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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阿来:十年过去了,没有一本写汶川地震的书让我感动

2018/05/15 10:02:07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 郑薛飞腾
近期,《空山》再版,作家阿来舍弃原来的书名,取了一个新的名字:《机村史诗》。他介绍,机村的“机”是一个藏语词的对音,是藏语里一种叫嘉绒语的方言里的词,意为“种子”,或是“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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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阿来


  采访者:郑薛飞腾

  被访者:阿来


  13年前,顶着《尘埃落定》的盛名,阿来出版长篇小说《空山》,意境旷远的书名常让人想起王维那句“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近期,《空山》再版,作家阿来舍弃原来的书名,取了一个新的名字:《机村史诗》。他介绍,机村的“机”是一个藏语词的对音,是藏语里一种叫嘉绒语的方言里的词,意为“种子”,或是“根子”。“乡村是我的根子。乡村是很多中国人的根子。乡村也是整个中国的根子。因为土地和粮食在那里,很多人的生命起源也在那里。虽然今天人们正大规模迁移到城市,但土地与粮食依然在那里。”


  但在确定写作这个“根子”之前,阿来几经犹疑,甚至数次压抑自己的写作冲动,“起码压抑了七八次,最后才写完,因为我害怕。”一方面,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曾听闻前辈讲述过村落里各种各样的故事,但真正要把这些故事整合进一本小说,披上少数民族的外衣,要求他有大量阅读积累,“甚至需要读社会学的书。”但如果退缩一步,“写的不是我们村,写成中国很多山村普遍的命运,不光是藏族乡村的命运,也可能是别的中国乡村,甚至是偏远的乡村共同的命运,如果能够写出这样的东西,可能就不只是我们村的故事。”


  这一困境直到他读到一句话:


  什么样的作品是好东西,是能够超越个体的痛苦,当它书写到了一定程度,一定能把个体的痛苦变成为希望付出的挣扎,与人类别的民族、别的个人所经历过的类似经验连接起来。


  阿来开始他的写作,随后出版《空山》。小说选取一座藏族村庄自1950年代直至1990年代间发生的六则故事。新版《机村史诗》中,将原来的“大部头”分为六册相对独立又彼此相衔的小长篇,并融合六则与新社会相适应或不相适应的人物故事,建构一幅立体式的藏族乡村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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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叙事结构,在宣传话语中,一度被称之“花瓣式结构”,阿来如何看待这一标签?当代乡土小说的写作又该有怎样的新面向?汶川大地震十周年之际,以此为题展开的作品又有什么成就?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就这些问题专访了阿来。


  记者:您在《机村史诗》的“后记”里提及,您放弃了传统长河小说的写法,因为这些年,政治、经济冲击使得乡村中没有一个人、一种人或一个家族可以像长河小说中那样始终处于舞台中心。在这个视角下,您怎么看当代的乡村长河小说?


  阿来:我不反对别人依然延续这个写法,但这个路子用在我的小说中会有问题。这五六十年的现实使得村庄里每一代的风潮淘汰得很厉害,过去是政治,现在是经济,但是传统的乡村长河小说需要村庄长期处在某种不变的环境中,才有可能那样去写。我自己想改变,一方面是艺术家对自己艺术创新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是写作对象的使然,我倒想写一部长河小说,去讲五十年间一个家族、三代人的故事,但没有这种可能。我看到别人也有采用过这种围绕乡村,但不会只扣住一个人或家族的写法,但更多是在西方小说中会看到。


  记者:这样的写法会让小说看起来比较破碎,出版社用一个很美的标签来宣传,叫“花瓣式结构”,您怎么看这个标签?


  阿来:我们现在讨论农村时,经常会用“破碎”这个词。破碎当然是因为政治、经济重心在往城市转移。过去我们不断把乡村旧的结构粉碎,今天我们想修复,但依然没想好在乡村里重建一个什么样的乡村。小说在写迅速变转的村庄,每个时代,每隔十多年,就会有人站在村庄的浪潮上,成为预示乡村变迁方向的新人物。但是到下一个时代,这个人离开浪潮中心,但他没有退出村庄,而是以次要角色出现在其他部分里。所谓“花瓣式结构”,其实不存在这样一种单独的小说形式。比起“花瓣式结构”,我的小说结构更像是一个青花瓷盘,它摔碎了,我们把碎片装在镜框里,它就像拼贴画,大大小小,它会另有美感,而且我们不试图把这些裂痕拼贴起来,假装它是一个完整的青花瓷盘。


  记者:一口气写几十年的风谲云诡,可以说是“着墨大时代”,似乎您这一辈的作家都有这个特点,但后继者寥寥,您怎么看?


  阿来:今天我们的社会,不敢正视历史,只在逃避,所以文学写作和阅读都集中在武侠、言情、穿越、魔幻,如果一代代人都是这样,那会无药可救。过去的社会,年轻人会反抗,到了中年变油腻,年纪大了开始妥协,今天我们的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容易妥协。“80后”、“90后”作家现在呈现的写作,固然有社会土壤的问题,但也有个人不自觉的成分。就像我们常说今天的社会浮躁,就算如此,社会上仍然有很多好的东西,好东西你没汲取,只吸收了浮躁。二三十年后,有一天“80后”、“90后”会开始面对真实问题,他们也会像我们这一代一样去关注“大时代”,但在到达那个时间之前,应该要有所准备。


  记者:您不太喜欢武侠、魔幻这样的类型文学,但您曾经是《科幻世界》的主编?


  阿来:你看现在的中国文学,哪几个是科幻?其实都是魔幻。科幻我是赞成的,但我们没有科学的层面在,随便有个神话传说就编个魔幻故事出来。科幻小说多难,想象的内容要符合科学,作者写作之前也要懂科学。流行文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回避难度,写作和阅读的人都在回避。早期写科幻的人,都想去学阿西莫夫,后来发现太难学,但是魔幻小说好学,去学学香港写魔幻的作者就可以。外国文学里也有《魔戒》、《权力的游戏》这些魔幻作品,但不妨碍他们文学的主流,不是外国文学里唯一的东西。我们说多样化,但一定是有主流的,不要把多样化当成逃避。


  世界上最有意义的类型文学可能就是科幻,它至少在传播科学,像武侠,我认为是中国文化糟粕的一部分。武侠讲究义气,按古人的话,社会没有法律治理时才求诸义,我愿意为你死,你愿意为我死,但我俩结成兄弟时就把别人当成敌人。武侠小说大多是反社会的,这跟我们今天讲一个人要成为遵守法律的现代公民是背道而驰的。像《水浒传》里“替天行道”是很空洞的,宋江醉酒题反诗被官府抓捕,要行刑的时候,李逵来了,中国人爱看杀头,都围着法场,李逵进不去,开始砍人,里三层外三层砍过去,出来的时候出不来,再从里面砍出来。普通百姓的生命在这里都不重要,说“替天行道”,但在具体的事情上,就是草菅人命。


  美国有一位专门讲科幻的教授认为,我们很多文学有局限,就像我们写乡土故事,也容易局限在国家和民族层面,但是只有科幻文学是站在地球人角度来面对世界,我们去探索太空,是代表了整个人类不是哪个具体的国家和民族。


  近日,阿来来到北京,与文学评论家李敬泽、施战军对谈《机村史诗》


  记者:汶川大地震发生十年了,作为川籍作家,您觉得我们还能做什么?


  阿来: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我也参加过很多,那时候我们都在灾区,挖人什么的都干过。我觉得人内心的伤痕,最后只能交给时间,让他们重建生活。有时候我们各种各样志愿者、志愿组织,自己本身也不专业,有过度干预、影响灾民的做法,反倒妨碍灾民从灾民心态中解脱出来。政府只能派军队救你出来,没法盖房子的时候为你盖,最后这些事,只能靠自己,要自己面对。我觉得既然十年了,除了极个别的,比如瘫痪、截肢或者造成精神性疾病,大多数问题还得让大家自己面对。我担心的是过度,我们很多事就是一阵风,大家不管的时候都不管,一旦管起来,大家关心的时候全部都扑上去,有点过剩。


  记者:您有考虑把汶川大地震里的故事写进作品吗?


  阿来:我会写这一段故事,原来我反对写,因为我觉得当时那些要去写的,一是有点投机心理,二是有灾民心态,我最近想法有转变。原来我反对,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写,但中国由古至今发生了多少灾难和战争,我们有写过一部值得让人记忆的作品吗?我们国家多灾多难,却从来没有一部灾难性的,真正被大家承认的东西。地震发生那时候,我就反对,尤其地震后第一年、第二年,我们四川灾区好多作家都说“我们要写地震”!我说,估计你们写不出,你们都有灾民心态,你们就觉得只要我写了,人家一定会欢迎,人家一定会照顾我,灾民心态就是希望被人照顾。你们这么急切地想写这件事,但是灾难本来不是英雄事迹,是自然的破坏力,这个你能不能写出来。这时候写出的东西经常一写就一把鼻涕一把泪,旁边还加二胡伴奏。但是,不论是在灾难中死去的、残损的或是幸存的,你应该要写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领会不出这个东西,要么就写得哭天哭地,要么就写得好人好事,这个写不出什么来。果然,十年过去了,我没见到过一本写汶川地震让我感动的书。我现在想写,本来我想早点动手,但是人家会觉得我在扣十年这个点,我想先把这个点躲过,等大家忘记这件事,逐渐不说的时候,我写出来。我快一点的话,明年就能写好,但我一定会避开“5.12”纪念日,不然我也成灾民心态了,我觉得这种心态是我们对文学的力量太没有信心了。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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