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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电影须有所取舍 对人性批判只有文字能完成

2018/04/24 13:54:46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朱绍杰 袁梦菲
   
芳华”两字并不是一种讽刺,但也不是一种歌颂,它是一切岁月终归平静后的温柔。正如严歌苓说:“任何情感,任何美的东西都是带有一点哀愁的。”正是在这种哀愁里,折射出现实的丰富和人性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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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长篇小说得主 严歌苓 饶芃子(左)为严歌苓颁发证书 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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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4月


  致敬词


  观音山杯·2018花地文学榜


  年度长篇小说 严歌苓《芳华》


  严歌苓是外科医生式的作家。《芳华》和她的其他作品一样,温柔细致而又深刻入骨。


  小说用第一人称写作,在叙述者和“我”之间游离、变换,似真似幻。在不加矫饰的冷酷描写中,展示了忠诚与背叛,信任与告密,尊重与迫害,无私与卑鄙;同时在字里行间,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她对人性弱点的反思,对笔下人物的慈悲——不是“我选择原谅你们”的那种傲慢的慈悲,而是在“我和你们一样”的道德前提下,迟疑地批判,平静地陈述,这迟疑和平静本身,就是一种慈悲。


  “芳华”两字并不是一种讽刺,但也不是一种歌颂,它是一切岁月终归平静后的温柔。正如严歌苓说:“任何情感,任何美的东西都是带有一点哀愁的。”正是在这种哀愁里,折射出现实的丰富和人性的复杂。


  一年里,高产的华人女作家严歌苓有五个月的时间无法写作。用她自己的话说:“不能过正常的读书人和写书人的生活。”


  在来到广州接受羊城晚报2018花地文学榜年度长篇小说作家称号前,严歌苓刚从阿布扎比回来,去参加了一个国际文化峰会;再之前,她去了一趟伦敦的牛津大学,做了两场演讲;在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后,她立马奔赴海口,准备她下一部关于海南的新作品。


  “到了国内,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就算坚持写质量也不一样,回去说不定都得给删了。”最后,严歌苓选择放弃挣扎,干脆把自己弄成两种状态:在国内就采访、会谈,包括为了创作采访别人;在国外的家里,就是宁静地写作、读书,过着规律、可以自己把控的生活。


  “早上写作,下午锻炼,晚上看电影,期间读书。”严歌苓这样总结她在柏林的生活模式。她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是个相夫教子的普通妻子,有一份写作的工作,在她看来,和会计师做账也没什么差别。而在飞行十个多小时,跨越七个时区回到中国,她就成为属于公众的“严歌苓老师”:画着一丝不苟的妆容,保持着礼貌得体的姿态,行程紧凑得像当年当兵时的时间表。


  也许只有在下飞机打开手机的刹那,旁人才得以窥见她切换身份的瞬间。在从机场通往市区的路上,严歌苓用英语和电话那头商量着教育孩子的事情。结束通话,她和记者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现在是一个从孩子和丈夫身边逃离的‘犯罪母亲’。”


  


  《芳华》之后不会再写这段记忆


  记者:今年您最受瞩目的作品是《芳华》,为什么会不断写军旅生活的题材?


  严歌苓:我在军队待了13年,是我的人生观被塑造、性格被养成的最重要的青春史,基本从一个孩子到一个青年,12岁到25岁,可以说是生命中最重要的13年。我常常去回顾,而且为自己这段生活感到挺自豪的,(这段生活)给了我非常坚强的意志和纪律,使我今天能够有很高的写作产量。这种自我约束、自我纪律,和把我从孩子培养成一个青年的这段时期是息息相关的。


  记者:在重复写这段记忆的过程中,是否对这段记忆有不一样的认识?


  严歌苓:当然会有不一样,因为我的阅历会不断改变,我也对我居住的国家不断地加深认识,这些东西都会反过来使我反观、反思这段生活经历,使我有更新的认识。《芳华》,用英文说是:“get it out of my system。”也就是说有所交代了,以后我应该也不会再写这段记忆了。


  记者:不仅仅是军旅题材,作品中的一些女性角色都带有您的一些个人特征,而且很多故事都没有一个好结局,这与您个人的文学观有关系吗?


  严歌苓:难道《芳华》的结局不好吗?刘峰找到了最爱他的女人,这个女人一直珍惜他性格中最值得宝贵的善良,一个人一辈子有一个知己,并与这个知己走到生命的终点,就看你怎样看待“好结局”,在我的诠释中,我认为他挺幸福、挺圆满的。


  贰


  用小说中的人物来恋爱


  记者:您很钟爱写边缘的女性角色,为什么?


  严歌苓:我就挺边缘的,我特别喜欢住在边缘,我不愿意进入任何国家、任何城市的主流人群,我觉得他们特别没劲,特别有可预期性。边缘人物从来不认为任何事情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所以我觉得他有更多情感的敏感点,他对所有发生的意外都泰然处之。就像我在德国,他们都说德国人有时候说话特别直白、粗鲁,而且经常带着教训人的态度,但我觉得德国人挺好的,因为我不懂德语,所以对我也粗鲁不起来。


  记者:写了这么多年,您担心自己会形成惯性吗?


  严歌苓:总是要有点惯性的,惯性也可以叫做momentum,就是到了一定时候你会去思考、会去工作。我经历了很多事,也容易去思考一些事情当中的意义、故事性、人物的独特性,我是非常喜欢思考的,这些最终都会结合在我的小说里。我写小说是一种表白自己的方式,我不喜欢写散文就是因为散文是严歌苓在表白,表白一些我认为是真理的时候,人家就会抓着严歌苓来负这个责任,但是如果我用小说里的人物来表白我发现的真相,那就比较安全一点。


  记者:所以在作品中您会利用人物做一些现实中不敢做或者不去做的事情?


  严歌苓:对,因为或许每个人心里都有通奸者、杀人犯等潜质,但你不可能用自己的人生来体验这些,比如我活到这个岁数家庭非常和美,我不可能再去恋爱。但是恋爱这个经历是每个人都向往的,那就用小说中的人物来恋爱。


  记者:您之前也说过萧穗子既是您也不是您,不是您的是哪一部分?


  严歌苓:比如我从现实中看到一个事情,我把它变成小说,那这个穗子就不是我了。小说是有大量的虚构成分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文联门口坐着一个很脏的、抱着孩子的女人,文联有个很喜欢喝酒的老单身汉,他姓余,是胶东游击队的司令,有一天夜里余司令就把要饭的女人领回家。这个事情后来爆发了,都说麻风病人到澡堂去洗了个澡,吓得大家都不敢去公共澡堂。我就把这两件小时候听过的事情结合起来了,变成了一件事情,如果是严歌苓来讲这个事,那我只能告诉你这就是我童年听了一耳朵、两耳朵的惊悚事件,但如果我要把这个事情合理地写到一个故事里,那就变成了穗子的故事。


  叁


  不可以让步的我都让了步


  记者:您在小说中会很犀利地写出人性的阴暗面,但电影中会进行美化,这是如何取舍的?


  严歌苓:电影很多时候要做出屈服,要符合现在“正能量”的说法。另外,电影必须要从小说中取舍,因为小说的题量大得多,取舍的都是符合大众媒体和正能量的片段。而且小说中犀利阴暗的、特别是对人性的批判的片段,只有文字能完成,在电影里表现出来就显得太粗暴了。


  记者:您会在这种文学的让步中设置底线吗?


  严歌苓:不可以让步的我都让了步,没办法,要不然小说也出版不了。小说也是改过才出版的,国内出版社和杂志社都退过稿。


  记者:您在选择导演时会有标准吗?


  严歌苓:是导演选择我,不是我选择导演。在中国没有作家去选择导演的,都是导演读了我的小说,他们愿意拍成电影,才来找我买版权。


  记者:现在年轻的写作者,很多都想做编剧,您是怎么想的?


  严歌苓:我最怕做编剧了,特别影响我写小说的时间。因为做编剧的时间是无法控制的,导演让你改一稿你就得改一稿,我现在做编剧就是一稿,写完以后让别人去改,保留一个不署名权,如果改得一塌糊涂就把署名拿掉。


  肆


  我的创作力与我的病态有关


  记者:您自己最满意的是哪一部作品?


  严歌苓:我最满意的是《雌性的草地》。《芳华》是很贴近我自身经历的一部小说,我写的相对来说非常任意,也非常自然,我想进入小说就进入小说,想回到对小说的诠释和分析就出来。《雌性的草地》确实让我第一次感到我的想象力有那样高的飞翔。


  记者:您会回过头看旧的作品或者修改它们吗?


  严歌苓:我不会修改它们,比如,我觉得现在来修改《雌性的草地》,可能会把它修坏了,因为那个时候的激情、诗意都是属于29岁的严歌苓,现在不一样了。


  记者:您觉得自己的模式可以复制吗?


  严歌苓:当然不可能,因为没有人像我这样勤奋、有纪律,也没有人有我这样的想象力。因为我的创作力和想象力与我的病态是有关系的,我得过躁郁症,得过躁郁的人都是做出巨大牺牲的,他们的创作力是他们的病态之一。等到兴奋到了巅峰,兴奋到巅峰的时候,会突然跌进抑郁的深谷,像海明威之类的作家最后就自杀了。这也让我感觉到活在这个医学进步的时代的幸运,现在有许许多多种药物来治疗躁郁症,也使我只收获高创作力,而不必再忍受抑郁和失眠的苦痛。


  记者:您的小说创作很高产,是否和在海外应酬少有关系?


  严歌苓:我在海外没有应酬。实话告诉你,我在国内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非得回到我的生活环境,我在生活中有主控才能写作,自己安排时间,自己要有一个非常规律的生活,早上写作,下午锻炼,晚上看电影,期间读书,这样我才能感觉脑子好使一些。到了国内,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就算坚持写质量也不一样,回去说不定都得给删了。所以我觉得别挣扎了,这种纠结、挣扎特别不好,干脆就弄成两种状态,在这边就采访、会谈,包括我写新的作品要采访别人,这也是一个作家应该有的状态,借助别人的故事,听别人聊天。另外一个状态就是非常宁静地写作、读书、看电影的状态,以后我也不会再混淆这两种状态了。我觉得什么都不如纠结累。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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