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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布鲁姆:世上只有一个神,他叫莎士比亚

2017/06/26 09:32:52 来源: 外国诗歌精选  
   
87岁的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住在纽黑文镇一条安静小街边的一栋别墅里,他已经许久不出门见人了,出门往往就是到医院做手术。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 1930-),解构主义耶鲁“四人帮”之一,当代美国着名文学批评家、理论家,1951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195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曾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哈佛大学。着书甚丰,代表作有《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1973.)、《误读之图》(A Map of Misreading, 1975.)、《诗歌与压抑》(Poetry and Repression, 1976)、《西方正典:位大作家和不朽作品》(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1994.)、《莎士比亚:人的发明》(Shakespeare: 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 1998.)以及《哈姆雷特:无限的诗》(Hamlet: Poem Unlimited, 2003.),等等。


  87岁的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住在纽黑文镇一条安静小街边的一栋别墅里,他已经许久不出门见人了,出门往往就是到医院做手术。但他还给学生上课,通过Skype。他搬到一楼来住了,用扶手椅在房间里慢慢地移动。他吃了一块饼干,喝了一口水后,颤抖的手好不容易才把茶杯放到桌子上。但是他眼睛仍然放射出睿智的光芒。


  哈罗德·布鲁姆,美国着名文学批评家,刚刚出版了第46本着作《福斯塔夫》。这是他的“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个性丛书”的第一本。这套丛书第一批共有5本,布鲁姆口授,助手协助,以每半年一本的速度写作和出版。


  早在1973年,43岁的布鲁姆在美国出版了《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引起欧洲文学评论界的高度关注,“一本薄薄的书震动了所有人的神经”,一举奠定了他西方文坛批评大家的地位。他独树一帜的“诗的误读”理论,成为很多人运用的思想谱系。布鲁姆发现,后代作家总是无法避免前代经典作家的影响所带来的焦虑,他断言弗洛伊德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其实是对哈姆雷特情结的有意误读。


  1994年他的《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收入了从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到贝克特的26位西方作家,这部五百多页的厚书,其实是他为文学经典唱挽歌。因为经典书没有人读了。他在《西方正典》中预言,文学在经历神权时代、贵族时代、民主时代之后,有一个混乱时代,然后重新开启一个神权时代。


  布鲁姆一生打过四次笔仗。第一次是反对“新批评主义”,第二次反对解构主义,第三次是反对女权主义,第四次是反对哈利·波特文学。因为挑起一次次的论争,他被称为“抬杠批评家”。但是,四次战争他都失败了。他现在不想跟任何人打仗。


  为什么反对哈利·波特文学和斯蒂芬·金?哈罗德·布鲁姆的理由是,你读了这些三流作品,就没有时间读一流作品了。劣书会挤占好书的时间。在他眼里,厄普代克、卡佛、门罗都是二流作家。他极力推荐他的好友菲利普·罗斯,虽然罗斯一次次错过诺贝尔奖。“在世的美国小说家里只有四个人,作品将会流传,菲利普是其一。”布鲁姆说。


  布鲁姆认为美国从小布什以降,就在重蹈罗马帝国的覆辙,根本的原因是教育的衰落。而现在美国基础教育的问题是读书太少了。“美国的民主制度正在崩塌,因为人们不再阅读。”


  “从我是个小男孩起,我就有一种很奇异的记忆力。看着一页书,我读给自己听,然后我的耳朵就能记住一切我自己读的。”布鲁姆讲课的时候,甚至不带书。他曾告诉他的耶鲁同事孙康宜,他是神学家圣奥古斯丁的忠实信徒,圣奥古斯丁以为天下万事均得靠记忆,一个人是靠记忆来拥有一切的。所以他现在还在写他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一本书《记忆附体》(Possessed by Memory),这大概是他的第51本书吧。


  2017年4月15日下午四点,哈罗德·布鲁姆在他纽黑文镇的家里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


  世上只有一个神,他叫莎士比亚


  记者:你的第46本书写福斯塔夫,为什么如此欣赏莎士比亚的这个戏剧人物?


  哈罗德·布鲁姆:这是我的《莎士比亚的人物个性》系列的头五本,每六个月就会出一本。下一本写克丽奥佩特拉,接下来是李尔王,然后伊阿古,最后是麦克白。我欣赏福斯塔夫,因为他实在有一种原始并洋溢的激情。他既含蓄又直白地教导我们:生命本身是唯一的财富。就圣经奥义而言,他得到了神的福佑。他就是完整的道德生活之典范。


  记者:你现在的阅读习惯是什么,这么多年来有变化吗?做不做笔记?


  哈罗德·布鲁姆:总体来讲我的阅读习惯没有变化。这周二我准备在课上讲《暴风雨》。明年秋天我会讲莎士比亚的悲剧,后年我会再回到对莎士比亚全集的讲解,通常是历史剧、晚期的传奇剧以及悲剧。我常重读莎士比亚,朗诵他,教他的作品,以及写他。当然,我也做其他的事,但这是我的中心。


  记者:为什么你说莎士比亚“发明”了人?为什么你说莎士比亚、但丁、惠特曼、弥尔顿、华兹华斯等诗人的特质是今天的女性主义批评家难以接受的?


  哈罗德·布鲁姆:我不想讨论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文学评论。我已经卷入了太多的争吵,我不想再被叫成厌女症了,我是什么都行,但不是厌女症。我不想讨论无稽之谈。女性主义,忘了它吧。莎士比亚,很多人误解了那本书的名字,《人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我的英雄偶像塞缪尔·约翰逊博士说诗歌的精华即是发明。所以当我说到莎士比亚创造了人,当然不是指像爱迪生发明了个电灯泡那样的发明,我是说,人类的角色早已存在,人类的性格也是。但是没人知道如何去描写,甚至不知道怎样去认知人的不同个性,除了莎士比亚。不过乔叟是离莎士比亚最近的那一位。莎士比亚有100个主要人物,1000个次要人物。最让人吃惊的是,100个和另外那1000个人物,每个都有着自己独立的语调,每个都有自己的性格。没人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有时候别人会生我的气因为我说:世上只有一个神,他叫威廉·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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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鲁姆43岁时在美国出版的《影响的焦虑》,一举奠定了他西方文坛批评大家的地位。


  我不想断送研究生的前途


  记者:你年少时立志要做哈佛和耶鲁的诗歌教授,并在51岁那年得成夙愿。为什么会有这种具体的心愿?


  哈罗德·布鲁姆:这个我倒还记得,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叔叔,撒缪尔·费尔德曼,他经常带我去看棒球赛。我把所有时间都用来读书,那时候我也就五六岁,我叔叔就问我:“赫谢尔,你以后长大了想当什么?”我们讲的是意第绪语,我的母语,在纽约从小长大时讲的语言。我说我只想继续读莎士比亚和诗歌。他说,那你当个教授吧。我不知道教授是什么。他说,就是在哈佛和耶鲁那种地方啊。于是我说,以后长大了我要到哈佛和耶鲁做教授。1987到1988年的时候我又想起这个事情,那时我开始在耶鲁教英语和人文,同时在哈佛教诗歌。很久了,三十年以前。


  记者:为什么你只教本科生,不带研究生?


  哈罗德·布鲁姆:我教了63年书,从18年还是20年前就不再带硕士和博士。两个原因,第一,因为我高度个人的判断和观点,我跟多元文化主义打了半个世纪的漫长战争,从社会意义上我并不反对多元文化主义,我只是认为在文学里它不能取代审美的判断和认知的判断。我的这些理论让我在很多大学里,很多教授中都非常不受欢迎。你要对研究生负责,就得给他们写推荐信帮助他们谋得教职,我不想断送他们的前途。第二个原因是我越来越发现研究生们焦虑、变化无常、追随最新的潮流,不是所有,但很多。我发现更好的学生都在耶鲁的本科生中,所以现在我只教本科生。


  记者:你现在怎么给他们上课?


  哈罗德·布鲁姆:不久前还是他们来我家。我现在87岁了,行动不太方便。耶鲁的保险制度让我用skype视频教书。学生全聚集在一个房间,然后他们呼叫我。


  记者:你为什么更愿意做个教师而不是作家?


  哈罗德·布鲁姆:我已经教了63年的书了。我也出书——等这最新的五本书出来,就50本书了。我现在还在写一本很长的书,希望是我最主要的一本书,叫《记忆附体》(Possessed by Memory)。对我来说,教书、阅读和写作,是同一件事的三种说法。阅读是基础,然后是教书,第三个才是写作,但本质上它们是同一种思想活动。


  记者:你说,你一生有四个敌人,打过四次仗。为什么要打这四次仗?现在你又为什么不打算争论了?


  哈罗德·布鲁姆:没有什么可争的了。我已经打了半个世纪的仗,输了。我不想再和任何人争执,不想再挑起任何辩论。我只想教书,写书,感谢那些最富想象力的文学作品。我已经对争论不感兴趣了,我太老了,也累了。我觉得过去那些争论大多都是个错误,因为这些事情你拦不住,人们就像旅鼠,它们冲进海里。据我所知,是有些赞同我的人的,包括世界各地的一些学生。西方世界基本上已经毁掉了对伟大文学作品在人性、美学及认知意义上的研究,转向一种不成熟的社会学,我对那些东西没有兴趣。


  记者:要是打第五仗,你会反对谁?


  哈罗德·布鲁姆:无知、物质主义、以及简化主义。我们站在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托尔斯泰、李白、杜甫、孔子、孟子的这一边战斗。


  这些作品之后,没有什么美国小说能留下


  记者:《西方正典》收入了26位作家,你选择作家和作品的依据是什么?


  哈罗德·布鲁姆:方便起见。我写了26个作家,这本书就已经够长了,我不能列举300个作家,那太多了。因为是“西方正典”,很遗憾,这就没法囊括像《罗摩衍那》、佛教经典经和《道德经》那样的伟大作品。空间就那么一点。26个作家并非信手拈来,不过这也只是一个选择,甚至后边列的书单也很不充分,我选得很仓促,我没有借助任何书籍,只靠我的脑子。《西方正典》我得删减很多东西,也有很多我需要加进去的。在过去的出版行业,你还能修订,出不同的版本,今天不行了,钱的原因。只要你印成了书,他们就不让你订正和再版了,你就没法改。


  记者:美国诗歌是你在耶鲁教的两门课中的一门,除了惠特曼和狄金森,有哪些最重要的美国诗人?近30年的哪些美国诗人你会推荐?


  哈罗德·布鲁姆:伟大的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艾米莉·迪金森、罗伯特·弗罗斯特、华莱士·史蒂文斯、T.S.艾略特,哎,我不喜欢他,但是没法否认他的伟大。哈特·克兰是我格外喜欢的。我这个年代的,或再早一点,伊丽莎白·毕晓普、约翰·阿什伯利、詹姆斯·梅利尔;还有一个极好的诗人,A.R.安蒙斯。还有,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我早应该想到的。玛丽安·摩尔、罗伯特·潘·沃伦、我还落下了非常重要的诗人,像埃德温·阿灵顿·罗伯逊。还有爱默生。梅尔维尔并不是个很棒的诗人,他的《白鲸》写得很好,还有另外几个小说,不过他有几首值得留下的诗歌。


  记者:你说现在美国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你说的“政治正确”和特朗普支持者所反对的“政治正确”肯定不同,它是什么意思?


  哈罗德·布鲁姆:天啊,别把我和他搅和在一块。人们常犯这种错误,因为你力撑某些美学和认知的标准,就认为你一定是右派,这实在可怕。据我所知,共和党就是个法西斯,民主党是个什么都有的杂布袋。在初选中我支持的是伯尼·桑德斯,我后来不情愿地把票投给了克林顿女士,因为我不喜欢她。尽管讨论政治或社会问题可能有助我们理解和欣赏但丁、品达、埃斯库罗斯、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李白,但这又有什么意义?政治和社会问题不会像莎士比亚那样长存。谁关心政治呢?我们关心的是那些能扩充人生的,能让我们更聪明的东西。


  美国的民主制度正在崩塌,因为人们再也读不了书了,我们生活在屏幕时代:电视屏幕、电脑屏幕、电影银幕。人不再读书,也就不再思考。于是民主制度变成不可能,所以特朗普不知怎么当选了总统。事实是,到头来这些推崇政治正确的人,正是帮助造就特朗普的人。是他们引起了困惑、无知的,坦白说无药可救的美国白人工人阶级的可怕反应。我这么说他们会恨我,但我很高兴把这个话算在我头上。


  记者:你怎么评价约翰·厄普代克?在中国他是很受推崇的美国小说家。


  哈罗德·布鲁姆:约翰·厄普代克,他和我根本合不来,他很生我的气,因为我在某篇东西里说他是一个次要的小说家,追随着主要的风格。之后他在一个论文的前言里回骂我说,每次他读哈罗德·布鲁姆的时候,耳边就响起重金属摇滚乐。我每次都叫他“呕吐代克(upchuck)”,他真是糟糕。他会被完全遗忘掉的。那些书什么都不是,一个兔子,再一个兔子,谁关心呢?全都是烂书。提他干什么?


  记者:那么菲利普·罗斯呢?


  哈罗德·布鲁姆:我们以前是好朋友,我觉得现在依旧是亲近的相识。在世的美国小说家有四个人的作品能够流传,菲利普是其一。他写了两本很好的小说,《安息日的剧院》和《美国牧歌》。还有科马克·麦卡锡的唯一一本好书,《血色子午线》,唐·德里罗也就一本好书,《地下世界》;还有托马斯·品钦,不过只是他早期作品,《拍卖第49批》,《万有引力之虹》的某些部分,《梅森和迪克逊》的大部分。这些作品之后,没有什么美国小说能留下来,没有。但说这些让我很不讨好。


  (Trevor Russell对本文亦有贡献。感谢译林出版社、Glen Hartley女士以及苏炜先生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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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 1930-),解构主义耶鲁“四人帮”之一,当代美国着名文学批评家、理论家,1951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195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曾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哈佛大学。着书甚丰,代表作有《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1973.)、《误读之图》(A Map of Misreading, 1975.)、《诗歌与压抑》(Poetry and Repression, 1976)、《西方正典:位大作家和不朽作品》(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1994.)、《莎士比亚:人的发明》(Shakespeare: 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 1998.)以及《哈姆雷特:无限的诗》(Hamlet: Poem Unlimited, 2003.),等等。


  一、诗歌史:家庭罗曼史


  《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一书在写法上气势凌厉、汪洋恣肆,很多段落带有强烈的诗的痕迹,这既给我们带来了阅读的快乐,但也给我们带来了理解和解读上的困难。此书试图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并结合尼采的超人理论,试图“通过对诗的影响——亦即诗人之间的各种关系——的阐述来提出一种新的诗歌理论”(绪言)。其目的有二,一是为了纠正一种偏向,指出我们普遍接受的“一个诗人促使另一个诗人成长”的理论的非完美性。第二点也是为了纠偏,从而培育出更加切实可行的一代诗评。


  在布鲁姆看来,诗的历史无法和诗的影响截然分开,因为,一部诗的历史就是诗人中的强者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间而相互“误读”对方的诗的历史。什么是“诗人中的强者”呢?布鲁姆解释说:就是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向威名显赫的前代巨掣进行之死不休的诗坛主将们。天赋较逊的会把前人理想化,而具有丰富想象力的则会取前人之所有为己用。但是这也要付出代价,就是会由于受人恩惠而产生的负债的焦虑。这种焦虑成了一种影响的焦虑。这种焦虑并未影响诗人的独创力,反而会使诗人更有创造性,布鲁姆把这种影响也称为“诗的有意误读”,并用弗洛伊德的“家庭罗曼史”的理论来研究这种诗的影响,也即是作为诗人的诗人的生命周期。他的考察对象是“现代”以来的诗人,也就是启蒙运动以来的诗人,这属于他所说的诗学的浪漫主义阶段。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所谓“本我”(id),是指最原始的、与生俱来的、为人的整个心理过程提供充足能量的无意识部分,它遵循的是快乐原则;而所谓“自我”(ego),是指“本我”经外部世界影响而形成的知觉系统,它处于“人格结构”的表层,是意识的部分,它遵循的是现实的原则。强者诗人“自我”的形成是一个无意识过程,前驱诗人潜藏在诗人的“本我”之中,“本我”与“自我”之间的张力构成了诗人的焦虑。


  布鲁姆认为,每一个诗人的发轫点是一种比普通人更为强烈的对“死亡的必然性”的反抗意识。年轻的诗人从一开始就是逆反式的人物,像他的前驱们那样去追求一个永不能达到的目标,传统就像父亲的形象一样,企图压制新人,阻止其树立起强者诗人的地位,而新崛起的诗人又好像有着“俄狄浦斯情结”的儿子一样,试图对前驱的诗歌进行有意或者无意的误读,从而贬低传统。但是,这种误读恰好揭示了影响的焦虑,因为诗歌源于对自由的憧憬,源于一种想要获得的优先权的感觉,所以,诗歌不是焦虑的产物,它本身就是一种焦虑,而我们在诗歌之中读到的不是这个诗人的作品,却是另一个人的诗歌,换句话说,我们只能在另一个诗人的作品中去阅读这位诗人,我们永远不可能阅读到单个的人,而只能阅读到他或者她的家庭罗曼史,问题在于如何去还原,“一首诗的意义只能是另一首诗”(96页),所以,真正的诗史就是一个诗人怎么备受其他诗人之害的故事。因此,“诗歌(罗曼史)是家庭罗曼史。诗歌是乱伦的魅力,又受到抵制这种魅力的因素的制约”(97页)。所以,在诗歌创作中,后来的诗人要想真正崛起就要对前驱者的诗歌进行修正,从而在文学史上为自己获得一席之地。没有这种焦虑和不断修正的历史,现代诗歌也就不可能存在。布鲁姆认为,修正的方式一共有六种,本书阐述的就是这六种“修正比”。


  二、六种修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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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种是“克里纳门”(Clinamen),这个词借自哲学家卢克莱修,原意是指原子的偏移能使宇宙发生变化。布鲁姆用它来指对诗歌的有意的误读。布鲁姆借用弥尔顿《失乐园》中的人物来作比喻,认为撒旦是现代诗人的形象,上帝是他的先辈诗人,而亚当则是尚未找到自己声音的、具有强大潜质的诗人。影响的焦虑就是想要摆脱前辈的体系所奴役的一种自我意识的疾病,因为如果一个位诗人通过精神的慷慨而影响到另一个诗人的话,那么被影响的诗人的地位不就是无足轻重的了吗?因此,后来的诗人要对前人的诗歌进行有意的误读,从而确立自我的神话,因而诗歌的影响也就是通过误读而进行的,它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以此来和自己的前辈相分离。因此,就出现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新诗人本身决定了前驱者的特殊规律”(43页),也就是说,诗人给前驱者定位,然后从这个位置上偏离,所以,这种诗人和诗人之父之间的“克里纳门”是后来的诗人完成的,一部现代诗歌的真实历史就是这些修正式转向的精确记载,布鲁姆特别指出:“一部成果斐然的‘诗的影响’的历史——亦即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诗歌的主要传统——乃是一部焦虑和自我拯救的漫画的历史,是歪曲和误解的历史,是反常和随心所欲的修正的历史,而没有所有这一切,现代诗歌是根本不可能生存的”(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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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种是“苔瑟拉”(Tessera),是指“续完和对偶”。这个名词借自古代的神秘仪式,来表示认可身份的凭证,在本书中是指以一种逆向对照的方式来续完前人的诗篇。这里所说的“对偶”,是指寻求自身对立面的探索者,并以此来寻求自己的“自我”。布鲁姆认为,新人和前驱的关系就好像某种强迫型的神经官能症,它的特征是一种强烈的双重情感,从这种情感中派生出的是一种挽救和救赎的模式,这种挽救和救赎的模式在诗的误读过程中成了制约着强者诗人生命循环的各阶段的联系的准仪式。因此,在“苔瑟拉”中,后来的诗人提供自己的想象力告诉他自己能够使原来被缩短的前驱的诗歌变得完整。所以这种修正是一种救赎式的误读,它使后来的诗人相信,“如果不把前驱的语词看做新人新完成或扩充的语词而进行补救的话,前驱的语词就会被磨平掉”(68页)。布鲁姆认为,雅克·拉康同弗洛伊德的关系就是这种关系的典型,史蒂文斯同美国的浪漫主义前驱之间也是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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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种是“克诺西斯”(Kenosis),该词取自圣·保罗,原意是指基督自我放弃神性,接受了从神到人的降级。此处是指打碎同前驱的连续性的运动。布鲁姆认为,批评家在内心深处偏爱连续性,但是一辈子都和连续性生活在一起的人是不可能成为诗人的。经过了“克里纳门”和“苔瑟拉”两个修正阶段后,作为父亲形象的前驱者已经被吸收进了后来诗人的“本我”之中,变成了一种无意识,诗人追求创造而拒绝重复,因此就产生了“克诺西斯”,它是一种同前驱有关的“倒空”现象,是把自身中已经内化到无意识中的前驱的力量进行收回,也可以是自我从前驱的姿态中“分离”出来,这种行为是一种解放式的不连续性,产生出仅仅凭借对前驱的简单的重复所无法产生的诗篇,从而用这种方式使新诗人获得拯救。这种被布鲁姆比喻为象魔术般地“收回——分离”的行为“企图以牺牲一个父辈为代价来拯救自我中心之崇高(升华)”(91页)。所以,后来的诗人表面上是在放弃自身的灵感和想象力(其实它们是已经内化到无意识中的前驱的力量),其实这也把前驱者的灵感和神性倾倒一空了。所以,无论诗人中的强者显得多么的唯我主义,但事实上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自主的自我。每个诗人的存在都已经陷入到和另一个或者几个诗人的辩证关系中了,这些关系包括转让、重复、谬误或者交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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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种是“魔鬼化”(Daemonization),此词取自新柏拉图主义,意为一个既非神亦非人的中间存在附在新人身上来帮助他。本书指对前驱的崇高的反动,“迟来的诗人伸开双臂接受这种他认为蕴涵在前驱的诗中但并不属于前驱本人而是属于稍稍超越前驱的某一存在领域的力量”(15页)。诗歌创作不是反抗压抑的斗争,它本身就是压抑。布鲁姆在此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一个人能够成为诗人的力量是一种魔鬼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一种分布和分配的力量(这是“魔鬼”一词的原始含义),分布我们的命运,分配我们的天赋,然后在空出来的命运和天赋之处塞入自己的东西。这种分布和分配带来了秩序,传授了知识,还赐予我们无知来创立另一种秩序。这些魔鬼就是“影响”,它们被撒旦放出来,赋予天才以丰富的悲哀之情,使他们成为强者诗人。但是魔鬼不能拥有这些强者诗人,因为当天才变成强者诗人后,就变成了魔鬼,又对后来的人产生了影响。也就是说,当新人被魔鬼化之后,前驱者就被凡人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种“逆崇高”,伟大的原作依然崇高,但已经失去了独创性。说它是逆崇高,是因为不可能彻底否定前驱。诗人为了把前驱者的场景化为己用,就要将其更加陌生化,而为了达到比前驱者的自我更为内在的自我,使人就要让自己愈加唯我主义,为了回避前驱的想象力的那一瞥,新人就试图将自己局限在一个范围之内,但是这样反而使得前驱的一瞥更加难以回避了。因此,这种魔鬼化以一种使前驱者失去个性的修正比开始,又以一种并不肯定的胜利结束。这样的话,后来的诗人使自己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压抑状态,而那些“被遗忘”的前驱者则变成了想象中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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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种是“阿斯克西斯”(Askesis),这是从前苏格拉底的洒满术士那里借来的词语,是指一种旨在达到孤独状态的自我的净化运动。这不是“倒空”式的修正,而是一种缩削式的修正,使自己和前驱相分离。在这里布鲁姆使用了弗洛伊德的“升华”的概念。在“魔鬼化”的过程中,当诗人陶醉在个人化了的“逆崇高”的新的压抑力量的时候,他会把一种孤独状态作为自己的净化目标,因此会不断地攻击自身,对自身的模式进行修正,寻求净化。这也是通过前驱的主体和前驱的“自我”达到真正的主体,真正的自我的过程,是一种终于获得了优先权和自我的诞生喜悦。因此,布鲁姆把巅峰状态的诗歌看作是一种本能的侵略性的升华,只有真正的诗人才能够在创造出自己的文化,关注自己在这一文化中所占据的中心位置的同时,为达到这种观照而作出牺牲,因为通过回避而进行的创造必然要作出牺牲,因此也就产生了诗的谬误。这是一种“以我为中心”的对想象力的训练,牺牲了的部分会使诗人更加富有个性,所以,“每一首诗不仅仅是对另一首诗的回避,而且也是对这首诗本身的回避。换句话说,每一首诗都是对它曾经有可能成为的另一首诗的误译”(122页)。如果说“克里纳门”和“苔瑟拉”的目的在于纠正和续完已逝者,“克诺西斯”和“魔鬼化”是努力压抑对已逝者的回忆的话,那么“阿斯克西斯”则是与已逝者的殊死搏斗,从而实现诗人的自我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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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种是“阿波弗里达斯”(Apophrades),或者叫做“死者的回归”,是雅典城邦的典故,指死去的人每年都会回到他们原先居住的房子里居住一段时间。本书是指一个奇异的过程,就是诗人经过前几个阶段的修正之后,会让自己的诗作完全向前驱者敞开,初看以为是历史又回到了原处,但仔细阅读才会发现,新诗的成就使前驱者的诗歌仿佛不是前驱者所写,而是后来的诗人写出了前驱者那颇具特色的诗作。博尔赫斯曾经说过,是艺术家创造了他们的前驱者。但布鲁姆指出,这里所说的和博尔赫斯所说的有所区别,它是指后来的诗人的创作那更伟大的光芒削弱了前驱者的力量,强者诗人虽然回归了,但好像他的作品中并没有预示着后来者的降临,因此,强者诗人是打着后来的诗人的旗号回归的,这证明的是后来的诗人的胜利。因此,“‘阿波弗里达斯’当它为有能力的想象力所操纵的时候,当它被一直保持其自身强劲的强者诗人所操纵的时候,与其说是死者的回归,毋宁说是早年的自我高扬的回归的一次庆典,而正是这自我的高扬使得诗成为可能”(154-155页)。


  三、影响


  《影响的焦虑》一书的出版,震动了英美批评界,对于布鲁姆在书中阐述的观点,文论界也是褒贬不一,但是不管怎样,这本书确实已经成为解构主义批评和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经典,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思路。


  [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徐文博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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