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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22年前评价莫言作品: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

2018/05/23 15:27:41 来源:天涯  作者:余华
一目了然的是他在《欢乐》里创造了一个母亲,不管这个母亲是莫言为自己的内心创造的,还是为别人的阅读创造的,批评者们都将齐文栋的母亲视为了自己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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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


  了解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人,几乎都知道在1987年出现了一部著名的小说——《欢乐》,同时也知道这部作品在问世以后所遭受到的猛烈攻击。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攻击来自四面八方,立场不同的人和观点不同的人都被攻击团结到了一起,他们伸出手(有些人伸出了拳头)愤怒地指向了一部不到七万字的虚构作品。


  于是《欢乐》成为了其叙述中的主角齐文栋,虚构作品的命运与作品中人物的命运重叠到了一起,齐文栋内心所发出的喊叫“……富贵者欺负我,贫贱者嫉妒我,痔疮折磨我,肠子痛我头昏我,汗水流我腿软我,喉咙发痒上腭呕吐我……乱箭齐发……”也成为了虚构作品《欢乐》的现实处境。


  人们为什么要对《欢乐》乱箭齐发呢?对《欢乐》的拒绝首先是来自叙述上的,《欢乐》冒犯的是叙述的连续性和流动性,叙述在《欢乐》里时常迷失了方向,这是阅读者所不能忍受的。对于正规的阅读者来说,故事应该像一条道路、一条河流那样清晰可见,它可以曲折,但不能中断,而《欢乐》正是以不断的中断来完成叙述。


  另一方面,《欢乐》的叙述者对事物赤裸裸的描叙,可以说是真正激怒了阅读者,对《欢乐》异口同声的拒绝,几乎都是从那个有关跳蚤爬上母亲身体的段落发出的,于是它成为了一个著名的段落,就像是某一幅著名的肖像那样。与此同时,莫言对母亲亵渎的罪名也和他作为作家的名字一样显赫了。


  现在,让我们来重温一下这个著名段落:


  ……跳蚤在母亲紫色的肚皮上爬,爬!在母亲积满污垢的肚脐眼里爬,爬!在母亲泄了气的破气球一样的乳房上爬,爬!在母亲弓一样的肋条上爬,爬!在母亲的瘦脖上爬,爬!在母亲的尖下巴上、破烂不堪的嘴上爬,爬!母亲嘴里吹出来的绿色气流使爬行的跳蚤站立不稳,脚步趄趔,步伐踉跄;使飞行的跳蚤仄了翅膀,翻着筋斗,有的偏离了飞行方向,有的像飞机跌入气涡,进入螺旋。跳蚤在母亲金红色的阴毛中爬,爬!——不是我亵渎母亲的神圣,是你们这些跳蚤要爬,爬!跳蚤不但在母亲的阴毛中爬,跳蚤还在母亲的生殖器官上爬,我毫不怀疑有几只跳蚤钻进了母亲的阴道,母亲的阴道是我用头颅走过的最早的、最坦荡最曲折、最痛苦也最欢乐的漫长又短暂的道路。不是我亵渎母亲!不是我亵渎母亲!!不是我亵渎母亲!!!是你们,你们这些跳蚤亵渎了母亲也侮辱了我!我痛恨人类般的跳蚤!写到这里,你浑身哆嗦像寒风中的枯叶,你的心胡乱跳动,笔尖在纸上胡乱划动……


  乱箭齐发者认为莫言亵渎了母亲,而莫言用六个惊叹号来声明没有亵渎母亲。接下去是我,作为《欢乐》的读者,一九九0年第一次读到跳蚤这一段时,我感动得浑身发抖;一九九五年三月第二次阅读到这里时,我再次流下了眼泪。同一个事物产生了两种极然不同的声音,指责《欢乐》的他们和被《欢乐》感动的我,或者说是我们。


  因此问题不再是母亲的形象是不是可以亵渎,而是莫言是不是亵渎了母亲这个形象,莫言触犯众怒的实质是什么?


  一目了然的是他在《欢乐》里创造了一个母亲,不管这个母亲是莫言为自己的内心创造的,还是为别人的阅读创造的,批评者们都将齐文栋的母亲视为了自己的母亲。问题就在这里,这是强迫的阅读,阅读者带着来自母亲乳头的甜蜜回忆和后来的养育之恩,在阅读《欢乐》之前已经设计完成了母亲的形象,温暖的、慈祥的、得体的、干净的、伟大的……这样一个母亲,他们将自己事先设定的母亲强加到齐文栋的母亲之上,结果发现她们不是一个母亲,她们叠不到一起,最重要的是她们还格格不入。


  齐文栋的母亲为什么一定要成为他们的母亲呢?叙述者和阅读者的冲突就在这里,也就是母亲应有的形象是不是必须得到保护?是不是不能遭受破坏?就是修改也必须有一些原则上的限定。


  因此,母亲的形象在虚构作品中逐渐地成了公共产物,就像是一条道路,所有的人都可以在上面行走;或者是天空,所有的人都可以抬起头来注视。阅读者虽然有着不同的经历,对待自己现实中的母亲或者热爱,或者爱恨交加,可是一旦面对虚构作品中的母亲,他们立刻把自己的现实,自己的经历放到了一边,他们步调一致地哭和步调一致地笑,因为这时候母亲只有一个了,他们自己的母亲消失到了遗忘之中,仿佛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的母亲,仿佛自己是从试管里出来的。所以,当莫言让一只跳蚤爬进齐文栋母亲的阴道时,莫言不知道自己已经伤天害理了,他让一只跳蚤爬进了他们的母亲,即属于一个集体的母亲的阴道,而不是齐文栋一个人的母亲的阴道。


  母亲的形象在很多时候都只能是一个,就像祖国只有一个那样。另一方面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说,母亲确实也只能是一个。一个人可以在两个以上的城市里居住,却不能在几个子宫之间旅游,来自生理的优势首先让母亲这个形象确定下来,就像是确定一条河流一条道路,确定了母亲独一无二的地位。于是母亲这个词语就意味着养育,意味着自我牺牲,意味着无穷无尽的爱和无穷无尽的付出,而且这一切当我们还在子宫里时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当他们拒绝《欢乐》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欢乐》中母亲的形象远离了他们的美好愿望。他们在生活中可以接受母亲的丑陋,然而虚构中的母亲是一定要值得他们骄傲。他们想得到的不是事实,而是愿望。他们希望看到一个不是个别而真实的母亲,而是一个属于集体而虚构的母亲。这个母亲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但必须是美好的。而《欢乐》中齐文栋的母亲却是紫色的肚皮,弓一样的肋条,破烂的嘴巴。


  在我们的语言里(汉语),几乎不可能找到另一个词语,一个可以代替或者说可以超越“母亲”的词语,母亲这两个字在汉语里显示出了她的至高无上。也许正因为她高高在上,母亲这个词语所拥有的含义变得越来越抽象,她经常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条著名河流的代名词,甚至经常是一个政党的代名词。而当她真正履行自己的职责,在儿女的面前伸过去母亲的手,望过去母亲的目光,发出母亲的声音时,她又背负沉重的道义,她必须无条件的去爱,她甚至都不能去想到自己。这时候她所得到的回报往往只是口语化的“妈妈”或者口语化的“娘”,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呢?在现实中她可以得到儿女更多的回报,然而作为一个语言中最为高尚的典范,母亲这个词语是不应该有私心杂念的。


  这就是人们为什么要歌唱母亲,被母亲热爱的人在歌唱,被母亲抛弃的人也在歌唱,——尽管这个母亲很可能是歌唱者自己虚构出来的,可是这虚构出来的爱往往比现实中所得到的爱更为感人,因此歌唱母亲成为了人们共同的愿望,同时也成为了人们表白自己良知的最好时刻。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欢乐》里来,当他们认为《欢乐》亵渎了母亲这个形象时,事实上是在对一种叙述方式的拒绝,在他们看来,《欢乐》的叙述者选择了泥沙俱下似的叙述,已经违反了阅读的规则,更为严重的是《欢乐》还选择了丧失良知的叙述。


  所以我们有必要再来看看莫言的这部作品,这部在叙述上有着惊人力量的作品怎样写到了母亲。


  作为母亲的儿子,作为《欢乐》叙述的执行者,齐文栋走上告别人世之路时,他的目光已经切割了时间,时间在《欢乐》里化作了碎片,碎片又整理出了一个又一个的事实,如同一场突然来到的大雪,在我们的眼前纷纷扬扬。


  叙述语言的丰富变化和叙述事实的铺天盖地而来,让我们觉得《欢乐》这部不到七万字的虚构作品,竟然有着像土地一样的宽广。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双临终的眼睛里,发生在一条短暂的道路上,齐文栋走上自我毁灭时的重温过去,仿佛是一生的重新开始。


  在齐文栋临终的眼睛里,母亲是瘦小的,软弱的,并且还是丑陋的,就像那个充满激情和热爱的段落里所展示的那样:肚脐眼积满了污垢,弓一样的肋条和破烂不堪的嘴。


  应该说,这样的母亲正在丧失生存的能力,然而齐文栋所得到的唯一的保护就是来自于这样一个母亲。齐文栋,一个年轻的,虽然不是强壮的,可也是健康的人,被这样的一个母亲爱护着。在这里,莫言用强壮的声音来讲述软弱的力量。这正是莫言对现实所具有的卓越的洞察能力,也是莫言卓越的叙述所在。


  为什么一定要抬起头来才能看到天空呢?低着头时同样也能看到天空,不管他是用想象看到的,还是用别的更为隐秘的方式看到的,总之他看到天空的方式与众不同。而更多的人往往是在流鼻血的时候,才会被迫抬起头来去看天空。


  在《欢乐》里,莫言叙述的母亲是一个衰落了的母亲。可以说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亲眼目睹自己母亲的衰落,母亲从最开始的强大,从年轻有力,胸前的乳房里有着取之不尽的乳汁开始,慢慢地走向衰落,乳房成了泄了气的破皮球,曾经保护着我们的母亲需要我们来保护了。穿越车辆不断的马路时,不再是她牵着我们的手,而是我们牵着她的手了。


  莫言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一个正在倒塌的形象,然而这时候的母亲恰恰又是最有力量的,正像一位英国女作家所说的那样:“时间和磨难会驯服一个青年女子,但一个老年妇女是任何人间力量都无法控制的。”


  因此莫言在《欢乐》里歌唱母亲全部的衰落时,他其实是在歌唱母亲的全部荣耀;他没有直接去歌唱母亲昔日的荣耀,是因为他不愿意在自己的歌唱里出现对母亲的炫耀;他歌唱的母亲是一个真实的母亲,一个时间和磨难已经驯服不了的母亲,一个已经山河破碎了的母亲。


  正是这样的母亲,才使我们百感交集,才使我们有了同情和怜悯之心,才使我们可以无穷无尽地去付出自己的爱。


  当那只跳蚤出现时,从母亲紫色的肚皮上出现,这时候的跳蚤已经不是现实中的跳蚤了,它成为了叙述里的一个惊叹号,或者是歌唱里跳跃的音符,正是它的不断前行,让我们看到了母亲的全部,母亲的过去和母亲的现在,还有母亲的末日。当它最后爬进母亲的阴道时,正是齐文栋寻找到了自己生命的开始。


  毫无疑问,这只跳蚤是激情的产物。作为叙述基础的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呢?这一点人们已经知道了,知道她的紫色肚皮,她的瘦脖子和破烂嘴巴,来到这样的母亲身上的只能是跳蚤了,如果让一颗宝石在母亲的紫色肚皮上滚动,这情景一定让人瞠目结舌。


  因此,跳蚤的来到并不是出于莫言的邀请,而是叙述中母亲的邀请,那个完全衰落了的母亲的邀请。就像倒塌的房屋不会去邀请明亮的家具,衰落了的母亲除了跳蚤以外,还能邀请到什么呢?


  可是他们没有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莫言在《欢乐》里让一只跳蚤爬进了母亲的阴道,所以莫言亵渎了母亲——在这句简单的话语里,我们看到了来自语言的暴力,这句话语本身的逻辑并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问题是这句话语脱离了《欢乐》完整的叙述,断章取义地将自己孤立起来,然后粗暴地确立了莫言亵渎的罪名。


  当一个少女用她美丽的眼睛看着我们时,我们都会被她眼睛的美丽所感动,可是把她的眼睛挖出来以后再拿给我们看时,我们都会吓得屁滚尿流。


  现在他们就像挖出少女的眼睛一样,将这个段落从《欢乐》的叙述里挖了出来。


  有经验的阅读者都应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叙述的完整性是不能被破坏的。我们看着同样的一块草地,一块青翠的闪耀着阳光的草地,叙述让我们在鸟语花香的时候看着它,和经历了一场灾难一切都变成废墟以后,叙述再让我们看着依然青翠的草地时,我们前后的感受截然不同。


  《欢乐》的遭遇让我们想到什么是经典形象,经典形象给后来的叙述带来了什么?


  让我们闭上眼睛来想一想,我们所读过的所有叙述作品,这些不同年代,不同地域,不同时间里出现的作品,在这一刻同时来到我们的记忆中时,作品原有的叙述已经支离破碎,被我们所记住的经常是一段有趣的对话,或者是一段精彩的描叙,而这些都和叙述中的人物形象有关,因此让我们牢牢记住就是一个又一个的人物,我们不仅记住了他们的言行,也记住了他们的外貌,以及他们的隐私。


  于是这些人物的形象成为了经典,毫无疑问这是文学在昔日的荣耀,并且长生不老,是一代又一代的阅读者的伙伴。


  应该说这些经典形象代表的是文学的过去,而不是今天,更不是我们文学的未来。


  然而当很多人要求现在的作家应该像巴尔扎克、卡夫卡,或者像曹雪芹、鲁迅那样写作时,问题就出来了,我们今天的写作为什么要被过去时代的写作所笼罩呢?


  人们觉得只有一个高老头太少了,只有一个格里高尔·萨姆沙太少了,只有一个阿Q,一个贾宝玉也太少了,他们希望这些经典形象在后来的作家那里不停地被繁殖出子孙来。


  在这里我们开始意识到经典形象代表了什么?它代表了很多人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愿望,经典形象逐渐地被抽象化了,成为了叙述中的准则和法规。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对形象的关注已经远远超过对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关注。就像是一场正在进行中的时装表演,人们关注的是衣服,而不是走动的人。


  这里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虚构作品在不断地被创作出来的同时,也确立了自身的教条和真理,成为了阅读者检验一部作品是否可以被接受的重要标准,它们凌驾在叙述之上,对叙述者来自内心的声音充耳不闻,对叙述自身的发展漠不关心。它们就是标准,就是一把尺或者是一个圆规,所有的叙述必须在它们认可的范围内进行,一旦越出了它们规定的阶线,就是亵渎……就是一切它们所能够进行指责的词语。


  因此,人们在《欢乐》里所寻找的不是——谁是我的母亲;而是——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


  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二日


  余华,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


  这个稿子后来刊发于《天涯》1996年第4期。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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