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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我只为不多的读者写作并以此为荣

2017/02/28 08:33:45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唐山
“小说想写什么其实是不着数的,对一个作家来说,关键是怎么写。”在刚出版的《小说课》中,毕飞宇这样写道。

  采访者:唐山

  被访者:毕飞宇


  “小说想写什么其实是不着数的,对一个作家来说,关键是怎么写。”在刚出版的《小说课》中,毕飞宇这样写道。


  作家写文学批评不奇怪,福斯特的《小说艺术面面观》、伍尔夫的《论小说与小说家》,包括王士祯的《带经堂诗话》等,均称名着。


  将评论家与作家的文学批评对照,趣味判然:批评家关注思想,总在追问“写什么”;作家则关注手艺,更愿追问“怎么写”。


  然而,文学却绝不是“思想加手艺”这么简单。两者俱备,并不等于就是好作品。这意味着,在思想与手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空白,而《小说课》试图填补这个空白。


  在毕飞宇看来,手艺本身也是一种思想,只是这思想不是哲学,很难用逻辑思维去捕捉它。一代代人们将其称为灵感、趣味、境界、意境、小说智慧等,用毕飞宇的话说,它就“像出汗一样,从内向外发散出来”。


  从这个角度去读《小说课》,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一张创作构思的路线图,一本怎样当小说家的“科普手册”。


  小说的思想性不是注射进去的


  记者:您怎么想起写这么一本书?


  毕飞宇:算是巧合吧。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常被拉去讲座,从来没想过整理成文稿。后来在南京大学做系列讲座,恰好《钟山》杂志约我开专栏,我就把讲座稿整理成文,聚合在一起,就是这本书了。如果一开始我就这么做,现在得出一堆书了。


  记者:这本书让人想起金圣叹,近于传统的点评式文学批评,为何这么写?


  毕飞宇:还是有区别的。金圣叹的批评很短,每章开头时略长,后面都是点评,几十个点汇集起来,前后无逻辑。而我这本书的每篇文章还是有逻辑的,是完整的文章。


  不过,我对金圣叹的批评方法很熟悉,10多岁时就开始看,至今手边仍有,因为它对我讲课有帮助。金圣叹是将我提升为一个好读者的人,没有他,我可能无法走上写作这条路。


  记者:当时金圣叹的东西不是禁书吗?


  毕飞宇:当时很多书是禁书,偏偏《金圣叹评水浒传》不是,1975年有个“评《水浒》,批宋江”运动,让这本书成了普通百姓唯一能接触到的传统文化书籍。


  记者:您为何这么喜欢金圣叹?


  毕飞宇:因为咱们中学的语文课,包括大学的文艺理论、小说读法等,都是在小说外围下工夫,只讲作家履历、创作背景、社会意义、思想性、批评谁、歌颂谁等,就是不进入文本内部去分析。犹如环城公路赛,费了很大劲,却始终在绕圈子。总之,这些课对写小说没什么帮助。


  上中学时,我无意翻到《金圣叹评水浒传》,一开始没注意到点评,读完小说后,再看点评,越看越有滋味,那时我还没想过将来会去写小说。


  金圣叹的点评好看,因为他是由内向外写,告诉你作家为什么要这么写。小说都是从内部写起的,谁会先定好主题思想之类再去写呢?那就写不出来了。作家的思想不是用针管注射到身体里去的,而是从作家身体内部,像出汗那样,自然流淌出来的。否则,你就无法将哲学与文学、逻辑与感性区分开来。


  当然,我真正意识到这些是很多年后了,这是个漫长的摸索过程,一点点怀疑并否定学校教给我的东西。


  怎能跟教授们去比学问


  记者:其实从您的书中还是能看出中文系的底子的,比如分析《促织》时,与《变形记》进行了精彩对比。您说从表面看,二者都采取了变形、魔幻的手法,但卡夫卡关注的是人,蒲松龄却未能突破民的框架。这段分析,其实还是在谈“写什么”。


  毕飞宇:确实如此。如果不是英语不太好,当年我可能就会去研究文艺学或美学,会一直读完博士,那就是另一条人生道路了。我是一个对理论有兴趣的作家,我大学毕业后教了5年书,还编了一套美学教材,所以分析小说的基本功还在。但我不可能把这本书写成学术着作,在南京大学中文系里,研究文学史、文艺美学、小说论的好教授太多了,我和他们唯一不同,在于我有写小说的经验,我怎能放弃所长,去和人家比学问?


  记者:您这本书试图展现“小说智慧”,但在这个“科学智慧”压倒一切的时代,这么做有意义吗?


  毕飞宇:当然有意义,因为人应该有足够的精神宽度,如果从生到死,始终用一种方式面对生活,这样的生命就是有缺憾的。对个体而言,有时思维方式、角度一换,可能一个全新的人就诞生了。


  比如一个女人,她在街上看到小孩,会觉得孩子很好玩。几年后,她成了母亲,再在街上看到小孩,她的看法可能完全不同,因为她拥有了母亲的视角,情感方式改变了。


  这是人人都能看到的例子,在精神世界中,还有很多肉眼看不到的东西。


  我是大学教师,面对的学生天天都在接受“科学智慧”的训练,我有义务让他们知道世界上还有“小说智慧”。如果他们毕业时,不能多带一个脑袋走,那他的大学也就白念了。


  爱比超越更重要


  记者:在现实生活中,只有一个脑袋的人太多了,在网上,为一点小事网友们就会吵成一锅粥。


  毕飞宇:我倒不认为这是“科学智慧”的结果,恰恰相反,很少有网友在用脑子讲话,多是在用舌头讲话。他们不拼逻辑,只拼嗓音,拼感叹号的数量。


  社会发展了,依然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认为,今天拥有理性思维比拥有感性思维更重要。说到底,文明就是理性,就是讲道理。


  记者:作为写作者,该怎样处理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之间的关系?


  毕飞宇:没什么办法,二者之间的对立永远存在,只能由天性决定。或者去当理性强的作家,或者去当情感丰沛的作家,但你最终会知道,你是无法改变自己的。唯一能改变的是态度,你只能顺应自己的内心去写,接受它的声音。


  记者:这种冲突会不会让你很痛苦?


  毕飞宇:我儿子还很小时,我就带他去跑步,一到极限,我就告诉他,熬过这2分钟,你会发现你还有惊人的能量。所以他很小便知道,每个人都有极限,但过去了,好光景就在眼前。我对儿子这么说,对自己也这么说。当我觉得困难时,我知道那是到达了极限,所以一是别急于放下,二是别恐慌。


  记者:作家要不断超越自己,这其实也是一种煎熬,您会怎么应对?


  毕飞宇:超越自己一定是好事,但我问过自己,为什么要写作,最根本的原因是爱,而不是超越。所以能超越就超越,超越不了,做的也是自己所爱的事,能从中得到快乐,这就足够了。


  我从没说我讲的就是对的


  记者:您是大学教师,如今大学生还读小说吗?


  毕飞宇:我在南京大学教书,也到其他大学讲座,讲座完学生们会提问,其实回答很容易,提问题更难,从中很容易判断出他们的阅读量如何。从北京、南京的情况看,令人乐观。我1984年在扬州师范学院读大二时,成为学校诗社的社长,可以很荣幸地告诉你,这个诗社现在还在。


  不过,如今理科生比文科生更关注我的讲座,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理科生的文学课太少?我百思不得其解。


  小说影响力下降了,也没必要难过。文学不可能再像当年那么辉煌,因为那是个大变迁的时代,文学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在今天,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小众作家,我从来没想成为大众作家,我只为不多的读者而写作,并以此为荣。但中国人口这么多,小众的数量其实也并不小。


  记者:李敬泽曾说,虚构正变得越来越艰难,您怎么看?


  毕飞宇:李敬泽还说过另一句话:如果你想写一个长篇,2年内还没写完,第3年就不用拿出来了,因为它已过时了。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3年前你关心的东西,现在还关心吗?3年前的房价,和现在还一样吗?社会变动太快了,让作家应接不暇,我们的眼睛、耳朵、皮肤全都变得迟钝了。过去的历史是有节奏的,作家能适应它,现在真适应不过来。


  记者:如果学生们没有足够的阅读,他们能听得懂您的课吗?


  毕飞宇:所以我只讲最常见的小说,如蒲松龄的《促织》、莫泊桑的《项链》、鲁迅的《故乡》等,中学课本里都有,这对我很有挑战性,因为这些小说被许多中学老师讲过。


  我开始讲座的第二天,电视台兵分两路,一路来采访我,一路去采访各中学的教师,问是否同意我的解读。


  我特别要声明一点,我从来没说我讲的就是对的。对中学生来说,应以老师的讲解为准,我讲的只是补充,只是打开另一扇进入小说的门而已。


  记者:打开这扇门的意义何在?


  毕飞宇:2005年我到法国,有两位摄影师在海滩上为我拍照,他们忙了2个小时,突然,其中一人躺了下来,让我在他面前走过,他来拍。我觉得很搞笑,怎么拍不行,为什么要躺着拍?可转念一想:为什么人家不能躺着拍呢?换一个角度,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发现。读小说也如此,你可以坐着看,也可以跪着看、躺着看。


  读《红楼梦》就像谈恋爱


  记者:如今年轻人面对的压力比较大,这或者也是他们不太爱阅读的原因吧?


  毕飞宇:我不这么看,欧美也处在互联网时代中,可人家地铁、火车、机场里,阅读的人多得让人叹服。他们压力也很大,单就作家来说,我觉得外国作家压力就比中国作家大,不阅读,可能还是生活态度、文化传统的问题。


  记者:虽然现在年轻人不太读纸质书,可他们读电子书,这不一样吗?


  毕飞宇:完全不是一回事。对我来说,如果手里没有笔,不能批注、做个记号什么的,那就不叫读书。纸质阅读是延续的,会持续发生影响。几年后翻出来,看着那些批注,你还能想起当初的感受。电子书就不同了,看过就彻底过去了,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读一本400页的纸质书,你大脑就要建构一个400页的体系,而读一本电子书,你大脑建构的体系只有这一屏,所以可以从历史串到体育,从体育串到摇滚,从摇滚串到汽车,最后什么也留不下来。


  总之,我还是喜欢读纸质书的那种仪式感。


  记者:您最近在读什么小说?


  毕飞宇:其实我现在很少看当代小说了,就像刚才说的,小说不再像当年那样,给人以震撼的感觉了。不过我的房间中永远放着一堆经典小说,有时间就会去翻翻。我看老小说的时间远远多于新小说。


  记者:从书中可见,您对《红楼梦》相当熟,您看了多少遍?


  毕飞宇:这我就不敢说了,因为在我家,我看《红楼梦》的次数是最少的。我夫人每年都要看一遍,我父亲在“文革”时,晚上点着小油灯还在偷偷看,你说我怎么和他们比?但《红楼梦》的细节我还算熟悉。我年轻时不喜欢《红楼梦》,现在则认为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读《红楼梦》需要年龄,这就像谈恋爱,不到年龄你谈不了。


  在我的写作中,对我产生影响的作品非常多,但《红楼梦》对我影响最大,只是从字句上看不出来。


  俄罗斯文学伟大,是其文学土壤伟大,因为诞生了一大批作家,这个不行那个上,出巨着是必然的。《红楼梦》伟大则是个案、是偶然,完全源于曹雪芹这样难得一见的天才,它恰好落户在中国。


  我干什么不吆喝什么


  记者:您写这本书时,心中的目标读者群体是谁?


  毕飞宇:虽然这些课是在大学里讲的,但我最大的愿望是中学语文老师来读,如果他们能从中受到启发,则将来的孩子们会受益,更多感受到文学的自由与美,特别是文学的自由。


  记者:也许中学老师们会对您的书不以为然。


  毕飞宇:没问题,哪怕他们批判我的书也好,就算你完全不同意,你也该知道,小说还有这种读法。谁对谁错不重要,文学不看重结论,看重的是过程。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教人如何读小说,而是想方设法帮人们如何写小说,最重要的是,让大家看到作家是如何思考的,创作的思路是什么,对于想写小说的人,这本书对他肯定会有帮助,比读文学史、文艺理论更有价值。


  记者:今天想当专业作家的孩子不会太多吧?


  毕飞宇:在任何时候,我都不会劝年轻人去做专业作家。我也不是专业作家,我有自己的工作,写作只是我的业余爱好。靠写作养活自己这条路太难了,总说干什么吆喝什么,我是干什么不吆喝什么。


  记者:您一直在健身,这对写作有帮助吗?


  毕飞宇:我健身的目的不是为了写作,但对写作一定会有帮助。健身让我比同时代的许多作家更健康、更精力充沛。虽然我会写颓废人物、悲剧人物,但我很少感到颓废。写作者内心付出巨大,好身体有利于写作。


  不怕写得慢,就怕写太快


  记者:您的下一部长篇何时会出来?


  毕飞宇:这两年我刻意让放一放,这样才能写下一部。


  记者:您的写作速度如何?现在网络写手一天得写一万字。


  毕飞宇:我一天大概要写六七小时,一天大概写1000到1500字。一天一万字太不正常了,人的能力达不到,只能降低对文字的要求,那是我不能忍受的。


  记者:这么慢?


  毕飞宇:这还慢?我这个速度很正常,已经算比较快的了。写小说要考虑的因素太多,就像开车一样,如果只看前面,一定会出车祸,你要四面八方都看到。写小说时,要考虑情节、人物、时间、语言等八九个因素,必须综合推进。


  写小说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就是写着写着容易high(兴奋),这时我会刻意把速度降下来,只用两个手指打字。我不担心慢,就怕因为high写得太快。年轻时常干这种事,一下写了很多,第二天早晨起床一看,全是垃圾。不是我给自己找别扭,而是亏吃得太多了,所以现在不得不这么干。


  如今写到high时,因为写作速度降下来了,所以内心特别快乐,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记者:这种谈小说的书,您将来还会写吗?


  毕飞宇:一定会写,因为还在讲课,将来可能会谈长篇小说,谈一些专业作家才懂的话题,比如时间,《百年孤独》如果去掉时间因素,恐怕得写八九卷,那就没什么看头了。


  毕飞宇:着名作家、南京大学教授,两获鲁迅文学奖,并获得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和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被誉为“写女性心理最好的男作家”。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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