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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川:李白在当时并不是典型的唐代长安诗人

2018/04/18 16:19:50 来源:活字文化  作者:西川
   
西川,1963年生,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自80年代起投身诗歌创作,和海子、骆一禾被誉为北大三诗人,其创作和诗歌理念对当代诗坛有巨大的影响。

  【编者按】


  西川,1963年生,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自80年代起投身诗歌创作,和海子、骆一禾被誉为北大三诗人,其创作和诗歌理念对当代诗坛有巨大的影响。西川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唐诗的读法》是其研究唐诗的专著,他试图回到唐人的时代现场,探究他们“创造的秘密”,即唐人怎样写诗?他们的诗歌标准与今人相异还是相同?唐代的非主流诗人如何工作?唐人写诗跟他们生活方式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如何处理他们的时代?


  本文摘编自该书第四章《唐人的写作现场。诗人之间的关系》,由澎湃新闻经活字文化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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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西川


  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一个薄薄的剧本,名为《望乡诗——阿倍仲麻吕与唐代诗人》,作者为日本人依田义贤,译者的名字忘记了。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国门也刚打开不久,中日友好是一个新鲜话题。借这一契机,日本遣唐留学生、后来成为唐朝高官的阿倍仲麻吕,在去世近一千二百年后忽然起死回生。我当时不是在上初三就是在上高一,在书店里买到这本《望乡诗》,同时也记住了李白一首不太有名的诗《哭晁卿衡》: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前面已经提到,“晁衡”是阿倍仲麻吕入唐后所取汉人名字。他在开元五年(717年)十九岁时到达长安,入国子监学习,后来进士及第,到肃宗朝官至左散骑常侍兼安南都护、安南节度使。七十二岁逝于长安,被代宗皇帝追赠从二品潞州大都督。在长安,仲麻吕与王维、储光羲、李白、赵晔等都有交往。天宝十一载(752年)末,已入唐三十七年的仲麻吕获准随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归国。玄宗皇帝特任命他为唐朝赴日本使节。诗人们则写诗为他送别。仲麻吕答以《衔命还国作》一诗,诗写得一般:


  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伏奏违金阙,騑骖去玉津。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不料翌年传来阿倍仲麻吕遇海难的消息,李白遂写下《哭晁卿衡》诗。但仲麻吕在经历了海上风暴、沉船、安南海盗、同伴几乎全部遇难的情况下,居然幸存下来,于天宝十四载(755年)六月,辗转回到长安。然而不待他喘息平定,十一月安禄山反,玄宗幸蜀,仲麻吕随驾。这也就是说,他亲历了马嵬坡六军不发、杨贵妃香消玉殒的历史时刻。肃宗至德二年(757年),仲麻吕随驾玄宗归返长安时年已六十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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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阿倍仲麻吕诗碑


  《望乡诗》本是阿倍仲麻吕海难后归返长安时读到李白《哭晁卿衡》后写下的一首诗的题目。依田义贤以之作为剧本的名字。依田义贤设计了一个长安诗人们为阿倍仲麻吕送别的聚会场景,长安城里的名流们都到场了。王维和李白都在,而且你一言我一语。很美好。不过,这却是虚构的。作者大概并不了解,在长安,李白和王维的关系相当微妙。现在我们打开电脑浏览新闻网页,会不时发现这个明星“手撕”那个明星,李白和王维虽不曾“手撕”过对方,但翻开他们的诗集,我们找不到这二人交集的痕迹。不错,阿倍仲麻吕既是王维的朋友也是李白的朋友;不错,孟浩然与王维、李白两人都有交往;不错,王维和李白都想赢得玄宗皇帝的妹妹玉真公主的好感(这种竞争真是很大的麻烦),但王、李之间似乎没有往来。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安史之乱前,唐朝宫廷的诗歌趣味把握在王维手里。而李白是外来人,野小子。就像17世纪受古典主义剧作家高乃依、莫里哀、布瓦洛等人影响,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宫廷不接受“野蛮的”莎士比亚一样,大 唐长安的主流诗歌趣味和宫廷诗歌趣味肯定对李白有芥蒂;这时的王维一定不喜欢李白。两个人甚至有可能相互厌烦,瞧不上。所以李白虽然得意,在贺知章的推举和玉真公主的引荐下见到了皇帝和杨贵妃,可是他自己在诗里说:“时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另外,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诗结尾处的道德名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一定有所指向。那么他指向的是谁呢?不会是王维吧!或者还包括高力士!这首诗被收入《河岳英灵集》。该书编者殷璠在诗集《叙》中交代所收人物作品“起甲寅(开元二年,714年),终癸巳(天宝十二载,753年)”,也就是说《梦游天姥吟留别》(载《河岳英灵集》本诗题《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作于安史之乱之前。李白在长安的日子不见得好过。其时与之密切来往的人,可能除了贺知章,再就是几个同样是外来人、同样想在长安谋发展的青年诗人,还有书法家和诗人张旭等。王维一定不喜欢李白。李白的性格、才华成色和精神结构跟王维很不一样。首先他们的信仰就有巨大差异。王维信佛教,其母亲追随北宗禅神秀。而李白虽是儒家的底色,但深受道教影响。陈寅恪说道教起源于滨海地区,因此李白写“日月照耀金银台”,全是海市蜃楼的景观。他的想象力、思维方式,跟王维没法分享。第二,李白这个人早年好任侠,喜纵横术,据说曾经“手刃数人”。他在诗里说:“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看来他关心杀人这件事,但也没听说他为“手刃数人”吃过官司。要么是他跑得快,逃离了现场;要么是他做生意的父亲李客有钱,摆平了官司;要么是他吹牛皮——他喜欢吹。李白后来在长安飞扬跋扈,喝起酒来一定是吆五喝六,这样的人别说王维受不了,一般人都受不了。第三,李白的诗歌充满音乐性,宛如语言的激流,这语言激流有时喷射成无意义言说,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灿烂。太迷人了。而王维是千古韵士,兰心蕙质,涵泳大雅。其早期诗歌亦有英豪之气,边塞诗也写得好。他认出了陶渊明的不凡,但又把《桃花源记》改写成了游仙诗《桃源行》。对美术史感兴趣的人一定知道,王维也是大画家。这也就是说王维诗歌中包含了20世纪英国诗人T.S.艾略特所强调的视觉想象力。可惜做文学史的人不了解王维的绘画,做美术史的人又只关心王维诗中与绘画有关的部分。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五载有一首王维的自述诗 :


  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不能舍余习,偶被时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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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王维《辋川图》绢本 藏日本圣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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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唐王维《伏生授经图》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日本圣福寺藏有一幅相传是王维所画的《辋川图》,大阪市立美术馆收藏的《伏生授经图》据传也是王维所作。从这两幅很有可能是后人临仿的图画判断,王维心地精细,很是讲究。黄庭坚谓“王摩诘自作《辋川图》,笔墨可谓造微入妙”。(明毛晋编《山谷题跋》卷之三)而我在北京故宫武英殿拜观过李白唯一的存世 真迹《上阳台帖》:“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黄庭坚也见过李白手稿 :“及观其稿,书大类其诗,弥使人远想慨然。白在开元、至德间,不以能书传,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盖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欤?”(《山谷题跋》卷之二)仅从视觉上我们就能直接感觉到李白、王维截然不同的气质。当时拜观诗仙书迹,目惊心跳,直如登岱岳,眺东海,太伟大了!一股子莽荡苍郁之气扑面而来。诗人与绘画或者更广范围的视觉艺术的关系(暂不提诗人与音乐、舞蹈等其他门类艺术的关系),值得我们认真探讨。很多诗人的才华不只限于诗歌写作。换句话说,他们的才华,至少识见,常常溢出诗歌的领土,并且受益于这种“溢出”,而仅仅囿居于诗歌领土的诗人们看来其才华只是捉襟见肘地将将够用——这还是往好里说。话既然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顺带提一下杜甫和绘画的关系 :杜甫除了在《解闷》组诗中尊王维为“高人”,他在其他诗篇中提到和评论过的同时代的画家有:吴道子、江都王李绪、杨契丹、薛稷、冯邵正、曹霸、韩幹、郑虔、韦偃、王宰等。他对于视觉艺术的兴趣之浓 不下于19世纪法国的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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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上阳台帖》


  一旦了解了一个时代诗人们之间的看不惯、较劲、矛盾、过节儿、冷眼、反目、蔑视、争吵,这个时代就不再是死一般的铁板一块,就不再是诗选目录里人名的安静排列,这个时代就活转过来,我们也就得以进入古人的当代。伟大的人物同处一个时代,这本身令人向往。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许并不和谐。这一点中外皆然:同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两人就互相瞧不惯;20世纪美国作家福克纳和海明威之间也是如此。这种情况还不是“文人相轻”这个词能够简单概括的。但文人之间如果不相轻,而是相互推重,相互提携,那么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景就会被染以浓墨重彩。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歌德与席勒在魏玛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尽管两人管自己的写作叫“古典主义”)。在唐代,李白与杜甫的友谊也是千古佳话。杜甫诗《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说他俩“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美国20世纪垮掉派诗人、同性恋者金斯伯格据此断定李杜两人有同性恋关系!——过了。杜甫写有两首《赠李白》,两首《梦李白》,以及《不见》《冬日怀李白》《春日怀李白》《天末怀李白》等。他在《饮中八仙歌》中对李白的描述“李白一斗诗百篇”,以及《赠李白》中的“飞扬跋扈为谁雄”,为我们留下李白形象的第一手资料。李白横行的才华和他所呈现的宇宙,一定让杜甫吃惊、大开眼界,获得精神的解放,使之看到了语言的可能、诗歌的可能、人的可能。我没见古今任何人谈到过李白对杜甫的影响,只常见抑李扬杜者的偏心。中唐元稹可能是较早比较李杜诗风与诗歌成就的人,他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


  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状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这大概是后来宋人抑李扬杜的先声。杜甫本人应该不会同意。现代诗人、学者闻一多在他那本有名的《唐诗杂论》中收有一篇名为《杜甫》的专论。在这篇文章中,闻一多认为杜甫一开始是被“仙人李白”所吸引,后来发现了李白仙人一面的“可笑”。闻一多在此是以杜甫为中心讨论问题的。他可能一时忘记了李白比杜甫大十一岁,在杜甫对李白的看法中不可能不包括年龄的差异对杜甫的影响, 他看李白一定是以综合的眼光,而不会头脑“清醒”到只仰慕仙人李白而对诗人李白无所感受。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李白五十八岁踏上流放夜郎之途,杜甫在蜀中闻讯遂写下《不见》一诗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杜甫与李白的关系不同于李白与王维的关系:李白在当时虽然神话在身,但并不是王维那样的可以左右宫廷趣味的诗歌权威。套用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认为莎士比亚不是典型的英语作家、塞万提斯不是典型的西班牙语作家、雨果不是典型的法语作家的说法:李白在生前并不是典型的唐代长安诗人。其实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早就说过类似的话:“超出唐人而不离唐人者,李也。”对王维而言,李白是一个挑战者,但杜甫并不是李白的挑战者。他们是同道。所以胡应麟紧接着刚才那句评论李白的话之后又说:“不尽唐调而兼得唐调者,杜也。”杜甫虽未与李白同时居长安,但他像李白一样也是长安诗坛的外来者,所以两人之间会有认同感。有趣的是,杜甫对王维并无恶判,前面提到他曾推王维为“高人”。其作于大历元年(766年)的诗《解闷十二首·其八》云:“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蔓寒藤。最传秀句寰区满,未绝风流相国能。”——这里的“相国”说的是王维的弟弟王缙,在代宗朝做到宰相。此外,也许更重要的是,杜甫认识李白时自己还不是“诗圣”,安史之乱还没有爆发,杜甫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杜甫。杜甫是横霸古今的大才,他一定知道李白是开拓性的诗人,他自己也是。殷璠言李白《蜀道难》“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胡应麟《诗薮》言杜甫“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有依傍”。我在此斗胆猜测一下:杜甫如果不曾成为李白的朋友,那么杜甫的创造力后来也许会以另一种风格呈现。一个强有力的人对另一个强有力的人的影响不一定履行大李白生出小李白的模式,而很有可能是,接受影响的一方被面前这个庞然大物推向了另外的方向,最终成为他自己,成为另一个庞然大物。而这个最终成为了自己的人心里明白,他是以他不同于影响施加者的成就向影响施加者或宇宙开启者致敬。李白和杜甫,两颗大 星,运行轨道有所交会,这是世界诗歌星空的奇观,但两个人其实又是不同的。闻一多甚至断言:“两人的性格根本是冲突的。”——可能话说得有点过分:两人的性格虽然不同,但并不一定非要“冲突”。


  比较起来,杜甫是儒家,其诗歌根源于中原的正统气象,与现实社会紧密结连。如果说李白的想象力方式来自于海水、海市蜃楼,那么杜甫的想象力方式则是来自于土地、土地上万物的生长与凋零。前面我们说到,杜甫比李白年龄小约一轮。所以李白可以笑话、戏弄杜甫,而宽仁的、尚未成为杜甫的杜甫也不以为意。晚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载李白诗:


  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卷第十八、《全唐诗》卷一八五亦载此诗。从这首信口而出的小诗我们可以感受到李杜之间关系的融洽,因为只有融洽的关系才能包纳戏谑。当然另一方面我们在此也能感受出他们二人写作方式和作品质地的不同:李白诗是音乐性的,而杜甫诗是建筑性的。杜甫和李白的才华性质并不一样,但两个人的高度是一样的。杜甫认出了李白,就像后来的元稹、韩愈认出了杜甫,杜牧、李商隐认出了韩愈。这首小诗不见于李白诗集,有人说这是好事者所为,是伪作,不过这至少是唐代的伪作。欧阳修《诗话》谓“太瘦生”三字“唐人语也”。我们借此想象一下李杜的关系,至少中唐或晚唐人对李杜关系的猜想,也是有趣的。考虑到那时信息传递速度的缓慢,以及主流诗歌趣味尚未经过安史之乱的颠覆,所以,尽管杜甫在长安文坛也很活跃,已经写下了一些重要的诗篇,但其名气依然有限,不得入同时代的诗歌选本《河岳英灵集》。这也就是说直到安史之乱前,杜甫的重要性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要等到他死后三十年他才被接受为顶天立地的人物。


  杜甫的位置一旦确立,杜甫和李白一旦被经典化、坐标化为“李杜”,其后人就会被置于美国人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之中。安史之乱以后,唐朝那些对文化秩序不满,并且自视不俗的文人们中间,一定有一些人在振振有词地诋毁李杜,否则中唐韩愈不会写下这样的诗句:“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也有人认为韩愈这样写是为了反击他那个时代的抑李扬杜之风;他将李杜两人相提并论,并且将李白置于杜甫之前。)韩愈认识李杜的伟大说明他自己也是伟大之人。而且他不认为本朝的前代伟人会妨碍自己的伟大,正如苏轼所说:“追逐李杜参翱翔。”他要努力加入李杜的行列。今天的文学史一般对唐代最伟大诗人的排序是李白、杜甫、白居易,或者再加上王维,但几乎没有人将韩愈纳入这个序列。这大概是受了“五四”思维,尤其是周作人等将韩愈、古文八大家、桐城派古文、八股文等一锅烩,且将这些“谬种”与六朝诗文对立起来的观点的影响。但宋人不像周作人这样看问题。宋人张戒在《岁寒堂诗话》卷上里将李白、杜甫和韩愈并列在一起。他认为这三人“才力俱不可及”。尽管他在三人中依然做出了排序,即杜甫、李白、韩愈,但他对韩愈算是仰视到脖子酸痛了。他说:


  退之诗,大抵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变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


  苏轼的弟弟苏辙甚至认为:“唐人诗当推韩杜。”(《岁寒堂诗话》卷上)——连李白都被排除在外了!这当属相当极端的意见。不过这种看法也许其来有自。我在杜牧的集子里读到一首名为《读韩杜集》的诗:


  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天外凤凰谁得髓,无人解合续弦胶。


  ——为什么是把这两个人放一起读?难道在杜牧所生活的晚唐就有“韩杜”的说法?清代叶燮《原诗·内篇》云:“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令我们好奇的是,既然韩愈如此重要,与之同朝为官的元稹、白居易究竟怎样看他。白居易可是《长恨歌》和《琵琶行》的作者,在当时也是文坛领袖,而且在老百姓中的知名度可能比韩愈还高。在白居易致元稹的书信中,他提到:“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口,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与元九书》)元稹则在《居易集》序中说:“予尝于平水市中 见村校诸童竟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当然这些都是元白自己的说法,韩愈圈子里的人——孟郊、张籍、皇甫湜等——若讲起那个时代人们对诗歌的接受也许会另有侧重。所以若说韩白两人关系微妙,一点不会让人惊讶。比较看来,韩愈是正宗儒家,不同于香山居士白居易。长庆二年(822年)一场春雨过后,韩愈曾邀张籍、白居易等同游曲江。看来是被白居易婉拒了。韩愈于是写下《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


  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


  白居易那么一个爱玩的人,也没什么要紧事,可就是没去,遂作《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


  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行便当游。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踏雨曲江头。


  一般人的印象是韩愈、白居易两人之间没有往来之诗,其实是有的,但仅此一回。两首诗均收在各自的集子里。白居易有虚无主义精神,能从虚无中获得快意,看重人生的享受。 他专门写有一类被他自己称作“闲适诗”的作品。在《草堂记》一文中,白居易说:“噫!凡人丰一屋,华一篑,而起居其间,尚不免有骄矜之态。 今我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类至,又安得不外适内合,体宁心恬哉?”与白居易相比,韩愈是一个焦虑得多的人。白居易、元稹都是老清新。虽然他们 俩和韩愈都认出了杜甫,都从杜甫处有所获得,但韩愈为现实考虑更要回归中华道统,故倡“文以明道”(北宋周敦颐《通书·文辞》始用“文以载道”),让今日无道可明,只好认“诗言志”为最高写作纲领的人们觉得不舒服。韩愈的诗歌语言与白居易浅白的语言正好相反,是硬的,所谓“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 他喜欢押仄韵、险韵。他的诗文多叙事,而凡是注重叙事的人都是致力于处理问题和当下的,可能也因此他以文为诗,而凡是以文为诗的人都是要给诗歌带来解放的 :陶渊明、华兹华斯、惠特曼。于是在某些诗篇中韩愈的语言重而笨,反倒不是一般的写法,尤其不是后来晚唐诗人的一般写法。诗人欧阳江河认为韩愈的诗里充满物质性,我想这大概是因为韩愈的诗歌书写是儒家的,而不是禅宗、道家的。 我们到今天似乎已经忘记了还有一套儒家诗学的存在。而韩愈作为一个文人、一个诗人的重要性,白居易不可能一无所知。白居易的好友刘禹锡在《祭韩吏部文》中说韩愈:“手持文柄,高视寰海,三十余年,声名塞天。”韩愈在今天是一个没有被充分估量的诗人,他本应该比他现在一般《唐诗选》中所占的比重更大。韩愈诗歌对今人来说有其特殊的意义,他提供了一种与舒服接纳的美文学相反的美学趣味。李商隐《韩碑》诗说:“公之斯文若元气。”韩愈以文字处理当下生活的涉险勇气和杂食胃口深刻打击着我们这周作人、林语堂、张中行化了的、晚明小品化了的、徐志摩化了的、以泰戈尔为名义的冰心化了的、张爱玲化了的文学趣味。韩愈要是活在今天,肯定会蔑视我们。这一闪念让我不寒而栗。周作人以韩愈作为卫道士的代表,批判韩愈“载道”和“做作”,但当他如此贬损韩愈之时,他其实也是在贬损仰慕韩愈的杜牧、刘禹锡、李商隐、苏轼、苏辙等人。


  初看,古代这些构成我们文学坐标的人物,他们都一个样。我们有此感觉是因为古文死去了,不是我们的语境了。但你若真进到古人堆儿里去看看,你就会发现他们每个人之间的差别很大 :每个人的禀赋、经历、信仰、偏好、兴奋点都不一样。他们之间有辩驳,有争吵,有对立,有互相瞧不上,当然也有和解,有倾慕,因为他们都是秉道持行之人。只有看到这一点时,古人才是活人。但自古汉语死掉以后,他们统一于他们的过去时,他们成了长相一致的人,都是书生,都是五七言律绝,或者排律、歌行,都押韵,都用典。但其实他们各自长得并不一样。中国古人也千差万别,像今人一样,尽管他们的写作是类型化的,是现代文明还没有兴起以前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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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的读法》,西川著,北京出版社,2018年4月。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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