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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曹星原质疑《千里江山图》涉及文献的再研究

2017/12/04 10:29:12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韦宾
故宫博物院推出“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9月开幕后,一直是文化界的热门话题。

  故宫博物院推出“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9月开幕后,一直是文化界的热门话题,展览虽是对中国青绿山水画的梳理,但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成为了展览86件(套)展品的焦点,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虽已在10月底收库,但对于《千里江山图》的探讨和解析成为了学界的又一话题,此前曹星原教授《王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国宝之路》(以下简称“曹文”)一文认为这幅作品可能出自明清人刻意作伪,也并不认为十几岁的人就画不出那样的画。但本文作者韦宾认为曹星原文中很多细节经不起推敲,“澎湃新闻·古代艺术”特刊载“《千里江山图》研究中的文献使用问题——《王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国宝之路》读后”一文,仅从“曹文”文献使用的问题谈一下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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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局部)


  一要核对原文


  首先,曹文没有认真核对征引文献。在文中作者这样引《石渠宝笈》:


  “画卷的前隔水、后隔水、画心等各处留下了许多梁清标的书画收藏印:“跋中卷前‘缉煕殿宝’一玺,又‘梁清标印’、‘蕉林’二印。卷后一印漫漶不可识。前隔水有‘蕉林书屋’、‘苍岩子’、‘蕉林鉴定’、三印。”


  ‘河北棠村’二印。押缝有‘安定’、‘冶溪渔隐’二印。引首有‘蕉林收藏’一印。溥光的跋上有‘梁清标印’、‘玉立氏’二印,后有‘苍岩子’、‘蕉林秘玩’、‘观其大略’三印。”


  在曹文中,凡作者引原文的地方,都用了双引号,据此判断,这段也应作为原文征引使用的。我们不妨看一看《石渠宝笈》原文如何。《石渠宝笈》卷三十二《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一卷(上等余一)》:


  素绢本,着色画,无款。姓名见跋中。卷前缉熙殿宝一玺,又梁清标印、蕉林二印。卷后一印漫漶不可识,前隔水有蕉林书屋、苍岩子、蕉林鉴定三印。


  后隔水蔡京记云:政和三年闰四月一日,赐。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不踰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


  有梁清标印、河北棠村二印。押缝有安定、冶溪渔隠二印,引首有蕉林収藏一印。


  拖尾金溥光跋云:予自志学之岁,获睹此卷,迄今已仅百过,其功夫巧密处,心目尚有不能周遍者,所谓一回拈出一回新也。又其设色鲜明,布置宏远,使王晋卿、赵千里见之,亦当短气,在古今丹青小景中,自可独步千载,殆众星之孤月耳。具眼知音之士,必以予言为不妄云。大德七年冬十二月哉生魄昭文馆大学士雪庵溥光谨题。


  前有梁清标印、玉立氏二印。后有苍岩子、蕉林秘玩、观其大略三印。卷高一尺五寸九分,广三丈七尺二寸九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25册第304页)


  曹文在引了所谓《石渠宝笈》的内容后,紧接又将错就错地说“跋中卷前”云云,很显然,曹文并未核对原文。(网络文字未见注释,或者是转引,但也不应该。)且“跋中卷前”,显然也应是“跋中,卷前。”《石渠宝笈》并不难找,转引是不合适的。但遗憾的是,很明显,作者确实没有去核对一下。


  其实,稍有文字常识,即可看到这段引文是夹杂了白话文的文言文,在《石渠宝笈》中不可能出现。如果看过《石渠宝笈》,也应判断出这种着录方式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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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局部)


  二如何理解“小景”?


  蔡京跋后有溥光跋。跋文曰:


  予自志学之岁,获睹此卷,迄今已仅百过,其功夫巧密处,心目尚有不能周遍者,所谓一回拈出一回新也。又其设色鲜明,布置宏远,使王晋卿、赵千里见之,亦当短气,在古今丹青小景中,自可独步千载,殆众星之孤月耳。具眼知音之士,必以予言为不妄云。大德七年冬十二月哉生魄昭文馆大学士雪庵溥光谨题。


  而如何将溥光的跋定为伪作,是曹文成立的关键之一。作者主要抓住“小景”作文章。她说:


  再次细细推敲这个跋文也感到矛盾重重,一方面他对作品形容为“功夫巧密,设色鲜明,布置宏远。使王晋卿,赵千里见之亦当短气。”另一方面又说这件作品是“丹青小景”。难道溥光看到的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件长达十一米多,宽达三分之一真人尺寸的巨幅作品吗?难道他看到的真的只是一张“小景”而不是我们面对的《千里江山图》吗?


  曹教授虽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小景”,但从其文字中可以看到,她把“小景”理解为小幅面的画。


  阮璞先生有一篇《释“小景”》说:“小景是否缘画之幅面狭小得名?对此一问题,吾人惟有验证于宋人文献与画迹,始可得其究竟。须知小景之所以为小景,只系于题材、意趣、格法之有别于常画,而不系于画幅之必当狭小。自扇面小帧以至寻丈大幅,是小景即谓之小景,与画幅之广狭何涉?(中略)可见必以小幅、小帧诠解小景一辞,未免失之于皮相。”(《画学丛证》第208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


  可以肯定的说,溥光自己的跋中,不可能出现文字矛盾,小景也绝非是曹教授理解的与“长达十一米多,宽达三分之一真人尺寸的巨幅作品”尺寸相反的小幅画。溥光的跋,毫无疑问讲的就是这个《千里江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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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局部)


  三“王之希孟”与“王希孟”


  “王之希孟”是曹文的标题,如果不是本文有解释,我根本就看不懂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关于王希孟名称来由,大体说与宋荦有关。清宋荦《西陂类稿》卷十三《论画绝句》:


  宣和供奉王希孟,天子亲传笔法精。进得一图身便死,空教肠断太师京。


  注谓:


  希孟天姿高妙,得徽宗秘传,经年作设色山水一卷,进御,未几死,年二十余。其遗迹只此耳。徽宗以赐蔡京。京跋云:希孟亲得上笔法,故其画之佳如此,天下事岂不在乎上之作之哉。今希孟已死,上以兹卷赐太师臣京,展阅深为悼惜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3册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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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江山图》尾的蔡京书跋


  根据这段话与蔡京墨迹比较,我们推测还有一种可能,即今天所见蔡京的墨迹并非全幅。其实,一般的画跋之后均有年月,如《石渠宝笈》卷十四贮《宋徽宗十八学士图一卷(上等黄三)》蔡京跋云:


  唐太宗得杜如晦、房玄龄等十八人佐命兴邦,(中略)今天下去唐又五百余岁,皇帝陛下睿智生知,追述三代,于是乡举里选、制礼作乐以幸天下,足以跨唐越汉,犹慨然缅想十八人,图其形,寄意于诗什,有“痈泮育贤今日盛,汇征无复隐蒿莱”之句,求贤乐士,可见于此,则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当如圣志,十八人不足道也。大观庚寅季春望,太师鲁国公臣京谨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24册第386页)


  蔡京这篇跋三百八十余字,通过议论唐太宗的政治,而盛称徽宗。后面有日期。这是一般画跋的基本规矩。至于何以《千里江山图》蔡京跋无时间,原因不得可知,但极可能被裁割掉了。宋荦的诗,应是有所据的,而非如曹文所揣测。


  关于今本蔡跋是被裁割的可能,有一证据。清安歧《墨缘汇观录》卷四《唐王维山居图》:


  相传宋政宣间,有王希孟者,奉传佑陵左右。佑陵指示笔墨蹊径,希孟之画遂超越矩度,秀出天表,人间罕有其迹。此幅或希孟之作,未可知也。闻真定梁氏有王希孟青绿山水一卷,后有蔡京长题,备载其知遇之隆,惜未一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067册第349页)


  这个着录说明,蔡京的题跋,是“长题”,且“备载其知遇之隆”,虽然“惜未一见”,但据今存蔡京墨迹和宋荦的诗对照,应该是极可信的。或者说,他原姓王,名希孟,本来就在蔡京的跋中,宋荦等人当时能见到,但后来被人裁掉了。


  另外还有一极重要的证据。清顾复《平生壮观》卷七《徽宗》:


  曩与王济之评论徽庙绘事,落笔若有经年累月之工,岂万机清暇,所能办济之?曰:是时有王希孟者,曰夕奉侍道君左右,道君指示以笔墨畦径,希孟之画遂超越矩度,而秀出天表。曾作青绿山水一卷,脱尽工人俗习。蔡元长长跋,备载其知遇之隆,今在真定相国所。予始悟道君诸作,必是人代为捉刀,而润色之,故高古绝伦,非院中人所企及者也。(《续修四库全书》第1065册第371页)


  这个着录也说“蔡元长长跋,备载其知遇之隆”,但它不是听闻,而是“今在真定相国(梁清标)所”,应该是目击。所以,王希孟之姓王,本是蔡京跋中的东西,应是没有疑问的,只是今天那些部分被裁掉了。如前所示,蔡京的跋中完全可能涉及为清政府所忌讳的内容(比如涉及辽金的问题),此图进入清宫之前,与这些敏感问题有关的文字被裁割掉是很正常的。


  而且特别要说的是,将“王之希孟”缩写为“王希孟”,在一般的汉语语法上也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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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局部)


  四“小心求证”与“小心修正”


  长期以来,美术史界缺乏怀疑精神,不许提问,只许聆听,学术研究犹如宗教迷信,学术论文类如八股文章。曹星原教授敢于对司空见惯的问题提出质疑,这种精神是永远值得学习的。


  但是,如何做好这个工作,使学术研究在质疑中不断向前迈进,仍需做细致的逻辑梳理和可靠的材料整理。而文献的使用尤其重要。近些年来,美术史界有一股轻视文献的风气。有一次,我听一位着名的美术史家讲座,在他自己的PPT中有一段不足三百字的古代文献引文,这位来自着名大学的名教授,竟然读出了不下十次的错别字,我当时在场,可谓惊骇不已。


  在文献研究中,有时一字之差,可以影响全局。李白诗“白发三千丈”,有点古文献常识的人都知道,这诗不能直接理解为“白头发有三千丈长”。古汉语的特点,有很直白的,也有很晦涩委婉的。这要凭读者的经验来判断。但在这些年的美术史研究中,还真可能出现把“白发三千丈”理解成“白头发有三千丈长”的。在近期有关《千里江山图》的文章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如何理解蔡京跋中的“作”字,不同的理解可能引起不同的学术观点。又比如对溥光的跋的理解,我们需要的是整体观还是从局部问题出发,使材料为已有观点服务,都将涉及最终结论的可靠性。


  近些年,受欧美学风影响,美术史研究中“大胆假设”的论文出现不少。“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百年来受科学研究影响的一种人文学术研究方法。我自己将它改成“大胆假设,小心修正”,这个小的差别,在具体研究中可谓差之千里。前者容易成为材料为观点服务,后者则是观点跟着材料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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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局部)


  曹教授的方法,可以归于前者。当然,在缺乏怀疑精神的学界,曹教授善于质疑,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材料不能跟观点走。最近还有一些相关论文,材料很富,结论匪夷所思,也是材料跟着观点走的结果。现在检索技术很好,输入主题词,相关文献会跳出一大堆。这些文献那些可以用,那些不宜使用,是有讲究的。有人写文章贪大求多,有一点关系的文献,尽量罗列,以示其博学。其实,这些文献如果与论题没有直接的关系,大可没有必要都引出来,更不能就此信马由缰,任想像力驰骋,而忽略其逻辑关系。


  (编辑:杨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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