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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历史的会晤——傅泽刚长篇小说《东方血线》访谈

2017/05/15 09:05:15 来源:文艺报   作者:方琼
傅泽刚:当代作家,云南盐津人,长期从事高校美术教育,现居昆明。着有《雪落高原》《东方血线》《艺公社》《一棵树或另一棵树》《魂系高原》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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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者:傅泽刚


  被访者:方 琼


  傅泽刚:当代作家,云南盐津人,长期从事高校美术教育,现居昆明。着有《雪落高原》《东方血线》《艺公社》《一棵树或另一棵树》《魂系高原》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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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 琼:《东方血线》出版后,受到读者青睐。这是一部以百年国史为背景,以滇越铁路为主线的小说,被定位为中国式的乱世佳人、云南曾经的悲壮传奇。您是怎样把历史小说化的?其中应把握什么原则?


  傅泽刚:滇越铁路是我一直想写的题材,这段历史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我以百年国史为背景,滇越铁路为主线,用小说的方式,书写了这段悲壮、屈辱的历史。先后有20万中国劳工参加筑建,数万劳工死于工险、传染病和被残杀,所谓“血染南溪河,尸铺滇越路,千山遍白骨,万壑血泪流”。滇越铁路穿越云南的高山峡谷,可与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相提并论,统称为世界三大工程,其中的人字桥,是世界桥梁史上的奇迹。建成后的滇越铁路是中国交通大动脉,也是抗战时期国际运送援华物资的重要通道,抗战军民誓死保卫,是真正的东方血线。其间,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如孙中山、黄兴领导的河口起义,蔡锷领导的护国起义,西南联大等,历史人物孙中山、袁世凯、蔡锷、唐继尧、朱德、闻一多等先后出场,特别是朱德,和滇越铁路有较多的关联。同时,这段历史也穿插着云南风情的浪漫和传奇,20多个国家的人来到滇越铁路特大站、北回归线穿过的碧色寨工作、生活、旅游、淘金、探险,构成了一幅清末民初的传奇景象。历史人物是阶段性的,小说中的历史也是片段的,但小说必须是整体性的,是前后贯通的,如何把片段的历史和小说构思组合在一起,这需要文学来解决,需要虚构人物来串联,让小说不散乱、不割裂,既真实合理,又有文学的审美和可读性。我把握的原则是:真实、合理,具有文学性。


  方 琼:根据您刚才的观点,该如何处理文学和历史的关系?


  傅泽刚:《东方血线》定位为历史小说,包含了历史和文学两个概念,可以说,这个小说是文学和历史的会晤和联姻,如何让二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是艺术问题,需要文学来解决。一般来说,历史小说写作有三种情况:一种是过于注重历史的真实性和与小说不相干的内容,这样会减弱文学性和可读性;第二种是过于偏离历史真相,用太多的文学想象和虚构来构建小说,甚至成了演义和八卦历史;第三种是把历史和文学结合在一起,注重历史事件基础上的人物设计和构思,让历史有合理的拓展,又不失于历史,让历史有某种走向的可能,又不剥离历史,在时间上让历史更连贯完整,在空间上更多维丰满、可感可触。这个小说从细节、情感、思想三方面来表现历史,让历史事件和人物鲜活起来,并具有可读性和思想深度。历史是刚性的东西,不可改变,而作为小说,只有这个是不够的,历史小说应让历史有细节、有体温,目的在于更好地还原历史,让历史更完整,让死了的历史活过来。


  方 琼:为何把滇越铁路放到国际背景下来写?应怎样处理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及矛盾?


  傅泽刚:无须放与不放,是历史使然。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一部被东西方列强瓜分、侵占的屈辱史。西方列强早就想构建他们的东方帝国,都渴望在云南修筑铁路,打通中国通道,以此掌控中国。法国抢占先机,与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在云南取得通商和修筑铁路权,所以小说本身就有国际背景,不同国家的人来到云南,在尚属蛮荒之地的边境小村碧色寨,必然会产生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小说中,巫师及其女儿都可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一个精通中医,一个唱京剧,而基督教和西医等西方文化的融入,还有咖啡馆、西餐等生活方式,甚至火车这个庞然大物,都被碧色寨人视为异端怪物。西方人不接受、不理解,甚至看不起东方文化,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影响当地人,试图把中国变为传播西方文化的胜地。小说中,碧色寨少女桂花和希腊小伙子乔布斯的恋情和婚姻,在经过许多障碍和磨难后,结合在一起,意味着东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交融,在生活的打磨和时光的溶解中,东西方文化,碧色寨人和西方人溶到了一起,碧色寨因此成为德克拉曼等人的第二故乡,这是时间和历史的真相。


  方 琼:作家都喜爱自己塑造的人物,这也许就是创作上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吧?您塑造了一个个性鲜明、可亲可爱的女主角童女红形象,另外,为何把男主角定为法国人?


  傅泽刚:女主角童女红是小说的灵魂,没有她就没有故事的起因、发展和高潮,我把她定位为乱世佳人,因为小说的背景是清末民初的乱世。整个小说根据她的人生经历来展开。没有悬念的故事和人物个性的塑造是乏味的,童女红出身名门,既傲慢、尖酸、刻薄,又善良、聪明、知书达理,并且美丽,是最早接受西方教育的云南女性,精通英语、法语,到过省城,既接受西方生活方式,又能与中国劳工共患难。把这样一个女性放到当时文明程度低的云南边陲小镇,本身就是一种冲突,让读者有兴趣了解她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工作、与人相处,如何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维护劳工利益,救助劳工,挽救劳工生命。她一身白装,穿行在破衣烂衫的劳工中,还走访百姓家,认劳工女儿为干女儿。她和法国人德克拉曼的恋情伴随其一生,到小说结尾,她仍然一身白装,就像一朵飘忽不定的云,没有归宿,不知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童女红是一个远离政治、不谙政治的女性,她没有政治理想和拯救国家和民族的抱负,但又总被卷入各种政治事件中,成为政治事件中的经历者和当事者,个人的生活和命运深受政治影响而改变,这是这个小说的深层命题。


  男主角德克拉曼是法国人,这是历史的必然。因滇越铁路,蒙自涌入大量外国人,德克拉曼是其中一员,他的经历充满变数,在无数偶尔的经历中形成必然的结果,最后和滇越铁路纠缠一生,连他自己也没想到。小说也因他有了一条副线,即他来云南寻找下落不明的爷爷,这当中,常有黑衣谍影出现,黑衣和自己爷爷有何关系?爷爷去了什么地方?是死是活?北回归线穿过的地方在哪?金山在哪?最后爷爷被谁杀害?一个又一个的谜团时隐时现,到最后,真相才一一浮现。


  方 琼:小说中人物众多,如设计师保罗·菲娅、希腊人布斯特、碧色寨巫师莫里黑及王子巴目等,这些人物在小说中有何意义?


  傅泽刚:这些人物在小说中是各种人物的代表,在历史事件中都有他们的重要地位。在蒙自一带流传着人字桥是女设计师设计的说法,故把人字桥叫作女儿桥。有个传说流传至今,桥两边的隧道中有女人唱歌和说话的声音,歌声委婉凄凉,并为过往行人保驾护航。而实际上,人字桥主要由保罗·菲娅的老师保罗·波登设计,准确地说是共同完成。因保罗·菲娅自始至终参与滇越铁路和人字桥的设计,和人字桥、滇越铁路的情感比任何人都深,她和童女红相处极好,本性善良,较能融入中国社会,受劳工欢迎。希腊人布斯特,蔑视中国人,他是工地主任,对待中国劳工的工具就是鞭子,他是虐待、杀害中国劳工的恶魔。而土司是封建集权的代表,巫师是神秘东方文化的代表,鲁少贤是革命党、国民党的代表,章政要是封建社会的代表,王子巴目和轩颜是共产党的代表,等等,这是历史中自然形成的人物,在小说中,具有不可或缺的文学意义,是他们构成了这部小说。


  方 琼:文学的价值在于对人性的永恒探索,面对复杂的人性,您是怎样表现的?


  傅泽刚:文学就是人学,人性是人最本质的基因,在小说作品里,人性是推动故事发展和人物行为方式的基石,可以说,人性的复杂性就是小说的复杂性。这种元素的植入,是小说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前面介绍的这些人物从性格、感情、命运来说,都充满矛盾和冲突,这就是人性的复杂性,文学必须回应这种复杂性,这也是文学的魅力所在。小说中,布斯特这么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恶人,最后却能冒着生命危险,救助火车上的中国人,弃恶从善;璐蔓丝开始排斥童女红,最后也接纳了童女红;土司这样一个抗法护清的人,最后却对离去的西洋人依依不舍。这样的结果,符合人性的复杂性、小说不确定性的特点。而男主角德克拉曼,本性善良,却摆脱不了他作为西方人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在处事上,总偏向他自己的国度,在对待童女红的感情上存在一定的迟疑和妥协。


  方 琼:西南联大对云南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您在小说里怎么还原这段历史?


  傅泽刚:这部小说的最初缘起,是一家公司邀请我写西南联大的电视剧,我认为西南联大这个题材,很适合电视剧表现,但西南联大涉及太多历史及人物,如果要保证电视剧好看,就需要和真实的历史保持一定距离,这很难得到主流文化和社会认同,如果太重历史,又未必好看,在两难之间,我另辟蹊径,选择滇越铁路这个题材,写成了小说。在《东方血线》里,不可回避西南联大。当年,联大部分师生从海上南下,再从越南海防乘滇越线火车到达蒙自,因昆明不能容纳全部,把文学院和法学院留在蒙自。一个边城,因为战乱,一时云集了全国的大师、大家,名噪一时,给昆明、蒙自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繁荣和深刻的文化影响。西南联大的出现,对小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童女红和德克拉曼的后代都上了联大,因此结识、相恋,串起了两家两代人的故事,并给了故事一个耐人寻味的不确定的结果。


  方 琼:您是美院毕业,早年写诗,这些经历对您的文学创作和语言上有何影响?


  傅泽刚:绘画训练艺术感觉,让我对色彩和形状有敏感的触觉,诗歌锤炼语言,语言形象生动是外表的,更重要的是能够控制语言,置语言于释放和张力的状态,写景有意境,让景物活起来,充满灵性,且有表现力,这些都是文学创作的功课和重要基因,而绘画上的构图及层次感,对我结构小说有帮助作用,小说有节奏和韵律,尤如绘画中的构图和结构,疏密有致,密则不可插针,疏则可满纸跑马。说到这里,我想起吴义勤和胡平两位评论家对我的评价。吴义勤曾这样评价我:“傅泽刚的小说有强烈的画面感和视觉冲击力,景物成为结构和主题展现不可或缺的层面,也是小说美学呈现的重要载体”。而胡平这样写道:“傅泽刚的文字在色彩、比喻、借代和通感上是突兀的,也是漂亮的,是普通小说家不容易写出来的”。


  方 琼:您认为作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情怀,才能担当起文学使命?


  傅泽刚:都说文学有三种功能,即教化、审美和娱乐功能,您的所问,应该指的是文学的教化作用。作家首先应有良知和道义,要有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关注和书写滇越铁路这个题材,正是一个云南作家,应有的担当和责任,这是我多年来的一个情结,我是用细节、情感和思想去记录生活和历史的,有情感就必然会有态度和倾向性,可以说,没有情怀就没有作家和艺术家。而思想,就是作家对生活和事物的新发现,是作家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体现。都说短篇小说是细节的艺术,中篇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而长篇小说,从技术层面讲,是结构的艺术,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是表现人物命运和社会变迁,反映国家民族命运和走向的艺术。我在这方面还有很多欠缺,我一直在路上。


  方 琼:写作被认为是孤独者的狂欢,从《东方血线》的经验看,您认为文学创作的理想状态是什么?


  傅泽刚:小说写作复杂,涉及领域广泛,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写哪个领域就必须具备哪个领域的知识。一个小说的问世,首先是确立主题、设计人物、构思故事、选取角度、调度语言,然后进入状态,与其说是写看到的,不如说是写自己感受到的,所以小说是一种自圆其说。作家就如人类的上帝和导演,在自己的作品里统治人间的一切,我享受这个过程。什么是理想状态?当你和小说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的时候,就是理想状态,换言之,就是走进人物内心,走进那个时代、那个地点,比如,就《东方血线》来说,就是走进上世纪之初的时空,写蒙自的气息和地域特点,而不是上海、北京的气息和地域。画画可以边听音乐边画,可以边聊天边画,写作不行。青年女作家周晓枫说:“写作拒绝过程中的一切旁观者”,是独立而安静的存在,一只蚊子也不允许进入。作家是深夜的倾诉者,代表上帝和人类交流,又代表人类向上帝倾述。我还想说:今天是一个读图时代、快读时代,受自媒体、网络和影视作品的影响,纸媒读者少了,但我相信,无论时代怎么变化,文学仍然是人类社会的精神和灵魂,仍然是最适合人类集体记忆的方式,一个文学阅读的时代一定会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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