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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飒:现实主义在艺术史上的“革命性”

2018/05/03 15:17:29 来源:新浪收藏  作者:李飒
在19世纪,法国先后出现了新古典主义绘画、浪漫主义绘画和现实主义绘画,它们都使用了写实的绘画手法,在方法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在题材、观念,和对现实的态度上差别很大。

  一、关于现实主义的几个基本问题


  1、现实主义不等于写实主义


  在19世纪,法国先后出现了新古典主义绘画、浪漫主义绘画和现实主义绘画,它们都使用了写实的绘画手法,在方法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在题材、观念,和对现实的态度上差别很大。他们彼此在艺术观点上相互对立,相互对抗,相互批评,但并不妨碍都是艺术史上重要的艺术潮流。因为如此,所以现实主义并不等同于写实的绘画手法(写实主义)。


  2、技术并不是判断艺术价值的最重要标准


  技术上无可挑剔的作品对艺术史未必就有意义,反之亦然。比如在徐悲鸿的作品《愚公移山》中人物造型及细节刻画并不完美,但这并不妨碍这件作品在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件在技术上更加“完善”或华丽矫饰的作品对个人可能有意义,对艺术史可能并无意义。


  表面上看,艺术史是艺术风格演变的历史,而实际上艺术史是艺术家对时代“认知”演变的历史。简单的说,认知、判断、思想、格局,比技术重要的多。时代在不断变化,艺术不排斥任何新的手法,但材料、技法、手段、媒介,只是工具,对艺术而言,都不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最终决定艺术家在艺术史上价值的,是他对时代超乎常人的敏感,独特的认知和判断、艺术表现力和精神的高度。


  3、为什么有一些艺术家能够在艺术史上拥有“革命性”的影响力?


  什么是艺术史上具有“革命性”影响力的艺术家?是那些能够在时代的转变之际,表现得更为敏感,发挥创造性的表现力,表达对时代的认知和判断,并能够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艺术家。


  艺术史上重要的艺术家往往出现在社会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比如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期,100多年间对欧洲、对世界都是一个大转变的时期。传统贵族没落,欧洲资产阶级崛起,中下阶层追求个人的价值,民族国家矛盾尖锐,因此在艺术史上从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印象派、新印象派、后印象派、新艺术运动、野兽主义、立体主义、表现主义、形而上画派、至上主义、构成主义、抽象艺术,新的艺术运动和新的创造力层出不穷。社会在发生巨大的变革,同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而艺术家以其敏感的特征不断再现对时代的认知。毕加索、塞尚、马奈、杜尚都是艺术史上具有革命性并对后世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艺术家,库尔贝(代表的现实主义)同样属于这一行列。


  4、艺术家是对时代变化更为敏感的人


  16世纪是一个历史大转变的时期:中世纪结束,新教崛起,西方开始逐渐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变,宗教对人的精神的统治力开始逐渐下降,人的精神开始上升,人开始成为自己的“主人”,而不再是上帝的附属物。而艺术则反应了这个时代的变化。以丢勒与荷尔拜因为例:从技术上来讲,荷尔拜因相对更全面、更精湛、更细致,丢勒的作品则多了一份灰暗和阴郁。但丢勒的一些自画像和肖像作品中,人物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自信、坚定和从容,比荷尔拜因的作品展现得更为清晰。社会的变革在丢勒的作品中体现得更为充分。正是丢勒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更为明显的对“人的价值”的肯定、推崇和“自我把握”的精神,使得在艺术史上丢勒超越了技术更加完善的荷尔拜因,成为北方文艺复兴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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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勒的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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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尔拜因的《年轻商人乔治肖像》


  二、库尔贝及现实主义在西方艺术史中的革命性


  巴黎的奥赛博物馆,以收藏19世纪世界重要艺术家的作品而着称。库尔贝不仅在其中拥有一个很大的专厅,陈列其巨幅油画作品《画室》和《奥尔南德葬礼》等,并且还有一个展厅只展示库尔贝的一件作品——极具争议的《世界之源》。这种待遇整个奥赛博物馆只有库尔贝一人具备(梵高、罗丹、高更都没有这个展示条件),可见其在艺术史上的地位。


  以库尔贝的画作《打石工》为例,画面中描绘了两个在路边采石的工人,衣衫褴褛,艰辛工作。库尔贝采用的写实手法和当时的新古典主义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真正的区别在于,他用写实的手法和“纪念碑式”的构图(过去这一形式只用来描绘神话题材、贵族肖像和重大的历史事件)描绘了两个生活在底层的普通人。随着时代的转变,库尔贝在艺术史上提供了新的认知世界的“视角”,他用过去表现贵族、天神、英雄的方式视角去表现普通人,一个普通人第一次在艺术史上具有了英雄般的形象,这在当时是极为惊人的。这导致他的这件作品一展出就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保守派攻击画家说,他把“卑俗的乡下佬”引到“高贵的”艺术中来,这是无文化的表现。但真正触怒他们的,是一个“下等的劳动者”居然在画面中第一次拥有了和贵族一样高大的纪念碑式的形象,这让当时的贵族阶层绝对难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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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贝的《打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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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尔的《勃罗日里公爵夫人像》


  库尔贝所生活的时代新古典主义学院派绘画仍占据社会的主流。安格尔代表的新古典主义,无论从内容、题材到审美,都是为贵族阶层服务的。比如安格尔的《土耳其浴女》系列作品,内容描绘的是优美的裸体女性(男性欲望的对象),场景是东方伊斯兰文化背景(对异族文化猎奇的需求),手法是写实、细致的,审美是精致、典雅的,从内容、形式到审美,都是为了满足上层贵族男性的需求(其主要客户)。但在当时的欧洲,却是变革的时代。某种程度上,安格尔对时代的无动于衷代表了一个正在逝去的“过去时”,而库尔贝的敏感和激昂则反应了时代的变化。安格尔技法极其“完善”,很少有人能匹配,但安格尔无法被称为艺术史上具有“革命性”影响力的艺术家,库尔贝却毫无疑问。


  三、现实主义在中国艺术史中的革命性


  1、“现实主义”对中国艺术史的价值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开始与世界全面“遭遇”与碰撞,面对西方带来的压力,传统社会的秩序与结构开始解体与破碎,中国开启了漫长的从一个延续了3000年的传统农业文明国家向一个现代工商文明社会的转变过程。20世纪上半期,一批从欧美留学归来的艺术家——徐悲鸿、林风眠、吴大羽、刘海粟、蒋兆和、庞薰琴、倪贻德——从不同的角度引入西方绘画的理念改造中国画,共同推动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以徐悲鸿、蒋兆和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艺术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支。中国的现实主义在当时至少包含了三部分内容:(1),文化启蒙;(2),民族精神的重塑,(3),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现实主义之所以对当时的中国很重要,是因为中国还是一个农业文明的社会,绝大多数人仍然是不识字的农民,“启蒙”至关重要。文化的启蒙,什么样的方法更为有效?在当时,现实主义的价值和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2、徐悲鸿的“革命性”


  1918年,年仅23岁的徐悲鸿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发表演讲《中国画改良论》,开篇就说:“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他对中国画中的人物不能真实描绘对象的方式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主张“求真”的现代精神,主张以西方绘画严谨、科学的方式(素描造型)改造中国画。这种主张的目的,是希望借鉴西方现代文化的方法,改造中国文化,进而改造和振奋国民精神。开启民智,挽救这个日益衰微与不断陷入苦难的民族与国家,在当时这最为紧迫。“改造中国画”的主张在当时是极具革命性的,非议和阻力都很大,因此才会得到康有为和陈独秀这样社会知名人士的大力支持。1917年,康有为发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的论调,而陈独秀主张,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


  在历史的那一时刻,“写实”就是启蒙;“写实”就是改变过去;“写实”就是抗争;“写实”就是引领时代;“写实”就是“革命”!这是毫不夸张的。现实主义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徐悲鸿的画作《愚公移山》创作于抗日战争期间,民族存亡之际。他为创作这幅画准备了多年,画了许多用于研究的人物素描稿,并借鉴了油画的造型,利用了中国画线描的表现力,大胆创作,展现了一个民族的呼喊与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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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兆和的《流民图》局部


  3、蒋兆和的《流民图》


  蒋兆和从日本留学归来之后,同样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对中国画进行了改造。他在抗日战争期间,以个人之力,凭借《流民图》这件作品,提供了当时中国国民精神的真实写照:面对苦难而表现出的悲愤、不屈、抗争与期望。这件作品对当时“国民精神”的再现和重塑,是非常惊人的。判断一件艺术品在艺术史上是不是重要,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就是把这件作品拿掉,会不会给艺术史形成一个“空洞”,会不会有缺憾。20世纪上半期,中国有很多优秀的艺术家,艺术成就各有千秋,但就单个作品的重要性而言,《流民图》与《愚公移山》堪称当时中国美术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不可或缺。


  蒋兆和的《流民图》曾经存在有种种传说,有说蒋兆和先生在当时和日本人合作,这件作品是虚情假意。然而现代艺术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它是“求真”的艺术。你的真诚、激情、态度或者虚伪和矫饰,在作品中会表露无疑,无法隐藏。毫无疑问,《流民图》当中展现出来的激情、悲愤与抗争的精神,他对历史的态度是无法伪装的。


  4、周思聪的《矿工图》


  由周思聪、卢沉创作(由陆沉初步构思,主要由周思聪完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矿工图》组画是20世纪下半期中国水墨人物画当中的一件重要作品。这组绘画包括《王道乐土》、《人间地狱》、《同胞、汉奸和狗》、《遗孤》四件作品,并大胆借鉴构成的方式对画面进行了切割和重组。作品中充满了对受难者深深的同情和悲悯,对战争的痛恨与厌恶,以及对和平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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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思聪的《矿工图》之《遗孤》


  5、李伯安的《走出巴颜喀拉》


  李伯安的《走出巴颜喀拉》水墨人物长卷,总长近130米,描绘了生活中266个藏民人物,是20世纪下半期中国最具震撼力的水墨史诗长卷。《走出巴颜喀拉》虽然描述的是黄河源头的藏民的日常生活,但立意高昂,气象恢弘,把20世纪中国水墨人物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这组水墨人物长卷在绘画技法上大胆借鉴西方的油画、雕塑、版画等不同艺术语言的技法,又融合中国水墨画“以线造型”、大块水墨和长卷的表现形式,在10年时间内,在总长120多米的长卷中不断探索新的表现语言,风格不断变换。整体作品气势磅礴,恢弘壮阔,雄浑大气、展现了求索自强的精神。正向中央美术学院(微博)院长范迪安所说:“他画的虽然是藏民的生活现实,但在作品中寄寓的是对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深切关怀,表现的是中国人抗争、希望、奋斗的生命力量”。“我相信,李伯安的大画展示在世界任何一个博物馆、美术馆的宽敞空间里,都不会逊色,相反,它会引起所有人视觉的兴奋和精神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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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安的《走出巴颜喀拉》之《朝圣》局部


  6、20世纪的民族精神的重塑


  对中国画而言,徐悲鸿的《愚公移山》、蒋兆和的《流民图》、周思聪的《矿工图》和李伯安的《走出巴颜喀拉》是20世纪现实主义绘画的4件重要的作品,这4件作品连贯起来,反映了20世纪,中国从一个3000年的农业文明国家向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现代工商文明)转变过程中精神的流变和现代民族精神的形成过程,是现代民族精神重塑的一部分。当然,这一过程中还有其它的艺术家的作品,这也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现实主义,无论在西方艺术史上,还是中国艺术史上都曾具有着“革命性”的意义和价值。


  2018年4月30日完成于北京罗马湖畔


  (编辑:杨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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