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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批评:倾家荡产的中国当代艺术——《中国当代艺术2013年》序

2016/12/29 09:39:56 来源:北京文艺网  作者:丁正耕
无人注视都要自我表现,无人购买都要自抬身价。这恰恰是中国十多年来,文化资本国际化下中国文化现象的真实写照,也是与中国人心浮动、狂躁飘虚、只顾自己唯私观下的人情现状。这些的实质,就仅是几十年来,我们放弃了文化的教化。

  第四种批评,从社会学的形态定义而言,在这里相当于清前专设于中央政权中“言官”的角色所发出来的纯属个人对社会看法的声音之一。


  但此处所言的定义,又有别于清前中央政权中言官们的职责的看法的放言形式。


  在这里,是专指,它是一种泛美学与艺术学本体有直接关联的、只对艺术品及艺术家品行进行直抒胸臆的,纯艺术学范畴的评判与观点方法。笔者在中国为中国艺术良性发展中行走中国大地30多年,尤其是2000年以来每年为中国在世界最大最完整呈显中国艺术家年度创作的平台《中国当代艺术》出版进行的全国每年一次选稿工作时,顺便在中国各高校讲座时所积累起来的、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看法——也就是说,它是纯属个人对中国文化的看法的观点的总体集和,与其艺术创作中总体集和的内在逻辑分析并能形成规律的一种文学艺术批评思路样式。


  当然,一是,它有别于属于国家政权中政体巩固所需的文化艺术观;二是,也有别于高等院校中为教育体制延续而形成的、以学院专事该项工作的教学成果观下的学术样式的文艺思想观;三是,还有别于艺术体制外的以民间力量形成的,近十年来主要为从艺者追逐名利而自发组织形成的对艺术品、艺术家自身发展满足再显必须的,专事该项工作人员所形成的已制定出默许游戏规则的含一定类学术观持有者所形成的江湖团体,如“中国美术理论家同盟”旗下的总体艺术家们的写作潜规则与观点。


  笔者在前面的十三年间反复著文、著书言说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通过对中国当代艺术良性发展的呼吁,艺术家、艺术市场规律的建构背后所隐藏的已被丢失的民众的教化与文化的教化,怎样才能在重新召回中,形成一个谙合大道的规则。笔者曾经试制过几种模式,即:一、社会文化基金用于民众中有才情的艺术家进行自由创作而减少国家财政与管制的负担,减削西方对中国的文化经济强势植入,从而提高国家在国际竞争中文化安全防范的力度而必须形成的艺术基金会制;二、重新认识并复学在人类历史上五分之四时间都是世界大国的治国之道中所留下的文献与选择使用这些文献,使一个民族回到具有真正民族文化精神特征并具神性而为其终一的社会良好环境;三、广开社会聚贤纳才之举,宽容环境,使一个民族回到励才宗学、积极向上的社会总体进取精神,成为全民族才俊效仿的标杆;四、文化乐业、各显其术而纳于道统。


  然而,这十多年的努力,显然是劳大于功。究其原因有:一、集权者放弃了对民众的教化,混淆了艺术与教育都应纳于教化的概念;二、放任过度,忽略了自由民主与文化艺术创作的真正含义,与其所存在的环境土壤关系。


  一、文化的教化还是教化的文化


  教化这个词,本源于儒家的观点。


  意指国家用礼乐教化的方式防止人心邪恶,使社会更为良善。


  汉代初年,陆贾在《新语·无为》中曾说:“曾闵之孝,夷齐之廉,岂畏死而为之哉,教化之所致也。”而在《对贤良策》中,董仲舒又说:“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教化立而奸邪皆止。”其实,他们的观点为集权制中的国体奠定了文化政策与固化民众的理论基础。而二千多年来,中国的皇权们都一直在沿用此观来达到治理国家并使国强民富安祥呈世的目的,且还并都一一实现了他们及各层的宏愿,以民为上,造福了黎民。


  显然,这些观点都是主张并促成了政权者们实施了:德行教化使民从根本上免除了犯罪动机,而刑罚仅仅只能防止人民犯罪。这种为治民的方法后来一直与刑并用,相济相成并在后世中得到了丰富与发展,并对社会良善、宏惩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近几十年来,我们似乎都忽略并放弃了教化。因而,我们的今天人与人的精神、社会功德品行与温、良、恭、俭、让、礼、孝、忠,才散溃并显存于中国大地。本土的、西方的神们才各自竞争着自己的神位,使整个民族显得热闹而危机四伏。


  我们想想,一个缺失信仰的民族的可怕性,就是在于江河日落中毫不谦让地争相尽享着最红的一缕残阳。


  自私而没有社会大同贤德之心是目前整个中国的国情总显。笔者在《第四次浪潮》中含蓄呈露的文化艺术领域蔓延开的动荡,实指在最后一缕阳光享尽后可能导致的国情的波动的观点,似乎对于已经麻木的民族或者是只顾自己捞好处的人们而言,并没有引起相关人士深层的重视。


  其实,目前我们有着文化的教化,而缺失了教化的文化。在前朝,教化原本是国民国体的固育化淤的良剂,是良善社会各种形态的文化样式呈显。也就是说,作为国家的文化是必须与政统对国家的目的保持一致的。而今天,我们似乎混乱了文化的教化与纯个体性艺术创作的文化的面貌与目的。似乎人们在所谓的一切经济化中,完全冲淡了文化应是教化的一部分的实质。把文化纳于教化是中国儒学及儒学以前有智慧的中国先贤们的创举。如《诗经》、《楚辞》、《礼》、《尚》等文献中都可以看到对德行的赞誉与推崇。但今天,所树立的社会公众德行楷模,似乎给我们呈现的人物形象都是捡垃圾、去边少贫困地区支援等令人忧伤的阳光,怎么就忽略了一个社会是需要对才俊与智慧的出类拔萃者们激励的正面形象与社会进取为荣的风气。如果说,一个社会都以才华实干能力为社会奋斗的目的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向上之气才能浮现。相反,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谁的发明创造,谁的艺术创造为社会为人类增加了力量的人与事的却是弘扬太少。是我们中国青年人们不上进了吗?不是,是掌控宣介媒介的人们混淆了对社会推动的能力是正能量而非令人忧伤的阳光的核心问题。因而,在媒介中,我们才看到了不少的都给人以傻呆弱智者的行为的形象,看上去是一项扶贫与扶弱的以鼓励社会行善举行为,但实质却是不正面积极推崇社会真正的贤德之人或阳光向上的精英成为德行楷模的行为。这种导向上的偏误,实质是歧引了国人的正气观与正道观,而失去了鼓励国人以精英显民的积极品质思想。像宋元后的穆桂英这个形象的塑造,就是一个以美丽、智慧、能征善战、足智多谋、乡野村姑无拘无束自学而成为民族传说的精英的典范。这种具有良好品德与超人胆谋的经典形象推介,可以使一个正智的群体去效仿与效学,并使之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而使一个民族昂昂向上,战无不胜。


  看看今天媒介中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精英”,在其背后渗杂了多少伪善的行为与具有私欲的目的。如央视一些强档栏目,通过选拔上春晚,但背后却有相关公司以海选推荐层层选拔,直至进入每年一次的十亿人以上观看的节目。据传,最终进入这个绝级栏目的往往需要投入几十万元,这种极大的商业目的行为,自然使现在的春晚变得不具美学价值观前提下的高级享受型文化精品栏目呈显,因而在带给人们取乐的同时,完全混淆了国人对精英精神需求渴望的理解并使国人们日惑失望。像现在的每年中国最大收视的春晚,已经完全不能为民提供真正的精神食粮,让人们在劳累一年后使人民享受的最美而最有精神力量的文化大餐,变成了低俗而无文化精品含金量的大杂烩。玩弄者们在舞台上乱舞乱跳,而那些专业水平很高,一生都追求纯洁艺术,苦苦追求艺术而在业内国内外取得巨大成就的艺术家创作的精品、能给人民带来美学价值享受的艺术家们却被永远排斥在可以完全进入“教化”的宣介平台场所中,使原本可以倡导精英的教化而却不能在这个行业中造德于民,使文化成为教化的部分,为民族提供尚美的力量。相反,精英们所长期拒之门外与已经形成的自救上场的在野行动,一面占割了我国的文化舞台,而另一面却使这个舞台因商业的操纵与艺术家更大化的独立呈现更加使文化从国体的教化意义中相悖出来。使人们在眼花缭乱中不明了东西,直接的后果是天天叫宣扬正能量,而正能量却愈显愈少。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只有尚美了,正气才能上浮,邪气才会让道。


  二、无法召回的觉醒


  由于我们数十年来,尤其是这三十多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相对忽略或放弃了教化的原故。我们民族所面临的危机其实并不是来自西方的力量,而是自毁城墙、自败家门的行举。


  我身边有个现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的很亲近的人,前不久给笔者突然发了一封关于传统与当代艺术的信:“传统艺术偏于求美,当代艺术重视求真。从事当代艺术,势必需要透过一种智慧文化的学习,帮助我们获得人生正见,才能重新审视传统,正确认识当下的一切。既能看到现实人生虚幻、荒谬的一面,也能看到生命潜在真理和智慧的价值。否则我们颠覆传统,看破一切,人生将何以依托?所谓当代艺术反映的也不过是被自己的观点加工过后的真罢了。”考虑到这封信的由来,可能是她身边的高僧或北京某名高校专家对文化的看法,并代表着我国目前相当一部分对中国文化与宗教文化感兴趣者,甚至是著名高校的专业研究人员也持有此观点。故而,我仔细、反复读完这封信后,回复说:“对所谓的传统与当代艺术的求美求真之界定说,实是意味着对艺术、艺术家、艺术创作、艺术规律和文化艺术发展历史与美学原理的一知半解故。这种说法,首先是在对艺术本体必具唯美和求真两大基本元素进行了分割。何况所说的求美的传统在当时也是很当代的。你看明元宋时期的一些画家如米芾、梅清、马远、王蒙等画中的一些语言技术,放在现在来看,都仍是前卫的……只要是真正的艺术品,从美学原则来说,都须具备真与美的基本特征。从手段来说,可以与时代发生各种直接的关系,比如使用适合创作需要而又适合创作者本人的各种科技手段、材料等。因而,对艺术的当代与传统性的界定,应该在时代、所选择的题材、创作者本身的生理年代、手段、作品中的精神特征是否与当代发生关系等方面来考虑,也许才符合艺术的本源性。像你信中所述之观点是混淆了艺术、艺术的功用、艺术的美学原则、艺术的语言技术等的结果。不过,目前从事高等艺术教育的最高学位教授者们也都大有混淆概念不清地在教学生的人存在。因此,像你等非专业而爱好艺术的人士持这种说法应该是很正常的,倘若持这种观点者,是国家决策者位置那就可怕了。当然也体现了这种人了不起的地方:至少在思考问题。”在此举列,目的仅是为阐明一种观点,企以唤醒大家对学问的真正尊重,客观分析学术问题并引导此方面的兴趣者,以减少更多的误区。


  目前,我国社会形态中,公选贤才的缺失,是因为不注重德贤埋下的祸端。这个实质,尤如自己在自己的城门口,埋下了一堆定时炸弹。


  旧制中,选德贤之才,实质上是一条鼓励年青人以积极向上、勤奋好学、为民任官、造福一方百姓为基本原则的形成全社会正气能力尽呈的、让年青人通过奋斗可以为民献命的忘我的奉献精神的道路。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自己在生命生理年限企盼的社会功德与责任。并因而使整个社会至少可以在一个很大的层面上形成一种阶层,即真正的精英阶层。而这个阶层的人才走向,几乎分布于各地基本行政权力以上的各种职能部门。于是,这种激励机制,就自然形成了一个牢固而坚实的通过奋斗可达人生目标的招纳贤才场所。故,这个权制的中心,就能形成以德服人、以才纳贤,知能善任,使整个社会相对形成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良好社会环境。


  这种良性风气的形成,最终才能形成社会的效风和孝学,并对国家与民族报以忠诚与忠爱。


  但今天,人民存危,无为治民的社会风气日益盛行。当然,其结果就是在各种向心力的分崩离析中,民望丢失干净。


  三、倾家荡产的中国当代艺术


  看似繁荣的中国文化,这三十多年来,似乎是显得万紫千红。但这背恻的隐痛,是所有有识之士心知肚明与忧虑万分的。


  尽管从这世纪初以来,国家开始以经济的方式投入,企从西方阵营里抢回我们的精英。但由于从事这个事业的职能部门负责人大多不学无术或学而不精,只是照搬上级意图,甚至以位谋利,缺乏公心与才德。故而,使国家这一明智而实用的纳贤举措之举就落入了小人与奸邪之人的私欲行为中了,丧失了国家举才纳贤的功用,也离间了开明的党与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重视精英才俊的企以凝聚向心力与亲和力的明智之举。


  “莫视而自见,莫贾而自贵。”汉昭帝刘弗陵召天下怀六艺之贤才纵论国家《盐铁论·论贤第二十二》中的二句话,似乎正是目前中国作为文化的教化的现状的真实写照。


  无人注视都要自我表现,无人购买都要自抬身价。这恰恰是中国十多年来,文化资本国际化下中国文化现象的真实写照,也是与中国人心浮动、狂躁飘虚、只顾自己唯私观下的人情现状。


  十年间,西方世界使用了在中国找中国人开画廊,造高价上苏富比、佳士德拍卖,并以国外基金会提供资金到国外展览等手段,轻松地搞乱了我们本身就教化不能但又不愿放任而实则是完全放纵与失控的文化营垒。是我们自己为自己的未来与社会型态结构被迫转型埋下了许多会定时引爆的地雷。也达到了西方世界自一百年前船坚炮利都没达到的目的。


  记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国高层最为害怕的就是我党最终因丧失民族优秀精神力量与凝聚力而大权旁落,对西方大国领袖所说“对中国进行改造不出三代就能完成”的说法的因高度警惕并采取了得当措施而未能如西方世界的愿。但现在,似乎都已经成为现实。而西方,列强们自己企想达到世界目的的目的,在今天都一一成为事实了。而我们似乎还是仍然丢了自己在他们后面紧赶。丢失了自己的特点与仅有的一点可比性。如是,那我们还有何牌可打?我们是在用我们自己制造的炸药炸开了自己的城防。潮水的汹涌,流失了自己的文化精神也流失了国体。而西方的贼们,却在暗中,笑看中国人是怎样一步步地成为他们民族英魂中的附属。


  在文化领域,中国青年艺术家这么多年来都毫无例外地因西方的光环而使他们在国内走红与尝鲜般地突然成为了精英。姑且不谈他们当年大多是带着对自己祖国的愤怒与不满逃离这片土地,而去到西方寻求自由世界的。然而,有意思的是,等他们再回到中国后,都以人才给予显位了。另一面,就目前的中国文化艺术品市场而言,西方的资金使中国艺术家们发家致富并以价位的高低来谈成就的高低,完全颠倒了艺术品是要以美学与学术价值高低而衡量优劣的标准。就市场而言,一旦西方资金抽底,那我们这个巨大的艺术市场群体怎么办?而现在仅存于中国还想通过奋斗实现自身理想价值的年青人心中的“金钱价值观”,一旦西方放弃此举并抛弃我们,那这种仅存的支撑国人的精神自足观就会坍塌,彻底的失望是否是会使一个民族在怨声载道中生出义愤与爆举。


  事实上,西方人采取了《盐铁论》中“莫视而自见,莫贾而自贵”的观点,将中国人引入了中国历代都在提防并限制与教化不能落入歧途之中的误区,而使自己在文化中日显失控。


  最后,这些仅在这条以钱多少为能力大小的道路上奋争的艺人们,我们都没看到他们成为国家的栋梁、民族的精英,相反仿佛都成为了日夜奔流的江水一样,随江而流了。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现状。


  然而,我们今天所谓的精英层人士,不都正在以钱的多少而论英雄吗?大量的国家媒体中,不都是在以钱的多少而论成就高低吗?而那些以自觉自律的施德贤之举的人却完全消失在了人们的公众视线之中。怪怪乎,国人也麻木……


  那么,既然如此,那这个社会还能彰显什么正人之道,防小人之举呢?


  艺术的良性发展、艺术家的本源性创作、国家文化安全防范的自然建构等诸问题,都会显得令国人越来越失望,越来越觉得公示的许多艺术没品味,让人难以细嚼,索之无味。


  三十多年来,我们中国人自身的努力,完全因为国家对教化的放弃,并因国家职能部门中的小人之举,使中国艺术家们不懈奋斗,才建构起来的相对的准艺术创作生态环境,被另一种抢救文化之举的冲击,揉得支离破碎,似乎最终都成为了东去的江流。


  是为《中国当代艺术2013》序。


  2014年2月3日13时15分至15时38分写于京北寓所


  (编辑:杨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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