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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转向外在:论刘慈欣科幻小说的文学史意义

2017/12/25 10:25:28 来源:媒介之变   作者:李广益
在发表于2010年的科幻创作十年回顾中,刘慈欣表示,自己最初执着于“纯科幻”,对“人和人的社会完全不感兴趣”,在第二个阶段则“由对纯科幻意象的描写转向刻画人和大自然的关系”。

  刘慈欣在国际政治层面表现出的鲜明立场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19]尽管他们的理解和判断颇有差异,但其论析都会或多或少地聚焦于“民族”——既是源远流长、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文化民族”,更是近代以来饱受侵略、压迫和奴役,对“富国强兵”孜孜以求的“政治民族”。这样一来,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民族寓言论”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刘慈欣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和便利的理论视角:“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的方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20]”这一论断的回响,在王瑶的论述中最为分明:“在当代中国的科幻文本中,甚至那些看起来超越了政治目的和功利主义的要求,超越国家与民族‘小我’,以‘全世界人类共同命运’为书写对象的文本,依然或隐或显地以民族寓言的方式表露出文化政治的诉求。[21]”而“刘慈欣那些关注‘人类在宇宙中命运’的科幻小说,譬如《流浪地球》、《吞食者》或《三体》,读起来都俨然像是有关当代中国的民族寓言。[22]”在“民族寓言”的意义上解读刘慈欣科幻小说,的确是把握其政治维度的有效路径,上文论述对这一视角也多有吸纳。然而,有必要重申“民族寓言论”的局限性。[23]如果我们满足于或过多地使用“民族寓言”来界定刘慈欣科幻小说,就有可能将其封禁在从鲁迅的《狂人日记》以来的“民族寓言”序列之中,而忽视这些文本不能为“民族寓言”所涵盖的面向。准确地说,刘慈欣承继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民族情怀,对曾经灿烂于红色岁月的“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精神亦不能忘怀,但他的创作还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普世关怀。


  在发表于2010年的科幻创作十年回顾中,刘慈欣表示,自己最初执着于“纯科幻”,对“人和人的社会完全不感兴趣”,在第二个阶段则“由对纯科幻意象的描写转向刻画人和大自然的关系”。[24]这里讲的“人”,并不是主流文学中常见的有典型意义或象征意味的个体,而是人类整体;对人和大自然之间关系的刻画,也不是要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谐,而是以宇宙意义上的“自然”对人类的限制和约束为前提,积极地想象人类怎样运用技术来克服生存困境,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刘慈欣曾经设想,人类可以通过基因工程、纳米机械等技术,把自己的形体变成小白鼠甚至细菌般大小,减小自身尺度以扩张生存空间,实现“文明的反向扩张”[25]。随着脑科学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人类也有可能彻底抛弃“沉重的肉身”,生活在赛博空间。[26]不过,他赞赏和追求的还是文明的“正向扩张”,也就是向太空进军。《远航!远航!》《一个和十万个地球》《拥抱星舰文明》等多篇相关随笔的标题都昭示了他在这方面的激情和梦想。刘慈欣主张,从人类整体的立场出发,应该以各种方案开展宇宙航行,向太空移民,因为“地球的资源有限,总有枯竭的那一天;同时,地球生态圈同样是一个不稳定的系统,在未来有可能因为人类或自然的原因发生剧变,进而不适合人类生存”。[27]由于地球生态系统的极度复杂性、地球环境自然波动的烈度和人类生存发展需求的高速增长,仅仅依靠被动的环境保护是不能真正解决环境问题的,而整体性地主动调整和改变地球环境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远远超过了太阳系内的行星际航行。[28]太空移民面临的障碍和挑战,除了技术,更多地来自于政治和经济方面:“短时间内对地球人类几乎没有什么看得见的效益;相反,在政治上比较有远见和想象力的人,还能预见到发展成熟的地外殖民地闹独立的麻烦。”因此,“真正大规模太空移民的启动,首先要求人类社会的另一次思想和文化的飞跃,这比技术进步更难。”[29]


  刘慈欣的相当一部分科幻小说,可以视为致力于这种“思想和文化之飞跃”的启蒙读物。《流浪地球》(2000)和《微纪元》(2001)都是太阳灾变题材的小说,故事中人类用不同的方式顽强逃生;《吞食者》(2002)、《赡养人类》(2005)和《三体》三部曲(2006-2010)则用外星文明入侵的生动想象提醒读者,对人类还存在着另一种威胁;写于2016年的《不能共存的节日》用讽刺的口吻表达了对“反向扩张”的否定:在外星观察者眼中,尤里·加加林进入太空的1961年4月12日,有可能成为人类的“诞生节”,而脑机连接技术实现突破的2050年10月5日,却因开启了人类放弃现实、遁入虚拟世界的进程,而最终成为人类的“流产节”。执着于书写关于人类的故事,是刘慈欣的科幻小说观使然:“作为一个科幻小说作者,我倾向于把全人类看作一个整体。在科幻文学的潜意识中,人类就是一个人。”[30]科幻小说的特点不在于塑造个体形象,而是描绘整个种族或世界,“种族形象或世界形象是科幻对文学的贡献。”[31]但这种执着,又不仅仅源于文类自觉或形式追求,还有更深层的思想动因。


  刘慈欣在饱读百年来的中外科幻小说后感叹,“我们如同走在一条由黑暗、灾难和恐怖筑成的长廊中。……在对未来的黑暗和灾难的描写中,科幻作家创造了最让人难忘的幻想世界,挖掘了最深刻的主题。”在学术研究中,科幻小说的批判性、预警性屡屡得到称许,反思科技对现代社会的负面影响被认为是这个文类最重要的文化功能,刘慈欣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他回忆道,父亲的一位老战友曾对他说:“科幻小说好啊!干了这么多年革命,到现在我们也没让老百姓知道共产主义到底是啥样儿。”而这句话“至今仍是我听到过的最深刻、最让我铭心刻骨的科幻评论”。[32]这种刻骨铭心缘于革命与建设的历史,也缘于科幻小说的不孚众望:


  每个人之所以能忍受各种痛苦走过艰难的人生之路,全人类之所以能在变幻莫测的冷酷大自然中建起灿烂的文明,最根本的精神支柱就是对未来的憧憬。如果所有的希望都已破灭,可能一只蚂蚁都难以生存下去。只描写人类刻意避免的世界,而不描写人类做出了难以想象的巨大牺牲,世世代代用全部生命去追求的世界,这绝不是完美的科幻。


  ……


  把美好的未来展示给人们,是科幻文学所独有的功能,在人类的文化世界绝对找不出第二种东西能实现这个目标。主流文学没有这个能力,它对现实的描写,使我们对人类走过的艰难历程有了鲜活深刻的记忆,但对人类所要去的地方却一无所知。……人类生活最基本的寄托是对未来的希望,而唯一能把这种希望变成鲜活的图景的科幻文学在这方面无所作为,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这种遗憾可能已远远超出了科幻的范围,它可能是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一个惨痛的损失。[33]


  对希望的坚守,让人想起“反抗绝望”的鲁迅,而在文学层面对理想社会的召唤,与王尔德、曼海姆、布洛赫等乌托邦的捍卫者遥相呼应。他相信,“最美的科幻小说应该是乐观的”,并号召中国的科幻作家投身于光明未来的书写:“我们应该从中国的土地上创造出科学的‘乌托邦’三部曲。这个使命也许只能由中国人完成,因为同西方文化相比,中华文化是乐观的文化!”[34]虽然寄望于中华文化的乐观属性,其旨归仍是全人类。在刘慈欣最有代表性的“科技乌托邦”《微纪元》中,太阳的能量闪烁使地球表面变成了炼狱,但人类将自身体积缩小了十亿倍,从而在灾难降临之时全体迁移到地层深处,躲过了浩劫。地球的生态无法恢复到以前,但足以供给“微人”们近乎无穷无尽的物质资源,生活在无忧无虑的“微纪元”:


  一小片草地对微人意味着什么?一个草原!一个草原又意味着什么?那是微人的一个绿色宇宙了!草原中的小溪呢?当微人们站在草根下看着清澈的小溪时,那在他们眼中是何等壮丽的奇观啊!地球领袖说过会下雨,会下雨就会有草原,就会有小溪的!还一定会有树,天啊,树!先行者想像一支微人探险队,从一棵树的根部出发开始他们漫长而奇妙的旅程,每一片树叶,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一望无际的绿色平原……还会有蝴蝶,它的双翅是微人眼中横贯天空的彩云。还会有鸟,每一声啼鸣在微人耳中都是一声来自宇宙的洪钟……


  清丽而壮观的“微纪元”想象或许过于空灵,而“中华文化是乐观文化”的判断又太简单,但纵观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和随笔,不难发现,他并不是一个肤浅的乐观主义者。事实上,他的笔下少有“微纪元”这样让人“心旷神怡”的图景,更多的是对人类命运的忧虑。从冰河期的到来,到太阳异动、近距离超新星爆发等太空灾难,都有可能造成人类的毁灭,而人类醉心于个体幸福的追求,很少考虑整体的传承,在理论和现实上都没有做好应对灾难的准备。《三体·死神永生》中连同地球在内整个太阳系的毁灭,初看是执剑人程心的责任,但借用书中人物智子的话说,人们选择了她这个“人性”和“道德”的化身,也就选择了这个结局。


  即便自然界的巨变不曾到来,人类同样有可能陷入灾难性的境地。《赡养人类》讲述了一个贫富极度分化的恶托邦:在遍布世界的高技术执法系统“社会机器”护持下,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神圣法则”强有力地支配着整个人类社会,导致富人和穷人分化成了不同的物种(让人想起威尔斯在《时间机器》中的类似想象),并最终使这个世界的资本主义达到了顶峰上的顶峰,百分之九十九的财富集中在一个人手中,这个人被称作“终产者”。大陆、海洋和天空都是终产者的私人财产,其余的二十亿穷人则在全封闭的住宅中苟延残喘:


  我的家坐落在一条小河边,周围是绿色的草地,一直延伸到河沿,再延伸到河对岸翠绿的群山脚下,在家里就能听到群鸟鸣叫和鱼儿跃出水面的声音,能看到悠然的鹿群在河边饮水,特别是草地在和风中的波纹最让我陶醉。但这一切不属于我们,我们的家与外界严格隔绝,我们的窗是密封舷窗,永远都不能开的。要想外出,必须经过一段过渡舱,就像从飞船进入太空一样,事实上,我们的家就像一艘宇宙飞船,不同的是,恶劣的环境不是在外面,而是在里面!


  同样是草地,对微人是取之不尽的宇宙,对穷人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禁区。刘慈欣写下的这个恶托邦,既是能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我们是99%”的怒吼中听到回响的社会批判,又表达了他的一贯观点:人类不应固守“人性”和地球。倘若画地为牢,人类即便不亡于社会矛盾的总爆发,也有可能因权力的恶性膨胀而成为“非人”。无论是乌托邦的幸福,还是恶托邦的苦难,体现的都是刘慈欣对整个人类的关怀。他的慨叹,悲悯,讥嘲,疾呼,都具有现代性批判的普世品格,对“道德”和“人性”充满怀疑:“敬畏头顶的星空,但对心中的道德不以为然。”[35]其特异之处在于,“破”的同时,他还是“立”的大胆而深刻的想象者和鼓吹者。


  该怎样理解刘慈欣的人类书写?的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红色岁月留下的痕迹,也可以由“大航海时代”“生存空间”“殖民地”等语词感受到现代性逻辑的重复,还可以在小说中进一步深挖“政治无意识”;然而,一定要把这些小说视为舍此无他的民族意识投射,而对其中关于人类共同处境和问题的实实在在的意象呈现和思想实验视而不见,也就堕入了主流文学研究的惯性思维,潜意识中不相信文学有超越个体生活经验的局限书写整个世界的可能,不相信文学家不仅可以徜徉于历史与现实,还能够成为未来的立法者,不相信“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在当代思想者空前广阔的时空视野中完全可以在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刘慈欣曾经说,弱化人物形象、刻画种族形象的科幻文学,给了以人物为中心的文学一个“超越自恋”的机会;[36]我们也可以说,深切关注和思考人类命运的刘慈欣科幻小说,给了自囿于本土经验和惯常题材的当代中国主流文学一个超越自大和狭隘的契机。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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