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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视残酷人生的弗里达直视着镜头

2018/10/12 09:10:59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剀弟
一个活在自画像中的女人,看到她的画,我们想看看她的真人,看到她的照片,不自觉对照她的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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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达在家中床上》 Coyoacn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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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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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阳台上的迭戈和弗里达》 沃伦·J·文顿 明胶银盐印相 1930


  展览:艺术家的肖像——影像中的弗里达·卡罗


  时间:2018年9月7日至10月28日


  地点:上海德玉堂画廊


  一个活在自画像中的女人,看到她的画,我们想看看她的真人,看到她的照片,不自觉对照她的自画像。很少有女性画家,在真实和非真实的视觉形象上如此互为补充,而哪一面都不输对方。


  1951年弗里达·卡罗给父亲画的肖像背后如此题词到:“我的父亲吉尔穆·卡罗,匈牙利德国血统,艺术家摄影师,他宽容智慧细致并且勇敢,忍受了癫痫六十年,从来不放弃工作,不停止与希特勒斗争,带着敬爱,弗里达·卡罗。”


  正是这样一位有着身体健康缺陷的父亲和一位精力充沛为大家庭所累的母亲,诞生了这样一个美丽而个性的女儿。


  在大众的印象里,弗里达是一个出生成长于墨西哥革命动荡时期的偶像,她生活泼辣,性情直爽,在最为美好的花季经历了一场几乎致命的车祸,她的脊椎断成三截,金属长棍扶手戳进她的身体,“夺去”她的童贞和生育能力,但是这丝毫没有减弱病愈后她旺盛的生命力。飞来横祸还发掘了她也许天赐的才赋——绘画。她闹过,疯过,爱过,成名过,然后在盛年因病去世,留给大众丰富的视觉艺术遗产。


  我们很想亲眼目睹她的真实模样,而正在德玉堂画廊展出的《艺术家的肖像——影像中的弗里达·卡罗》满足了这个愿望,十余位摄影师和亲友拍摄的三十一幅关于弗里达的肖像摄影作品,她是绝对的主角,即便有了心理准备,这些照片,还是把我们惊到了。


  这三十一幅肖像,拍摄时间从1930年到1951年,跨越了弗里达人生最为重要的二十年,她从刚结婚的倔强少女转变为内在丰沛的女人。肖像中没有任何松懈散漫的氛围,每一个弗里达都直视镜头,蓄着一股劲,向拍摄者,向我们,展示自己的内在渴望。


  这一股劲在弗里达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迫在眉梢眼角,展览中最早一幅照片摄于1930年,《在阳台上的迭戈和弗里达》,她与新婚的丈夫在阳台上,迭戈·里维拉——她的丈夫,也是彼时墨西哥最为出名的画家,以一种放松姿态,手搭在弗里达的肩膀上,爱护地看着她,他圆滚滚涨出的肚子,宽大的身躯,衬托旁边那个女孩幼小又寒酸,但是弗里达以她骄傲和老练的眼神,毫不松懈地进行了回击,她直视镜头,眼神似乎带着一丝丝忧虑。此时她已经从四年前的车祸中近乎康复,23岁即已经历了生死、爱恋,并且确定了以绘画谋求生计的打算,两人的位置和角色也好似预示了此后的关系反转——她因为他而确定了绘画道路,结果他成为她传奇人生的最佳注脚。


  一年后,也就是1931年,著名的美国女性摄影师伊莫金·坎宁汉给停留美国期间的弗里达留下了庄重的一张肖像《站在篮子旁的弗里达》。佩戴着心爱的标志性的前哥伦布玉石项链,身着民族服装,弗里达已经完全掌控了自己的镜头形象。


  弗里达自己说过:“我知道在我的眼中有一个让人痛苦的战场。就在那时开始我开始直视镜头,不畏缩的,不微笑,决意去展示到最后我都是一个战斗者。”


  生活如同加速度一般,肖像背后是隐藏的人生:经历了两次流产,母亲的去世,弗里达眼神饱含的信息又增添了其他味道。她开始创作了《亨利福特医院(飞翔的床)》《我的诞生》等既残酷又超现实的作品。她期望的孩子在腹中死去,地平线是平整的工业化景象,而《我的诞生》则用惊悚的画面描述她的出生就是母体的死亡,圣母玛利亚只能悲怆地看着这一切,一个无法掌控但是并不服输于自己际遇的人,在画作中佐证了她的真实面孔和眼神。


  从旅居四年的美国回到墨西哥,搬入跟里维拉的新家,婚姻生活随即遭遇最大的不幸和挑战,丈夫职业的不顺利,并且跟妹妹出轨,第三次也是最后的流产,疾病复发而不得不进行断断续续的手术……她开始搬出来独居,绯闻不停,1931年到1936年的肖像照里,弗里达时而像个短发英气十足的青年如《弗里达和沁扎诺酒的瓶子》,时而是盘发端庄的妇人如《手持披肩的弗里达》(前者由里维拉的助手露西安娜·布洛克拍摄,她与弗里达是多年好友,留下了很多珍贵影像)。她开始讲述自己的传奇故事,痛苦的真实经历,成为树立自我身份的标记。


  1938年,弗里达在美国Julien Levy画廊举办了首次的个展,次年在巴黎举办展览,她结识了摄影师尼古拉斯·穆雷,并且维持了一段十年的断断续续的情人关系,后者给她拍摄了上百张肖像,包括展出的彩色肖像《坐在白色长凳上的弗里达·卡罗,纽约》(1939)和《身披紫色长围巾的弗里达·卡罗,纽约》(1939),穆雷的镜头贡献了最为风韵的弗里达肖像,她披着一条墨西哥传统的紫红色的长围巾,身穿特旺特佩克长裙,用鲜花和缎带装饰发髻,成熟自信,散发着女性的魅力。


  这一时刻开始,弗里达的自画像也开始丰富并且巩固重复一些意向:项链、动物、鲜血、眼泪……她的自画像平静,画笔的掌控力正正好,在穆雷的镜头下,这个战斗者展现了柔情。可能她自己也没有料想到,在十年之后,自己的这具身体将会彻底的破损。


  在《水之赋予》中,弗里达总结了从出生到此时的重要人物和事件,这幅作品成为自画像的最好注解。里维拉对弗里达始终是最为重要的生活伴侣,以及艺术上的鼓励者,她把他画在自己的额头上。里维拉回忆第一次见到她的作品,便断定她是真正的艺术家:“她的作品有着本质上可塑的诚实,以及独特的艺术个性。它们传达出充满生机的感性,辅以无情却又敏感的洞察力。”


  但在1939年巴黎展览结束后,两人经历了一场短暂的离婚和复婚。在1940年与里维拉的合影里,她保持了与23岁时近乎同样的表情,但显然,她更加的独立了。在1941年父亲去世后,弗里达搬回儿童时的老家居住,直至去世。


  1941年之后,弗里达的生活开始回归长时间的孤独和创作,她开始记日记,在艺术大学任教,自画像里眼神愈加冷漠,从1950年开始,弗里达的健康每况愈下,虽然她从来不展现给别人痛苦绝望的一面,但是照片里的她急剧衰老,与轮椅和病榻为伴。短短的三年内,她已经不能自由行动,需要靠麻醉剂维持日常生活,自画像也变得天真狂乱。这一时期,美国艺术史学家佛罗伦斯·阿尔金(Florence Arquin)、艺术家利奥·马蒂兹(Leo Matiz)和伯尼斯·库科(Bernice Kolko)多次访问弗里达宅邸,拍摄了她最后十几年的生活,这些作品中,弗里达·卡罗在她自己的客厅、卧室或花园中,环绕着她最喜欢的物件、家具和宠物,镜头前她依旧平静,身体的痛苦似乎平息,在一幅1950年不知名人士拍摄的没有展出的肖像里,临近生活尾声的她在前哥伦布面具前,摆出了一副双手并拢,圣像里受难人物的姿势。


  1954年,弗里达逝世,此前,她刚刚在自己的国家举办了唯一一次个展,在展览开幕式上,她坚持到场,并接受大家的祝词和问候。她本人,以最后在床榻上的盛装模样,与自己的自画像,处于大众的注目下。她的连体眉毛和微微的胡须,是真实不虚的。她的特旺特佩克衣裙,充满着浓郁的风情,她的头发,从来都是盘得好好的。把最为诚实的自己准备好放上舞台,她的肖像,诚如她本人,同她的自画像作品一样,表达“我的模样如是,我亦如是”。


  (编辑:杨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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