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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鬯:让香港现代主义开花结果

2018/06/15 16:34:15 来源:文艺报    作者:王杨
   
刘以鬯先生逝世后,记者就刘以鬯的文学创作特色及成就等话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二级研究员、香港文学研究专家赵稀方。

  



刘以鬯(右)与赵稀方合影


  采访者:王杨


  被访者:刘以鬯


  香港著名作家、编辑家刘以鬯于6月8日下午2点25分在香港逝世,享年99岁。


  刘以鬯,原名刘同绎,1918年12月7日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镇海,1948年底定居香港。刘以鬯自上世纪30年代起投身严肃文学创作,创作涵盖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门类。代表作有小说《酒徒》《对倒》《寺内》《打错了》《岛与半岛》《他有一把锋利的小刀》《模型·邮票·陶瓷》,评论《端木蕻良论》《看树看林》等。他在创作中完好继承了五四新文学传统,率先引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为香港文坛哺育了一大批作家,被称为“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之父”。刘以鬯先生逝世后,记者就刘以鬯的文学创作特色及成就等话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二级研究员、香港文学研究专家赵稀方。


  记 者:刘以鬯先生在百岁时离开了我们。刘先生的一生可以说是参与了中国文学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在您看来,刘以鬯先生文学生涯中最重要的贡献有哪些?


  赵稀方:刘以鬯的重要贡献,简要来说,可以分几个方面:


  一是现代主义倡导和实践。香港最早的现代主义思潮,开始于1956年马朗创办的《文艺新潮》,刘以鬯在其后期有作品发表。1960年,刘以鬯主编《香港时报》副刊“浅水湾”,重新聚集现代主义人马,并将香港现代主义推向高峰。他本人也致力于现代主义实践,于1963年创作出《酒徒》这一华语文学经典,使得香港现代主义开花结果。


  二是以文学为本体,扶植年轻一代。五六十年代以来,香港文坛左右鲜明对立,刘以鬯在政治之外倡导现代主义。70年代前后,随着战后出生的新一代港人长大成人,香港文坛发生了历史轮替,不过刘以鬯却继续为年轻人所追捧。新一代香港本土作家多数倾向现代主义,是在刘以鬯等人的引导下成长起来的。


  三是主编报刊,经营香港文学。自1941年大学毕业在《国民公报》和《扫荡报》做编辑,一直到2000年前后卸任《香港文学》主编,刘以鬯担任报刊编辑约60年时间。其中较为有名的是1960年《香港时报·浅水湾》和1985年的《香港文学》,前者推动了五六十年代香港现代主义运动,后者整合了香港文学的不同流派。


  记 者:上世纪40年代,刘先生在上海就开始创作、编辑报纸副刊,还创办了“怀正文化社”,出版现代文学著作,与施蛰存、徐訏、戴望舒、姚雪垠等有诸多交往,您认为这对刘先生之后的文学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赵稀方:说刘以鬯是香港作家,其实只说对了一半,他资格很老,早期其实是现代文学作家。很少有人知道,中学时代刘以鬯就在上海参加了无名文艺社和狂流文艺会,并在《人生画报》1936年5月2卷6期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中学毕业后,七七事变爆发,刘以鬯入圣约翰大学,又在《文汇报》副刊“文笔”发表了多篇小说。大学毕业后,他就开始在多家报刊任编辑工作,并发表作品。他还于1945年创办了怀正出版社,出版戴望舒译波德莱尔《恶之花掇英》、施蛰存《待旦录》、李健吾《好事近》等著作。后来他与姚雪垠计划创办《小说杂志》,因战争环境而中止,他带着一部分稿件如孙伏园的《鲁迅先生的小说》、戴望舒译《英国小说中的旅行》等来到香港。1951年,他在编辑香港《星岛周报》时,把这些文章发表了出来。


  刘以鬯是从内地走出来的。他的纯文学和现代主义的文学趣味,都来自于中国现代作家。刘以鬯与后来香港作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有深厚的中国现代文学情节,他很喜欢评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作家,自己的创作也是对于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记 者:刘先生的《酒徒》《对倒》等作品写了知识分子的苦闷和生存,特别是香港这个国际性城市中人的现代性经验,这是否可以看作香港文学的一种独特性表达,其独特性在哪里?


  赵稀方:刘以鬯的现代主义是很独特的,这来自于香港文化格局的独特性。由于殖民性、商业性等各种因素,香港既不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同时又没有建立起现代西方都市特有的那种人文传统,由此成为一个失去了文化根基的、纯粹实利化的城市。在香港,一切以金钱为中心,因此所谓文化只能是金钱支配下的畸型儿。这里的报刊完全按照“生意眼”选择作品,对于他们来说,“小说与电影并无区别,动作多,就是好小说,至于气氛、结构、悬疑、人物刻画等等都不重要”。真正的文学与艺术,成为了“票房毒药”,因此在香港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在此种情形下,最畅销的文化作品是武打、黄色小说与动作片、粤语片。《酒徒》中的“酒徒”是一个职业作家,他14岁就开始从事严肃文学创作,有着较高的中外文学素养,他编过纯文艺副刊,办过颇具规模的出版社,出版五四以来的优秀文学作品。来到香港后,为生活所逼,他不得不放弃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开始为报刊写武打色情小说。他无法不受自己良知的指责,但不如此又无以为生,只好沉溺于酒中,用酒精来麻醉自己。


  如果说西方现代主义多反映理性社会中人的精神分裂,香港的现代主义则较少人性的形而上体验,这里最为急迫的现实是商业性对于文化的侵蚀,是金钱对于人性的扭曲。《酒徒》(1962)全面反映了60年代香港的文化沉沦状况,揭示了商业化的香港都市对于人的心灵的压抑与扭曲,并发展出了一套现代主义的叙事模式。


  记 者:《酒徒》究竟有何艺术特色?


  赵稀方:《酒徒》被称为中国当代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刘以鬯并没有首肯这一说法,他只是说《酒徒》中运用了意识流手法。的确,刘以鬯对于西方意识流手法作了中国式的改造。意识流小说虽能深刻展示人的内心的无意识心理,但那种错乱无序的形而上意识并不符合要求情节的中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刘以鬯最喜欢的作家是乔伊斯,但他最喜欢的作品却不是《尤利西斯》,而是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其原因就在于《喧哗与骚动》相对来说情节性强一些。《酒徒》的构思很巧妙,其主人公是一个常常酩酊大醉的酒徒,书中贯穿着“醉”与“醒”两重结构。“醒”时主人公是理性的,书中的情节由此而得到交代;“醉”时主人公是失常的,他内心的意识流动合情合理。如此,读者既明白了情节,又感受到了人物内心流泻的深度。


  刘以鬯一直致力于“以诗的语言去写小说”,其跳跃的、意象性的诗歌语言产生了独特的效果。《酒徒》的诗化语言主要表现为:一、语句的分行、排比,段落的复沓;二、指陈性的叙述变为意象性的暗示。普通小说的散文体线性语言已被分行的、长短不一的、意象性的语句所代替,这给读者以突兀、跳跃,又含蓄、朦胧的感觉,正切合了心理流动的特征。刘以鬯《酒徒》的诗化语言或许受到了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启发,但他已将其化为己用了,《酒徒》中的意象与韵律无不显出作者不同于西方的东方诗国气韵。


  记 者:刘先生的现代主义写作方式或者说流派后来在香港的发展情况怎样?是延续了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赵稀方:就刘以鬯本人来说,他在《酒徒》中坚持不懈地进行实验小说写作。他对传统小说结构的变革主要有两种类型:意识流与反小说。《酒徒》之后,刘以鬯主要将意识流运用于“故事新编”上。鲁迅以来,故事新编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历有传统,但刘以鬯的《寺内》等小说的隐性心理流动却另出机杼。“反小说”指对于传统小说结构的拆毁,《对倒》吸收福克纳《野棕榈》中的音乐“对位法”,分别用不同章节写两个人的故事,效果十分独特,无怪乎后来引起王家卫的兴趣。


  就传承来说,香港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后来主要为新一代本土作家所继承。从70年代中期开始,新一代港人浮出历史地表,出现了《四季》《大拇指》《罗盘》等报刊,至《素叶文学》而达到高峰。也斯、西西等新一代港人,自觉继承发展了刘以鬯第一代现代主义的传统,吸收“新小说”“魔幻现实主义”等最新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学思潮,将香港现代主义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记 者:刘以鬯后期以主编《香港文学》闻名,这个刊物在文学史上有何贡献?


  赵稀方:刘以鬯在香港主编刊物最成功的一次,是1985年主编的《香港文学》。80年代香港文坛面临着危机,特别到1984年,随着《诗风》《当代文艺》和《素叶文学》的停刊,香港文坛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在这样一种危急情形下,《香港文学》挺身而出,重振香港文坛。作为主编的刘以鬯,因为自己的特殊地位,重新集聚了香港文坛各路兵马。无论左与右,无论本土与南来,无论老年与青年,多数都能在《香港文学》上发表作品,由此形成了香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学汇流。《香港文学》不但接续了香港文学的命脉,也创造了80年代以后香港文学的新的生命。


  在《香港文学》的办刊过程中,一方面,刘以鬯作为南来文人,很重视衔接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仅1985年第一年,《香港文学》就刊载了“戴望舒逝世三十五周年纪念特辑”、“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纪念特辑”等中国现代文学纪念专辑;另一方面,刘以鬯作为香港作家,又非常重视香港文学学科建设,发表了大量的香港文学报刊史料及评论,有意识地建构香港文学史。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文学》一直以大量的篇幅关注中国内地之外的华文文学,刊登了台湾、澳门及其东南亚、北美、欧洲等地区的华文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的体系构造中,确定香港文学的主体定位。《香港文学》由此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阵地,这是香港作为一个独特文化空间的价值所在,也是它对于中国文学的最大贡献。


  记 者:您与刘先生有过哪些交往?刘先生的为文为人有哪些特质给您印象最深?


  赵稀方:我发表的第一篇香港文学研究的长文,是1996年10月发表于《香港笔荟》杂志上的《刘以鬯与现代主义》一文。刘以鬯的创作,在汉语文学中别开生面,吸引了我,也是我走上香港文学研究的动因之一。


  后来一直与刘以鬯先生并无深交,只是在学术会议等场合见面,有学术上的交流。作为学者的我,感觉比较深的是,刘以鬯先生不但是作家,同时还是一个学者,这与中国当代作家是不太一样的。


  刘以鬯对于现代小说有很独特的看法。他认为“现实主义应该死去了,现代小说家必须探求人类的内在真实”。在他看来,香港的“文艺小说”尚没有达到五四时代的水准,而中国现代小说与同时代的世界西方一流小说相比,仍然是落后的。《酒徒》第5节中,荷西门在谈到中国五四以来文学成就的时候提到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我”却提出“以我个人的趣味来说,我倒是比较喜欢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与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至于短篇小说,“我”认为茅盾的短篇小说只是“中篇或长篇的大纲”,巴金的短篇只有《将军》值得一提,老舍的情形也差不多,“照我看来,在短篇小说这一领域内,最有成就、最具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首推沈从文”“谈到Style,不能不想起张爱玲、端木蕻良与芦焚(即师陀)。张爱玲出现在中国文坛,犹如黑暗中出现的光”。我们知道,内地对于沈从文、张爱玲等中国现代作家的重新评价,一直到新时期才开始,刘以鬯早已经在写于1962年的《酒徒》中就对此有大量阐述,应该是很有远见的。


  至于为人,觉得他比较低调。不过,也听过香港文坛内部的一些人事关系,了解不多,并且这些都已经过去了。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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