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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读者足够好,哪里需要这么多“图书排行榜”?

2018/01/10 14:51:58 来源:北青艺评   作者:唐山
榜单的优点是将原本模糊的世界变清晰,给人足以把握它的错觉,而缺点是用简单取代纷繁、用一元遮蔽多元。

  又到年度图书排行榜出台时,各类榜单纷至沓来。


  榜单的优点是将原本模糊的世界变清晰,给人足以把握它的错觉,而缺点是用简单取代纷繁、用一元遮蔽多元。


  每个榜单的背后,都隐藏着参评者的偏见,只是图书排行榜表现得尤其明显。


  一般来说,虽评判标准不同,但行业榜单总会呈现出“顶端相近”现象,比如最有影响的3种全球大学排行榜,前10名相差不大,而欧洲与美国推出的全球经济学家排行榜,前10名亦近似。


  可翻开不同方面推出的2017年图书排行榜,却极少互见。这可能体现出三方面的问题:


  首先,读书领域达成共识更难。


  其次,相关评选不够客观、公正。


  其三,榜单这种评价方式不适合图书业。


  图书排行榜如何能体现全年出版成绩


  2016年,我国共出版新书262415种,2017年应与此相差不大。而读者一年能读完200种,已属奇迹(全国人均纸质书加电子书的阅读量不足8本),低于总量的千分之一。


  在网上,颇有一些读者自称年阅读量达三四百种,甚至有人创造过1天读完4种书的记录,只是不知阅读质量如何。即使是这些奇人,所读亦不超过年新书总量的千分之二。


  用千分之几的阅读量,如何评判图书业全年成绩?又如何拟出一份相对公平的榜单?显然,图书排行榜从一开始便落入“盲人摸象”的困境中。


  在信息不充分的前提下,可用概率学知识来辅助判断。


  比如想知道池塘中鱼的数量,可先捕100条,做好记号,放回池中。再捕100条,如其中有5条鱼是有记号的,可推知池塘中大概有2000条鱼。这样的测试多重复几次(20次为最佳),就会得出较精确的结果。


  换言之,一名评选者的阅读量只及千分之一,如多找一些评选者,当其中几人共推一本书时,根据贝叶斯定理,则这本书是好书的概率极大。


  在良好运作前提下,年度榜单的结果确有价值。


  “集体判断”为何成了“集体确认”


  几种情况会影响图书排行榜的评选结果。


  首先,评选者阅读量不足。事实上,如今许多评选者的年阅读量仅二三十种,只能靠外部评价、既往经验下判断,所以书名“高大上”、名家之作和肯花钱做宣传的书更易中标。


  其次,评判机构设置潜规则。比如平衡各出版机构上榜图书数量、向名作者倾斜等,这些价值引导给非规范操作提供了可能。


  其三,出版机构主动操作。每到岁末年初,都会有一些出版机构在微信群中用发红包的方式拉票,使貌似公正的“读者投票”环节变成摆设。此外,目前各图书排行榜均未建立有效制度,以隔绝出版机构与评选者的私下沟通。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图书排行榜有“专家合议”环节,这违背了经济理性。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治·吉奥索和理查德·莱克曼曾做过一个心理学实验,他们让受试者参与讨论,并故意在讨论小组中安插一名“搅屎棍”式人物,坚持否定意见,且态度强硬。结果大出意料,所有参试者最终都同意了否定意见,甚至忘掉他们曾持肯定意见。


  实验证明:人类的判断是随机产生的,很容易被环境掌控。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判断常常是临时编造出来的,我们只是假装在深思熟虑。


  换言之,“专家合议”很难产生客观、理性的结果,职位高、名声大、态度坚定的评选者将左右最终结果,使“集体判断”变成“集体确认”。


  警惕虚假的反馈机制版成绩


  图书排行榜存偏差,会引发“黑暗球场效应”——人在第一次步入球场时,投篮会有偏差,但他能据此调整下次投篮的力度、角度等,通过反复训练,他最终会成为一名神投手。如果这个球场一片黑暗,投出球后,根本看不清偏差多少,则不论训练多少年,他都无法取得进步。


  进步总是通过试错而获得,掩盖问题、忽视差距的代价是长期停滞。


  民航曾被认为是最危险的交通方式,但航空业很早便建立起规章,每架客机上必须安装两个黑匣子,将所有操作数据均记录下来。在经历多次悲惨事件后,如今民航已成最安全的交通方式,全球年均大型空难仅1—2次,甚至更少,而全球每天因医疗事故死亡的患者数量却超过一次大型空难。《黑匣子思维》一书的作者马修·萨伊德提出:如果手术室中也安上黑匣子,结果肯定不同。


  科学最伟大的价值在于它的反馈机制,正因不断主动修复、自我完善,人类才能从刀耕火种发展到今天,才能用200年实现过去几万年都无法实现的生产力。


  在今天,我们更应警惕“黑暗球场效应”,因科技进步大大超越了人类进化速度,我们的本能原是为适应丛林环境而准备的,没有考虑到更精细、更复杂、更多元的现代生活。在钢筋水泥包围下,我们很容易丧失洞察力,很容易走进这样的困境中:建立一个虚假的反馈机制,自以为在不断进步,其实一直在做无用功。


  评选机构忙着推图书排行榜,评选者忙着列书单,出版社忙着发红包……似乎人人都忙于不得不做的事,可这些工作叠加起来,真的是在推动出版业进步吗?


  文化做了商业该做的事


  图书排行榜的问题已非一日,曾有不少文章批评“榜单成了‘傍’单”“缺乏公信力”等,却无人能拿出解决方案。


  首先,图书排行榜的困境是多种因素合力造成的,仅靠其中几方面努力,于事无补。


  其次,以出版业现有投入能力不足以支撑一个更公正的评价体系。


  批评图书排行榜越来越像“立场秀”,其功用只在表现一下批评者超凡脱俗、出淤泥而不染。没有解决方案,说明我们也许从一开始就误解了图书排行榜,我们并未把握其本质。


  图书排行榜始于1895年,是美国《书商》杂志根据全美16个城市最主要的书店数据,将各城市销量最好的6本书予以公布。1942年4月9日起,美国《纽约时报》开始以周榜或月榜的形式,对畅销书进行排名统计,至今它仍是全美最权威的图书榜单。


  可见,图书排行榜从一开始就是商业行为,由商家在操作。这种做法在欧洲曾被抵制,直到上世纪70年代,英国才在《泰晤士报》上有了类似榜单,因此引起颇多非议。


  1983年,我国台湾省的金石堂书店最早引进畅销书排行榜制度。


  1994年,这种商业操作方式被引入大陆,却贴上严肃、专家指导等标签,承担起“推动阅读、引导读者”等义务。


  不否认,图书排行榜在对提升大众阅读品位、鼓励阅读上确实做出了贡献,但代价是它长期找不到清晰定位,在商业与文化之间摇摆。


  能上图书排行榜就是好书吗


  本是商家的事,却由文化僭代,不利于阅读发展。


  首先,将阅读纳入通俗与严肃的评判体系,否定了阅读本应有的多样性。


  林语堂曾说:“我认为风味或嗜好是阅读一切书籍的关键。这种嗜好跟对食物的嗜好一样,必然是有选择性的,属于个人的……教师不能以其所好强迫学生去读,父母也不能希望子女的嗜好和他们一样。如果读者对他所读的东西感不到趣味,那么所有的时间全都浪费了。袁中郎曰:‘所不好之书,可让他人读之。’所以,世间没有什么一个人必读之书。”


  把阅读也变成一种义务与负担,则有不如无。


  其次,排名不是对图书质量的真实反映。图书质量是一个复杂而模糊的概念,同样一本书,不同人的看法截然不同,甚至连《红楼梦》这样的名著,也有读者不以为然,比如胡适先生曾说:“我向来感觉,《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也比不上《老残游记》。”


  阅读应以个人体验为准,不能少数服从多数,用数据来评判一本书的质量,很可能是简单粗暴的。比如《红与黑》等不朽名著,刚问世时乏人问津,肯定进不了图书排行榜,因此否定它,则人类将失去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


  其三,图书排行榜提倡的是病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观。年度图书排行榜引人关注,因为它能迅速排出座次,满足了现代人过分追逐胜败的心理需求。在此心态引导下,读者只看数字叠加,不看综合实力,将不同种类的书放在相同的数据环境中去比较,这就营造出一个虚假的赛场,则阅读也变成一个娱乐事件。


  商业与文化,还是分开好


  据学者庄莹2014年10月完成的《大众对图书排行榜的认知度》调研问卷,发现图书排行榜对普通受众影响比例较高,72.92%的受访者表示曾购买或借阅过上榜图书,可在硕士以上学历和出版业内人员中,仅有49.03%受访者如此。


  可见,对于精英读者群体,图书排行榜的影响有限,这或者意味着:随着这一群体不断扩大,图书排行榜的影响将日渐衰微,逐步回归其本来的、商业化的状态中去。


  尘归尘,土归土。商业的归商业,文化的归文化。这样既能繁荣市场,也更有利于文化自身的独立。


  本文刊载于20180109《北京青年报》B2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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