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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宏乾新书《着迷》名家收藏态度 重拾被遗弃的文化

2017/12/21 08:48:53 来源:北京青年报  
这两天,艺术品市场成了吸引人们眼球的地方:继齐白石《山水十二条屏》在保利拍出9 315亿元人民币“天价”以后,在嘉德,一夜之间四件艺术品成交价接连破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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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非闇《秋山红树图》(老舍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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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舍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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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时的田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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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燕京大学时期的王世襄在王家花园里


  关注艺术品收藏


  这两天,艺术品市场成了吸引人们眼球的地方:继齐白石《山水十二条屏》在保利拍出9.315亿元人民币“天价”以后,在嘉德,一夜之间四件艺术品成交价接连破亿……在艺术品拍卖成交价火速蹿升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玄机?艺术品收藏之乐到底在于经济潜力还是文化内涵?为此本报推出“关注艺术品收藏”的专题报道。


  “在我看来,收藏不是投资,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着迷和执念,沉浸其中,乐趣无穷。”资深媒体人解宏乾近日出版新书《着迷:那些有态度的收藏家》并在北京彼岸书店举办读者座谈会。书中通过讲述邹静之、姜德明、田家英、王世襄、老舍等多个领域收藏家的故事,阐明了一种不同于大多数人所理解的收藏理念,堪称如今收藏热潮中的一番冷思考。


  对于自己所写的这些人物,解宏乾解析说:“他们不是职业收藏家,不以赚钱为目的,搞收藏纯粹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诉求。在收藏的世界里,他们发现历史,找寻心灵的寄托,收藏成了他们生活趣味的一部分。而且从不起眼的小物件起步,直至埋首钻研几十载,藏品渐成规模、蔚为大观。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发掘出藏品独有的艺术价值,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让历史得以再现,让文化得以传承。”他认为,这些收藏家们为那些艺术品优美的造型而着迷,为那段不平凡的历史而感慨,为重拾曾被遗弃的文化而寻觅,这才是收藏的真正魅力所在。正是因为这些被重新发掘出来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那些原本被人们丢弃的“废物”才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和追捧。他想通过本书传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收藏的态度:让收藏多一点文化,少一些铜臭味。


  解宏乾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后一直在媒体工作,主要负责影视、文学、戏剧等领域的报道采访。曾在《北京青年周刊》及《国家人文历史》等报刊上撰写收藏栏目,因此得以有机会接触到以上各位收藏家们。


  “进入媒体工作后,正好赶上收藏市场火了,各个媒体都纷纷开设收藏栏目,紧追市场热点,意在吸引读者眼球。我立马主动请缨,负责的收藏栏目坚持了一年有余,采访了数十位各领域的收藏家。除了收藏家具、书籍、书画,有的甚至还收藏各种瓶子或各个时代的收音机。我很是爱听老先生们讲自己多年来的收藏故事,有的甚至是从其祖辈、父辈起就酷爱收藏。由于特殊的年代、传奇的经历,他们的收藏故事中蕴含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有的付出了万贯家财,有的付出了半生光阴,其中的辛酸、乐趣值得回味,展现出一种对于艺术、历史、生命的态度。”


  不过在栏目的写作过程中,解宏乾也渐渐发现,当下人们对于收藏的观念似乎出现了一种误区。他说每当自己兴致勃勃采访归来交了稿子,面对主编时却总是听到他意兴阑珊地问,“他说的这件东西现在的市场价值是多少啊”、“能不能让他给读者一些投资的建议啊”、“他的藏品中哪一类近些年升值最多,现在还有没有投资价值啊”等等,这让解宏乾感到无言以对。


  “人们现在总是习惯性地把‘收藏’和‘投资’联系起来,听说什么升值了,就一窝蜂地去抢购,幻想着过个一年半载,价钱能够翻上几倍。就连电视台的收藏栏目都是在‘财经’频道,而不是文化艺术频道播出。无论玉器还是家具,大家都只看材料和价值,却缺乏审美。”因此解宏乾的收藏栏目最终也没能坚持下去。但幸运的是他的朋友、东方出版社的陈卓编辑和他达成共识,同他一样感到这些收藏家们的故事其实弥足珍贵,于是决定将这些采访稿编辑出版成书,才有了这本《着迷》。


  《着迷》讲述的收藏旧事


  收藏之爱 源于内心


  书中人物走上收藏之路当然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一样的,那便是对藏品发自内心的喜欢或是着迷。


  舒乙谈到父亲老舍时,说他“爱看画,爱买画,爱收藏画,爱挂画,爱和画家交往,爱讲看画的心得,总之,是个‘画儿迷’。”老舍也曾一再说,在各种艺术中,他“很喜欢看画”,“特别喜爱图画”。“在穷苦中,偶尔能看到几幅好画,精神为之一振,比吃了一盘白斩鸡更有滋味!”他甚至把欣赏到一幅好画称作一种“幸福”。


  著名编剧邹静之做了20多年的编剧,但他收藏家具比做编剧的时间还长。对于家具的收藏完全到了一种痴迷的程度,曾经为了一把椅子,他竟然当场把衣服脱下给人家当定金。他说刚收藏家具那会儿“身体不好,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那椅子,擦着那椅子,就觉着身体也越来越好了。很多人怕旧家具,但是我喜欢。”


  王世襄先生被称为“京城第一玩儿家”,他曾有个外号,叫“柜人”。1976年唐山地震,当天夜里,王世襄家院子里的东厢房屋脊掉下一块。第二天,周围所有居民都集中在院子里搭床过夜,由于王世襄不愿离开家里的物件儿,便在自家紫檀大柜的搁板上铺上毯子,人钻进去,躺在上面,勉强能把腿伸直。就这样,在连续数月的防震抗震期间,他当起了“柜中人”。


  不以物小而小之 不以赝品而厌之


  因兴趣而收藏,便不会因在他人眼中不起眼而轻视自己的藏品。


  冯克力做出了《老照片》,《老照片》也成就了冯克力。与很多收藏者的标准不同,冯克力一旦感觉照片上的信息有些价值,不管是原版还是扫描复制后做旧的冒牌货,他都会蹲下来与卖主还价。在他看来,原版的老照片也好,翻拍的老照片也好,电子版的老照片也好,只要画质过得去,印到书上并没有太大分别。他对于作为信息载体的那张纸并不太在意,更关心照片所定格的历史信息是否珍稀。


  邹静之收家具,刚开始也喜欢收红木的,觉得光正,包浆也好看,不喜欢柴木(包括榆木、核桃木、楸木、樟木、柏木等)。但收了两年红木之后,就开始收味道好的柴木家具了。他说:“例如榉木,不但做工好,而且多数大漆家具都比黄花梨的年份早。关于材质、年份、工艺这几个标准我是这样排列的,工艺永远是第一位的,例如明代的大板凳,即使是黄花梨的,也不会有太高的价值,因为它没有美感。而现在很多特别有名的工匠做的家具都贵得不得了,因为工艺永远是第一位的。”


  收藏之始,见情见性见学问


  米景扬先生是中国书画市场的见证人,他收藏了众多名家之作,吴昌硕、任伯年、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几乎一个世纪中国书画的名家代表人物都被囊括其中。有人羡慕他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搞收藏了,他说:“当时我哪里会想到什么收藏呢?那时只有像张伯驹、惠孝同先生那样,藏有宋元的多少真迹,才能叫收藏。我这种买几张当代画家的画,哪里敢提收藏?否则,编辑室的人都会笑掉大牙!我当时完全是因为喜欢它。”


  王世襄也十分坦诚地说:“我不是收藏家,做收藏家必须要有实力、有钱,才能买。我的好些东西都是这捡一点,那捡一点,也许这件东西不值钱,可是我觉得它有其意义,就收下来了。很多东西买来时已经残破了,到我手里把它修复。找人修复的过程中,我看老工匠怎么修、怎么做,像一个小徒弟似的。时间长了,他们也很喜欢我,大家熟悉了,有时候买点肉、买点烧酒一块吃,就交上朋友了。我便问这问那,记录下来,是这样积累起来的,书上根本找不到的。”


  田家英常说:搞学问要有专长,收集这类东西也要随学问而有所专注。现在许多人欣赏绘画而不看重书法,更不看重年代较近的清人的字,倘不及早收集,不少作者的作品就有散失、泯灭的危险。因此他收集的东西往往并不是别人看重的,他女儿曾说:“父亲收藏的这些东西,当时是不值钱的,几毛钱几块钱一件,例如那些扇面,基本都是五毛或者一块钱买来的。”


  研究的快感


  舒乙说:“老舍对美术有极高的见解。他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观点,他不强调技巧,不强调笔墨,判断一张画的好坏,第一个标准是这张画传没传递一点‘新’的意思。如果只是纯粹的技巧表演,就没有意思,不是大艺术品。”


  中国新文学书刊诞生距今虽不足百年,但在战火的吞噬和人为的破坏下,遭到的损失却几乎是毁灭性的,许多老版本至今难以寻找,大量的资料随之湮灭。姜德明先生曾说:“爱书、藏书是一个人精神上的享受,再从这些书里得到一些知识和感悟,这才是最有价值的。我收藏书,一是喜欢,二是我把从书里找到的别人不知道的东西,写出来,印出来,让更多喜欢书的朋友了解这些东西,这才是我在藏书中得到的乐趣。”


  王世襄做学问不单纯靠书本知识,研究漆器时,为了观察漆器实物,他常去故宫参观藏品。还经常去古玩铺、挂货屋,乃至冷摊僻市,搜集漆器标本。越是残件越重视,因为残件可以看到漆器的胎骨、漆皮及色漆层次等状况。


  研究明式家具,限于财力,王世襄只能与收购破旧杂货家具的旧货摊打交道。他经常冒着严寒或酷暑,骑着自行车奔波于北京的街头巷尾。他在车后装了一个能承载一两百斤的货架,架上放着棉绳、麻袋片和大小包袱,遇到明式家具,能买得起的,他便买下,捆在车上带回来。买不起的也要拍照或画图保存。1985年,《明式家具珍赏》出版,王世襄研究了35年的成果终于得到了世人的认可,也将明清家具的鉴赏提升到了艺术的层面,掀起了收藏拍卖研究中国明清家具的热潮。


  当收藏成为一种精神


  在王世襄看来,人与文物,聚散有时,“‘文革’期间,街道上都是娃娃,都是红卫兵,他们什么也不懂,看见文物就砸。我想不如找自己本单位,由单位的人抄去,他们会上交,不会毁掉。至于是不是我的,我不在乎。抄家的时候,我脸不红,心不跳。所以,我对收藏有另外一种看法,不是说我拥有多少财富,我是要理解这东西,对这件东西有一个说法,有一个评价,从它身上可以得到什么知识,或者解释出什么”。


  耄耋之年,王世襄开始考虑如何处理自己的藏品。“我岁数大了,我愿意把我的收藏自己处理掉。如果送给博物馆,博物馆的管理员不一定懂,保存得不一定好。因为他们对这些东西没有感情,也不爱好。不在于多少钱,要紧的是对这些东西的理解,知道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它是怎么制作的,用它来解释中国的工艺、解释中国的文化、解释中国的历史,这样更有意义,而不是要占有。”


  (编辑:杨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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