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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艺术区调查报告

2017/07/18 11:43:19 来源:中国美术报  作者:张玉 刘寻美 王雪茹 石豪 胡斌
十多年前,艺术区在很多人眼里还是一个新鲜的事物。但近几年,随着各地艺术区的不断涌现,这个早先带有一些时尚意味的名词,已经日趋普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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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十多年前,艺术区在很多人眼里还是一个新鲜的事物。但近几年,随着各地艺术区的不断涌现,这个早先带有一些时尚意味的名词,已经日趋普通化。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武汉、重庆、昆明,艺术区早已不新鲜。不仅如此,艺术区正以扩展的方式从一线的大城市向二线城市蔓延。令人好奇的是,艺术区是如何形成的?它们的现状如何?它们是如何经营并生存下来的?它们会有怎样的未来?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美术报》的记者和特约撰稿人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等地做了一次深入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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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光巴士一辆辆接踵而至,远道而来的中外旅游团在那些看不太懂的画作前驻足,他们被带到固定的店家购买纪念品,导游的扩音器响彻四周;画廊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各色新闻或新品发布会正在召开,墙上的画作通通化为不同凡响的背景板吸引着观众的目光;创意工作室里摆放着琳琅满目却又质低价廉的手工艺品,商铺一家挨着一家。今天的798艺术区(下文简称798)似乎已不复当年先锋、个性和曾有的艺术气质,而正一步步被商业的脂粉气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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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8艺术区内的雕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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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98艺术区看展休息的游客


  798工厂


  头戴一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流行的鸭舌帽,穿着整齐,右手臂挂着写有“执勤”黄字红底的袖套,古文荣师傅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并带有老北京人特有的幽默。退休22年来,每周二他都在798的街道执勤,从未间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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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 艺术区的涂鸦墙


  古师傅执勤所站的地方,面对的是798最大的一面涂鸦墙。花哨、叛逆,就好像798的一块银幕,与古师傅熟悉的军工厂完全不同。“最初这面墙上只写着‘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标语,后来有人在上面涂了个人脸涂鸦,原本干干净净的一面墙,现在已经变得花里胡哨。”关于这面涂鸦墙,唯一有案可查的是2001年艺术家张大力把这张脸涂鸦在了798,成为798最早的涂鸦之一。如今,它早已被更新的涂鸦覆盖。在不断的涂鸦—覆盖—再涂鸦的过程中,这面变幻无穷的墙壁,正改变着798作为军工厂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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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8 艺术区的涂鸦墙


  作为一个在798待了20年的“老人”,古文荣见证了798从无到有的成长与变迁。50年前,这里叫华北无线电联合厂,代号718,如今大名鼎鼎的798就是它五个分厂中的一个。1952年5月,718联合厂购置土地的工作在荒芜的北京东郊展开。那时,今天的798所在的区域是北京最大的一片坟地和几个平静的小村庄,古文荣就出生在这里。“那时候一年的粮食只够吃八个月,剩下的四个月就得去奔”。当时贫瘠、落后,只有喇叭里传来的声音,弥漫在古文荣年轻的心中。


  1953年,中德在合作建设718联合厂协议上签字。第二年,民主德国的一个建筑机构开始为718联合厂做建筑设计。民主德国副总理厄斯纳亲自挂帅在民主德国成立了一个无线电元件厂后援小组,专门为中国方面遇到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建厂同时,联合厂分批向德国派遣人员进行考察和学习。同年进厂的古文荣就是其中一员,“坐了七天七夜火车,从波兰到柏林,到了以后就被各厂分走了,我去的是hermsdorf的采修厂”。经过学习,工人们和联合厂都得到了质的飞跃。1962年,中国空军击落飞入我国领空的一架美国的U2型飞机。飞机残骸解剖后,一个很小的无线电原器件被送到798。一个三四厘米的绝缘件怎么才能在中国做出来,古文荣的实验就是在798一车间一工段完成,此后718联合厂实现了多种电子元器件的国产化。1995年,古文荣光荣退休,也离开了他待了近半辈子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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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8 工厂展厅


  在古师傅退休的那一年,中央美院雕塑系需要一个完成大型项目的巨大空间,当时的系主任隋建国把目光投向了798。从这个时刻,798作为当代艺术中心的序幕正式拉开了。隋建国回忆道:“我印象中进去的时候,还有一个窑,都是灰尘,玻璃都碎了,看起来至少有五六年没有人在用。因为这个厂房顶上有很高的窗户,而且立窗也很高。我们觉得38个雕塑用两个场地肯定够了。于是,那就开始吧!”雕塑系以每天每平方米4毛钱的价格租用了两个1000平米的空间。2000年,隋建国在窑炉车间对面租用了一间工作室,成为最早以个人身份进入798的艺术家。2000年,设计师林青、出版人洪晃先后把家搬进工厂;2001年,美国人罗伯特租下回民食堂,到这年年底,黄锐、苍鑫等一批艺术家都因不同的机缘共同选择了798,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室建设。一个艺术家聚居区的雏形已经渐渐浮出水面。


  2002年,摄影家徐勇租下一个1200平方米的大厂房,取名“时态空间”。和其他艺术家一样,他改造工作室的第一件事也是清洗墙壁,其目的是让当年的巨大标语重见天日。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标语”已经不再意味着紧张和压抑,而是个性和酷的象征。徐勇租下798一车间的同时,陈炳才作为一车间的车间主任仍在局部领导着生产。“2000年左右都陆续拆散搬外围了,产品都保留了,地方比过去缩小了近60%,把厂房内的窑炉也拆了,厂房就租出去干别的用了。”陈炳才描述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工厂的普遍状况,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798也同大多数国有企业一样,设备老化,多数车间长期处于闲置状态。


  2005年1月,隋建国搬离798的时候,一部关于798的纪录片拍下了他搬家的过程。“那天很冷,有点凋零萧瑟的感觉。”据说这部拍了200个小时的纪录片以隋建国搬家做了结尾。隋建国的离开,曾经被认为是798走向商业化、艺术家希望寻找新的创作空间的标志。2005年到2006年,不断有新的画廊入驻798,最早进入的一些小俱乐部等娱乐机构开始渐渐撤出798,商业画廊逐渐成为了这片区域的“新主人”,而798真正的拥有者七星集团牵头成立的798艺术区建设管理办公室也开始对798进行“产业化”的规划。


  退休以后的古文荣很少回厂,现在的798他们认识的已经很少了,“现在我很少来车间里看,没啥看的,除了空的大房子,当年的人也不在了,东西基本都没了!”即使不想见,但我们还是找到了那张2007年他站在时态空间与他合作半辈子的那个“老家伙”的合影。


  职业“艺术家”


  耿大爷是798的“常驻民”。每天上午9点,他都会拉着那个超市赠送的、有些陈旧的帆布拉杆箱,雷打不动地从首都机场附近的公交站出发,前往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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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798 艺术区给人画像的画家耿大爷


  .经过一路的颠簸,到达798时已逾11点。中午,正是各个画廊、商店午休的时间,游人也开始寻找餐厅。耿大爷却从来也不急着吃饭,他先是走到租用的露天摊位,打开拉杆箱,拿出画具,又在摊位旁边摆上范画,之后又拉过旁边的几张折叠椅支起来。忙完这些,耿大爷坐在折叠椅上开始等待顾客。皮肤黝黑的耿大爷,年纪不到60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更苍老些。他常戴着一副深色的、布满污渍的条纹套袖,穿着青色盘扣棉麻上衣,头上戴着骷髅纹样的头巾。这条头巾在他身上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这样的装扮可能是为了向艺术家的身份靠拢,也可能是为了让自己显得年轻些。


  798里有很多像耿大爷这样的“摆摊者”,日复一日地等待为游客画像,已经成了耿大爷生活的日常。没有顾客是经常的事,耿大爷叹气:“有时候一整天能有一个人就算今天没白来。”面对采访,他始终显得有些戒备。


  现在在798,租一个像耿大爷这样的露天摊位价格算不上便宜。“最开始是免费的。但从2014年开始每个月交管理费(摊位租金),最开始是象征性给点,现在变成一个月2000元,我们要提前交两个月的,压力越来越大了。”耿大爷皱着眉头说。就在采访的3天前,耿大爷的一位“邻居”,也是一位给游客画像的“同行”,就因为租金问题离开了798。


  798的租金上涨早已不是新闻,提及此,耿大爷不无感慨:“大概是2011年到2014年,引出了‘二房东’、物业的一堆事儿,一下子就把租金炒上去了,打那时起就再也没降下来过。”虽然“邻居”走了很多,但耿大爷还是打算留在这里,因为从部队转业后耿大爷就一直在干这行,辗转多地、年近60的他不知道除了摆画像摊以外自己还能干什么。对于现状,耿大爷也很无奈,“每个月的收入勉强能交租金,像前两天下雨,就得在家待着,真是变成了‘靠天吃饭’”。


  耿大爷是在2008年正式“入驻”798的。在那之前,798恰逢一个自身发展的时间节点:原生艺术家撤出、大量画廊更迭、礼品店和商店开始开张、游客逐渐增多。部分画廊的离开、更多商业机构的进驻,常被人看做是798走向商业化标志性的一步。耿大爷也正是看准了这一商机,把自己的画像摊位从琉璃厂“乔迁”至798。回忆起初到798的那段日子,耿大爷舒展了紧皱的眉头,“那几年,突然来了好多外国人来开画廊,来找我画像的都是外国人,一天能挣一两千。希尔顿酒店的服务经理还叫我过去给客人画像,一中午就能挣两千块钱。可现在,我只能在这守着,运气好了一天能‘抓’到一两个顾客。”


  吃完了午饭,耿大爷收了饭盒装进拉杆箱里,喝了几口超大保温杯里已经不再温热的水,就又开始等待顾客。星期六的午后,来798的人陆续多了起来,耿大爷终于接了这天的第一单生意。顾客是一位年轻女游客,她刚刚在旁边的商店买了工艺品。女孩看了下收费表,上面写着:“现场画像,2008年5月(制):素描像90元;素描加色110元;素描照片200元;彩像漫画100元;残疾人和小孩一律20元……”最后她选择画一张彩像漫画。耿大爷戴上老花镜,打开装画具的笔盒,十几分钟后,一幅画完成。耿大爷拿起脚边一摞废旧报纸中的一张,熟练地包起了画,最后用透明胶粘牢。


  一单生意结束,耿大爷又开始晒着太阳、沉浸在回忆过往之中。这位“艺术家”已经不再年轻,他已把近10年的光阴挥洒在798,现实和回忆都让他难以离开这里。虽然耿大爷的身旁围绕着无数新潮的人、事、物——看似朋克的骷髅围巾、哆啦A梦的文具盒、流连园区的年轻人、无数画廊中展出的当代艺术作品……但此时,让人依然难以忽略他那爬上了皱纹的双手、他随时取戴的老花镜,以及沉淀在他脑海中的关于798的种种记忆。“耿大爷”们见证着时代的命运之轮碾压过798,798的新时代和旧时代在“耿大爷”们的身上交替,就像那些新事物和旧事物同时在他们身上并存一样。最终,商业化成就了798——虽然这常常为人所诟病,却也或庇护或驱逐地左右了无数个“耿大爷”的命运。


  画廊


  3月27日,星期一,798内多数画廊都不开门,但艺典空间是个例外。这一天,一位“80后”年轻艺术家的个展在这里开幕。和以往形形色色的开幕式相比,这次开幕算得上十分“简朴”——没有摩肩擦踵的人群、没有摆放在角落盛着点心或饮料的餐桌,甚至采访的媒体也只有零星几家。唯有画廊门口的两个花篮和上面写着的祝福语,昭示着这是一场画展的开幕。


  而吸引路人的,是这家画廊门口摆着一张写着“这里可以写书法”的桌子。桌子上放着两支毛笔,铺着几张可以反复书写的“水写书法布”。几个年轻游客看到标语被吸引过去,写了几下又走了;过了一会,两个老年人又结伴去写了写,从画廊门口拿了几本宣传册,就匆匆地走了。


  在画廊门口和几个年轻工作人员聊天的朱昆,手插口袋,时不时地偏过头,用余光看着这一幕发生。朱昆是艺典空间的负责人,30岁出头。他在2016年秋天来到艺典空间并成为负责人,此前他一直在拍卖行业,更之前,他是一位“理工男”。当被问到为什么从“理工男”转为“搞艺术”,朱昆的回答很干脆:“不为别的,就是喜欢。上学时候在画廊里做过兼职,就开始感兴趣。”而且因为是北京人,所以“没有房租之类的压力”。


  谈到这天的展览,朱昆说这是一个合作项目。目前,因为一些艺术家的契约精神很差,所以他们的画廊不代理艺术家,而是和其他人或项目合作。在朱昆任职之前,艺典空间曾是艺典中国旗下的、一家类似“线下体验店”的场所,它近期开始转型为画廊,而之后,可能还会继续转型。


  和耿大爷每月需向798支付租金、“靠天吃饭”的境况不同,艺典空间是向旁边的“3818库”支付租金,用朱昆的话来讲,“3818库”和798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国中国”。朱昆并不太了解租金方面的具体问题,因为这方面有画廊背后的集团做支撑,所以“不担心这方面的钱”。


  艺典空间位于798中二街旁,这条街是798的一条主干路,画廊朝向马路的大玻璃墙后是主打销售的一些作品。看到了我们的视线,朱昆主动把话题引向了销售。朱昆坦言“最开始并不会销售,就是擅长和顾客聊天”,所以“第一单就是和一个顾客聊了很久,最后他买了五六张画”。后来,他就判断“这说明这个艺术家的作品有人接受,作品风格还可以,机构就可以总推他。但是那些没有人接受的作品,就只能在这展几天,画展结束就算结束了”。朱昆觉得有时候销售也“全凭运气”,他回忆:“前一阵的一天晚上7点多,大多数画廊都关门了,我们还开着。这时候有一个外国老头溜溜达达进来了,看了一会画,又聊了聊,就决定了买三幅画。后来才知道他是瑞士大使。”在朱昆的微信朋友圈中,我们也看到了2月份他发的一组去瑞士使馆送画的图片,配文是:“去使馆不办签证而卖画。”


  对于艺术市场,朱昆有一套颇有“理工男”风格的重视实用性的看法,他觉得艺术市场的泡沫太严重了,而且“艺术是见仁见智的”,这一切都比较“虚”。朱昆还觉得现在的人“太浮躁了”,“并不是798整体的生意不好,而是在这种浮躁的氛围中,很多人都想一幅画卖一百万。前几年,在看嘉德预展时,我旁边有三个老太太在看一张齐白石的作品,可她们看的并不是这张画画的如何,而是在讨论它标价50万,如果买回去年底会不会变成80万,可见人们的疯狂。”


  或许对于许多“实用主义者”而言,艺术的确是“虚”的,但是朱昆依旧坚持了这条路,“798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像我现在在画廊,每天可以认识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人聊天。我喜欢这样的工作,珍惜这工作的机会。”谈到798时,他又回头看了看画廊门口摆着水写书法布的桌子,此时正有一个青年男子在试用。朱昆转回了视线说道:“看,798也承担了艺术教育的功能。”说话的时候,我们依稀地看到,朱昆的脖子上时不时露出一串金刚菩提,在和煦的阳光下,金刚菩提和配珠绿松石泛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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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8 时代空间外景


  商业化


  20年前,艺术家们到了这个曾被废弃的工厂厂区,用他们的作品和生活方式让这个旧的工业空间变“炫酷”起来,转而这个地方成为人们向往和追求的新时髦,更多人被这种“旧厂区式的新时髦”所吸引,进入这样的区域,继而抬升了房价和租金,艺术家们却因为房价的提升和日渐商业化的环境而离开这个被开发出来的空间,转去新的未开发区。“真正的艺术家都离开了这里。最初缔造798的那些鲜活的个体,已经不见踪影。现在798成了小资和时尚青年频繁光顾的地盘,甚至婚纱摄影棚也开到了这里,摆地摊卖手工艺品的创意市集多起来,真正的创意设计产品却越来越少。”先声画廊10年来一直坚守在798,画廊艺术总监姜永平对798越来越多出现的“逆淘汰”现象表示无奈。


  原本应处于发展鼎盛期的798的生命力为何显得后劲儿不足?回首798的发展不难看出,798由盛转衰的过程也正是中国艺术市场取得巨大发展的10年。10年中,中国艺术品市场迎来前所未有的牛市。“2008年中国艺术品市场经过短暂的调整之后一路高歌猛进,挤入世界前列,并在2011年达到高峰。2012年,市场突然急转直下,开始持续下滑。”一位艺术界人士分析认为,不断攀升的艺术品价格只是浮华的表象,却让市场更加偏好艺术品的投机和炒作,而不是如何进行真正的艺术创新。798艺术区短期内走向商业化正是中国艺术品市场忽高忽低剧烈波动的侧面缩影。


  伴随着中国艺术市场的繁荣,798艺术区房租也成倍上涨。“房租已经从最初的一平方米几毛钱涨至六到八块钱,但画廊经营状况并未见好转。一边是没人买画,一边是不停地交房租,画廊生存的压力越来越大。”批评家朱其分析道,798不断上涨的房租,很大程度上造成798内大批量优秀艺术家的流失、画廊退出;另一方面,声名鹊起也为798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游客。这种人群的转变,让很多人认为798的艺术生态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很长时间以来,关于798的现状,商业化是对798的批评中最强烈的声音,艺术区和商业到底是一对怎样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798让人们看到了艺术的价值和它的溢出效应,附近的商业和地产等都因798的存在得到很大的价值提升。“虽说商业化倾向确实加剧了一些艺术家和艺术机构所面临的困境,但是不能就此将商业与艺术对立起来。”朱其也认为,商业不是艺术的“敌人”,艺术和商业是可以结合的。虽然现在798俨然走向了商业化的道路,但周末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来到798感受艺术的氛围,那些带着对艺术渴望与求知的小学生在逛完798后的满足感,不正是对798如何平衡艺术与商业所做的最好的解答吗?


  在上海这座经济繁荣、文化不断发展的现代化都市,艺术区在近几年陆续兴起并形成了属于上海的独特属性,同时也有一些老园区面临改造和解散。带着对上海艺术区的向往与探秘之心,记者走访了上海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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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 里的共享交通


  在上海这座经济繁荣、文化不断发展的现代化都市,艺术区在近几年陆续兴起并形成了属于上海的独特属性,同时也有一些老园区面临改造和解散。带着对上海艺术区的向往与探秘之心,记者走访了上海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园区。



上海 M50 艺术区


  新桥艺术区


  从上海虹桥站出发,经地铁、出租车约两小时,到达距离虹桥车站约20公里的名企公馆·新桥艺术园区(以下简称新桥艺术区)。新桥艺术区是一个占地面积约34万平米的文化产业园区,周边是正在快速开发的商业和创新企业聚集地,距新桥镇约1公里,新桥目前是上海当代艺术家工作室最为集中的艺术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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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桥艺术区


  园区很大,有两百多栋楼,砖红是整个园区的主色调。园区现在有200家企业,但真正作为艺术园区是从2014年开始的,现在有一些艺术家和藏家也正在做工作室和展示空间的装修。由于在市郊,平时参观游客很少,来园区的多数是艺术界的专业人士。新桥艺术区艺术总监乔伟介绍,除了艺术家工作室,园区有两个面向国内外艺术家的驻留空间,并设有中国古代石雕展示中心、美术馆、设计师工作室、影视创作工作室和艺术品仓储物流中心。现在,园区三期的开发也在做产业升级,对此,当地政府也很鼓励,但目前为止还没有资金上的支持。


  乔伟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之后一直在上海,从事当代艺术相关工作12年之久,做过画廊、艺术家经纪人。乔伟说,新桥艺术区希望吸收的艺术家是把艺术当做一生事业的,而不是市场不好就转型的艺术家。这几年上海的艺术生态越来越好,加上上海政府对文化艺术的推动和支持,上海新开了很多私人美术馆和国际性的画廊,也吸引了很多上海之外的艺术家来上海发展,新桥艺术区不同于以往老艺术区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据他介绍,目前入驻园区的艺术家有70至80人,除了中国的艺术家外,还有来自英国、德国、西班牙的艺术家。他们的身份比较多重,有美术馆馆长、艺术院校校长、大学教授等。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新媒体艺术学院院长胡介鸣两年前将工作室搬入了新桥艺术区。胡介鸣入驻园区主要出于节约时间成本考虑。胡介鸣在上海松江大学城工作,新桥艺术区正好处在工作单位与家之间。安静和大空间的创作环境是目前新桥艺术区最吸引艺术家的地方,但是对于园区还未健全的配套设施,胡介鸣仍在坚持适应。由于园区离家较近,他平时并不居住在工作室,工作室只是一个艺术创作的场所。胡介鸣讲道,工作室虽然空间很大,但装修很简单,有时候接待客人就显得不太合适,来这里就是为了艺术创作。乔伟说,新桥在吸收入驻艺术家的时候考虑的就是品质。对每个艺术家的入驻,乔伟和同事都会参考收藏家、策展人、画廊主的意见。目前入驻园区的艺术家涵盖老中青,年纪在三十到四十岁的大概占60%;在四十到五十岁的大概占20%;五十岁以上的大概占20%。年轻艺术家稍微偏多且国外留学回来的占的比重也比较大。乔伟表示这样的格局会让园区更有生命力,彼此之间可以相互交流、探讨和学习。艺术区每年都会有新入驻的艺术家,但离开艺术园区的艺术家很少。


  艺术家的家


  已退休的大学教授林加冰是首批入驻新桥艺术区的艺术家,今年已72岁,但对艺术创作的热情有增无减。林加冰工作室在园区19号楼的4层,工作室面积很大,容画室、小仓库、会客厅和生活区于一体。平时他就生活在这里,平均一周只回家一次。林老笑言这样自由度会更大,艺术家还是更喜欢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2009年至2014年,林加冰的工作室在上海东北方的五维创意园区,靠近市区。之后,五维创意园区被婚纱摄影工作室大面积占据,让人感觉不协调,整个艺术区已经没有了之前浓厚的艺术氛围,很多艺术家已经无法再在园区待下去了。林加冰说租金上涨不是搬离五维创意园区最主要的原因,他觉得新桥艺术区最大的特点就是安静,采光比较好,而且这边的工作室空间很大,这是他所喜欢的。新桥这边现在还处于发展阶段,如果一旦各方面完善了,租赁方式也会发生变化,有些艺术家可能也会吃不消。林加冰表示,假设有一天离开新桥艺术区,主要原因会是租赁方式的改变。现在入驻的艺术家一部分是用作品抵房租,如果这种方式持续不变,他可能就不会离开。首批入驻新桥艺术区的外籍华人艺术家刘广云坦言,现在艺术园区很空旷很安静,很适合艺术创作,但这里公共交通很不便利。如果有时候朋友聚会或者有合作伙伴谈事情,去一次市里挺麻烦的,只能开车,有时候叫车也不方便。但话又说回来,他有时候也不希望艺术园区很快地发展起来,如果一旦发展起来,就离艺术家搬离艺术区的时候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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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加冰工作室


  艺术区租金上涨是每个艺术家搬离的主要原因之一,以作品抵租金是新桥艺术区租赁方式的一大亮点。由于城市化发展,新桥艺术区租金也以每年5%的幅度上涨,但以作品抵工作室租金仍受到了很多艺术家的青睐,这样不仅对年轻艺术家有很大帮助,同时也利于艺术家与园区的共同发展。乔伟告诉我们,随着艺术家的成长,他们的支付方式越来越自由,有些艺术家逐渐放弃了以作品抵房租的方式,反而更喜欢用现金直接支付。


  新桥艺术区建立之后,附近也有一些区域在效仿,基本都是以新桥艺术区为中心,零散地分布了一些。上海的徐汇区政府开始介入,除此之外浦东、闵行、虹口等区政府也陆续在发展文化产业。园区在过去三年主要方向是做艺术创作基地,之后会更多地吸收藏家、设计公司、艺术机构以及商业机构等。乔伟认为良好的性价比以及浓厚的艺术氛围,对艺术家、藏家和艺术机构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对于艺术家来说,能够安静地在一个适合的艺术区创作,是不愿意频繁更换工作室地点的。


  多样与多元


  洛阳金石文字博物馆馆长朱晓杰现在一半时间在上海,一半时间在老家洛阳。朱晓杰在艺术区租赁的空间准备办类似书院性质的集展示、教育、文化传播和交流为一体的会所。当被询问到来新桥艺术区的原因,朱晓杰表示上海艺术园区少,并且基本都是当代艺术园区,而新桥这边当代艺术和传统艺术都有涉及,所以就考虑过来。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这里的艺术氛围和整体的性价比,艺术氛围是吸引他来的主要原因,他认为在上海寸土寸金的地方,找这样一个园区也不容易。朱晓杰认为入驻园区后他的领域与园区之间肯定是互补的,彼此之间可以更加多元化。另外,朱晓杰认为在上海比较自由,施展的空间相对来说比较大,会更轻松一些。


  国内外艺术圈现在对上海的艺术生态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来上海如果看画廊或者美术馆就去西岸,如果做艺术家工作室或者做收藏家收藏机构的仓库、展示机构和接待的话,就来新桥艺术区。西岸的发展跟新桥艺术区基本属于同步,双方经过3年发展都已初见规模。西岸做美术馆和画廊冲在前边,新桥作为艺术创作的后方基地,与它们互补,这对松江整体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当代文化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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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西岸艺术区


  东湾艺术中心入驻上海西岸已3年时间,在滨江西岸产业带的最南端。东湾艺术中心负责人吴建好认为,北京和上海的艺术市场和艺术园区的运作差别是很大的。北京大部分是艺术家自发派生出的艺术区,而上海是政府进行规划来引导艺术区的发展,当然最后还是由市场来决定艺术区的存在。尽管上海也是海纳百川,包容性很强,但现在纯粹的艺术家的园区上海并不多。


  吴建好介绍,西岸地理位置很好,但政府并没有把这个地方做非常强的商业项目,而是倾向于文化艺术产业,想形成一个真正沿江的文化艺术带,现在这个规划已得到有效实施并已初具规模。西岸艺术中心是西岸集团对整体投资、建设和规划进行管理,投入很大。西岸将依托滨江腹地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公共文化项目的点睛之笔,带动整个区域的文化气氛和空间品质。


  目前,西岸比较有影响力的有龙美术馆和余德耀美术馆。很多人来上海西岸,就是看美术馆和其他艺术机构是否有好的展览。达到一定标准入驻的美术馆和机构在后期运作上可以有自己的特色,政府也会根据相应项目给予一定补贴和支持。西岸这些美术馆和东湾艺术中心等机构均为免租金入驻,是政府的鼓励政策,但也有要求,如机构一年要做几次达到一定影响力的活动,美术馆馆藏要达到什么级别、什么数量等。在两个美术馆的基础上,西岸还有临时搭建的西岸艺术中心,每年都会办一些设计界、艺术界和画廊博览会。围绕西岸艺术中心,还有一些特殊性的艺术机构,如上海摄影中心等。除了画廊、美术馆和艺术机构,目前西岸还没有艺术家工作室入驻,也没有专业的艺术品商店、餐饮之类。近两年全球知名的画廊也开始在西岸的艺术中心办展览,但相较于第一年,第二年大牌画廊数量并不多。


  在上海发展较为完善的艺术园区当属M50。M50是上海最早的艺术区,当时因为房租便宜,很多艺术家将工作室开在了M50,艺术家慢慢多起来之后跟艺术园区艺术家签约的香格纳画廊也入驻M50。2006年左右很多国内外画廊、策展人陆续入驻并关注M50,M50艺术氛围越来越浓。园区发展成熟之后就面临房租上涨、工作室空间有限、不能满足艺术家需求等问题,艺术家陆续搬离M50,画廊和艺术机构越来越多。有艺术家说,目前园区内房租已涨到了8元每平米,这对艺术家来说负担太重,只能撤了。据相关人员介绍,M50里的机构和画廊这几年经营也有困难,很多机构转向了市场化而非传统画廊的经营模式。目前M50已经是一个带有旅行景点性质的并可参观的艺术场地,每天游客都很多,增加了互动性,也为盈利机构带来了更多交易,跟798有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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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50 艺术园区的涂鸦墙


  上海大部分园区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在市场规律和调控下成长起来的,不会一天一个样子,当然艺术园区的“走走留留”也不是罕事。位于上海市黄金地段的红坊艺术区也是上海老牌艺术园区,交通便利、艺术氛围浓厚、发展完备。但由于政府整体规划,红坊面临重新改造和规划,园区很多机构已陆续搬离,如政府主导的民生美术馆搬到了浦东,华氏画廊搬到了西岸。拆迁改造后的红坊会呈现怎样的面貌,目前不得而知。除了政府规划,艺术园区由于自身原因解散的也很多。吴建好说,艺术园区的发展需要地方政府具有前瞻性的眼光,通过对城市的综合性规划、打造城市文化名片的方式来解决艺术园区发展所需要的土地资源、建设资金等实际需要。同时文化项目带来的区域价值提升又可以通过商业开发转化对冲政府的前期投入,形成良性循环。吴建好认为上海的观念很新潮,大家一直都认为上海只是经济中心,但他认为上海的文化艺术产业也会很快发展起来,只是需要一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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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坊园区一角


  蓝顶艺术区在全国整个艺术区生态中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中国美术报》记者近日跟随四川博物院工作人员一起来到位于四川成都东部的双流镇,一个世外桃源——蓝顶艺术区。蓝顶艺术区可能在全国并不算是知名度很大的艺术区,相较北京798、上海M50,它的开放程度并不高,这可能让心存抱负的艺术家周春芽想把它打造成为“成都798”的夙愿落空,但是不可否认艺术家在此能体味到其他地方无法企及的安稳生活与创作环境,这一点对艺术家很重要。在西南地区温热的气候环境下, 这里给艺术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创作空间,与其他地区经历不同程度的动荡、搬迁、驱赶不同,蓝顶的存在是艺术家创作的理想天堂。





蓝顶美术馆老馆入口处


  过去与现在的蓝顶


  蓝顶,它的起源是来自几个艺术家自发的集体创意。2003年8月,艺术家周春芽、郭伟、赵能智、杨冕将成都机场路太平寺机杨一带的闲置厂房作为自己的工作室,在那个炎热的下午,蓝顶艺术区宣告成立。因为厂房是铁皮蓝顶,便命名为“蓝顶”。但是后来,蓝顶艺术区从机场路搬迁到了双流镇,重新激活。


  一个蓝色的大屋顶,大型机械出入都不成问题,每一个艺术家都能划分到几百平米的面积,这个由仓库改建的,融创作、生活、展览等于一体的艺术区悄然兴起。机场路的蓝顶带给当时一批艺术家新的希望,但同时问题也有很多。提到老蓝顶,罗发辉对那时的居住环境印象并不好。在他的回忆中,老蓝顶的房子很差,由于排水困难, 且经常有暴雨,使不少艺术家的创作心血毁于洪灾,而且空气、水质都不同程度受到污染,在这里艺术家无法安居乐业。


  经过慎重考虑,在周春芽、何多苓等人的筹划下,搬离老蓝顶的计划正式启动。2009年初,一片独栋别墅在三圣乡荷塘月色湖畔拔地而起。用批评家陈默的话讲,“产权式工作室”概念,开创了国内外艺术家工作室之先河。由于新蓝顶良好的环境等吸引力,像郭晋、赵能智、杨千等长期在北京的艺术家也回到了这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群落在逐渐形成,这片以艺术与自然生态相结合的“蓝顶”迅速蹿红全国。


  当记者在新蓝顶一期见到艺术家罗发辉的助理时,这样一栋900平方米的复式独栋别墅,映入我们的眼帘,房间内不但有客厅、卧室、工作室,并且还有游泳池、壁炉、开放的书房、露天阳台。罗发辉在蓝顶艺术区的工作室十分著名,何多苓、周春芽、郭伟经常光顾。新蓝顶总面积接近50亩,最早入驻的14栋艺术家工作室围拢而建,形成了一个闭环式的花园别墅区。统一的外观简约、时尚,成为了新蓝顶艺术区的一个亮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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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顶艺术区一期艺术家工作室


  蓝顶是一种生活方式


  很多成都的职业艺术家都把创作的希望寄托在蓝顶艺术区。这些从重庆、昆明、北京、武汉而来的艺术家,共同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搞艺术”。在这里,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相互交流,扶持帮助。由于消费低,所以在这里生存都不成问题。既不受商业的侵害,也不用担心填不饱肚子,平常一餐饭10元以下,满满的一碗盖饭。有时候有客人拜访,到附近有特色的农家乐,200元足够一桌人吃。如果有的艺术家遇到困难,也会有别的艺术家买他一张画帮他解难。偶尔,画累了到郊外吃一顿鲜鱼,或者到山上喝一杯清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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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顶青年艺术村 大门口的牌匾已斑驳不清


  对没有足够的钱入驻艺术区的青年艺术家,有房产公司出面把周边农民的房子买下来,改建成为蓝顶青年艺术村。渐渐地这里聚集了五六百个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这种租赁形式,主要是针对尚在起步阶段没有更好经济收入的青年艺术家。它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形式,是免费给青年艺术家提供住宿,只要每个月都给房东交一两件画作就可以了。青年艺术家罗旋说,蓝顶就像是一个家,大家没事的时候就聚在一起吃饭或者喝茶,创作出好的作品,就投稿。获奖以后就去外地参展,或是入选哪个画廊,就会去其他城市,这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相对于其他职业的人来讲,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的简单与纯粹。


  罗旋认为,蓝顶已经渐渐地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产权不是问题


  在艺术区的生态状况中,大多数都是相似的,都是由艺术家们自发聚集而兴起,以低廉的价格租赁废旧闲置厂房,之后形成规模,然后政府、商业插手种种合力,逐渐热闹闪耀,然后在经济发展的汹涌大潮中被湮没,这几乎已经是艺术区生态全球化的一个症结所在。但是,相较北京798艺术区、宋庄频繁遭遇涨价、旅游化、强拆等困扰,蓝顶艺术区以政府牵引,用集体建设用地解决艺术家的产权问题,与全国各地其他艺术区混乱的土地租售方式不同。蓝顶艺术区一期二期都是以出售的形式,让艺术家买下产权房,进行统一的管理,一些年轻的艺术家也可通过租房的形式在蓝顶安顿。在成都的安逸中,蓝顶越来越成为艺术家创作的一个独特的场地,一股清新的空气弥漫在这里。


  与国家现有政策配合,进行自主建设,本身就有保障。来到这个地方的艺术家群体在这里安定下来,不会担心像其他地方一样环境会越来越嘈杂,更不用担心城市扩张带来的拆迁、土地租金上涨、被迫搬迁等问题,成都人这种闲适的文化环境,也符合政府倡导的在一个城市打造独属于当地的文化品牌意识。产权形式保障,首先确保了艺术家群体的安定。一个艺术区的发展,首先是保证创作核心力量的稳定。艺术家高晓华说,成都人有着天生的性情,休闲与安逸是巴蜀文化当中独有的气质。艺术区域的聚集是一个生态的聚集,成都的环境适合形成一个良好的艺术区生态了。


  据锦江区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区政府非常看重文化创意产业的潜力,此次引进高规格的艺术区,对丰富当地文化资源、打造当地品牌大有裨益。今年,已经出台了相关扶持政策,其中涉及土地、人才引进、税收、补贴等几方面,只有让艺术区先立足生根,自身壮大了,才可能在后期形成产业链。蓝顶作为一个独特的存在,本身的地理环境就是田野上打造的艺术区,跟其他在市中心“热地”效应寄予热望的投资商不一样,这里往来的商人并不多。一般都是从外地过来的画廊、策展人自己找上门,蓝顶确实需要有一个安定安稳的环境,否则艺术家迟早要散掉,这对于城市来说也是一种损失。


  通过城市统筹政策,实现集体土地流转,保障艺术区用地和规划的合法性,确实解了困扰各地艺术区的种种难题,这是蓝顶在艺术区发展瓶颈上最大的突破,尤其是蓝顶一期、二期进驻艺术家拥有工作室完全产权。城乡统筹的试点让这里的土地使用更为灵活,农民土地的资源转让完全自愿,也无形中增加了当地农民的就业机会,而且艺术创意产业、艺术区的建立,也获得当地政府的支持。与其他艺术区相比,蓝顶在向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在这里,有一种本真的味道,即艺术家可以自由创作的氛围。在这里看不到林立的画廊、艺术中介机构、咖啡馆等商业贸易体,完全实现了艺术家自主发展、自主创作的纯粹的艺术生态。


  较于北京、上海,广州当代艺术的民间活动和收藏还谈不上有多浓厚的氛围;为数仍不算多的当代艺术机构沿着自己既定的轨道运行着,甚少出现什么火爆场面和惊人之举;散落的艺术家聚集地和艺术区也没有任何示范效应。但若反过来看,这样的状态也意味着广州的当代艺术被系统整编的强度还不太大,艺术创作更多的是以自我意识倾向与个体选择为前提,较少出现艺术生产中心区域利益追逐的焦灼心态。不过,由于外在大环境的影响,学院对当代艺术采取了较之以前更为开放的态度,并设置了相应的教学系科和课程;艺术机构方面,除了公立美术馆作为重要的展示平台外,民间当代艺术机构虽然此消彼长,但总的来说日趋活跃。此外,不少区域形成了当代艺术家的聚集地,活动组织日显频繁,艺术区效应越来越明显。


  广州艺术家相对集中的区域大致有大学城、小洲村、Loft345、海外花园、3号线、伍仙桥等处。严格来说,大学城不能说是一个群落,但是自从这一大规模的高校群在偏离市区的“孤岛”建立起来后,这里便逐渐形成一片新的人文生态。一些青年教师长期驻扎在此远郊之地,久而久之,心态和对艺术的体悟也发生了变化;一些学生在这远离尘嚣的特别区域中也逐渐孕育出某种创作交流和组织的模式。比如,在广州美术学院的大学城校区,形成了一个名为天台小组的跨领域、跨专业的创作交流团体。可以说,这是一个身处学院之中,却又逾越了学院教育的藩篱的艺术与思想的工作坊。


  而更有意思的是,围绕着大学城衍生出的社会生活形态。附近的村落因为大批学生的加入而改变了产业结构,餐饮、租房、学生培训、各类生活品小店的业务开始繁荣起来,比如南亭村和小洲村就因为不少艺术生和青年艺术家的入驻而成为了依傍大学城而形成的艺术聚集地。在它们当中都集聚了不少艺术家工作室和相关的小型民间艺术空间。这些年因为大量学生的涌入,昔日边缘的古村落衍生出了学生培训、酒吧、画廊、另类空间等各类产业,它们植入到村落的各个区域。比如小洲村礼堂被承租者定位成一个当代艺术空间,曾每年在这里举行国际行为艺术节,现在则以“你我空间”的名义持续地推动实验性影像项目。而在那些弯弯曲曲的街道之中还隐藏着不少当代艺术机构。其中,腾挪空间也许是面积最小的一个类似橱窗式的实验空间,每个月都会举办一个小型展览,经过的路人在视线范围内不可回避地接收到这一切。小洲村还曾经诞生了由美术院校毕业生自发筹划的极富草根性的“小洲青年艺术节”,力图呈现小洲村青年艺术家自由聚合的状态,在某个时段同时引爆,遍布村庄的各类空间和角落。



广州小洲艺术家村


  在广州美术学院的老校区,周边早已产生某种有别于学院教育模式的思想和艺术的汇集地,比如博尔赫斯书店、Loft345等。前者集出版、展览、交流、研讨、文献管理于一体。在当代艺术界,它因举办具有实验探索精神的展览、讲座,从事联络艺术家的工作以及本身作为作品参展而产生不小的效应。后者则主要是一个相对松散无序的美术学院师生交流、娱乐和展示作品的场所。这种课外的师生的自然聚集和交流,也因为房租和交通的原因,不少美院师生在附近的Loft345和海外花园开辟工作室。主要由美院师生构成的另一个群落——3号线的形成则有些偶然,起先是因为几个老师在地铁3号线南端的某处楼盘置办工作室,低廉的房租和宽敞的空间吸引了一些本就与这几位老师有着密切关系的青年艺术家,遂逐渐形成一个小有规模的聚集地,且以团体的形式举办过好几次展览。


  而大约在2002年,广州还诞生过一个集合华南师范大学、广州美术学院、广东教育学院部分教师的绘画团体——“3号线”艺术编组。其后,“3号线”艺术编组的一些成员逐渐分散各处,但是他们的影响持续发酵,承接了其曾经的工作室聚集地的青年艺术家们便受到直接辐射。他们以“伍仙桥艺术工作室”的名义向外界传播其创作和活动信息。当然,因为教育、师承、空间据点等综合因素,与伍仙桥艺术工作室最为密切关联的还是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群体。最近,因为租期等原因,伍仙桥艺术工作室的艺术家群体又集体搬迁到更偏远的兰库艺术中心。


  广州的艺术群落(艺术区)是伴随既有的文化与艺术系统而来的,它们在各种压力和既有势力的缝隙中争取空间,呈现出艺术的多元化和灵活性。而反过来,这些群落也逐渐影响着既有的艺术版图,使得高校、美术馆及非营利空间,以及商业的系统对其所涌现出的现象给予回应。但是,群落的力量依然是脆弱的,它一方面常常沦为资本的棋子,另一方面又因为其驳杂和区域局限难以获得那些代表“国际眼光”的机构的青睐。依托各地某些固定机构的国际化网络越来越致密化,而广泛存在的群落艺术家却无从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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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仙桥艺术家工作室


  身处其中的艺术家们面临着各类具体的问题,比如艺术潮流、市场、学术平台,以及生存压力和社区变迁等。联系到全国艺术群落的情况,各处艺术区房租涨价和拆迁、生活条件恶劣等情况对于广州当代艺术群落也有不小的影响,这使得艺术群落常常处于一种聚散不定的变动当中。这些群落的成员和涉猎范围呈现枝枝蔓蔓、纵横交叉的复杂征貌。而艺术家的行动亦如城市游牧者一样,迁移不定,流走于不同部落,但又常常面临难以逾越的阻隔,在纷繁芜杂的社会中努力经营着自己的生活与艺术天地。


  (编辑:杨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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