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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的小说课:你随时可以打断我,谈谈你的看法

2017/03/31 16:48:30 来源:壹文谭  作者:万建辉
   
毕飞宇是中国一线重要作家,有着巨大的读者群体。其作品《哺乳期的女人》《玉米》获得过鲁迅文学奖,新近作品《推拿》获得过茅盾文学奖。2014年起,他走上讲台,为南京大学学生教授小说写作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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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者:万建辉 

  被访者:毕飞宇


  毕飞宇是中国一线重要作家,有着巨大的读者群体。其作品《哺乳期的女人》《玉米》获得过鲁迅文学奖,新近作品《推拿》获得过茅盾文学奖。2014年起,他走上讲台,为南京大学学生教授小说写作课。这种“做老师”的体验,对他而言,既熟悉又陌生。他大学毕业后做过5年教师,然后有26年是在做记者、文学期刊编辑和职业作家。3年下来,他讲课的讲稿陆续发表在《钟山》《文汇报》上,最近结集为《小说课》一书出版。


  他为什么要去讲小说课?创作的灵感与技艺是可以手口相传的吗?身为作家的他是一个好老师吗?读加君日前邮件专访了身在南京的毕飞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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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洞见就是好老师


  《小说课》首篇谈蒲松龄的《促织》。毕飞宇说,这部只有1700字的故事是部伟大的作品,但因为篇幅太短小,“孩子们也许会说:‘伟大个头啊,太短了好吗?8条微博的体量好吗。’”


  书里的文字是这样活泼、俏皮、睿智、灵动,令人想象他应该是一个生动的、很受欢迎的好老师。可这么问他,他作摇头状:“我不能算好老师。小说课究竟该怎么上,我也在摸索。一个摸索的人就宣布自己是好老师,我没有这么厚的脸皮。”


  在他看来,好教师的标准,第一位是学识。学是学养,识是见识,必须有洞见。


  毕飞宇平时的精力,主要还是花在写作上,他自认教师专业的学养还没到做学院教授的程度。他平时在家写作,感觉自己有些余力,于是就为学生开一点针对小说的讲座。像文艺美学、文学史之类,他深知自己做不了,“自然有太多太好的教授去做”。


  无论在讲堂,还是书里,毕飞宇的谦逊处处可见,“因能力局限,谬误之处请同学们批评指正”。他强调,这样的表述不是故作姿态,是他对文学的理解。文学一定是开放和自由的。不能因为年纪比别人大,写作时间比别人长,就想当然地以为拥有真理,“不是这样的。我反复强调一条,文学不是真理,文学是寻找真理的路”。


  毕飞宇介绍,他在南京大学的讲课,是每学期开的几次讲座,对象是渴望写作的年轻人。小说既是实践问题,也是学术问题。写小说和研究小说是两码事,不是你写小说,就什么小说都能讲,“就实践而言,我积累了一些经验。”


  他的言谈书写告诉我们,他在“专业”上也许与学院派教授存在距离,但他一定不缺乏“洞见”。


  中国版《项链》为什么不成立


  在讲莫泊桑的《项链》中,毕飞宇做了一个试验,把故事里的人物全换成中国人名:某处室公务员王宝强,其妻张小芳向富婆好友秦小玉借了钻石项链,参加领导家庭聚会,结束后发现项链丢了。王宝强夫妇花了10年辛勤工作,攒钱买了钻石项链归还秦小玉,不想秦小玉说,当年借她的项链是假的。


  毕飞宇说,这个中国版《项链》故事,明眼人都可以看到漏洞百出:基于今天中国人的面子观念,张小芳不会借项链参加聚会;基于不抢聚会女主人风头的考虑,张小芳不会戴钻石项链出席;要还这条项链,王宝强夫妇能想出很多办法,不大需要老老实实苦干十年才买得起真项链。


  他进一步向学生阐发:中国版《项链》为什么不成立呢?对作家来说,有一件事比小说本身更重要,那就是时代或社会与文本的对应关系。从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维度,通过它有效地认识所写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背后的文化。


  延伸开去,毕飞宇还从《项链》读出了学生们在传统课堂上可能很难听到的“洞见”:原作中马蒂尔德夫妇有借有还,可见19世纪的法国社会契约精神还不错。莫迫桑批评的重点,可能主要还是侧重于人心——“人类顽固的、不可治愈的奢侈冲动”。


  毕飞宇小说课,是对作品写作实践的分析,意在告诉年轻人,经典着作的作者往往是怎样下笔的,他们如何把“事件”和“人物”提升到“好小说”的高度,考察作者的“性格、智商、直觉和逻辑”。做写作实践的分析,对他来说顺手一些,毕竟写了那么多年了,有些东西是感同身受的。


  他在课上的许多说法不一定正确,结论靠的不是逻辑分析,更多是小说家的直觉,因此有可能误判。“好在小说是开放的。在南大,我差不多每一次都要提醒同学们,你随时可以打断我的话,谈谈你的看法。”


  对儿子说:“碰到问题,我们兄弟俩可以讨论”


  有一类学生,毕飞宇“教”不了。他碰到过一个学生,爱写升级打怪的小说:每升一级,就意味着吸引一部分读者,再升一次级,又一个悬念出现,又一帮读者进来,点击量就是钱。这学生反过来给他上课,告诉他什么叫升级打怪,说你写的《青衣》有什么意思?


  为提升点击量,学生很焦虑,恳请毕飞宇帮助。毕飞宇告诉学生:“有关这一路的小说,你可以当我的老师。如果你想得到我的帮助,你就必须放弃你的升级打怪。”这学生后来就不来找他了。


  毕飞宇说,某些方面,儿子也是他的老师。在儿子指导下,他开始用手机,在网上看新闻。由此有了不少收获,如发现新闻下面的跟帖,评论者个个都很自信,都认为自己手握真理。


  一年前,毕飞宇开始用手机,他告诉在美国读书的儿子,随时可以联系到他,“碰到问题,我们兄弟俩可以讨论”。


  儿子读中学时,每到同学聚会,毕飞宇都给他很多钱,告诉他要主动买单。可儿子说,他会买单,但只买自己那部分,他们是AA制。毕飞宇感叹自己是农民,思维停留在农业文明里。


  认识虽到位了,可他还是经常为孩子不给别人买单生气,儿子则老是为毕飞宇让他为别人买单生气。


  毕飞宇写《玉秀》写到两万字时,4岁的儿子跑到书房玩鼠标,把文稿弄丢了,请修电脑的人来恢复,也找不回了。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快疯了,我打孩子的心已经有了,我是克制克制再克制,最终没有犯浑。我和儿子相处得挺好,我自己是这么觉得的,他是不是同意,我没有把握。”


  【访谈】“如果你想做曹雪芹,那没法教;如果你想写得更好,一定可以教”


  我喜欢聊小说大概是出了名的


  记者:到高校给讲小说课对你的写作有助益吗?


  毕飞宇:讲小说,对我写小说不会有什么帮助,即使有,那也是很间接、很长远的。写作就是这样,如果你想立竿见影,只有剽窃。


  记者:有一种可以让学生们拿学位的“写作班”,你会去吗?


  毕飞宇:我只是南京大学的普通教师,开不开写作班,这个我不好任性,要看学校的安排。


  在文学界,我喜欢聊小说大概是出了名的,南京大学给我聊小说的机会,我很感激。我通常选择学生熟悉的作品,重点讲作家为什么要这样写,他的小说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在小说的课堂上,我喜欢设想别人写作的状态,从这个状态出发,寻找小说内部的秘密。


  记者:你有没有在课堂上讲你写的《推拿》?


  毕飞宇:没有。一般来说,讲自己的作品不太合适。虽然我在《小说课》里涉及了《玉秀》,但是,课堂上我并没有讲。我把《玉秀》收入《小说课》,有一个特殊原因,那时候我在《钟山》开专栏,时间到了,被逼急了,只能挑自己最熟悉的写。《推拿》的情况是这样,到了互动的环节,如果有人提问,那我就说说。当然,我谈得多的主要是导演娄烨和他的电影《推拿》。


  记者:小说之法是可以传授的吗?


  毕飞宇:写作到底可不可以教?如果你决定要变成第二个曹雪芹,我的回答是写作永远也不能教。但是,如果你愿意通过几年的训练让自己比过去写得更好,我敢说,写作一定可以教。


  我读大学的时候读的是中文系,有专门的写作课,但我更愿意把所有的课程都看做写作课,文学史、文本分析、语言学、逻辑学、美学、心理学、教育学、通史,这些都是写作课。现如今,不少人一谈起写作的教育就觉得可笑,这就很不对。


  作家丧失了现实感会比较危险


  记者:你谈到《玉秀》,第一稿写完,不能接受自己这样轻易决定女主角的生死,能否再回顾一下这段创作时的感受?


  毕飞宇:《玉秀》是我写作生涯的一个蜕变,这个蜕变就是态度。一个作家在它的作品当中到底有多大的支配权?他是不是上帝?这个问题需要面对。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内心是很狂野的,有时候,他的确会为所欲为,这就是柏拉图所说的“迷狂的状态”。这个状态是可贵的,但是,也有它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现实感。在我看来,一个作家如果丧失了他的现实感,那就比较危险。


  记者:《小说课》中你讲到鲁迅借写《故乡》谈国民性。今天的作家可以向鲁迅学习什么?


  毕飞宇:鲁迅有两个特点,一,丰沛的情感,二,理性精神。鲁迅在处理情感与理性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他永远也不会拿情感去替代理性。不过,我想说,不要把这些年的“回乡笔记”和鲁迅等同起来,这个不合适。


  记者:你早期的作品《哺乳期的女人》写了留守儿童,这个题材还有可写的空间吗?


  毕飞宇:有,甚至空间更大了,因为情况更复杂了。但是我不会写了,不是我不关心这个问题,是作家的习惯,好多作家都不愿重复写作题材,我也一样。


  记者:从《平原》《玉米》到《推拿》,是否意味着你的写作在向城市题材转变?


  毕飞宇:没有转变这一说,从我写作到现在,我的写作一直都是两头跨的,乡村,都市。我并没有改变我的写作路数。这里头有一个情况我要说一说,我是乡下人,后来在城市里生活,这就给我带来了两支笔,一支在乡村,一支在都市,许多中国作家都有这样的情况。


  生活经历和阅读积累对作家都很重要


  记者:生活经验与阅读积累,哪个对作家写作更重要?


  毕飞宇:实际上,生活经历和阅读对作家来说都很重要。具体到个人,有些作家在生活阅历上丰富一点,有些人在阅读上扎实一些,这个还是由大环境造成的。比方说,遇上了二战、文革,一个作家就不可能好好读书,反过来,生活经历上就会提供更多的补偿。


  我个人比较偏向于阅读,道理很简单,生活阅历作家无法自控,阅读却可以。我们中国的文学教育是有问题的,过于偏重作家的生活积累,有意无意地看低了阅读。


  记者:你说过,“读者的阅读超越了作者,是读者的福,更是作者的福”,该如何理解?


  毕飞宇:这个要具体地看,如果在审美这个层面,我坚持我的看法。如果是别有用心,企图迫害作者,那就另当别论了。我相信大家都是明白人,会懂这里的区别。


  阅读带来的理解、解读,如果完全偏离了作者的意图,这怎么办?我想说,这也是正常的。不要说读,就是写,偏离了作者的意图也是正常的,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就是这样。


  记者:创作时,你一般最终会“屈从”于道德的内省,还是服从“艺术的需要”?


  毕飞宇:不好说,小说家都是痛苦的,我说的是好的小说家。你问我到底会屈从于哪一方,我不好说,似乎都有过。但是,在这个问题之上,有一个大前提,你到底是不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你到底是不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如果不是,屈从意味着耻辱,如果是,每一次屈从都是作家内心的一个进步。


  粉丝在意的是欢呼,读者在意的是交流


  记者:你目前在读什么,写什么?


  毕飞宇:我最近又把《傅雷家书》好好读了一遍。前几天,我给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傅雷家书》写序。


  现在手里在写的这个作品,写了三年,始终没把它写出来。是这个小说自身的问题,就像博尔赫斯的那句话,这很可能是我想写的作品,但不是我能写的。很痛苦,跟医院有关,有关的知识储备就把我弄得疲惫不堪。我一直有雄心壮志,把它写成一部大作品。可是每到一定的时候,我都觉得那很痛苦。我所有的头发,都是在这个作品面前白的。


  记者:在手机浅阅读时代,您有感觉自己的读者或者说粉丝在流失吗?


  毕飞宇:我出道比较早,起点也不错。因为比较努力,我的读者越来越多,这是情况是属实的。但是,我不愿意接受粉丝这个说法,我喜欢读者。读者都是有脑子的,粉丝可不一定。一堆没脑子的人,把你吹得天花乱坠的,这个一点意思都没有。粉丝在意的是欢呼,读者在意的是交流,前者很低级,后者很高端。我不是任何人的粉丝,可我也是许多同行的读者。十万粉丝和一千个读者,我选择一千个读者。说起阅读的危机,这个一点也不虚幻。在中国,阅读人口的比例是很少的,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记者:如今网络、影视、动漫、直播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在这个时代,小说如何赢得更多读者?


  毕飞宇:作家最好不要考虑这个问题,粉丝傻,读者可不傻,你写得好不好大家都清楚。小说家赢得读者最好的方法就是好好地做自己。我说过,对自己负责的作家,就一定是对读者负责的作家。当然,时代变了,作家不要命地自我吹嘘,自己给自己捕风捉影,现在也是有的。


  记者:《小说课》中,您谈《红楼梦》《水浒》,你对年轻人读这些经典作品有怎样的建议?


  毕飞宇:建议很简单,那就是相信经典。有些经典不一定是你的最爱,但是,阅读经典总是没有坏处的。我这样说有我的理性依据,我认识许多优秀的同行,他们也都是通过阅读经典成长起来的。经典最重要的东西还是价值观。


  【手记】作品偏冷,毕飞宇偏热


  在毕飞宇长篇小说《推拿》里,盲人按摩师小马从迷失到自我救赎的故事结局,令人看到生活的少许温情与光亮。作品中其他盲人的命运并不悲惨,然而也都好不到哪里去,整个故事基调给人感觉是偏暗淡的。


  毕飞宇说过,小说不能过热,也不能过冷。然而读者不认账,有读者说毕飞宇写的故事过于悲凉,人性的邪恶程度超出人们的日常经验。


  对这一点,毕飞宇向记者坦承,他作品的色调一直偏冷,没办法,这就是他。他本人是暖色调的,作品是冷色调的,“一点也不矛盾”,因为他是一个对自己不太满意的人,过于感性。正是由于写作,他让自己越来越均衡了。


  《小说课》中投射出的讲台上的毕飞宇,无疑与他自认“本人是暖色调的”“过于感性”是吻合的。《小说课》里,毕飞宇没有流露一点人生的虚无感、对人性的无望和满眼人世的悲凉,相反,他盛赞中国古典文学的巨匠们,他们用巧夺天工的“笔”,“雕琢”出值得后世学习与膜拜的不朽作品。


  讲台上,毕飞宇富有洞见和激情,甚至还流露出一丝得意,因为那些推断是他个人揣摩、顿悟所得,是独家所有的。他滔滔不绝于自己对曹雪芹、施耐庵、蒲松龄、鲁迅等名家在塑造人物、构思故事时的动机、直觉与逻辑的精巧,他告诉学生伟大作家的天才之处在哪里。


  其实好老师未必面面俱到,能在某一侧面或某一点激发学生,让学生眼前一亮,让学生有收获并非体现在高分数和优秀论文之类,而是内心有所得,这样的老师就是好老师。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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