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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程:坚韧比才华更重要

2018/06/20 15:00:17 来源:成都日报   作者:蒋蓝
   
好的散文,应该能够洞悉生活和存在的真实本质,表达生命的真切体验。散文是诗与思、诗与真的融合,我更欣赏融合了这两个向度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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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者:蒋蓝


  被访者:彭程


  彭程,1963年生于河北省景县。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供职于光明日报社,高级编辑。兼任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等。入选2014年全国文化名家“四个一批”人才,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哲学社会科学)。散文作品多次入选高考试题。著有散文集《红草莓》《急管繁弦》《在母语的屋檐下》《纸页上的足印》《第七只眼睛》等数种作品。曾任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奖项评委。


  手记


  2018年 夏


  我与彭程兄见过数面,都得益于在各地举办的笔会。记得2017年春季我们在浙江玉环相聚,彭程体格健壮,留着鲁迅式的寸发,却全然没有金刚怒目的出剑气势,也没有江南才子的高蹈。他说话语调平缓而低沉,娓娓道来,就像他家乡平缓的旷野。按照他的说法,大学毕业后一头扎入《光明日报》社的大院子,当记者当编辑、出任《书摘》主编以及文艺部主任,就再没有挪过窝。


  一晃34年过去了。读书、考察、写作,就是他新闻之外的全部世界。在我看来,读书恰是彭程最为用力的所在。进入北京大学后,他的泛读其实也是成果丰硕的,中外名著几乎跑了一个遍,下功夫背诵了几百首古诗。彭程回忆起那个如痴如狂的阅读年月,至今仍然充满深情:“如果在刚刚有文学阅读的能力时,就能像现在的孩子那样,随时可以读到中外文学名著,那就太幸福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多部长篇,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安徒生童话,雨果的小说和诗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唐诗宋词等,都曾带给我深深的迷醉。我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才看到这些书的,晚了些。彭程承认,自己少年的阅读里,曾受惠于浩然的《幼苗集》。


  这一泛读阶段,彭程不但打开了视野,也为自己选择了一种最适合的文体,那就是散文。他用散文记录自己的阅读与思索,尤其是对同一部著作跨度达30年的重读,这种随着年龄而变动、应和着生命内在节拍的阅读兴趣,虽然容易为外人所忽略,但的确是真实存在的,每个有过类似体验的读者,当会认同。彭程将此现象称为阅读的季节感。仿佛不同季节,视野中总是会有一些发育得更为茂盛的植物,一个人生命的不同阶段,目光也会投向某一类特定的书。


  彭程在《镜子与容貌》一文里,描述了一位读书人,我认为就是他的自画像:“我们有时会看到一位读书人站在自己的书橱前,静静地浏览林林总总的藏书。这倒没什么,触动我们的是此时他的表情中的某样东西。目光在一排排书脊上逡巡往返,仿佛元帅检阅待发的士兵,但元帅脸上攒足了威严,爱书人却是如霭霭月光般的温情宁静,容易使人联想起挽起沉甸甸的谷穗时的农人。间或他会抽出一本,随意翻翻,目光的柔和和散漫泄露了此刻他对别物是视而不见的。此时的情形,和爱恋得遂后的心旷神怡颇相邻近。”阅读是彭程一生的事业。就《镜子与容貌》而论,具有审美性的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的文化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与所描述的形象、价值取向是统一的整体。所谓文如其人,在彭程这里找到了诠释。


  今年5月,我和彭程相聚在太湖之滨,他赠我两册散文新著。他的散文愈来愈展示出静水深流、云去心在的开阔之境,写作的丰富性和题材的开掘度越发深潜而自在。由彭程的写作姿态可以发现,他的文体散发出的真诚、思辨、自由、豁达的氤氲书卷气,实现了“正写才是硬道理”的散文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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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


  新媒体时代的副刊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经营过多年报纸副刊,很多报纸逐渐减少了副刊,这是否意味着文艺逐渐在淡出生活?


  彭程(以下简称彭):与共和国同龄的《光明日报》,仿佛一面镜子忠实地映照出这六十多年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历史进程。作为一份在中国知识界影响巨大的报纸,密切联系文艺界和文艺家,是《光明日报》一个深厚悠久的传统。副刊大量刊发的文学作品,也成了报纸的一个鲜明特色。《光明日报》推出了难以计数的优秀文学作品,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重要文学阵地。一代代作者,特别是众多文艺名家,为报纸创作了各种题材和体裁的文学作品,堪称精美的精神食粮,哺育了几代报纸读者。其中名作佳构仿佛群星闪烁,有的作品甚至写入了当代文学史,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具有标志意义的篇章。


  至于一些传统报纸减少了副刊版面,这些做法不但没有深刻领悟“新时代”的文艺宗旨,而且也是没有吃透报纸的传统精神。这只会进一步丧失读者。


  记:如何看待新媒体时代的纸质副刊前景?


  彭:我认为要想编好文艺副刊,编辑、记者应是文史通才,至少应是半个专家,这是文艺编辑有别于一般编辑的特别之处。另外,要尽量培植和强化文艺专刊的稳定性和影响力,做到人无我有。


  记:你多次来成都考察,对成都本土文化历史与呈现方式有什么感受?


  彭:几年前,我与全国媒体人汇聚在成都双流,深入研讨,共同挖掘双流的历史文化积淀,探究其跨越发展背后所蕴含的精神,深深感受到古蜀先民留下的进取、勤劳、智慧、勇敢、创新的天府文化品质,以及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天府风采。俗话说“酒好不怕巷子深”,但在知识经济爆炸时代,“酒好也怕巷子深”。所以,对历史,对好的东西我们也要策划,主动宣传,采取主动走出去的战略。


  我信奉有难度的写作


  记:你一直写得很慢,三十多年出版了7本书。这种“慢写”,我以为是你有意的。


  彭:我的每一篇文章的确来得不大容易。刚开始写作时,以为这个障碍会慢慢克服,但多年下来,发现并没有多少变化。所以这么多年来,始终萦绕胸中的一个问题,竟然是要不要写下去……我虽然慢,产量虽少,倒是一直断断续续在写着,没有停笔。我习惯了这种安步当车的节奏。


  自我评价的话,对写作还称得上是认真。每一篇都下过不少功夫,题旨的提炼运思再三,结构的布设、字句的把握、节奏的控制上,也都反复挑选、斟酌、比较,不肯敷衍。我是信奉有难度的写作的。


  记:有难度的写作,很适合你的状态。


  彭:谢谢。要想获得写作的成功,既要对文字严格要求,也要勤奋。这是两条腿,缺一不可。但我前一方面是及格了,后一方面颇有差距,结果就是一条腿,是跛子。一篇文章只要开头写了,我会努力写下去,虽然经常拖延,有时还拖延很长时间。同时,我也会努力写得不至于使自己太失望。但还有不少构思,想到写作中的艰难,我放弃了。困难常常让我退缩。我承认,要是把写作当作一项事业的话,坚韧比才华更重要。


  记:以你多年的经验,谈谈你心目中的好散文。


  彭:散文是诗与思、诗与真的融合,我更欣赏融合了这两个向度的作品。飞扬和沉静,轻盈和稳重……这样说可能偏于玄虚,诉诸一个鲜明的视觉形象吧,就好像一棵老树,黑色的虬干上面,开着鲜艳的花朵。


  散文需要创新,但创新应该有一个边界,虚构散文我是不赞成的。散文核心所在,或者最大的公约数,在我看来应该是“真”。这也类似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观。好的散文,应该能够洞悉生活和存在的真实本质,表达生命中的真切体验。


  记:你如何看待当下散文里插入的大量文化叙事与历史叙事?


  彭:当下的散文,可以用七色杂陈、多姿多彩来形容。但就我个人而言,更希望出现更多有自己鲜活生命体验的文章。不少散文,动辄就是文化忧思、历史观照、人类命运,一副宏大叙事的做派,但显得凌虚蹈空,见不到作者的血肉个性,感知不到其心脉的跳动。


  记:很多诗人写的散文,比职业散文家要好,你认为呢?


  彭:这的确是一个令职业散文写作者尴尬的现象。诗人写的散文,飞扬跳宕,这样就给传统的散文观念造成了冲击,拓展了散文的美学风貌,促进了散文的扩容。从心态上讲,可能是因为写散文对于他们来说是“副业”,至少一开始时是这样吧,写的好不好并不在意。心态上放得开,气定神闲,没有不能抒发的情意,没有不能言说的内容,反而贴近了散文这种文体原本具有的自由特质。而这种自由,多年来已被散文界种种心照不宣的自我约束、规步矩行……


  并不是具有特殊苦难历练的人才有资格写作。在写作中努力不随大流,发出自己独特的调门,却是可以做到的。这里的独特,实际上也是一个弹性概念,主要的倚仗,就是要牢牢盯住自己生活经历中那样一些东西——它们攫取了你,困扰着你,使你坐卧不宁,日思夜想,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我见到的写得最苦的人


  记:你在发力写作散文的初期,正是《瓦尔登湖》所倡导的自然写作引起国内作家们深思的时期。你那时也写了不少类似向度的文章吧。


  彭:30岁前,有那么两三年的时间,我对帕乌斯托夫斯基、蒲宁、吉辛等人作品中的诗意十分迷醉,曾经梦想写一本书,专门是夏天的感受,还记了一个本子的笔记,跟夏季有关的内容,什么都有,像细碎的槐树叶子上的阳光,午觉时分漫长的宁静,突然而降的大雨点砸在沙土上呛人的土腥味,西瓜皮甜丝丝的馊味,狂风掀起树叶的背面,露出的那种嫩光。但没有继续做下去,时过境迁,那种感受也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只发表了《夏天的美丽》等几篇很短的东西,算是一个纪念,一种特定的感情燃烧后的灰烬。不过经你一说,现在我倒是有了整理这个笔记本为一本书的信心。


  记:现当代散文作家里,你欣赏谁?


  彭:现代作家里的鲁迅、萧红、沈从文、李健吾、丰子恺、梁遇春等;当代作家里的汪曾祺、张承志、杨显惠、苇岸等。


  记:明年是苇岸逝世20周年,即将推出《苇岸全集》3卷本,你与苇岸有交往吗?


  彭:我是1993年结识苇岸的,当时他主编《蔚蓝色天空的黄金》,收入了我的文章,我们开始有了联系,但1996年才首次见面。应他邀请,我去了昌平小城他的家中,同行的有诗人黑大春,散文家杜丽,写思想随笔的张卫民等。苇岸的瘦削出乎我的意料。我看了他的书房,他拿出自已去新疆等地旅游的照片给我看。我那时的兴趣是搜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外国文学译本,苇岸的大多数藏书正是这一类,让我如入宝山。后来我们在餐桌旁有几小时的漫谈……素食的苇岸,却专门买了一只烤鸭招待客人。我们谈索尔仁尼琴,谈布罗茨基(仅仅在几天前他因猝发心脏病死在纽约的寓所),还有我不熟悉的一位外国电影导演。作为主人的苇岸更多是在一边旁听,偶尔插上几句话,也很简短。寡言,认真,谦和,温善,处处为人着想,这是他留给我的深刻印象。


  1999年春天,苇岸病重,但他坚持出院。5月3日,他决定在北京的康西草原约朋友们见见面,王家新、树才、黑大春、高兴、冯秋子、蓝蓝、宁肯、周晓枫都去了。这是一次为了同朋友们告别而举办的聚会。这让我心里十分难受,但表面上还不能流露。估计大家的心情也都是这样。他的弟弟妹妹安排、陪同我们活动,预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他则躺在宾馆里休息。那天他的精神不错,为众人做了相互介绍,还到宾馆的院子里走了一圈。大家都盼望能够出现奇迹,他彻底恢复健康,至少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写完他的二十四节气,为大地献上一首完整的颂歌,实现他长久的心愿。这一心愿,他曾向好几个人说起过。


  半个月后,苇岸离开了我们。“春天,万物生长,诗人死亡”。他在《海子死了》一文的结尾写下的话,不幸成为一句谶语。


  记:你如何评价苇岸的写作?


  彭:苇岸写二十四节气时,每个节气第一天来临的上午10点,他就选择昌平的一个固定地点进行拍照,坚持了好几年。苇岸用和季节的递嬗一样的速度,艰难缓慢地写作。每一个字都要反复斟酌,每一个句子都要再三修改,每一篇文章的完成,都不啻一次艰难的历险。他是我见到的写得最苦的人。这固然与思维的某种特别方式有关,但更是出诸他对自己的特殊要求。唯其如此,他才能够感知土地的脉跃,植物成长的节奏,雪花飘落和鸟儿飞翔的姿态。或者说大自然的内在韵律影响到他的写作,使他发愿让每个字都生动、准确、朴素,和土地的原态一样。作为一名大地的守夜人,他自愿选择当一个现代的堂吉诃德。他的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一步显露。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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