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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漱渝:燃烧自己的心,点燃读者的心

2017/05/17 13:53:48 来源:文学报  作者: 陈漱渝
巴金创作 《激流三部曲》(《家》《春》《秋》) 是在27岁前后,我阅读这些作品是在17岁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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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创作 《激流三部曲》(《家》《春》《秋》) 是在27岁前后,我阅读这些作品是在17岁前后。我不仅读过这些小说,而且看过香港和内地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后来有学者告诉我,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像《家》 这样版次多,印数大的小说,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这是一本控诉旧社会的书,一本控诉旧的家族制度的书。巴金是在用自己的血和泪写作,燃烧自己的心,点燃读者的心。所以,前些年有人刻意渲染“黄金民国”的时候,我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用巴金的作品提醒自己:“当下社会矛盾固然错综复杂,但旧中国就真的那么美好么?”


  像巴金这样的大作家,能不能有机会亲炙其教诲,一睹其风采呢? 在我的青少年时期,这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然而,1977年初夏,36岁的我终于美梦成真了。


  机缘是那时我已调进了鲁迅博物馆增设的鲁迅研究室,参与《鲁迅研究资料》的编辑工作。通过黄源先生的介绍,我跟同事荣太之一起,到上海武康路拜访了巴金,交谈的主要内容是询问在“两个口号论争”的过程中,他是如何起草《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的。因为鲁迅、巴金等人拒绝加入“国防文学”倡导者组织的“文艺家协会”,但又要表明救亡图存、争取民族解放的鲜明立场,便由巴金、黎烈文分头起草,鲁迅审定,发表了这份《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巴金当时的态度是,要听鲁迅的话,鲁迅赞成什么,自己就赞成什么。与此同时,鲁迅也公开赞扬“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虽然还不能称为至交,但已可以说是朋友”。


  由于我们来自新成立的全国唯一的鲁迅研究机构,又有黄源先生作为中介,巴金接待我们是很热情的。记得他除了在客厅请我们喝茶之外,还特邀我们去参观二楼的书房,这书房被“四人帮”查封了十年,1977年4月22日下午才启封。在巴金看来,启封这间书房,就是搬走了压在他头上的那块大石头,欣喜之情自然溢于言表。不过谈起发生于1935年至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巴金仍然十分拘谨。当年他并没有撰写论争文章,直到徐懋庸给鲁迅写信,以“中国的安那其”为罪名攻击他“卑劣”之后,巴金才被迫写出了《一篇真实的小说》和《答徐懋庸并谈西班牙的联合战线》两文进行反驳。


  那年从上海回到北京后,我立即把巴金的谈话整理成文,但还没有来得及请巴金审阅,七八月间他就给我们写了一封信,重复那天谈话的要点。他之所以这么做,显然是担心我们记录得不够准确全面。为了慎重,我又将谈话记录和这封来函合并为一篇短文,题为《<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及其它》,再次请他审定,并询问他是否同意发表。巴老欣然同意。不料1978年6月中旬,巴金又来一函,要求在此文发表之前再度审改。6月底,我们又将第二次的整理稿寄给巴金。可能是他尚未收到此信,有点着急,便在同年6月30日致黄源信,请黄源从中催促。信中写道:“我半月前给鲁迅研究室陈漱渝写过一封信,要他把去年七八月我给他和荣太之两个写的一封回信(后来他们得到我的同意改成一篇短文)在发表之前寄回给我看看,至今未得答复。说实话,我不愿给拖进‘三十年代口号之争’里面。”黄源立即来函转达了巴金的意思,但隐去了巴金信中最关键的一句:“我不愿意给拖进‘三十年代口号之争’里面”。同年7月17日,巴金对此文作了最终审订,几经周折,直到1981年5月才发表在《鲁迅研究资料》第8期。


  像巴金这种下笔不能自休的大作家,一篇一两千字的短文,为什么会三翻四覆地斟酌呢? 我最初的想法是,那个年代刚粉碎“四人帮”,政治气候乍暖还寒,刚落实政策不久的巴金心有余悸,故行文谨小慎微。如今才彻底悟到,其根本原因是巴金一直想保持作家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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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见到巴金的32年之后,居然又有了参加巴金学术研讨会的机遇。2009年11月24日召开的“纪念巴金105周年诞辰暨第九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所提交的论文就是《我不愿拖进“三十年代口号论争”里面———对巴金一封信的阐释》。


  我以为,巴金不愿被拖进口号论争中去,体现的是不搞宗派的博大胸襟。这正是巴金人格的闪光之处。


  在第二年的第十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作了题为《读巴金<随想录>的随想》的发言。我对巴金作品中“神”“兽”“人”的概念作了界定,并论述了巴金《随想录》跟卢梭、赫尔岑和鲁迅之间的精神联系。巴金的《随想录》自发表以来,评论界的看法一直见仁见智:有些人认为这本书缺乏正能量;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本书敢讲真话,是中国现代散文的高峰,其成就逾越了鲁迅后期杂文。对此,我认为,巴金《随想录》跟鲁迅杂文的相似之处,一是反对一切形式的封建主义流毒;二是对民众的“集体平庸”进行了揭露与批判。不过,《随想录》中缺少鲁迅后期杂文中那一类深挖旧文化积弊的文章,而呈现出更多的自省精神。《随想录》是时过境迁、余痛尚存情况下的“反思”型作品,而鲁迅后期杂文则是直面刀丛剑树的“外攻”型作品,不能用同一标尺衡量不同历史境遇中的作品。


  2014年10月,正值巴金诞生110周年,巴金研究会举办第十一届巴金国际研讨会,我也收到了东道主的请柬。我正为写什么论文而犯愁时,一本书突然出现在我眼前,书名叫 《巴金书简———致王仰晨》,而且是王仰晨的签名赠书,题有“漱渝兄存念,王仰晨,九九·九·北京”的字样。王仰晨是一位老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着作编辑室主任。他上世纪四十年代即跟巴金相识,是巴金极其信任的人,1961年曾接管《巴金全集》10卷书的编辑工作,新时期又主持《巴金全集》26卷本的编辑工作。这本书的珍贵之处,就是所收的392通书信,除29篇“代跋”之外,其他均未收入新编《巴金全集》,是研究巴金的第一手资料。于是我据此撰写了一篇论文提交会议,题为《展露巴金心灵的一扇窗———谈<巴金书简·致王仰晨>》。


  在这篇文章中,我提供了一些一般读者和研究者不熟悉的情况,比如,巴金说,18岁时他在成都《半月》刊上发表的三篇文章都是东拼西凑之作。此外,《利娜》和《哑了的三弦琴》都是改写之作,不能等同于创作。其实,鲁迅早期作品中也有类似状况。另外,巴金出于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认为自己的失败之作多于成功之作。但这些不算成功的作品(如《爱情三部曲》《死去的太阳》《雪》),乃至于建国后那些充满豪言壮语的文章,也都不缺乏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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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编辑全集,学者、编辑和作家往往有各不相同的看法,作家之间可能也有不同看法。史料学者往往注重作品初刊的原始形态,力图保持原有的历史痕迹。但巴金出于对读者负责,习惯于不断修饰润色自己的文字,一本《家》他就先后修改了八次。他认为这是作家的权利,也是义务,所以不赞成所谓“初版本原则”。史料研究者特别重视钩稽作家佚文,每发现一篇佚文就像发现一颗行星似的欢喜,但巴金认为不少佚文其实是“垃圾”,即使是“全集”也不必求“全”。至于装帧,巴金主张典雅朴素;对于注释,巴金主张力求简明,尤其不应注释那些揭人伤疤的事情。巴金的这些想法,王仰晨都尽量贯彻在新版《巴金全集》的编辑工作当中。


  我除开提供了上述新的资料,还通过这部书简阐释了巴金的“理想主义”———这也是此次会议的总主题。我的体会是:巴金心目中的“理想”跟我们惯常所说的“革命”不是一个概念。巴金说,他的一生充满矛盾。他的政治理想比较朦胧,而道德理想则十分明晰。他并不空谈理想,既不用理想装扮自己,也不用理想强加于别人。他的道德特征就是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而从不为个人。他早年从政府主义思潮中摄取的也就是道德伦理:一、人们应该休戚相关,互相帮助;二、社会应该公平正义,这同时也是人际关系的准则;三、个人应该自我牺牲,自我奉献。这种理想,应该就是一种超越时代的“理想主义”。


  在这次会议上,我动情地朗读了1993年7月25日巴金致王仰晨信中的一段话:“我不是文学家,但几十年来陷身文坛我也并不后悔。当初发表文章,我不曾想过自 己身上有什么可以出卖的东西,要用它们来换取青云之路。回顾几十年的创作生活,可以说我并没有拿作品做过什么生意,也不曾靠写作发财,现在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我可以挺起胸膛把心掏给读者。我的心从来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商品。我奉献的是感情。对我的国家和人民我有无限的爱,我的笔表达了这种感情。我的感情是有生命的,它要长期存在。我引以为骄傲的正是我未写出一件商品,因此也未出卖过自己。”我想,巴金的心,也就是当代中国的良心。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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