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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转向下的当代文学理论建构研究

2017/06/08 15:59:25 来源:《兰州学刊》   作者:谢欣然
时间和空间作为物质固有的存在方式,成为人类思维起点的基本构成要素。诚然,在不同时期,针对人类不同生存现实,对时间和空间的关注和思考总会有所侧重。

  作者简介:谢欣然,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时间和空间作为物质固有的存在方式,成为人类思维起点的基本构成要素。诚然,在不同时期,针对人类不同生存现实,对时间和空间的关注和思考总会有所侧重。学界普遍认为20世纪中期以前时间性构成了哲学、美学的逻各斯先验样态,而空间则在时间强大的话语霸权下处于隐匿之位。时至20世纪中后期,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开始呈现整体话语转型态势,学界逐渐意识到过往诸种理论在时空问题的拿捏方面并未采取一视同仁的致思理路,对时间的大肆鼓吹以及对空间的轻视忽略激发了新时期理论论域内的反思性情绪。由此,空间问题日益凸显,进而形成一股被普遍命名为“空间转向”(spatial turn)的学术潮流。在20世纪有关理论的所有争论背后,最具体也最基本的题域就是文学理论。空间转向作为学术范型内备受瞩目的热点思辨领域,成为当代文学思想范式转型新的生长点。在当今进行文学理论研讨时,将空间转向问题引入,不仅会给新时期文学研究和文学学科建设注入全新活力,而且有助于为文学观念转向中产生的方法论瓶颈寻求开拓性的理论视角和解决之道。


  一、空间转向


  现代性(modernity)作为现代人的心性及其结构,时间观念构成其必要的参照系。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交换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基础之上的“现代性时间”,在基督教文化、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及现代进步观的鼓动下获得了最终形态。现代性时间作为一种永恒向前、尺度单一的线性不可逆时间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大幅提升,成为现代社会发展能量的巨大积蓄。对导向直线矢量现代时间的亢奋追随,以及追求未来无限进步的欲望激情,最终促成现代人诸种变态反应与虚无主义的蔓延。以占有型欲望与享乐幸福为核心的现在时倾向于勾销时间进程框架而变成后现代主义的“无”。进入后现代社会以来,由于主体社会实践及生存体验方式的转型,空间性在哲学及其他相关人文社会学科中的重要性得以显现。迈克尔·迪尔(Michael Dear)如是说:“后现代思想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思想家们重新思考空间在社会理论和构建日常生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空间意义重大已成普遍共识”[1],后现代建筑所构建的空间,成为了发掘后现代深层理论蕴藉的首要论域。


  随着社会转型加剧及全球化的深入,空间和人类自身的生活状态构成了极为亲密的关系。加之个人日常生活在空间中开展,空间自然成为人类多样性生活方式的先决条件。福柯认为:“从各方面看,我确信: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与时间的关系更甚。”[2]空间转向的形成,是法国在20世纪后半叶对社会思潮的重大贡献。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率先将城市革命作为现代性研究的切入点,并建构了关于空间生产的元哲学方案。1974年出版的《空间的生产》中,驳斥了将空间视为物质生产的背景和媒介的观点,认为它产生于有目的的社会实践,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关系至关重要的一环。“(社会)空间是一个(社会的)产物”[3],空间不再是几何学与传统地理学中的概念,而是充斥着意识形态与权力的博弈,是一种既关联社会关系的重组,又关联社会秩序重建的存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属于近期城市急遽扩张、社会普遍都市化后的产物。二战后,现代化狂飙突进进程所激发的剧烈社会变动,尤其是以城市爆炸性扩张为主所引发充满冲突的语境里,关于空间规划和空间实践的理念就此诞生。“空间生产”以开拓性的视角推动了空间在哲学论域中的主题化进程。何谓空间生产?“空间生产不是指的在空间内部的物质生产,而是指空间本身的生产,也就是说,空间自身直接和生产相关,生产,是将空间作为对象。即是说,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现在转变为空间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4]自然环境(气候、地貌)、先前的历史、生产力的增长都不足以说明一个地方的社会空间的生产,“社会空间包容着大量的客体多样性,既有自然的亦有社会的,包括便于物质对象和信息交流的网络系统和交通系统。作为客体,不仅是物质存在更代表着一种关系。它们拥有可辨别的特性,轮廓和形式。社会劳动力将其转型,在时空结构内重新安置它们,而不会影响其物质性,及其自然状态(例如一座岛屿,海湾,河流或山川)。”[5]社会形式并非直接烙印在既存空间中,而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形式,导致一种新的空间被生产出来,随着新空间的诞生,相应的社会关系也随之生成。在历史的沿袭中,空间呈现出复杂的动态特性,每一种社会形式或生产方式都会建构相应的空间模式。从空间生产的角度切入,就能指向形态各异的都市建造、设计和规划现象。对空间生产的剖析在当代承载着重要意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规划将空间作为生产剩余价值的中介和手段,空间在社会实践中产生,成为社会关系的衍生物,蜕变为利益争夺的主战场,“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它被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线,都纳入生产力与产物之中。”[4]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瓦解了单一逻辑中的质性空间,为空间的多元化阐释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在列斐伏尔着作《空间的生产》发表两年之后的1976年,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地理学问题》的访谈中同样注意到了空间概念在西方思想史中的命运:“这是起始于柏格森还是更早时候?空间在以往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6]这次演讲后来精炼成1984年发表的名为《另类空间》①的论文,其中福柯认为19世纪一直被与时间相关的主题所纠缠,而20世纪则预示着以空间为主导的时代的来临,“我们处于同时的时代,处于并列的时代,邻近的和遥远的时代,并肩的时代,被传播的时代。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我相信,世界更多的是能感觉到自己像一个连接一些点和使它的线束交织在一起的网,而非像一个经过时间成长起来的伟大生命。”[7]随着理论步入20世纪终端,福柯对“空间时代”崛起富有前瞻性的预言,给学术界未来发展趋势确立了一个更为合理的基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福柯已经触碰到空间与全球化问题的核心:在漫长时间历史中形成的生命经验已经让位于自身与不同空间相互缠绕而成的空间网状经验。他将空间与规训术联系起来,物理性的空间凭借自身构造和布局产生隐秘性的权力机制,这种权力机制能够有意图地统治人、锻造人、规训人,从而将个体塑造为一种新型主体类型。空间被有效地应用到微观政治中来,成为一种具备巨大实际操作性的政治管制机器。福柯进一步夯实了空间问题的理论基础,空间问题的思考不再局限于地理学研究论域之内。


  爱德华·苏贾(Edward W·Soja)赞同福柯观点,认为正是历史决定论导致了空间贬值,同时他也给出个人观点:“将历史决定论等同于创造一种批判的缄默,心照不宣地将空间附丽于时间,而这种时间掩盖了对社会世界可变性的诸种地理阐释,扰乱了理论话语的每一个层面,从关于存在的最抽象的本体论概念到关于经验性事件的最为具体的解释。”[8]理论意识中的这种历史决定论致使社会思想的主流依然惯于对空间持漠视态度,即使空间理论极具说服力,也未曾在理论界引起多大反响,“它往往扼杀人们对社会生活空间性的一种旗鼓相当的批判敏感性。这种批判敏感性就是一种实用的理论意识,它能观照到,存在的生活世界不仅创造性地处于历史的构建,而且还创造性地处于人文地理的构筑。”[9]苏贾在继承这些思想家的空间洞见之时,本着建立空间研究话语的热情,推出了“空间三部曲”:《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在苏贾精心构建的空间哲学中,空间概念得到了极大地拓展和深化,它融合着“景观社会”、“日常生活”、“空间批评”、“消费文化”等概念,囊括了诸如都市、国家、身体、全球化等范畴,使当代批评理论的热点问题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论证方式。苏贾的空间阐释不仅关注地理学意义上的具体对象,而且涵盖了哲学层面更为广泛的概念范畴。


  通过西方文化思想界对时间意识的批判性反思以及对空间思维的呼唤,20世纪中后期在诸多学科领域内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空间转向,一种新型的空间化论辩也被放置于理论和政治的议事日程上。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空间转向”并非是单一的方法论和认识论,而是一场规模宏大的知识学立场的转换活动(“空间和时间并置”替代了“空间依附于时间”)。空间理论作为一种新的思考和阐释模式,从根本上是基于西方社会现实中的空间问题展开分析、批判、抽象而得来的理论精髓,它带来的不仅是人类给予空间存在方式的深刻感悟,同时也引导着社会文化研究方式的重新修正。在“空间转向”的潮流中,诸多理论家都在各自研究领域中重新审视空间因素,重新调整作为一种新的视角和理论转向的“空间”在学术体系中的话语地位,以发掘由于空间因素的注入而活跃起来的全新理论景观。


  二、空间转向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范式转型


  20世纪后半叶,“空间转向”以其独特而新颖的理论架构模式引起了学界的广泛探讨。空间研究成为后现代显学,对空间的认知不再囿限于对其本体论的追寻,学界研究视域开始普遍聚焦于空间中的主体性行为和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空间构成了经验现象和知识表征系统,构成了浓缩和聚焦一切社会重大问题的符码。与此同时,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生产亦毫无例外地再现着空间,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对现代生活的空间性解读和阐释,激发了文学艺术创作与空间体验的交互融合,空间理论愈来愈受到理论界的青睐,并以其极强的理论穿透力有效地介入诸如叙事话语、身份、立场等论题之中。


  随着空间问题受到的广泛关注,空间化思维作为一种新型方法论开始涉足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受空间化的思考路径的影响,整个人文学科的研究模式开始呈现出多样性、灵活性、复杂性的面貌。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在《西旺尼评论》(Sewanee Review)上发表过《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一文,文中首次提出“文学空间形式”的命题,空间的偶合律和同时性被编织进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之中,空间形式上的努力导致叙事时间流因果律和序列性连贯顺序的消失。虽然当时学界普遍观点与弗兰克的论点存在龃龉,毋庸讳言,弗兰克的空间形式论的确为文学空间理论的初步确立奠定了基础范式,亦为空间理论在文学理论论域中的拓展作出了开拓性贡献。法国文学批评家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的《文学空间》中,将文学空间理解为来自作家对于生存的一种内在性体验,而写作就是要“投身到时间不在场的诱惑中去。”[10]布朗肖从生存论视域出发打破了传统空间认识论主客二分对立的弊端,消除了传统空间认识论的外部空间与内部空间对立分裂的局限,将空间理解为生存体验的空间,此类空间“同时是内在深处和外部,即那空间在外部已经是精神的内在深处,而那个内在深处在我们身上是外部的实在……这个空间与我们的内在深处一样也是事物的内在深处,以及这二者的自由交流。”[11]文学空间不再作为时间的仆从,而是蜕变为人类生存的体验方式。此种论述模式彰显了空间别样的生存蕴藉,同时也更加切近文学空间的内在本质。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一书中以空间化的诗学理论对时间化的文学理论进行了颠覆性挑战,他的空间诗学受象征主义影响而带有某种神秘主义气息,主张真正的艺术应当从时间历史中抽离而遁入充盈着意象想象的诗意空间。巴什拉空间化的诗学理论建构的是一种中断时间的瞬间体验,这对长期以来占据文学作品主导地位的史诗传统进行了权威垄断,这种超越世俗的空间是涵盖了生存论意蕴和本体论意义的诗意想象空间。巴什拉赋予空间的诗性意蕴对文学理论及文学创作裨益良多。


  以上诸位学者有关空间转向下文学理论的研究标志着空间转向对时间性话语霸权的解构,空间的重要性成为继时间之后又一重要话语体系,它成为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论域延展拓殖的新起点。其他学者诸如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等也为文学理论的空间化突破作出了杰出贡献,空间转向对传统的颠覆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时间历史决定论的全盘推翻,而是将传统思想中空间依附于时间的观念转变为空间与时间并置的观念。随着空间化理论受到学界愈加广泛的关注,文学理论空间转向得以正式开启。从现实层面上来看,空间与人类当下所遭遇的社会生活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背后所折射出的文化建设问题则是自不待言的,诸如城市改造、权力规划、利益分配、政治规训等;空间也是一种思维图式,为人类思考自身以及社会关系提供了多层次视角。作为地理学意义上的客观存在,空间受制于不同范围内的社会进程和人类行为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干预;作为一种变革力量,空间又反过来影响和限定人类的各种行为,而且作为人类生活和生产意义内在逻辑的外化而充满了文化内涵。对于空间的关注,已从各个角度深入到文学文化的研究之中,关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空间转向构成了近年来一个比较突出的文论事件,文学理论的空间转向成为文学理论当代进展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空间性成为理论题域更新发展的重要维度,在本体论层面,它试图颠覆以历史主义为核心理念的思维定式;在方法论层面,它旨在解构方法论中的本质主义和整体主义。空间理论提倡开放性、多元性、异质性,以西方空间转向为学术资源的文学理论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传统文学理论的局限性,并为复杂多变的文学、文化现象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


  首先,“空间转向”改变了传统文论中文学与外部世界间的关系。作为社会生产的空间与文学存在怎样的互动关系?英国达勒姆大学地理学讲师迈克·克朗(Mike Crang)在其着作《文化地理学》中如是说:“文学作品不仅仅是简单地反映外面的世界,只注重它如何准确地描写世界是一种误导。这种浅显的做法遗漏了文学地理景观中最有效用和最有趣味的因素……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地理景观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12]空间为文学创作提供地理方式或格局安排,文学作品或多或少揭示了地理空间的结构。文学作品中的诗歌、小说、传奇等都对空间现象进行了描绘,用以探索和揭示人与地理之间充满感染力和激情的关系。同样,文学不仅仅是简单描绘空间的文本,它也是空间复杂意义的组成部分,作品中传递的不同观点勾连成一张相互关联的网,通过它可以构建起空间的意义结构。综而论之,文学研究和空间视角之间呈现为一种声气相求的密切互动关系,“文学时代世界的描绘,是人对世界的一种认识和把握方式,而作为文学探讨对象的世界是有其空间的世界。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现象世界不能脱离空间存在自不必说,它试图穿透、表现甚至创造的精神世界,也是物质世界的投射,同样无法脱离空间。在当代文学作品对现实的反思中,也包含了对空间的反思。”[13]如上所述,空间理论可以从文学中汲取理论资源,反之亦然,空间的巨大潜力也可以对文学内涵的深层探赜有所贡献。


  其次,空间转向突破了文学传统叙事模式,解构了文学文本中时间历史决定论编织的语言牢笼。在传统直线矢量时间观的框架之内,文学研究更多地关注叙述的时间性、序列性、探寻故事的因果性等历时性因素,空间则成为时间性叙事演变的表演场所。作为文学理论中较为活跃的话语体系,西语学界对文学叙事的探讨由来已久,一个故事的基本必备条件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文学叙事作了影响深远的阐述:好的故事一定要由开头、中间、结局组成,故事之所以给人以愉悦正是因为这种有节律的编排。在经典叙事视野下,时间层次上的发展与主题层次上的转变相结合,仅仅是一系列的事件无法构成完整的故事,必须要有一个开头和一个与开头相关联的结局。这种执着于叙事因果关系、序列关系的阐释方法对后世文学叙述理论的发展影响颇深。莱辛在《拉奥孔》中也认为诗歌具有的线性叙事特征,此观点是基于对当时现实主义文学素材所作比较后得出的结论,这在一定范围内的确有助于把握诗歌的艺术特质。在西方文学理论界曾极具活力的现实主义文学始终以遵循时间顺序为旨归,这种线性叙事手法在西方文学史上拥有着长久生命力,“‘现实主义’小说的神话故事私下里表达了这个信念;即世界不是神秘的,它是可以预言的——如果不是对于人物来说而是对于作者来说的话;它可以为个人所操纵;它不但处于被控制的地位,而且人们可以从这控制中获益。推动这个信念形成的关键是真实,它不可避免地以时间而不是以空间为基础,因为小说家的目的通常是在情节中、在结局上、在起因上、在时间上显示生活的‘现实主义’性质。”[14]20世纪以前几乎每一部文学经典都依照时间性叙事策略进行文学创作,甚至到了20世纪早期文学创作的艺术基础依然保留着作为惯例的连续时间。直到20世纪初叶,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剧,现代主义文学异军突起,时间在这一文学主潮中开始失去魔力。现代主义文学显示出旗帜鲜明的反传统倾向,与传统小说相比,现代主义小说打破了传统的单一时间模式,展露了追求空间化效果的趋势。现代主义文学叙事的出现颠覆性地扭转了传统历史学叙事方式,苏贾由是言之:“解构和重构刻板的历史叙事,从时间的语言牢房里解脱出来,摆脱传统批判理论类似于监狱式的历史决定论的羁绊,借此给阐释性人文地理学的深刻思想(一种空间阐释学)留下空间。”[15]


  再次,空间转向作为解构式的理论转向活动,赋予文学中文本互文性空间结构以批判立场。文学理论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应积极涵养“复调意识”,力求在多元对话中有所推进,“后理论”时代的来临,就是注重对理论的反思,而反思的重点就在于理论与批评实践的关系。在“空间转向”的背景下,对空间的关注已在融合文化地理学的基础上,吸收了如后殖民主义、性别政治、文化身份认同等后现代文化理论,实现了对后现代文论的多维解读。在此语境下,空间转向所带来的全新文学研究观念开始呈现出多元性、异质性、互文性的特点,文学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力量借由对文本的多重阐释而得以实现。


  三、空间转向下当代文学理论的反思性问题


  空间与文学理论互动阐释的思考是一个既充满诱惑又极具挑战性的理论题域,随着空间论域的展开,空间问题的复杂性、多样性、抽象性也随之呈现出来,空间成为一个鳞次栉比、多重杂糅的问题域,以至于难以被概念化。文学理论与空间的重新组合,将文学的本质与人类的生存实践结合起来研究,克服了文艺学封闭化、体系化的弊端,为文学的开放性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并进而推动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创新。“空间转向”的生成将对空间的反思从文化地理学和城市社会学层面提升至科学理论的高度,对当代社会生活、文化政治、学术思想产生重大影响。作为一个多面相、多层次的理论概念,对于空间的关注也已从各个角度被纳入文学文化的研究之中,促使文学生产与空间生产之间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样态,多元议题的对话协商、平等竞争将成为文艺学研究的一种常态和全新的格局。


  空间转向下的文学理论已经成为“众多理论”的结合体,包括种族理论、性别理论、身份理论、后殖民批评、女性批评等,这些异质性的学术理论相互交叉、植入、拼接又重新组合成新的理论。哈罗德·布鲁姆感叹道:“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西方经典已被各种诸如此类的十字军运动所代替,如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族裔研究,以及各种关于性倾向的奇谈怪论。”[16]面对文化批评反噬文学理论的状况,在空间转向影响下的文学理论必须给予有效的解释。空间转向带来了全球化的空间重组,使文学理论的研究突破了单一封闭的研究模式,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哲学等学科与文学理论有机融合在一起,实现了空间转向下文学理论的跨学科发展,当下的文学理论少了些彼此间的盲目排斥,多了些包容与接纳。我们目睹和遭遇着拉尔夫·科恩所说的文学理论实践的急遽变化的过程:“政治运动与文学理论的修正;解构实践的相互融合、解构目标的废弃;非文学学科与文学理论的扩展;新型理论的寻求、原有理论的重新界定、理论写作的愉悦。”[17]尽管空间转向下的文学理论带动了本学科与不同文化资源之间的交流对话,但不容置否的是文学理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回避文学自身的问题。空间转向引领了一种开放性的理论姿态,即使在这种话语前提下还是要对文学传统和文学经典持接纳态度,在文本中发现具有普遍性和实用性的理论议题,使文学理论研究不远离文学自身。


  有学者担心,“文学学科在拓展疆域或进行‘科技整合’的同时是否在遗忘和消解自我?”[18]进入后现代语境中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与各学科流派之间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共存的趋势,文学理论在理论形态上表现为片断性、零散性,成为若干概念、术语的拼接,一些学者开始质疑理论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由此引发一定的焦虑虚无倾向。张江教授发表于《文学评论》上的《强制阐释论》为认识当代文论内在机制中的缺陷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当代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是“强制阐释”,强制阐释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场外征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在跨学科趋势的促进下越来越多的承载了政治、意识形态、伦理道德等方面的现实问题,张教授认为“各种生发于场外的理论或科学原理纷纷被调入文学阐释的话语中”,从而导致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实践与理论的颠倒、具体与抽象的错位,以及局部与全局的分裂”[19],构建空间化的文学理论要如何调用或者说在何种程度上征用文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的理论对于当前文学理论的发展来说显然是一个重要问题,空间转向所引发的各学科之间的策应互动已成为历史趋势,文学理论的跨学科性是当代社会文化条件下文学理论发展的主要动力。从积极方面来说,张教授认为文学场外征用的做法“扩大了当代文论的视野,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和方向,对打破文学理论自我循环、自我证明的话语怪圈是有意义的……我们从来都赞成,跨学科交叉渗透是充满活力的理论成长点。20世纪西方文论能够起伏跌宕,一路向前,正是学科间强力碰撞和融合的结果。”[20]同时他也指出:“理论的成长更要依靠其内生动力。这个动力首先来源于文学的实践,来源于对实践的深刻总结。”[20]文学理论保持必要的兼容眼光和思维张力是弥足珍贵的,从文艺学对自然科学方法的移植,到对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哲学等理论知识的吸纳引用都使文学理论充满生机活力。但是,在倡导文学理论多样性的同时也必须保持该学科的自主性及独立性,即各学科虽有交叉互渗的情况,但是各学科的立足点仍在各自领域。文学理论的学科互涉并非单纯的借鉴和利用其他学科资源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文学理论应该以何种立场立足于学科互涉的场域内。好的学科互涉一定是奠基于各学科自身高度专业化知识的基础之上,如果一味追求知识领域的拓殖,缺乏自身独特的研究特性,那么就要面临被其他学科淘汰的命运。我们所应有的理论视野应当是在开放性中保持自觉性,充分重视文学传统的传承和文学经验的积淀。概而言之,当代文论越来越呈现杂糅和多元共存的趋势,虽然要力求视野上的开放性,但同时也要坚守文学内在价值和自主性,不能为了盲目迎合时尚而丧失文学应有之品格。


  关于空间转向下的文学理论研究构成了近年来比较突出的一个文论事件,以西方空间转向为学术资源的文学理论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传统文论中的局限性并为复杂多变的文化现象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对于正在发展中的文学理论新范式,学界应该满怀信心而不必陷入未名的焦虑之中,同时,作为新的理论范式要能有效应对“理论终结”言说的挑战,要有与推崇多元性和差异性的文化研究对话的能力,进而在与纷繁复杂的文艺现实的互动中完善新的理论范式。文学理论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积极涵养“复调意识”,保持多元对话协商、平等竞争应是进行文学理论研究的一种常态。诚然,对于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理论而言,经过后现代思想的浸染之后,很难保持单一性、同质性,但同样也不可能完全是异质的、多元的,笔者认为应该表现为二者的融合建构,它应该是“既不同于现代文学理论的单一语言学模式,也有别于后现代理论的超学科范式,而是吸取两种范式所长的新建构”[21],如何在这两种模式中进行文学理论不同层次间的耦合建构正是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需要认真思索的。反思,平衡舒解了文学理论中可能存在的矛盾处境,强化了文学理论的学科自律意识。无可讳言,文学理论现在正处在富于学理建设和寻求理论突破的历史时期,后理论语境下的文学理论势必会在注重自身逻辑谱系之外对人类所处的时代与生活世界进行反思,这种全新的理论阐述模式对传统理论范式进行了有保留的继承,并在此基础上生发出了新的理论形态。对于一些学者提出的“理论终结论”有其现实境遇及理论初衷,但未必切中当下文学理论的全部要旨,我们自然不必盲目跟风。


  ①对米歇尔·福柯此篇论文的翻译先后出现过不同版本,分别是:以名为《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收录于包亚明主编的《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以名为《不同的空间》收录于周宪翻译的《激进的美学锋芒》;以及王喆翻译,载于《世界哲学》的《另类空间》。文章关于“另类空间”的论述以王喆版为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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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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