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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经济学作为批评范式的可能性

2017/10/26 14:01:22 来源:《中外文论》  作者: 龚举善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其60余年的衍生历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历史批评毫无疑义地成为最为醒目的思维主线,而政治学批评、经济学批评、身体美学批评依次出场,构成了此期文学批评的主流范式。

  作者简介:龚举善(1964— ),湖北竹溪人,武汉大学文学博士,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兼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中华美学学会会员、湖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湖北省美学学会理事、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理事、湖北省文艺学学会理事等。主要从事文艺学、现当代文学研究,著有《文化境遇与文论选择》、《报告文学现代转型研究》、《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的叙述框架》等,发表学术文章160余篇。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其60余年的衍生历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历史批评毫无疑义地成为最为醒目的思维主线,而政治学批评、经济学批评、身体美学批评依次出场,构成了此期文学批评的主流范式。其中,肇端于1990年代并延伸到新世纪的经济批评范式具有显著而独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但总体上看,理论界对于经济话语之于文学批评活动的深刻渗透进而凝聚为重要批评范式的事实却明显缺乏集中关注和学理阐释。


  一、经济话语进入文学场域的若干参数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经济范式由自发到自觉的文本实践及其规模化运作,与以下三大参数的理论启益与现实推动密不可分。


  首先是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的召唤。


  在马克思主义原典中,存在与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可谓最为基本的三组辩证范畴,据此支撑起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实的思想体系。其中,作为社会存在形态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始终被界定为社会意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因素。因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主流范式的最高秉持,所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历史批评在进行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时,一向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看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并认为这一矛盾本质上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并只能通过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加以解决。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不断创造并逐步优化与日渐提升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由此而来,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不仅源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生活,而且必须回到生活的强大磁场中,借以促进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达成精神生态的均衡。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中对唯物史观作了最原始的表述。当时马克思年仅28岁,其世界观尚处于成长期,某些论述未必成熟。正如恩格斯所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解释,“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1]。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后来潜心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终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中再次全面阐述了唯物史观,人称“经典表述”。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系统地概括了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清晰地阐释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3]。显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存在与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生产”性建构,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


  反映在文艺生产领域,这种唯物史观集中体现为马克思、恩格斯对文艺作品揭示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功能的高度重视。在谈及狄更斯等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时,马克思说,“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从‘最高尚的’食利者和认为从事任何工作都是庸俗不堪的资本家到小商贩和律师事务所的小职员,都进行了剖析。”[4]恩格斯在致信《城市姑娘》的作者哈克奈斯时,更是给予法国作家巴尔扎克以热情肯定:“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5]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关注文学作品对政治生活和经济特征的真理性揭示,而且还注意到物质生产和包括文学生产在内的艺术生产之间的不平衡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的命题,并做了深刻的辩证分析。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不平衡关系的论述,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熠熠光辉。据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从哲学高度探析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双向互动关系,而且从经济学层面突出阐释了艺术生产显著而独特的社会作用。


  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思想中的经济话语,深刻影响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实践。对此,钱中文、童庆炳等都有较为系统的探讨,其他学者也不乏跟进式接纳。如冯宪光认为,“在人类生产这一整体中,按照马克思的一贯思想,也具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这两种内容。……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文艺受经济基础的决定和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作为一种生产,一种精神生产,一方面受物质生产的决定和制约,另一方面又与物质生产一起同时作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6]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文艺生产及其产品无疑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但与一般商品相比,文艺产品的双重价值及其实现途径具有特殊性。这类阐发,大体反映出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基本面影。


  其次是实践范例——文学及其批评现场中经济要素的参与。


  文学批评实践中的经济参数,并非始自当代,而是伴随着文学创作及其批评活动的全过程,只不过此前没能形成规模化的“范式”而已。


  赵敏俐曾撰文考察中国古代“卖艺式”的歌诗生产方式及其平民化消费特征。他认为,从生产者的角度考察,他们是生长于民间靠卖艺为生的人;从消费者的角度考察,消费群体主要是下层平民;从纵向历史来看,先秦时期几乎没有这样的平民阶层,汉代才逐渐出现,宋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一直延伸到现在。“现在的艺术生产和消费,我觉得都是商业化的,都和这个卖艺式的生产与平民式的消费相关联,是卖艺式的生产和平民式的消费的一种变体。”[7]文艺的平民式消费如此,文艺精英化消费的经济成本当更高。透过他的简要梳理,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文艺生产和文艺消费过程中出现“买卖关系”的时候,文艺活动的商业属性便得以确立,文艺作品作为特殊商品进入消费渠道的流通机制也相应生效。


  古有所谓“润笔费”,后有稿酬和码洋,它们都是文学艺术潜在经济价值的市场化显现。据学者考证,“润笔一说,起源颇早。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写道:‘作文受谢,自晋宋以来有之,自唐始盛。’宋人王楙和清人顾炎武都认为汉代已经有了‘润笔’。个别具有巨大文化号召力的旧派精英文人,在润格上创造了惊人的记录。吴梅在日记中有一条记录:‘公铎送来瑞安姚雁秋墓志铭,为太炎笔,酬金三千元’,数额之巨令人惊叹。民国时期,有些著名文化人,甚至以此为谋生手段。……翻阅前人的日记和民国期刊,可以发现大量润例的广告,这些广告都是一些著名旧派文化人刊登的,明码标价,毫不含糊。”[8]关于文学创作中的稿酬问题,即使是鲁迅这样的大家也十分在意,当代文坛上的版权之争更是不绝于耳。


  上述事实表明,经济文学与文学经济是相伴而生、不可分离的。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经济文学化和文学经济化的趋势日渐凸显,文学批评中的“经济批评”随之浮出水面。王永钦认为莫言的《丰乳肥臀》、《蛙》等文本关于生育问题的文学反思不同程度地蕴含着经济学的信息。[9]前述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某些文学作品的经济学审视也具有很好的示范效果,类似的专门化研究不在少数。“经济学家曾经研究过鲍姆(L. Frank Baum)的《绿野仙踪》(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看出作者在这本童话作品中,表达了对美国在19世纪末货币政策的看法。也有人借着经济学,分析荷马(Homer)史诗《奥德赛》(Odyssey)中的英雄受到女妖歌声的诱惑并非缺乏自制力,而是特殊条件下理性选择的行为。”[10]中国学者韩毓海以笛福和亚当·斯密为例,对西方文学中文学与经济的互惠共生现象作了精到的个案分析。他说:


  众所周知,丹尼尔·笛福是18世纪英国的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但很多人不知道,他首先是个经济学家,确切地说他始终是个商人。在当时他自己生活的时代,他作为一个小说家是没有名的,但作为一个商人和一个国民经济学家非常有名。他是第一个提出自由贸易理论的人,国民经济学和自由贸易理论都是他提出来的,那个亚当·斯密是跟他学的。而他的出名是因为一本经典性的国民经济学著作《英国商人手册》而不是《鲁滨逊漂流记》,后一本小说根本就没用真名来写,这是其一。其二,亚当·斯密,他是个文学家。他是教文学的,他1748年接受爱丁堡大学的聘请,教的就是文学和修辞学。他当时是作为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出名的。他的整个国民经济学的基础都是建立在文学的基础上,是研究“人性”的。所以与其说“文学是人学”,不如说人文主义是整个18世纪资产阶级学说的基础,也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11]


  论者所举例证可能不够周全,但比较典型,客观上也能够说明文学与经济学并行不悖的交融关系。


  其实,不独文学反映经济生活并在流通中体现经济特征,影视艺术和网络艺术本身就是技术、艺术与商业的跨界融合。


  再次是牵引力量——市场经济规则的体制化运作。


  人们长期争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区别,但有一种“联系”似乎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这就是,“socialism”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社会学思想,只不过该思想主张由社会拥有和控制资本、产品、土地、资产等,尊重公众利益和共同富裕。伴随着新中国尤其是新时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经济杠杆的强势运作,中国当代文学形态的经济功能不断加强,社会历史批评领域中的文学经济学批评不仅已经成为可能,而且正在凝聚为一种社会集体意识并有力地调整着当下文学批评的新常态。


  新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既是传统社会主义向现代开放性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现代经济规律持续探索和日渐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系统中的驱动作用,导致经济力量与文化要素空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经济文学和文学经济、经济文艺学和文艺经济学、经济文化学和文化经济学,以前所未有的速率和强度交融互动。难怪艺术家达明安·赫斯特如此感叹:“金钱使一切事情变得复杂。我真的愿意相信艺术比金钱更有力量,但这只是艺术家的浪漫想法。有时,我开始隐约觉得金钱的力量更大。”[12]在这种背景下,文学批评想远离经济和市场显然是不可能的。


  探讨市场体制对于文学艺术经济功能的刺激以及对于文学经济学批评的牵引,重在考察文艺市场的形成、文学创作生态的改变以及二者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在文艺生产活动的早期,生产主体和接受主体(今称消费主体)之间客观上构成了潜在乃至显性的交换关系和交易局面。因而,从词源学意义上说,包括文学活动在内的自发市场与自觉市场、民间市场与官方市场、大众市场与精英市场、微观市场与宏观市场等,都是历史生成的传统概念。但毫无疑问,今天市场经济层面的“市场”无论在广度、深度和强度上都无法与传统市场相提并论。


  文艺在市场轨道上发展的现实情况表明,市场体制一方面激发了创作主体的效益观念和创新意识,另一方面又激活了广大文艺消费者的期待视野。尤为重要的是,文艺生产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型,更有力地保障了接受主体的参与度,因而也更好地达成了文艺活动的创造本质和对话潜能。这在新兴的网络文学创作中有着更充分的体现,韩剧、美剧的创作方式以及韩美剧近年在中国的热播可为佐证。广受欢迎的《来自星星的你》最后一集直到播出前一周才最终敲定。这种俯下身子、贴近民众、尊重消费的谦恭态度和扎实作风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二、经济批评作为文学批评范式的可能性


  文学经济学作为批评范式的可能性在于:


  1.客体的经济生活是实现文学经济学批评的前提条件。


  影响人类生产的效度有几大要素:一是自然资源禀赋,二是技术和人力资本状况,三是资本积累条件,四是分工和迂回生产的深化程度,五是基本制度结构。这五大要素共同塑造了三种经济发展模型:物质资本模型、人力资本模型、制度结构模型。三种经济发展模型既是内生化的,又是互文性的,自然也具有变异性和流动性。按照马克思“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的唯物主义论断,人们的一切实践活动,包括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等,都是文学这种特殊意识形态的观照客体和反映依据,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生产对象。


  现实情形是,在文化成为资本和文化生产演化为工业或产业的时代语境下,经济文学和随之而来的文学经济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方式之一。近年颇为流行的诸如“白富美”、“高富帅”等再次强有力地表明,经济生活规约着文化、文学上的经济表达,仅仅因为生得白净、长得高大还不能算作“美”,它们必须与经济上的富有结合起来才符合时下的“审美”标准。据此判断,文化资本理论和文化工业经验不仅逐步走进当代社会生活,而且,它们已经成为新时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实践和文学理论建构的常规性概念和主流话语方式。


  “文化资本”(capital culture)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一个功能性分析概念。布迪厄认为,资本可分为三大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其中,文化资本是一种表现行动者文化上有利或不利因素的资本形态,它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紧密相关,并在社会资本的制度化参与下可转化为经济资本乃至潜在的政治资本。在此基础上,布迪厄将文化资本拆解为三种具体形态,即身体形态、客观形态和制度形态。在他看来,文学艺术总体上属于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因为它可以并且已经以物化形态呈现出来。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戴维·索罗斯比将资本划分为四种类型:实物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文化资本。他认为,“文化资本即作为贡献文化价值的资产。更精细地说,文化资本是嵌入于一种财产中的文化价值存量,该存量反过来可以形成一定时间内的货物和服务流或者商品,这种物品可以既有文化价值又有经济价值。该种财产可以存在于有形的和无形的形式中。”[13]索罗斯比的资本分型以及关于文化资本双重价值的认定,客观上与布迪厄文化资本思想一脉相承。新时期以来,文化资本理论在我国学术界和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当然,在文化资本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明显存在着泛化倾向,有的学者据此提出“文化资本利息”、“文化资本剩余价值”等话题。金宏宇曾撰文讨论过《商界》、《风流少东》、《大上海沉没》、《金融家》、《金魔》、《儒商》、《原始股》等所谓“财经小说”[14],堪称中国化经济文学批评的专门化尝试。


  “文化工业”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等人提出的概念,用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文化的商品化、齐一化、程式化。具体说来,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现代文化生产已经成为了标准化和模式化的工业行为,而大众文化产品尤其缺乏独特的内容和风格,多是按照一定标准和程序进行批量生产或机械复制。在这种情境下,模式代替了个性,平庸代替了创造,低俗代替了崇高,整个文化工业把人类改变成能够在每个产品中从事不断再生产的机器,文艺作品被彻底世俗化、均质化、商业化了。阿多诺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进行长期、深入观察后认为,具有政治经济色彩的“文化工业”堪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胶”,它是统治阶级进行有效统治和利益结合的工具。文化工业的“结合”表现为其生产的文化产品不断地调节着消费,这个调节作用不但是物质的,同时也是精神的。总体上看,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源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需要,源自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工业的事实和经验。尽管有人认为“文化工业批判论”表现出一种捍卫精英文化的愚顽之气,但它对于西方现代文化经济生活的敏锐把握、独特揭示和精到分析,对于工业社会语境和市场经济条件之下的文学批评来说,显然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的启示作用。


  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生活逻辑的规定和“文化资本”论、“文化工业”论的影响,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批评明显加大了对于经济要素的重视力度,文化理论界随之提出“文化产业”、“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y)的概念。创意产业“这种生产行为,创造出新的消费行为:艺术的欣赏被创意产业产品的欣赏所取代。……创意产业原来叫文化产业(cultural industry),或者译成文化工业。那个名称不好,艺术家本来强调他们不是工人,文化产业使他们回到了工人的地位。‘创意’一词使他们与创造联系了起来,尽管这仍是产业。艺术家通过创意,使自己成为生产流程之中的一个环节,而不像过去那样,通过置身于生产之外,与生产(按照一定的规则和一定的流程,照一定的样本和图纸来制作)相对抗,来强调自己的独特性”[15]。可见,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思维的兴起及其运作实践,一方面说明西方当代文艺思潮对中国学术神经的强劲拨动,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当代批评界对于西方理论惯性的积极反思和创新发展。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基于以下两个事实:一是将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文化业态区分为可产业化与不可产业化两大部分,充分考虑到了文学艺术独特的精神气质;二是在文化产业界大力倡导“创意”的价值,充分尊重了文学艺术的创造本质。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经济学批评的积极意义也由此而来。


  2.创作与消费双重主体是达成文学经济学批评的内在动因。


  经济文学的创作主体和消费主体无疑是达成文学经济学批评及其价值功能的内在动因。换言之,经济文学的创作和接受成为刺激文学经济学批评得以生成的主体性力量。以经济生活为基本反映对象的经济文学当然具有一般文学的基本特征,但其消费主体有可能更为关注其中所传达的社会经济信息,因而,经济文学的读者常常有赖于文学经济学批评的评判和提示。


  经济文学的创作同样是客体的经济生活与作家主体的思想感情交合后的语符化呈现,亦即通常所说的物化形式。物化的文学作品在商业化流通中要求相应的消费者给予专业作家以稿酬、版税和其他衍生性改编费来保证其日常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和以文学来进行消费几乎同时进行着。这意味着,作家在一般的感情投入、思想体察和创作技巧之外,还要深入社会生活,了解经济发展的常态和异态,具备基本乃至丰富的经济生活知识。


  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在非市场化经济时代,只要作家的创作态度端正,创作质量优良,其创作时的商业动机就不应该一概加以排斥。“在西方的文学史上,巴尔扎克的写作态度是严谨的,他的创作成就也得到了文论史上的普遍承认,但在其写作的具体动机上,以写作来赚一笔钱是有很明确的意识的。……至于大仲马曾组织写作班子来按他的构思写小说,这是早就为人所知的事实,它开创了后来在影视制作中企业化地经营文艺的方式。”[16]当然,文学史上确有某些作家的创作并非为了赚取生活费用。表面看来,这类作家好像与经济利益毫不相干,最多属于“倒贴”型创作,但事实上,这种貌似纯粹自娱式或寄情式的文艺生产也必须以起码的创作条件为基础,如必要的创作环境、书写工具、时间保障等。这在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曹雪芹等人的非盈利性创作中可见一斑。我们承认《红楼梦》创作的艰辛程度——“举家食粥酒常赊”,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并无大碍的衣食住行毕竟为曹雪芹的写作提供了基本条件。


  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将消费时代命名为“物的时代”,听起来有些恐怖,但他从一个侧面抓住了经济消费时代的基本特征。置身于此种语境,传统意义上创作主体的极端重要性被相当程度地移位于消费主体,“经济中心观”随之与“读者转向论”有机联系起来。虽然如此,在我们的意识深处,还得适当考虑精神消费与一般物质消费的差异。有人将这种差异归纳为三个层面:一是物质产品的消费是价值耗损运动,而文艺产品的消费却是价值增生运动;二是物质产品的消费存在价值所有权的转移,而文艺消费不存在这种转移;三是文艺作品没有物质产品那种有形损耗与无形损耗。[17]鉴于文学创作及其批评活动对于读者人格的特殊塑造力量,本文倾向于主张“相对读者中心论”,即保留作家对读者趣味的合理选择权利,而不是一味盲从于读者趣味,特别是“三俗”趣味。


  3.文学传播中的媒介因素成为文学经济学批评的运行中介。


  无论是经济生活转化为经济文学,抑或经济文学走向文学消费,还是文学经济批评迈进文学批评经济,文学传播媒介以及据此而来的文学媒介经济都是无可或缺的中介因素。


  文学广告将文学、媒介、新闻、经济诸要素连接起来,以跨学科姿态勾起文学的时代记忆和时代的文学向往。真实性、新颖性、时效性、商业性、艺术性是文学广告的基本特征。中国古代文人的有关书信、序跋等,内含浓郁的广告意味。近现代以来,文学广告成为告知文学信息、扩大作品影响、获取更大效益的基本方式。进入网络化时代以来,文学与广告的联系更为紧密了,甚至可以说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正因为文学、文学批评与文学广告间的互文特征,所以向来受到读者和学者的关注。世纪瑞博整合传播(丰氏国际)董事长、《小丰现代汉语广告语法辞典》的作者丰信东在认可广告的文学性的同时,认为广告本身就应该是文学,亦即广告文学,并批评图像时代的部分广告对于文学性的漠视。图像转型时期的文学广告是否丧失了文学性?不可一概而论。但当下不少报刊、图书、网络上的文学广告确有一股虚假、粗鄙之气,某些文学广告甚至已经沦为庸俗写作的媒体掮客。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对于现代文学史上那些精良文学广告的必要回眸,便具有了以史为鉴的现实意义。


  从理论上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市场远不及今天成熟;而从实践层面来看,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特别是头十五年左右,私有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外向型民族矛盾尚未成为时代的主要矛盾,作家艺术家还抱有对于文艺创作的赤子之情和敬畏之心,文艺生产及其传播相对真诚和率性,客观上为20世纪文学广告第一个繁盛期的到来创造了条件。钱理群、吴福辉、陈子善等人《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系列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较为充分地考辨了此期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广告,所以其副标题叫做“以文学广告为中心”。钱理群等人所界定的文学广告包括文学创作、出版过程和意图、出版者对接受者的引导、文坛活动、文学事件、作家个人信息、文学背后的故事乃至装帧、印制等极其广泛的内容。他把文学广告的意义总结为四点:“一是作者、译者自己写的广告,能显示自身的写作、翻译意图;二是显示最初的接受,简短的书评,出版者的意图、眼光与读者的反应,市场的状况;三是广告还提供了文坛活动、文学创作的许多信息,可以引发出许多文学背后的故事,按时间顺序就可以显示一年的文学事件;其四,广告也是一种文体,也有文体史上的意义,广告书话本身的文字也要写得有味儿”[18]。吴福辉在编罢《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28—1937)》之后也撰文指出,“通过广告内含的各种‘语言密码’,泄露各种声息,发出各种音调。这也应该是现场感极强的一种文学史。如果说我们努力接近文学的原生状态,以使过去因种种缘故遭受歪曲变形的文学史更接近‘事实’,让后来的接受者也有自己判断的权利,那么好了,这正是此种文学史的强项。因为‘文学广告’系当时人所写,它包容了当时社会的接纳心理、当时人的文学理想、价值观念,以及文学对当时的人和社会的反作用力,是以历史资料形式保存到今日的活化石。”[19]钱理群和吴福辉关于文学广告经济与社会意义的阐释,为我们重新认识市场环境下广告的独特文化功能提供了新的视窗。


  包括广告在内的文学传播过程中的媒体运作,是文学生产与消费活动的必然要求,无可厚非。当务之急,应科学认识和妥善处理文学价值和媒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正确凝聚“媒体注意力”。我们希望并相信,伴随着全媒体的不断发展以及媒体市场的日渐规范,文学批评自身的经济运作空间也将越发广阔和稳健。


  三、文学经济学批评范式作为方法论的价值辩证


  针对文学活动开展经济批评是一种世界观、艺术观的时代体现,其必要性与可能性决定了它的方法论价值,因而需要认真面对和深入探讨。


  1.文学经济学批评范式的方法论价值。


  首先,有助于拓展文学批评新视野。


  自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诞生以来,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尽管文学批评流派众多,形态各异,但影响最为深广、表现最为活跃的主流批评还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历史批评。这种批评将社会、作家、作品、读者有机联系起来,特别关注文学创作与社会生活之间丰富、活跃而生动的多样化联系,并适时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和文化批评的某些合理因子,在自我完善和发展中保证了文学和文学批评自身能够在“人学”的轨道上负重前行,客观上成为了当代文学界唯一名副其实的主流批评范式,并引导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路向。文学的经济批评正是广义社会历史批评对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代语境下文学发展现实的一种理论回应。这种回应最显著的方法论意义就是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新视野。


  从根本上说,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既然当代社会生活中经济生活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基本力量,那自然应该成为文学艺术的重点反映对象,与此相关,文学批评的经济视野便是理所当然的文化选择了。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的题中之义,也是中国文学批评“文以载道”、“文以代变”思想的逻辑延展,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必然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的创作、传播和消费表征出符号经济学的功能,对于文学活动的经济批评显然强化了上述文化功能。


  其次,有助于丰富当代文学批评系统的话语方式。


  任何一种较为成熟的批评方法都有一套相对独立的话语方式。崔志远曾系统考辨过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批评话语范型的三大变化:一是恢复十七年和“文革”期间被视为异端的理论话语,如人性、人情、人学、共同人性、写真实、形象思维、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等;二是吸收西方外来理论话语,如文本、语境、权力、颠覆、原生态、零度情感、总体社会、终极关怀等;三是自创新话语,如主体论、性格组合论、人文精神、文艺心理、审美意识形态等。但无论怎样变化,新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范型集中体现为三大关键词系列,即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本质论系列,以创作方法为核心的创作论系列,以艺术形象为核心的本体论系列。[20]他所指称的“关键词”主要限于传统的社会学批评领域,本质上属于广义的社会历史批评谱系,只不过它侧重于社会生活对于文学创作的一元决定论。


  文学的经济学批评范式固然同属社会历史批评一脉,但开放的时代观念使之将“经济”作为多维批评方法中的一维加以创新运用,并在创新运用的具体实践中挖掘、生发、提炼出一整套具有自身独立价值意涵和美学追求的话语系统。这套话语系统的基本关键词有:经济基础、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艺术生产、文艺生产力、文艺生产关系、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符号经济、文艺市场、文艺竞争、文艺商品、文艺流通、文艺消费、文艺管理、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票房价值、上座率、点击率、文化工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文化服务、文化资本、资源配置、GDP、中产阶级、商品无意识、经济效益等。这些关键词,既有对过往社会历史批评相关术语的保留,也有采自当今经济语境的鲜活概念,而后者恰恰体现了经济批评范式对于当代文学批评话语的独特贡献。


  其三,有助于优化当代文学批评的方法论格局。


  应当承认,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伊始,我国文学批评的方法论格局有了显著改善。这种改善首先表现为打破了意识形态论(包括阶级斗争论)一论独大的局面,在传统批评与现代批评、本土批评与异域批评、外部批评与内部批评、人文批评与科学批评、内容批评与形式批评、宏观批评与微观批评、本位批评与比较批评等诸方面,均取得有目共睹的实绩。尽管如此,人们对当代文学批评方法系统中的两大缺陷仍时有微词:一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现代转换乏力,二是西方现代批评方法的本土化借鉴“夹生”。前者与时过境迁有关,后者与水土不服相连。其实,无论采用何种方法,都必须追求批评行为的有效性,这就出现了文学批评“接地气”的问题。辩证地看,对于文学的经济批评并不代表当今文学批评的最佳选择和唯一方向,但它绝对是“接地气”的有效批评方法。我们之所以特别看重这一方法并予专题讨论,是因为这种批评方法不仅客观存在和非常重要,还因为它在当代文学批评方法的既定格局中没能占据应有席位,或者说它长期被主流批评家排斥在正统批评的版图之外。因此,本文期待通过对于文学经济学批评的专门阐发,使之正本清源地与其他方法一道进入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大雅之堂,借以充实和优化当代文学批评的方法论格局。


  同时,文学经济学批评还通过对文艺经济学的建构来助益当代文艺学科的发展。作为研究文学与经济相互关系的学科,文学经济学重在研究文学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过程中的规律。潘凯雄在上个世纪末就注意到文学经济学这个问题了。他认为,就文艺学科的整体建构来说,组建一门具有中介学科性质的文学经济学尤显迫切。[21]从对于文学的经济学批评到构建新兴文学经济学学科,再到回过头来运用文学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和基本方法指导和检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并在指导和检验的过程中不断“试错”和“证实”,这正是文学经济学批评得以存在的最高理由,也是其获得持续生长的必由之路。


  其四,有助于宏观把握中国当代社会历史批评的演进规律


  通过对新中国社会历史批评由政治学批评到经济学批评演进路线的扫描,一方面可以领略社会经济转轨对于文论转型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便于把握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主流范式递次衍变的基本规律。


  关于经济生活与文学批评以及由此而来的文论转型间的关系,刘方喜作过极为宏观的描述。他从文艺与经济关系的角度,将1919-2009共90年间的中国文论分为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的三个阶段。站在文学与经济相互关系的交接点上来思考文学经济学批评作为方法论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我们显然不能忽视四种促动因素:一是现代化进程中对于现代性追求的必然结果;二是社会发展与个性化审美逐步契合的表现;三是文学批评学术创新的自律化要求;四是作为人文科学的文学批评学科化、时代化、本土化建设的必要。


  2.文学经济学范式在批评实践中的局限性。


  文学经济学批评是当代文学批评对于以经济建设和市场消费为中心的文学生产、传播与消费活动的理性观照方式,它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文学与经济的角度据实触摸并重新发现社会生活之于文学创造活动的巨大能量,科学回应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的社会现实关怀,具有实践层面的可靠性和学理层面的正当性。但是,过度乃至一味强调文学批评的经济维度,将导致对于其他外部维度和内部审美维度的忽视或轻慢,并有可能刺激文学创作以及文学批评的现实功利冲动,亦即存在着异化文学创作及其批评的潜在风险。这意味着,文学经济学作为范式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为最大限度地克服文学经济学批评在操作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做到以下四点十分必要:


  第一,谨防落入形而上学经济唯物论的陷阱。


  形而上学的经济唯物论又称形而上学经济决定论。该论认为,社会的发展只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把经济看作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唯一起作用的决定性因素。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第二国际首领伯恩施坦以及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孟什维克等都是经济唯物论的倡导者与吹鼓手。不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固然将生产方式视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但生产方式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广泛的相互联系,单纯追求或过度强调经济因素对于文学创作、文学传播、文学接受乃至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建构的决定作用,都是片面的。不仅如此,即使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和马克思所选择的主要研究对象来看,《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考察的“资产阶级经济制度”以及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等,与百年后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也具有显著不同的语境和特征,需要科学分析,区别对待。


  第二,辩证考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性。


  按照世贸组织规则,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5年后(即2016年)将自动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这表明,我国现行经济体制实际上是政府管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双制式,这种双制式市场形态恰恰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性。具体而言,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根本的不同。正因为如此,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学创作、传播、接受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学批评活动也就不可能走完全市场化的道路。这一点,既受制于我国独特的市场经济结构规定下的市场经济功能,同时也与文学创造活动以及文学产品特殊的精神属性密不可分。


  第三,积极矫正文学批评过度商业化的偏向。


  生活与经济、经济与文学、文学与文学批评之间固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毕竟不是生活本身,当然更不能将之等同于经济生活。然而,1990年代以后,相当一部分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一同进入了商业化运作的轨道。莫言认为,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商业化倾向并非都是市场经济惹的祸,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可以而且应该写出更好的作品。他举例说,美国、欧洲、日本等差不多实行了上百年的市场经济,但一直产生着许许多多真正的、优秀的、经典的文学作品。因此,他相信,即便中国的市场经济永远走下去,也不会大面积出现为了适应市场而牺牲自己创作个性的创作局面。他表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自己会坚守底线,写出“真正能够表现出我内心深处对文学的追求和我的理念”的优秀作品。[22]我们也愿意相信,莫言最终摘取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除生活积累和写作智慧等因素外,与他对于文学事业的极端热爱和执着追求不无关系。文学创作如此,文学批评也不例外。


  第四,合理兼顾市场外的相关维度。


  这里所说的市场之外的力量,既包括传统层面的精神诉求,也涉及必要的社会管控,当然还应该兼顾经济学之外的主体自律和学术创新等。S·齐泽克曾建议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理论结合起来以增强文艺批评的穿透力。他说,“马克思的阐释程序和弗洛伊德的阐释程序,更确切地说,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和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二者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同宗同源关系。在这两种情形下,关键在于避免对假定隐藏在形式后面的‘内容’的完全崇拜性迷恋:通过分析要揭穿的‘秘密’不是被形式(商品的形式、梦的形式)隐藏起来的内容,而是这种形式自身的‘秘密’。”[23]他所提供的方法论未必适用于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具体语境,但他所倡导的批评观念的综合创新却是值得关注的。至于市场之外相关维度的多元互见,即可采用高度宏观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维度,也可发挥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伦理学、心理学、地理学、符号学、语言学、宗教学、美学等维度的传统优势,还可运用其他更为具体的具有批评自洽性的现代自然科学维度。这些多层多面多维的文学批评实践,既反映了文学活动自身的创造性和多样性,也体现了相应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交叉统一原则。特别是在非饱和或不充分市场经济环境下,超越市场经济边界的多元化文学批评思维尤其显得重要和迫切。


  总体而言,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视域中经济范式的历史生成与现实功效,一方面表明社会历史批评具有强大的文化功能,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发展进程中还存在着某种历史惯性。因此,必须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生产与物质生产间的丰富表现,从而坚定发扬政治民主、倡导百家争鸣、实现批评自由、推进学术精进的决心和信心,努力实现古代文学批评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中国化、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的本土化、经济批评范式的审美化以及四者间的互惠融通,以切实解决中国文学批评未来范式的现代性、科学性和自信心问题。面对已经到来的信息化、网络化、多元化、全球化语境,文学批评者既不能迷信“经济实用论”,也不可盲从经济与文学间的“二元对立论”,而应提倡并践行社会主义文学批评的多元发展观,以整合、优化并最终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批评话语形态及批评理论体系。


  文章来源:《中外文论》2016年第2期。


  注 释:


  [1] [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12页。


  [2] [德]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页。


  [3] [德]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32页。


  [4] [德] 马克思:《英国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86页。


  [5] [德] 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1—42页。


  [6] 冯宪光:《试论社会主义文艺产品的商品性》,《当代文坛》1985年第2期。


  [7] 赵敏俐:《中国古代歌诗艺术生产与消费的基本方式》,《江海学刊》2005年第3期。


  [8] 尹奇岭:《民国时期新旧文学经济状况的考察》,《人文杂志》2009年第6期。


  [9] 王永钦:《从莫言获奖看经济学与文学的相通性》,《东方早报》2012年10月23日。


  [10] 参见刘瑞华:《财富的文学:一种文化经济学的见解》,《南方周末》2005年6月23日。


  [11] 韩毓海:《笛福、经济学与文学及其它》,《天涯》2005年第2期。


  [12] [英] 唐·汤普森:《疯狂经济学》,谭平译,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207页。


  [13] David Throsby. Cultural Capital.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1999, (23): 6.


  [14] 金宏宇:《财经小说创作谈片》,《写作》1994年第10期。


  [15] 高建平:《发展中的艺术观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意义》,《文学评论》2011年第3期。


  [16] 张荣翼:《文艺与商品经济》,《涪陵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


  [17] 王国荣:《文艺经济学探索》,《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年第2期。


  [18] 钱理群:《我的文学史研究情结、理论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0期。


  [19] 吴福辉:《以广告为中心的文学编年史写作断想》,《汉语言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


  [20] 崔志远:《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范型与新时期文学批评形态》,《理论与创作》2008年第5期。


  [21] 潘凯雄:《论文学与经济的互动》,《作家》1998年第9期。


  [22] 莫言:《市场经济下的文学并不悲观》,《电影艺术》2006年第3期。


  [23] S. Zizek.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Verso,1989,p.15.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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