意识到种族隔离制度给黑人造成的及由此对白人自身造成的危害。

  9岁时戈迪默开始写小诗和小故事,刊登在当地报纸的儿童栏里,13岁时,在约翰内斯堡《星期日快报》儿童版上发表名为《追求看得见的黄金》的寓言故事,深受好评,从此自觉地爱好写作。15岁那年,她的第一篇小说《昨日再来6在约翰内斯堡一家周刊上发表,据她自己说,“这是一篇写大人的故事”。


  1946年,她进入约翰内斯堡的威特沃斯特兰大学学习,1949年,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面对面》问世,同年开始一次短暂婚姻,生下一女儿。1950年,她的作品在美国几家刊物上发表,反映强烈,美国出版商纷纷向她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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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美国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说集《毒蛇的温柔声音》。1953年,纳丁·戈迪默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说谎的日子》,她从此主要靠笔耕为生。


  1954年,她与商人荣因霍尔德·卡塞尔结婚,同年她第一次访问埃及,接着开始在非洲大陆的旅行。


  1956年,她出版短篇小说集《六英尺土地》;1958年,出版长篇小说《陌生人的世界》,该书歌颂了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友谊,也揭示了黑人随时可能遇到的危险,因此,在南非遭禁达十年之久。


  1960年到1965年,她分别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星期五的足迹》和《不是为了出版》以及长篇小说《爱的时机》。


  1966年,她又出版了长篇小说《已故的资产阶级世界》,其主题是:种族隔离政策使白人和黑人同时成为牺牲品,该书在南非遭禁达十二年之久。


  1971年,她又出版短篇小说集《利文斯通的伙伴们》、长篇小说《贵宾》。《贵宾》因写了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矛盾,也写了黑人集团之间的争斗,引起业界重视而获得詹姆斯·莱特·布莱克纪念奖。


  1974年,出版长篇小说《自然资源保护论者》,获布克文学奖。53岁时又出版短篇小说集《小说选》,获法兰西国际文学大金鹰奖,同年另出小说选《一个确定的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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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出版长篇小说《博格的女儿》,该书写的是一个南非白人共产党领袖的女儿继承父志勇敢抗争的故事,曾被禁四个月。


  1981年,出版长篇小说《七月的人民》,这是她后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决定性作品之一,1987 出版了长篇小说《大自然的游戏》,1988年出版随笔集《根本的姿态》,1990年出版《我儿子的故事》,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这是“多年来与之共同斗争”的结果。 199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014年7月13日,戈迪默去世,终年90岁。她的家人在声明中称她在约翰内斯堡的家中睡梦中平静地离开人世,离去时她的两个孩子雨果和奥瑞安陪伴在她身边。

  人物评价:

  当今的第一流作家中,很少人能够像纳丁·戈迪默那样,如此全心全意、如此精力充沛、勇敢无畏地完成一位有良知和具备非凡才智的作家可以承担的繁重的伦理任务。


  ——(美)桑塔格


  戈迪默担当了南非命运目击者的角色……她自定的任务是把真实世界的证据摆在南非白人的面前,粉碎他们的谎言。……她既忠实于某种先验的使命,又忠实于人民和历史,她试图将这二者统一起来。


  ——(南非)库切


  戈迪默游刃有余地勾勒出流亡、背叛、阶层不等和种族偏见等主题中的人物心理,从而赋予人物关系以不同寻常的悲剧力量和理性深度。


  ——(美)角谷美智子,《纽约时报》


  毫无疑问,戈迪默已经成为世界级的伟大作家……孕育她的政治时代、场所和信念,从未削弱她多样的艺术才能,她的党性也没有减损她作为艺术家的超脱;伟大的作家可以持有政治信念,他们可以持有信仰且保持创造力。对于怀抱理想的下个世纪的作家,这点非常重要。


  ——《独立报》


  炉火纯青。在戈迪默的沉峻语调和情感内涵面前,大多数现代小说顿显黯然失色。


  ——(英)《泰晤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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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迪默访谈录:


  作家必须保持艺术独立,最好的写作方式就是好像你已经死了


  泰利·格罗斯  东子译


  本文为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泰利·格罗斯对纳丁·戈迪默的采访。播出时间为1989年5月24日。标题系本书编者所加。


  格罗斯:纳丁·戈迪默是南非最著名的作家之一。长期以来她坚持反对本国的种族主义政策,在自己的长篇和短篇作品中描写了种族隔离制度给人们带来的极度痛苦。在《七月的人民》中,她设想了内战生活;而在《大自然的游戏》中,她则描述了黑人多数统治的前景。戈迪默是国际笔会(PEN)副主席,最新的作品《基本姿态》刚刚出了平装本。这本书收入了她从50年代初期到1985年期间所写的散文随笔。其中的许多文章说明在南非做一名作家意味着什么,以及作为一名白人妇女,她如何看待自己与种族隔离制度所作的斗争。前不久,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活动家戴维·韦伯斯特在南非遭人谋杀,许多黑人和白人不顾禁令集合起来为他送葬。戈迪默对我说,她把此事看作是一种乐观的迹象。


  戈迪默:看见黑人和白人为了韦伯斯特这样的人聚集在一起,你就会感到乐观,而并非像在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人跟我说的那样,一旦建立黑人多数统治,在南非就没有白人的位置。我不相信会那样,而且也并未见到那种迹象。一切都取决于白人,取决于他们如何行事,取决于他们现在站在哪一边,不仅仅听其言,还要观其行。


  格罗斯:我很想知道你是何时意识到种族隔离制度的。你生在南非,父母都是移民。母亲是伦敦人,父亲,我想是立陶宛人。你生活在一座小矿城里吧。


  戈迪默:嗯,跟我自己孩子的政治意识相比较,我的悟性其实并不高。不过在那座小城里,你完全可以明白是怎么回事,接触不到震撼人心的思想,只能看到父母和老师的生活态度。等到我进入实行种族隔离的学校,我觉得一切都很正常。我就读的是一所修女学校,所有的孩子都是白人。我所接触到的黑人都干伺候人的活儿,比如扫街、送信等等。我的意思是说,他们都在我身边忙碌。那是一座淘金小城,当然还有数以千计的黑人季节工人住在营地里,距我们的住所很近,但被截然隔离。我十几岁的时候读到了厄普顿·辛克莱这样一些作家的书——我读了很多书——开始想到种族隔离制度的不公平,开始注意起周围的生活。我很早就开始写作,17岁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关于种族隔离的,并没有直接描写,只是叙述了其对人民生活造成的影响。


  格罗斯:反对种族隔离制度是否也意味着你不得不反对自己的父母呢?你父母赞同那种制度?


  戈迪默:我想,我父亲是赞同的。你一定记得,我小的时候还没有apartheid(种族隔离制度)这个词呢。种族主义政权1948年才建立起来,那时候我已经长大成人。我说的是三十年代,那时实行的是殖民种族主义政策,里面掺和着家长统治的因素。我母亲具有社会良心,她做了许多好事,在我这里并没有讥讽的意思。她和别人在黑人聚居区的附近为黑人孩子开办了一所孤儿院和一家诊所,看见黑人受到虐待,她总是又难过又生气,当然也仅仅只是一种慈悲。她并没有把那一切与制度联系起来,并没有想到那是因为他们不曾拥有与白人平等的权利的缘故。


  格罗斯:对于你,写作是否是对社会不公正的一种答复?


  戈迪默:写作不是对不公正的答复;我那时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不公正。我开始写作是出于对生活的惊奇,想发现其中的奥秘,这是我探寻生活的方式。我想所有的艺术家都是这样。我不认为有哪个真正的作家是因为政治因素而开始写作的。


  格罗斯:50年代你与许多黑人作家结成了朋友。在那个年代,黑人作家与白人作家要结成朋友,是不是有许多障碍?


  戈迪默:是的,是有许多,不过我想到处都一样,可能在美国也是如此。作家、艺术家、演员和记者都想摆脱传统生活方式的束缚,彼此找到感兴趣的共同的东西,那些东西超越肤色、种族和语言。我认为在南非也是一样。我与一些初学写作的黑人青年拥有许多共同看法,那些共同看法是如此之多,远远超出了我与那个小镇上的人的共同之处。


  格罗斯:那座小矿城的人是否把你看作叛徒?


  戈迪默:我很早就离开那里了,不清楚他们如何看待我。我在那里时,只是埋头写作,那是一项秘密活动。没有谁对此特别感兴趣,我觉得这实在是件大好事,因为这样我可以按自己的思路进行。第一本书出版时,他们有点恼火——那时我母亲还住在那里——因为写的是那种小地方,里面多少有一些自传的成分。


  格罗斯:我听一些在南非从事解放运动的白人说,他们担心一旦爆发革命,就会出现针对白人的狂热行为,而且不会把赞同或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白人区别开来。你是否担心这种事情?


  戈迪默:不,我必须说我不担心。我觉得奇怪的是你说说这话的人是解放运动活动分子,因为只有从未对黑人做过什么事的人才会有这种担心。


  格罗斯:我在这里不想说出姓名,但是的确有一个人对我这样说过。


  戈迪默:我想以前也许有这种可能,在70年代闹黑人分离主义的时候。但是如今随着联合民主阵线南非80年代初建立起来的一个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组织,参加者有黑人,也有白人。的建立——仍然面临重重困难,处于半公开状态——民主意识已经超越肤色的界限。


  格罗斯:你的三本书受到了审查,是这样吗?


  戈迪默:我的三本书在南非被查禁了许多年,不过近来已全部开禁。我乐观地希望这种事将不再发生。查禁我这样的作家对当局来说实在不怎么划算。审查制度现在已经由查禁书籍转移到了查禁出版社。真正的压力在出版社和新闻媒介。


  格罗斯:审查是否是一种荣誉的象征……表明当局对一本书感到恼火,不希望别人读到它?


  戈迪默:对,我想是如此,对我来说,这是对别人无法读到自己作品的一种补偿。不过现在小说作品很少遭查禁,甚至连相当棘手的非小说作品也极少遭遇这种命运。这是因为如果这类书达到某种层次,读者就不会太多。你一定清楚对电视就进行了绝对控制,都是官方电视。我这种人不为电视写作。我们从不在讨论节目中露面,根本就不容许你露面。


  格罗斯:我跟你读一段你以前关于写作的论述。你说“最好的写作方式就是好像你已经死了,不害怕任何人的反应,不理睬任何人的观点”。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是不是你招惹了南非两边的人?


  戈迪默:不,这是一种信念,要深远得多。我认为作家必须永远保持独立,保持艺术独立,运用自己的洞察力——超出他人的洞察力——而不要担心是否冒犯你的母亲和好友,不要担心你的政治上的同道会对你怎么看。作家永远也不要让自己成为宣传家。宣传家有宣传家的位置;鼓动家有鼓动家的位置。我不属于那种;我不是那种人。我是作家,我具有某种才能,我觉得我首要的责任就是恰如其分地运用我的才能。你越是接近真实,就越能恰当地运用你的才能,而不必去担心别人怎么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这个准则,写作时就好像自己已经死了,不去考虑会有什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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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丁·戈迪默:无论如何我都会成为作家


  可以这样说,但不管怎样,我都会成为一名作家。小时候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记者,或是一名舞蹈家。当我11岁时读到伊夫林·沃(译者注:英国作家)写的《独家新闻》时,深受鼓舞,立志成为一名记者。


  那时我经常泡在图书馆里,一本接一本地读下去。我的阅读量不小,并且是不带有任何偏见的阅读。我将自己看过的书整理成书单,记录在自己的作业本上,同时也在上面写书评。其中,一篇是《飘》的书评,而紧跟其后的是关于《佩皮斯日记》的书评。我的阅读很宽泛,不会局限于特定领域。


  《伯格的女儿》一书在很多人看来讲的是南非白人从事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故事。但对我而言,却是另一种象征,这是一本关于承诺的书。而其中的承诺不单单涉及政治,是身为作家通过写作让人生变得更有意义的一种担当。在我看来,这也是写作和艺术存在的意义。我们借此试图从杂乱无章、挥霍浪费的现实社会中,寻求合乎规范和逻辑的生活轨迹。这也是我们应为之努力的所在,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因此,即便我是一名英国作家或美国作家,我也会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创作方向。你只需听从内心的召唤,就会找到适合自己的未来之路,也可以说是“心之所向,身之所往”。


  房间。记得我离婚独自一人带着孩子住在狭小的公寓间时,那里的隔音效果不好。当听到隔壁人家的收音机发出的声响时,我总感觉自己要被逼疯了。我不怕人们的吵闹声,但是像酒吧里的助兴音乐、收音机里传来的调频音以及门外传来的电视声都让我不胜其烦。而现在我住在郊区的房子,那里有我一间独立的工作室,透过其间的一扇门可以直接走到花园,这座花园于我而言已经非常奢侈,我可以不受他人干扰自由进出其中。当我准备开始工作时,我会拔掉电话线,直到工作结束之时才会恢复电话联络。而真想找到我的人,也会在其他时间联络上我,我觉得这非常简单。


  当我开始创作一部小说时,我每天都会工作。我可以连续工作4个小时,直到累得再也想不出其他的东西来写,我就会做些其他事情,让自己换个思路。一些作家认为自己在创作时就不应该做生活中的琐事,对此,我不太能理解。很多时候,写作过程中所产生的孤单让人害怕,甚至有时接近疯狂,一个人突然就消失一天,失去任何联系。而干些生活中的琐事,譬如将衣服送去干洗店等,却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真实的生活,将我们拉回现实生活,换句话说,让我们重回现实世界。


  写作障碍是因为你总是感觉到想象的“心魔”的存在,同时伴随着犹豫、害怕以及恐惧不安等。它于我而言,不是问题。有时,我在进行长篇小说创作的同时,还选择写短篇故事以及非虚构文学作品,或者是以旅行等方式来放松自己。这于我而言,是另外一种方式的休息。


  我年轻的时候总是不厌其烦地修改自己的作品,很多作品都是“三易其稿”。如果我写一篇故事,那终稿仅是原稿的三分之一。但这是我早期创作的情形。而后来随着创作的沉淀和积累,改动越来越少。事实上,短篇小说写作是文学创作中“长话短说”的最有效的锻炼方式,你要学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书评人对于图书的评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每次我都会把自己的新书送给一两位不是书评人的读者来试读,有时还会把手稿送给他们读。当他们读这些书的时候,我内心真的是诚惶诚恐。当然,如果我的书被一些书评人称为“垃圾”,我会非常伤心。


  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叙事风格对我影响很大。如语言运用的言简意赅和对话形式的运用。而在我看来,海明威短篇故事最大的不足在于其全篇充斥着“海明威”式的声音,故事的主人公,并不是按照他们固有的思维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他们的语调俨然就是海明威的自述。很久以前,我就剔除自己作品中“他说”“你说”这种“海明威”式风格的叙述。也有一些读者抱怨这样做让我的小说难以理解。但是我不在乎这些评价,我只是不能再忍受“他说”“她说”这样的叙事风格。如果我不能够让读者通过语气的变化和词语的转换来分辨书中的人物,我想这证明我写作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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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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