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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垒!中国演出界格局成形

2008/10/09 09:53:53 来源:  

作者:KLASSIK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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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4月底至6月中,由国家大剧院主办的首届“中国交响乐之春”拉开序幕。这一庞大的项目邀请到中国内地42支交响乐团中的37支到国家大剧院举办37场音乐会。除音乐会之外,指挥家需在资料中心开设讲座,演出前会有公开彩排,音乐会其间会由指挥简短发言作乐团和曲目介绍。曲目设置为一首中国作品,携带一位独奏家(协奏曲)和一首交响乐作品,每支乐团出场费为“一刀切”的十万人民币。在缺阵的乐团当中,除去因为编制不够经费不高和之前在大剧院多次亮相的三支乐团未能出席外,有两支格外抢眼,分别是无论在经费还是艺术水准处于国内顶尖行列的中国爱乐乐团和广州交响乐团。由于这两支一线乐团拥有的共性,弦外之音不绝于耳。

    交响乐之春 多事之秋

    由于四川汶川大地震的国殇和灾区诸多不便所致,“交响乐之春”原先规划的37支乐团中有最终9支乐团无法成行,包括武汉乐团、重庆交响乐团、昆明交响乐团、新疆爱乐乐团、内蒙古民族歌舞剧院交响乐团、西藏爱乐乐团、甘肃省歌剧院、贵州交响乐团和吉林省交响乐团。来自灾区的四川交响乐团推迟数日后集体亮相大剧院,音乐会成为赈灾演出,也为国内表演艺术界支援灾区吹响了集结号。由于国家大剧院隶属于北京市政府而不是文化部管辖,同其他文化部和省级直属演出机构处于“平级”,因此大剧院建成半年伊始便推出这一雄心勃勃的囊括内地各省市一线严肃音乐表演团体的项目,无疑为在全国范围内巩固其“国字头”崇高名声和面南背北的显赫地位立下赫赫战功。据官方统计数据,活动其间共有70位本土作曲家的92首原创交响乐作品上演,吸引到20万人次7500市民参加,不失为一大壮举。然而鉴于目前大剧院风头正劲,音乐会听众以“看房团”居多,能有如此上座率实乃家常便饭,并不稀奇。

    中国交响乐团团长关峡和老牌指挥家卞祖善等人都认为“中国交响乐之春”是一个平台,也是一个擂台。两支缺席擂台的乐团中国爱乐乐团与广州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均为中国指挥家余隆。中国爱乐乐团负有政治任务,前往梵蒂冈为教皇本笃十六世演出并博得教皇对奥运会的祝福,随后赴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广州交响乐团则是档期关系。冠冕堂皇的公开谢绝理由之下不可避免地让人回想到国家大剧院音乐总监陈佐煌与余隆之间的恩恩怨怨。

    早年余隆创立中国爱乐乐团之际从时任乐团音乐总监的陈佐煌手中的中国交响乐团“借走”大批人马,导致“国交”一蹶不振,陈佐煌也是黯然离职,两人从此交恶。因此当陈佐煌由吴祖强教授推荐出任国家大剧院音乐总监之后,陈余之争大有升级到各自所代表阵营的互相较劲之势,虽然这种较劲其实演出市场竞争的体现。国家大剧院目前与上海大剧院为战略合作伙伴,陈佐煌则是上海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并极有可能在明年染指深圳交响乐团。余隆手中握有中国爱乐乐团、广州交响乐团、杭州爱乐乐团、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广东国际音乐夏令营和2009年即将建成的广州歌剧院,也是2009年上海交响乐团现任音乐总监陈燮阳退休之后的三位继任的有力竞争者之一(另两位是汤沐海与吕嘉)。而余隆11年前创办音乐节之初也曾与上海大剧院洽谈合作,后因为资金等问题分道扬镳,以至于2005年中国爱乐乐团成立5周年在上海大剧院演出的场租费至今未解。

    余隆-保利阵营羽翼渐丰

    说到余隆就不能不提保利文化艺术有限公司。长年来保利文化给予了余隆大力支持,体现在对余隆旗下乐团的大额资助以及自创立伊始承办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合作。从人员构成来说,保利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南先生兼任中国爱乐乐团副团长。如果说余隆在软件方面坐拥中国南北三大都市的话,那保利则从硬件方面给予了余隆最大程度的支持和后台。长久以来保利文化致力于管理剧院,目前处在保利文化监管管理和运营下的文化设施包括北京的保利剧院、中山公园音乐堂、上海的东方艺术中心和正在上海嘉定建造中的全新剧院、武汉琴台大剧院和武汉音乐厅、杭州大剧院、长沙大剧院、重庆保利剧院、东莞玉兰剧院和深圳保利剧院。李南先生自豪地表示这是全国范围内保利文化院线的形成。而把在电影产业中司空见惯的“院线”概念使用到演出行业来空前绝后,但对于保利却是酝酿已久。

    2007年,保利万和院线斥巨资打造的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五星级国际化影城西安保利万和朱雀国际影城开幕,可以看成是保利集团“院线”运作的典范。依靠军工事业的强大财力保障,保利集团下辖房地站、影视和文化艺术三大板块,而这三大板块又在其领土扩张中有意无意地并肩作战。保利文化监管的剧院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长沙、重庆和杭州等地,这与保利地产在中国的发展基本吻合,而电影院线的概念引入到文化演出中来就是巡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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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院线的操作模式为院线购入电影拷贝,分发给院线内的影剧院放映。在演出中,引进到国内的重量级演出也在同一个“阵营”所属的场所内巡演,一个鲜明的例子是2007年夏季伦敦交响乐团在丹尼尔哈丁的带领下访华演出,分别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和广州星海音乐厅演出。其中京沪两地均为保利监管的剧院,星海则历来与保利有一系列合作演出,诸如音乐剧《猫》等项目。院线的形成有利于降低演出开支,各地出版方分摊演出成本,从而最大的受惠者还是落实到听众。然而是为利益集团,也不可避免地会贯彻“肥水不流外人田”的金玉良则,将系统之外的单位排除在外。长久以来保利文化以外的阵营一直没有形成,直到2007年年底国家大剧院开馆迎客。

    巨蛋下的唯我独尊

    在中国,可以说任何一个冠以“国家”字号的单位都是行业性的垄断集团,从“国家电网”“国足”“国油”“国家林业局”“国家烟草专卖局”便能看出其唯我独尊的地位。国家大剧院亦然。从建成那一刻起,这注定是一个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非盈利性事业单位,用纳税人的钱支撑庞大巨蛋下的三个演出厅并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然而就像巨蛋好似一个金钟罩将内部罩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一样,国家大剧院自2007年开幕以来第三个演出季依旧停留在只做主办不做场租的固步自封的阶段,依仗其地理位置和人脉条件竭泽而渔。

    一般来说,剧院方有两条生存之道。第一为主办演出,自行投资,市场推广和票务销售以及媒体宣传,售票所得也由主办方收囊,自负盈亏。第二为出租场地,仅收取场地租赁费,对于演出质量、票房和宣传推广并不担负直接责任和风险。国家大剧院建成伊始招兵买马时,大量人员均从非相关行业入手,自我培养,对技术含量和甄别水准要求较高的高雅艺术演出质量的控制把关能力有限,因此采取“一刀切”原则,不提供场租,彻底杜绝演出质量上的隐患。再者因为大剧院本身演出部前期人手和能力均有限,多数演出均采取联合主办方式,即由外界主办方将演出带到大剧院,大剧院提供场地并在名义上成为主办方之一,在票房上坐享分成。作为主办方所承担的市场风险和媒体推广的力度在目前的大剧院状态看来的确是小事一桩,因为雄厚的政府补贴以及因为其名声和效应带来的大量商业赞助和媒体关注也到了“垄断”的地位,以至于第二个演出季过后,每年规划演出场次600场的大剧院深感“演出太多,疲于应对”而取消了若干演出计划。作为主办的最大优势就是瞬间吸取大量人脉资源和关系网络,为在奥运会后进入“常态”发展阶段做好准备和资源整合。

    然而当保利和大剧院两大阵营为引进同一个项目发生关系时,这种关系可以变得非常微妙,甚至危险。其中最为直接和轰动的碰撞来自于芝加哥交响乐团来华巡演的业务洽谈。国内演出方其实很早就开始邀请芝加哥交响乐团来华演出,但碍于其音乐总监人事变更和档期关系一直未能如愿以偿。2009年2月份芝加哥交响乐团将进行亚洲巡演,这一档期其实早就在网上公布,各大演出方闻风而动力邀乐团,其中尤以保利文化洽谈最为顺利。按照国际惯例,保利文化与芝加哥交响乐团的经纪公司Askonas Holt谈妥来华巡演事宜,出资30万美元,并按照外方意向与国家大剧院谈判,希望将北京的演出置于国家大剧院。国家大剧院闻讯后表示剧院按照惯例不做场租,却暗自派遣陈佐煌等人亲赴芝加哥,跳过经纪人直接与乐团联系,并鼓动乐团内的华人乐手诸如中提琴家张立国等劝说乐团改变主意。最终芝加哥交响乐团跳过经纪公司直接与国家大剧院签约确定来华巡演,单场出场费仅为15万美元。同时上海的演出置于上海大剧院。

    芝加哥交响乐团事件其实是2008年5月才浮出水面,其实早有先例。洛林马泽尔率领的纽约爱乐乐团便于今年2月份巡演中国,履及国家大剧院和上海大剧院,没有问津保利属下剧院。而由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运作方艺都传媒邀请的克里斯托夫艾森巴赫与费城交响乐团访华一行,履及保利旗下的保利剧院和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因为演出背负的外交和政治意味,乐团经纪公司IMG Artists希望乐团在京能赴国家大剧院演出,但也因为大剧院的不做场租规则而未能如愿以偿。

    利弊之间

    2008年6月25日,第1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北京《晨报》记者李澄提问,北京市政府对自己辖区的演出剧场是否有一个通盘的管理和分配策略,以便于共同繁荣,优势互补?事实上从公布的节目单来看,虽然第11届音乐节引进了两部重量级的带有舞台背景的制作的德国歌剧以及自主制作若干意大利歌剧,除了将北京音乐厅再度囊括到演出场所外,但众望所归的大部头歌剧依旧在主要据点保利剧院而不是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出专用的歌剧院上演,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余隆回答提问时提到了国家大剧院不做场租令音乐节很难寻找到切入点。而出席发布会的北京市文化局局长降巩民则指出国家大剧院目前尚在磨合期,拥有自己的演出政策和票务系统,还未能融入整个北京的演出行业。[NextPage]

    然而早在国家大剧院创设之初,内部高层就提出建立全国剧院联盟的做法,并委托艺术顾问兼上海大剧院艺术总监钱世锦先生起草方案,囊括国内大多数尚未被保利监管的剧院。此提议后来一方面降低至国家大剧院与上海大剧院的双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牢牢掌握京沪两大联动的市场,另一方面升格为与香港、台湾、新加坡和日本等亚洲一流剧院的合作。此举意在化解国家大剧院阵营的出现和避免与保利文化直接“对垒”形态,可谓棋高一着。

    但国家大剧院引入场租目前来看只是时间问题。保利及余隆旗下演出团体和项目,尤其是同样作为一块重要文化名片的北京国际音乐节进入象征北京最高文化演出殿堂的国家大剧院也是大势所趋。甚至有将北京国际音乐节与国家大剧院整合(一说是被大剧院收编)的提议。国家大剧院经过预计2年的发展,听众结构也会从如今的“看房团”转变成对演出质量和内容更具针对性的艺术爱好者,而届时在夺取听众资源方面,国家大剧院和保利文化的市场竞争初试啼声。对于乐迷而言,同一场演出,保利剧院与国家大剧院、东方艺术中心与上海大剧院,除去音响效果和两级票价上的细微差别之外,也许仅仅是交通路线的不同而已。在这一市场竞争愈演愈烈的时代,作为行业龙头老大的两大阵营对垒格局面才刚刚开始,也许就会被即将到来的合作关系所终结。


   (编辑: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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