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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口上“编舟记”——专访第七版《辞海》常务副主编巢峰

2017/03/13 10:37:40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黄玮
他或许是辞书界最年长的主编——即便已89岁高龄,即便身处医院,仍在为修订中的第七版《辞海》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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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志凌 摄


  采访者:黄玮


  被访者:巢峰


  他或许是辞书界最年长的主编——即便已89岁高龄,即便身处医院,仍在为修订中的第七版《辞海》忙碌。


  日前度过自己“80岁生日”的大型综合性词典《辞海》,其风雨历程与社会意义,如同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标志性缩影,“全面反映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系统展现了中华文明丰硕成就”。


  而这一叶载人遨游于中华文明浩浩海洋中的扁舟,凝聚着一代又一代辞海人的智慧与辛劳,也凝练出“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许一字空”的辞海精神。


  近日,《记者》专访了辞书界元老、第七版《辞海》常务副主编巢峰。


  人物小传


  巢峰


  曾长期担任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总编等职,经历了四个版本《辞海》的修订编纂出版工作。


  我老了,但《辞海》不会老


  记者走进华东医院病房时,巢峰老先生去做检查了,未在病房。


  只见到,他病床一侧的小几上,一份文稿正摊开着,边上有一叠报纸相伴,再加上那枚压在文稿上的有些年头的放大镜,它们构成了某种静默的诉说。


  不一会,它们的主人步入病房,身形瘦小,精神不错。他告诉记者,看报是他多年的习惯,摊开的文稿是他正在看的一封和他探讨《辞海》的来信。


  甫一开口,“辞海”两字就那么自然地登场了。这不禁令记者感慨:在《辞海》80多个春秋的风雨历程中,巢峰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另一方面,巢峰投身出版界60多载,《辞海》仿佛已经成了他职业生涯的另一种说法。


  今年89岁高龄的巢峰,自1978年起长期担任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总编等职,经历了四个版本《辞海》的修订编纂出版工作。就像他自己深情告白的:“这么多年来,我的生命就是跟编纂《辞海》交织在一起的。我老了,但我相信《辞海》不会老。”


  记者:年前,《大辞海》出版暨《辞海》出版80周年座谈会在《辞海》诞生地上海举办。置身于这个回望和前瞻《辞海》命运的大会,您是否特别感慨?


  巢峰:是的。当时我就说了,《辞海》“80岁”,这对我们“辞海人”来说,是值得自豪、很有意义的大事。


  记者:您所感受到的自豪和意义来自哪里?


  巢峰:中国每年出版几十万种书中,有多少是有近百年历史、定期修订、长销不衰的?《辞海》是经过几代作者、编者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地编纂和修订,才取得了今天这样的成绩。1936年,第一版《辞海》在上海问世,到目前一共出了六版,累计发行630万套。


  这么多年来,读者对《辞海》一往情深,称它为“无声的老师,没有围墙的大学”。“对不对,查《辞海》”,这是《辞海》出版至今获得读者信任的口碑,可算是“有口皆碑”。


  记者:“有口皆碑”来自于几代“辞海人”呕心沥血的努力。值得一提的是,作者队伍里汇聚了许多熠熠生辉的名字,如物理学家钱伟长、数学家苏步青、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生物学家谈家桢、历史学家周谷城、戏曲大师周信芳等。


  巢峰:像《辞海》这样一部包罗万象的辞书,的确是倾注了我们几代专家学者和编辑出版工作者的心血,从而确立了它在中国和华人世界的权威性。很多大型工具书,出版任务完成后,它的作者队伍和编辑出版队伍就解散了,而《辞海》的作者队伍和编辑出版队伍都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应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参加编纂《辞海》为荣,而且,一代传至一代。


  就像坐在火山口上


  《辞海》被誉为历史和时代的大事记、档案馆和里程碑。这和确定于1981年的“十年一修”规则紧密相关。


  80年来,在舒新城、陈望道、夏征农、陈至立等历任主编的主持下,《辞海》已有六个版本面世,第七版正在编纂之中。在其基础上编纂的《大辞海》也已出齐38卷5000余万字,填补了我国特大型综合性辞典的空白。


  晚年时,回首自己四度经历的《辞海》继承与发展、坚守与创新的历史,巢峰意味深长地总结说:“不同版本的 《辞海》,以纸质出版物的形式,反映着中国和世界的变化和发展,就像在近现代历史道路旁,竖立了一个个里程碑。”


  记者:接手《辞海》修订编纂工作时,您提出了“十年一修”的意见。因为,您认为“只有通过不断修订,才能修正错误,推陈出新,逐步接近真理。而每次修订,我们就像坐在火山口上,稍有疏失,就可能犯大错误。”


  巢峰:《辞海》的一次次修订和编纂,既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过程,也是一个修正错误、探索真理的过程。它不是“天书”,不可能不犯错误。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但各版《辞海》都难免存有错误。它的生命力就在“十年一修”。


  如果时间是历史和时代的步伐,那么,《辞海》就是历史和时代的脚印。时间不停往前走,《辞海》的脚步也必须紧跟前沿踏实前进。1981年,我们确定了《辞海》“十年一修”的规则。这意味着每十年,这本集单字、普通词语、百科名词术语以及地名、人名、机构名称于一体的综合性大辞典,都要进行修订,有保留、有修改、有新增、有删除。


  举个例子,第六版《辞海》比第五版增加200余万字,新增词目12300余条,条目修订超过1/3。新词汇、新概念、新思想在书中的不断出现,让每一版《辞海》都有着它所在时代的特征、亮点和烙印,进而,具有了文化上的象征意义。


  记者:时代发展到今天,社会变化日新月异,《辞海》仍十年一修,是否显得慢了点?


  巢峰:《辞海》收词,在反映生活和时代发展的同时,也要考虑词汇的知识性与稳定性。知识有个经受时间考验与沉淀的过程,需要社会承认。当然,在信息时代,十年一修,确实不能充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为此,今天辞海编辑部也很注重《辞海》非纸质版的打造。


  将于2019年出版的第七版《辞海》定位是“守正出新”。“守正”是要严格遵循辞书编纂规律,“出新”是指紧跟时代步伐,吸收最新的知识成果和发现。第七版《辞海》在形式上将分为纸质版与非纸质版。每个纸质版本都是历史和时代的大事记、档案馆和里程碑。而非纸质版则是《辞海》又一种生命力的延续,它的特点是及时传递最新信息,还可以与读者互动。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记者:听说您书柜中珍藏着所有版本的《辞海》,您对哪一版情有独钟?


  巢峰:我最喜欢1979年版。因为,它编纂最难,而质量甚高。


  记者:难在哪里?


  巢峰:1979年版 《辞海》 是修订时间最短的。1978年10月初,上级紧急指示,要求新版《辞海》在1979年9月前出版,向建国30周年献礼。


  时间不足一年。后来,又发现最大的困难并不是时间,而是对许多问题无法界定。那时,《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没有起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怎么写?康生、谢富治怎么写?孔子、海瑞等历史人物怎么写?对于这些问题的界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记者:这些具体的界定,事关重大。


  巢峰:当时,主编夏征农派了副主编罗竹风专程去北京请示,罗竹风在北京分别请教了20几位领导和学者,他们每个人都说了一些意见,但都仅供参考。


  怎么办?我说,还是《国际歌》中的那句话,“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只有自己救自己”,我们自己起草一个办法。于是,由我起草了《处理〈辞海〉稿件的若干意见》,一共8条39款。成稿后,一个夜晚,罗竹风和我去了夏老家,我讲一条,三个人一起讨论,夏老拍板。当时夏老说,“如果有错误,我这个主编负责。”


  “意见”出来以后,说实话我们心里七上八下的。好在,时任国家出版局代局长的陈瀚伯看到这份“意见”后,亲自写了按语,把它刊登在1979年第六期《出版工作》上,供各出版单位参考。这样,我们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陕西南路上的灯火通明


  从1978年年底至1979年8月,在编纂1979年版《辞海》的日子里,上海陕西南路25弄里的三幢小楼夜晚总是灯火通明。


  这灯光,燃起了许多作者、编者经历“文革”十年后重返工作的万丈激情,也照映出《辞海》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一方面,接到编纂任务距其出版时间不足一年,任务急;另一方面,参加过《辞海》修订的作者与编者在“文革”中散失颇多,人难找。但最终,任务完成仅仅用了“两个一百天”。一百天召集作者写词条,一百天编辑审核校对出书。


  “两个一百天”,完成1300万字、10.65万词条《辞海》的编纂。这个速度,令亲身参与者和关注此事者都觉得是个奇迹。


  记者:您还记得当年夜色里陕西南路上的灯火通明吗?


  巢峰:记得,记得。当时,每晚灯光都亮到12点以后,没有休假,连春节都在加班,大家拼命地要把《辞海》修订完成。


  那些专家学者“文革”中挨批挨斗,一旦有了用武之地,那种热情简直难以形容。为什么?多年没工作了,现在终于能工作了,那是最大的幸福。


  记者:今天听您这样说来,当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激情犹令人感佩不已。


  巢峰:当时我任出版社副总编兼《辞海》办公室主任,就是后勤部长,大事小事都得干,烧饭的师傅,我去请,烤火取暖的煤炭,我去弄。


  编《辞海》是个大工程,为了协调工作,我想了个主意,在食堂一面墙上贴了一张很大的“工作进度表”。把各学科工作的进度分成若干阶段,每完成一个阶段,就插上一面小红旗,红旗天天变化。这样,一百多个学科的进度一目了然。


  这下好了,大家都端着饭碗看进度表,谁先进,谁落后,一目了然。落在后面的学科,晚上他们办公室的灯准是最后一个熄。


  记者:这样你追我赶的编纂出版过程中,让您难忘的事肯定很多吧?


  巢峰:那些事至今历历在目,即使对一些细小情节,我也记得清清楚楚。


  比如,书印好了,在装订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错误。“反饥饿”的“饿”错成了“俄”。责任编辑要写检讨,但我想他一个人检讨压力太大,就对他说,我主持具体工作,我有责任,我们两个人一起检讨。于是,我们在黑板上写了检讨,还被扣罚了一个月奖金。


  那个错误怎么办?我带了十几个人,用黑色圆珠笔把“俄”字改成“饿”字。8万套,改了整整两天。好在,“俄”改成“饿”,改动不大,不显眼。


  记者:听说当年这版《辞海》的销售都可以用“轰动”来形容了,这真是对“辞海人”最好不过的回馈了。


  巢峰:因为纸张供应紧张,1979年版《辞海》第一次就印刷了8万套。结果,没有几天就全部发出去了。当时,一般人的月工资是36元,《辞海》缩印本定价22.2元,并不便宜。但因为供不应求,《辞海》的黑市价居然卖到原价的一倍。面对长长的读者队伍,上海工具书店甚至出台了新婚夫妇凭结婚证买一部《辞海》的“土政策”。


  还有读者直接给编辑部寄来了22.2元钱,说自己跑了十几个地方都没有买到《辞海》,实在没办法了,只好请编辑部帮忙。有段时间,因为读者来信太多,出版社还专门安排了两三个人来处理读者信件。


  记者:这些充满历史印记的故事,生动而深刻地印证了一种说法——回望《辞海》问世以来的世事沧桑,仿佛触摸着中国文化前行的脉搏。


  巢峰:《辞海》的历史,就是中国文化历史的一个缩影。


  半路出家的“插班生”


  曾经,有人这样做过统计:《辞海》从发稿到印刷成书,所有文字都需经过5审5校。2000万字的文稿,如果由一个人看上5遍,每天看1万字计,需要20多年。这样的数字,是浩瀚、是气度,也是辛勤的劳作——这就是辞海人生。


  8年前,媒体报道《辞海》第六版出版总结表彰大会时这样写道:正是无数专家学者前赴后继的倾心倾力,才积淀出《辞海》今天所享有的口碑和声誉。90多岁高龄的《辞海》副主编石美鑫教授,曾在监护室里,接着临时心脏起搏器,审读修订稿;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叶祥奎老先生,在医院发出病危通知时,仍念念不忘《辞海》收词工作;上海水产大学伍汉霖教授为了赶进度,赴美探亲时,还带着鱼类学书稿远渡重洋……


  一代接着一代的学者,编纂一版又一版《辞海》,凝练出一种力透纸背的辞海精神——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


  记者:作为一位资深辞海人,您怎么解读辞海精神?


  巢峰:“一丝不苟、字斟句酌”、“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许一字空”,编辑出版队伍要以出版事业为荣,一干到底,成名成家。出版单位要有严谨的精神、严格的作风、严明的纪律、严肃的制度,工作中对每个数据、每个引文都要逐一核对,对每个标点、每个符号都要认真推敲。马虎草率、粗制滥造,是最为令人鄙视和唾弃的作风。


  编纂一部大辞典,真正是“板凳要坐十年冷”,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哲学大辞典》《经济大辞典》《法学大辞典》等等,所用时间都在十年以上,而《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编纂出版时间竟达21年之久。


  记者:为了《辞海》,您坐了几十年冷板凳。有人称呼您为《辞海》元老,有人比喻您为《辞海》守望者,而您自己的说法则很好玩——半路出家的《辞海》“插班生”。


  巢峰:我这个半路出家的“插班生”,真是说来话长。1954年,我从江苏调到上海,在华东新闻出版局工作,开始了出版生涯。1958年,因为出版社缺人,我从出版局调到上海人民出版社担任副总编,负责编审经济读物。


  我审阅的第一部稿件是王亚南的《资本论研究》,审这样的稿件,不懂政治经济学不行。可我14岁参加革命,初中只读了3个月。这迫使我捧起了《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读物。每审一部书稿,我都是先看参考书,再看《资本论》,再看书稿。这种“现炒现卖”的方法还算有效。


  后来,我就开始写政治经济学和出版、编辑等方面的文章。


  记者:这段经济学经历又怎么会将您引至《辞海》人生的?


  巢峰:“文革”结束后,上海恢复文联、社联活动,我成为了经济学会的第一召集人。从而,市委宣传部和出版局任命我为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到辞书出版社后,我碰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编纂1979年版《辞海》。


  前人的错误给我们教益


  辞海精神,镌刻在辞海人编写《辞海》的日日夜夜里,成为了中国一个关于学术精神、工作精神的闪亮名字。


  而从巢峰几十年的出版经历来看,他更是将这种辞海精神,刻写进了自己的生命。


  1992年,针对当时《语言大典》等一些词典的抄袭剽窃、粗制滥造现象,巢峰率先开火,学术“打假”。


  85岁那年,巢峰推出自己的第三部文集 《辞书记失》,评论近年来我国出版的一些辞书中的种种失误,一针见血。


  对于真实和严谨的执着,让这位老者,精神不老。


  记者:您对辞书“记失”,是为了让读者“得到”什么?


  巢峰:就像文学和艺术有文学批评、艺术批评一样,我认为,辞书学也应该有批评,否则它何能健康发展。


  研究前人的失误,其实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德国哲学家狄慈根曾经说过,“前人的错误给我们的教益,不亚于他们的积极的成就给我们的教益。”当然,前人的失误不会自然地给我们教益,重要的是我们要对前人的失误进行分析研究,从中吸取教训。集我数十年出版工作的经历,特别是对辞书编纂的心得,我想很有必要将一些“失误”与大家切磋。希望这对抵制谬误流传,树立严谨作风,有一定的作用。


  记者:同样是为了抵制谬误流传,树立严谨作风,在任中国辞书学会代会长期间,您“一破一立”抓了两件事:一是,建议创立中国辞书最高奖“中国辞书奖”以奖励优秀辞书;二是,在辞书界开展打假批劣。


  巢峰:设立“中国辞书奖”的同时,我还将我主持工作的上海辞书出版社辟为辞书学术研究基地,创办了 《辞书研究》刊物,为的就是使辞书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还不应忽视对炮制文化垃圾的行为予以评判与反思。有一段时间,辞书界在编纂质量上出现了问题,出了一些抄袭剽窃、胡编乱造的辞典。这种错误百出的辞书,玷污了学界的严谨学风,更会贻误我们的读者。


  记者:在您看来,辞书的生命力在哪里?


  巢峰: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断有新事物萌生,人们的观念随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而辞书的生命力就存在于不断地修订之中,不断去纠正失误,探求真理。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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