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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冯骥才:在人性之美表现微弱时,反而能感觉到它

2016/12/13 11:17:49 来源:新京报   作者:罗东
“文革”结束四十年,那一段历史的面貌变得越发陌生和模糊。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甚至在当代赋予了它一些浪漫的想象。这就是当下,一个进步与局限性共存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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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书画社做业务员期间的冯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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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间冯骥才的私密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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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骥才的“秘密手记”


  采访者:罗东


  被访者:冯骥才


  “文革”结束四十年,那一段历史的面貌变得越发陌生和模糊。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甚至在当代赋予了它一些浪漫的想象。这就是当下,一个进步与局限性共存的年代。


  冯骥才以人文的角度审视当下。回望五十年来,当我们从不安年代走出,又似乎走入了新的局限和困境。


  但不管是哪个年代,都存在着这样一些人。在他们身上,苦难的经历与对美的追求得以共存。这种“侥幸”,需要在艰难时代中委婉的胆识与对真善美不减的渴望,需要在人性之美表现得甚为微弱的时候,仍能感觉到它并认可它的珍贵。


  不安的年代


  以委婉的胆识在黑暗中行走


  记者:经历了文革的恐惧和不安,但你的书却不只是一个苦难史。同样触动人的,是那些闪现着普通人“真善美”的生活细节,这一点,在像韩美林这样的艺术家口述史中有闪耀着。苦难的经历与对美的追求,两者何以可共处?


  冯骥才:我跟韩美林是几十年的朋友,他的苦难史比我更强烈。他在文革的时候,被人把脚骨打碎了,为了不让他画画,把手经脉也挑了;他的脚流出很多血来,在那坐着,突然发现流出的血,像一幅画里鸡的头。他下意识地用脚尖把这只鸡给画了下来。他跟我讲这个细节,把我震撼住了。韩美林受了这么多的苦难,但在他的画里是看不见的,他的画全是阳光。实际上,他跟我们这些人一样,在生活中受了这么多的挫折,但对生活的热爱不减。挫折越多,可能理想的东西更强烈;遇到的假恶丑越多,可能对真善美的渴望就越强。我们是搞艺术的,是真善美的信徒。


  记者:尽管黑暗到来,人们无处可逃,但每个人与时代相处的方式还是可以不一样。


  冯骥才:时代太强势了,我们是被选择的,角色是被安排的。但是,靠善良来参与那个时代,跟靠私利和假恶来参与还是不一样的。越是灭绝人性的时候,人性的表达就更直白。人性的美表现得微弱的时候,却反而能感觉到它,越是觉得它很珍贵。


  我写这本书,跟我现在是不一样的。那时候,纯粹生活在底层,没有任何社会的资源,而且站在被社会攻击和排斥的处境。写那时期的我,我只想用当时真实的细节对自己判断,但不给我自己任何的结论。


  记者:文革结束的四十年间,人们做出了各种制度反思,但你追问的是更基础的人性本身,因为直面人性或许更能看见每个普通人的命运在时代中的波折,也能看见人自身的局限性。


  冯骥才:鲁迅先生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对于人民和大地一种非常真挚的感情,他把民族性看得很深刻。我们的人民不热爱我们的文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跟我说,如果一个民族不热爱自己的文化,谁也没有办法。我们有时说热爱自己的文化,是假热爱,不像法国人谈他们的卢梭、伏尔泰和雨果那样。


  记者:许多文化历史上都遭遇过风波。普通人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要产生真实的热爱不容易。


  冯骥才:是啊。我觉得我们这代人,跟现在的年轻人有一点不同:我们对一个时代大的变迁体会更深刻。当然了,你们将来可能也会遇见。我曾经在东京,同日本非常著名的画家平山郁夫聊了两个小时,他是敦煌文化的信徒,去敦煌就像是朝圣一样。他说,“你们的文明历史很悠久,但朝代更迭得太多,而在更迭的时候,每一位皇帝上来都把前朝推翻和否定。江山重现开始,结果你们的历史全是被切断的”。我们的文化缺乏一以贯之的东西。


  记者:上世纪末,你展开了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至今已近二十年。


  冯骥才:那时候我五十多岁,是生命里最好的时候,如果从事文学创作,可以写大量的小说。但我把这些放下来,为什么呢?是文化的使命和责任。到今天,七十岁过了,已没有精力到各个村落跑了,但我的心仍然想的是这件事。我们这代人是跟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走过来的,这是生命里的东西,自然就要把这些东西担起来。搞艺术的可能比普通人感受更强烈。普通人也承受了,或者忍耐下来了,或者承受不下被击垮。我们还要思考问题。国家五十年的所有变迁都在心里,更知道国家应该怎么样,国家不应该怎样。我们了解我们的国家,也更了解我们的人民,更知道人民可爱在什么地方,可悲在什么地方。


  功利的年代


  有思想才得广阔的内在


  记者:文革结束后,人们从恐惧中走出来,而今天焦虑与功利,又成为一种时代氛围。当代年轻人就被印刻上了这样的局限。


  冯骥才:不安的时代,思考往往还可以是广阔的,往往跟社会和历史相关。但当被焦虑与功利裹挟的时候,思考往往跟社会没有关系,只跟自己有关系。按年龄讲,我们这代人经历和遭遇多,对生活的思考不一样。人是这样,比如我结婚前跟结婚后的想法是不一样的,结婚前没有更多的责任,但结婚后就有责任了。年轻的责任感,可能需要一定的岁数。人类也是这样,人类经历一次大的战争,就重新温习一下真理。


  记者:我们目前的状况跟西方的历史发展还是有差别。经历数百年的历史,西方的市场经济承认和接纳人文精神,两者是兼容的。


  冯骥才:我们的市场化还是有问题的。我刚刚到意大利佛罗伦萨去的时候,刚好赶上在乌菲齐美术馆的纪念活动,刚好也是五十年。佛罗伦萨有一条河叫阿尔诺河,在1966年发洪水水侵入城市,把博物馆和图书馆里很多重要的善本给泡了,全世界就来了很多年轻人,为一个城市清理淤泥,把博物馆的艺术品搬出来,把图书馆的书拿出来晾。他们做完以后就走了。


  我就想起奥地利的国家图书馆,它很讲究,但上世纪八十年代着了一场大火,那时候还没有电子邮件,却收到了一万多封全世界来的邮件,询问哪些书被烧掉了。这是人们对文明的那种关切,他们也是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呀。


  我们少了对文明的关注,在经济发展的时候,从小学教育起就缺乏了这方面的关注。你看西方难民的政策,我们现在很多人批判默克尔接收难民的政策,但你要往深处想,只有西方的文明才有这样的想法。我很尊敬西方人的这些想法,包括默克尔的想法。


  记者:当代年轻人面临的是经济生存压力。在社会对人本身缺乏关注的情况下,他们该怎样和时代相处?


  冯骥才:你们遇见的压力,尽管细节上可能不一样,但我们都面临。关键是,自己追求什么特别重要。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摆脱庸俗的社会观。如果没有这样的自觉,这些观念很容易降伏我们,让我们年轻的很多精力陷进去,把我们很多没有进入社会前的一些理想灭掉了。我跟西方一些年轻学者们聊天的时候,他们不是谈本专业的东西——“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他们谈的往往是更广阔的东西,谈生活、人性、思想、政治和宗教,这些东西在更高的领域是互通的。思想不可能是别人给你的,最多是别人启发你。建立自己的思想才是最关键的,这跟你的灵魂有关系。


  (实习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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