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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以军:“孤儿”心态会一直伴随我

2017/02/24 11:05:03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丁杨
像我这样生活在台湾的外省二代,父亲的意义从我还是小孩时开始,到后来崩塌,就是在展演一个“弃”的故事。这种“孤儿”心态肯定会一直伴随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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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以军 丁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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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弃的故事》,骆以军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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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姓氏》,骆以军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56.00元


  采访者:丁杨
 
  被访者:骆以军


  像我这样生活在台湾的外省二代,父亲的意义从我还是小孩时开始,到后来崩塌,就是在展演一个“弃”的故事。这种“孤儿”心态肯定会一直伴随着我。


  1999年,骆以军三十出头,之前写出的《红字团》《第三个舞者》等作品已引起台湾文坛注目。对文学心怀虔敬的他那时和妻子住在台湾乡下的一栋小房子里,动笔写作《月球姓氏》。


  在“代后记”中,他写到,“这个故事的构想,源于一个‘时间冻结’的小说妄念”。既然是“小说妄念”,自有其从内容到形式上的令人为难之处,加上失业在家,又将为人父,这些现实一并袭来,令骆以军的处境沮丧,笔下进度缓慢。后来,儿子出生,写作也进展顺畅,人生与文学之路峰回路转。《月球姓氏》于2000年在台湾出版,同之后完成的《遣悲怀》均收获奖项和好口碑。长篇小说《西夏旅馆》在2008年出版,获得“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他成为当今华语文坛重要的小说家之一。


  时隔十几年,对于骆以军的文学生涯别具意义的长篇小说《月球姓氏》简体版前不久上市,与此同时,他二十几岁时自费出版的诗集《弃的故事》也在中国大陆出版。《月球姓氏》素材来自作者父亲的经历,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讲述了一个个相对独立又彼此关联的故事,用荒诞、调侃的方式来承载他对于父辈记忆、家族史的记录和理解。在2017年初北京的寒冬里,面对本报记者谈起这部多年前的作品,骆以军仍有宛如当年写作时的热情。


  记者:写作《月球姓氏》时,你失业在家很长时间,还将要做爸爸了,创作上也不顺,这种种牵扯构成一种生活与文学上的瓶颈吧?


  骆以军:《月球姓氏》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那时我失业一年了,当然后来也一直没有“业”。妻子有身孕,可我根本没做好当一位父亲的打算。我当时只想着写小说,做一个小说家。写长篇小说需要长时间的技术准备,为此我准备了将近十年。从二十岁到三十岁,我几乎就是住在山上,读了很多西方世界的小说,很用功很认真地写作,像闭关一样活在另一个世界。等到差不多可以开始了,就像运动员终于要上场比赛,我突然要成为父亲了。


  现在回想,那个年代写作是幸福的。那时我的生活里没有电脑、互联网,忧郁的情绪也没那么容易消解掉。如果是现在,有了电脑和网络,二三十岁的我肯定不会那么长时间地专注一件事。写作这么多年,用电脑不过是这几年的事,直到现在我写小说还是手写,跑到咖啡馆去写。


  记者:在《月球姓氏》中已经显露出你后来那些作品中呈现的个人风格,比如现实与超现实的交织,比如叙事人称的变化,细密任性的小说语言,等等。你怎么看待这部作品在你的小说中的位置?


  骆以军:我是白羊座,缺乏对更远未来的想象力,眼里看到的都是比较近的挑战。这种思维的好处在于,写《月球姓氏》的时候,我没想过下一本要写什么。于是几乎把可能用到的材料都用在这部长篇里,写作热情也差不多被吸干了。当时的状况让我有些恐惧,觉得这一生就写这么一部长篇了,要用全力去写,之后恐怕要去找个工作养家。


  其实在《月球姓氏》中我已经写到了外省人在台湾的处境,可是后来的《西夏旅馆》被看作我这个所谓外省人二代的身份寓言。也许,很多大陆读者没办法理解这个。《月球姓氏》里是我父亲真实的迁移故事,角色设定和身份认同、故事原型,都被用完了。写《西夏旅馆》的时候,我只好采用其他朋友父辈的故事。现在看《月球姓氏》,和我后来的小说比,文字还是很年轻的,像有一些水光盈满、一种羽毛或是水草丰茂的感觉。


  记者:后来,当你的第一个儿子出生,《月球姓氏》的写作也顺利起来,接下来的写作之路显得顺理成章,这种巧合还挺有象征意义的。


  骆以军:是,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月球姓氏》之后第二年我就写出了《遣悲怀》,也是几乎一年内写完。这两部长篇当时在台湾得到很多好评,大概有些文学前辈会以为我这家伙是个“怪咖”,会继续一年写一个长篇。我自己知道,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一定会付出代价。写完《遣悲怀》,我父亲来大陆,中风。我的第二个小孩出生。第一个小孩出生时我还觉得辛苦,第二个出生,想想写《月球姓氏》时几乎算是岁月静美。那时我们住在乡下,房子有三层,一层客厅和厨房,二层是卧室,三层是违建,盖的铁皮屋。我在三楼写完《月球姓氏》《遣悲怀》。很怀念那段时光。写《西夏旅馆》时,我们已经搬到台北,基本是在咖啡屋或者小旅馆写完的。


  如果让现在的我去跟那个三十出头的我讲,我会告诉他,你要开开心心享受这一切辛苦。有一天,孩子会离开你,你会变成一个孤独的老人,该做的事总还是会去做。


  记者:那是不是说,写《月球姓氏》时虽然家事纷扰,初涉长篇的经验不足让写作困难重重,但创作过程反而要比后来的写作更轻松?


  骆以军:像刚才说的那样,当我要拼《月球姓氏》这一部长篇的时候,就好像我在银行存有美金,也有澳币,全领出来用。说到写作难度,《月球姓氏》比《西夏旅馆》《女儿》容易很多。写《西夏旅馆》,对我来说是文体上进入一个乌有之境的挑战。在《月球姓氏》中,我想把父亲生命中的台北空间化,各种地标式的设定,让每一个章节像一块琥珀,时间凝固不再前进。如果《月球姓氏》再写五十章,也许就能写完台北全部的空间,每个空间就像是剧场的展开。设定好一个空间秩序,接下来的写作像一座回转门。就像我父亲跟年轻的他,还有我,我们三个一直在回转门中转。《月球姓氏》写得很舒服,不像写《西夏旅馆》,还得了抑郁症。


  现在年纪大了,会觉得理想的书写状态会比较接近写《月球姓氏》时的样子。写《西夏旅馆》,以及后来写《女儿》,都会有很多写作上的压力,有点超越我自己的极限,像是跟自己对决,为战而战。


  记者:台湾评论家杨佳娴在《在历史的裂隙中》一文把《月球姓氏》的记忆书写置于更大的历史背景、台湾社会环境以及你的外省人身份和自我认同的寻找过程上,文中小标题“‘孤儿’意识的延续与变异”耐人寻味。你在诗集《弃的故事》“序言”中也提到,父亲过世时虽然你人到中年,有了儿子,“仍因他的崩倒殒灭而有孤儿之慨”,这和杨佳娴提及的“‘孤儿’意识”似乎不谋而合?


  骆以军:这种“孤儿”心态肯定会一直伴随着我。写《月球姓氏》时,我来过大陆,那时感觉是到我父亲曾经描述的世界。之后我来大陆,接触到不同的人,感觉到世界各地的华人各有不同的处境。像我这样生活在台湾的外省二代,父亲的意义从我还是小孩时开始,到后来崩塌,就是在展演一个“弃”的故事。他二十来岁离开母亲和故乡跑到台湾,就是一个异乡人,跟大陆的家族失去联系,再也回不去了。


  在客厅里,我父亲绝对是个强大的故事拥有者,哪怕他未必怎么擅于说故事。父亲时常回忆他的童年,描述的是一个我根本没见过的南京,简直是个梦幻之城。我那时还小,就在家中客厅听父亲说起我的爷爷是怎样的人,我的奶奶是什么样的,我没见过他们,可他们就是家族故事的人物,好像在听《百年孤独》一样。我父亲那一代人都是有故事的,后来我发现很多这样的外省老人,特别爱讲1949年时他们的经历,如何上船,怎样九死一生到台湾。


  记者:父子关系是你的写作中常见的主题,随着两个儿子渐渐长大,你也人到中年,如今你更能理解当年父亲的心情吧?


  骆以军:儿子小的时候别人跟我讲,等他们到了十四五岁,那个孩子就不是你的了。我的两个儿子现在是高三和国三,两个过去粘在我身上的家伙,突然就不怎么理我了……我会觉得这十来年父子相处的时间好像是假的,哈哈。这种感觉很真实,孤苦伶仃,估计很多男人会在我这个阶段出来找哥们儿喝两杯。跟父辈相比,我这代真是没故事的人。


  记者:《弃的故事》是你二十几岁时自费出版的诗集,时隔多年在中国大陆出版,其实有珍惜和在乎的意味。也许,诗的意义对于今天的你来说比学生时代还要大?


  骆以军:是,你讲得特别好。我写《弃的故事》那些诗的时候也没太多意识到自己的外省身份,还是懵懵懂懂。我从小生活在台湾永和,身边都是外省人,不会觉得自己特别。读大学时离开永和,同学中就比较多本省人,我才慢慢接触到那些台湾本省人学生对历史的描述,听到他们父辈的讲述和我小时候听爸爸的讲述是有抵触的,跟我在学校里学到的历史也有冲突。


  记者:关于父辈讲述、家族回忆的写作,你是否还有未尽之言?


  骆以军:我感觉差不多写尽了,也可能写《西夏旅馆》时我就已经把自己清空了。父亲从大陆到台湾的迁移好像产生了一个物理的抛掷,那种巨大的后坐力,他身在其中,是最可怜的。他们的后半辈子在台湾,还生了我们。我觉得我的创作是现代主义的,有些像波兰作家布鲁诺·舒尔茨,父亲其实在这个故事的起点已经变形成一个怪胎。不过舒尔茨写得比我好太多。


  我希望《月球姓氏》给人的感觉是写到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好像我就在他的旁边看着一样,本来我不可能在他旁边。我有意识的时候,父亲都快五十岁了,在我眼中已经是个老人。父亲有一本日记,他老了以后交给我了,我录入一些日记的内容放在《月球姓氏》的结尾了。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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