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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赳赳:为什么前人文章味道十足,现在反而寡淡无味

2018/11/16 13:51:54 来源:新京报网   作者:张进刚
   
何谓“认识”?简单为认,复杂为识。我们自然知晓一个字在当下的用法,但对它的来龙去脉却未必清楚。而这种“未必清楚”造成的问题大概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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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者:张进刚


  被访者:胡赳赳


  汉字,我们再熟悉不过,乃至到了忽视的地步。


  文字的重要性其实不必多言。波兰诗人、1980年诺奖得主米沃什精通法、俄、英三种语言,但流亡美国后坚持用母语写作,因为在彼时境况下,波兰语已是他的精神支撑,是故乡;俄国历史学家格奥尔基·费多托夫则说,俄罗斯所有不幸都源自它选择斯拉夫语而非希腊语作为其教会语言,因为选择斯拉夫语的俄罗斯被西方国家长期孤立。上述两种,一个侧重个人,一个侧重国家,从不同层面表明了文字的影响之重。一种文字,拥有的不仅是沟通的具体功能,还承载着极重要的文化意义。以中国来说,汉字在中国文化存续中起到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也许不必过多考虑如此宏观的层面,但从日常使用来讲,每日与之打交道的文字,我们真的认识吗?这问题乍听几近荒诞,但如深思答案则未必那么确定。


  何谓“认识”?简单为认,复杂为识。我们自然知晓一个字在当下的用法,但对它的来龙去脉却未必清楚。而这种“未必清楚”造成的问题大概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相信不少读者有如下疑问:为什么前人的文章味道十足,而如今的则多寡淡无味?个中原因复杂,但说到底,是作者对文字的领会程度不同。前人如鲁迅、周作人等,虽用白话文作文章,但旧学底子深厚,有“文字学”的训练,了解文字传统,运用起来更自如,也更贴切,而我们缺少的恰恰是这堂文字学。


  文字学是传统的小学课或训诂课。语言文字学家黄侃先生说,“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因此“训诂”即把握一个字的来龙去脉。缺少这堂课的我们,往往不知一个字的字根意义,不了解它的演变过程,就远谈不上运用自如了。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有人用“粗鄙”形容眼下的文字生态,也许有些偏激,但非全无因由。相对粗鄙化的文字生态,容易造成思维的粗鄙化,常识匮乏、人云亦云,而“狂热分子”和“乌合之众”的生成,首先即是一套语言范式的生成。此类问题不得不说是一个难以逃避的现实。如何破除,恐怕还是要从文字着手。


  因对上述痛点的思考,原《新周刊》总主笔、文化研究者胡赳赳写了《赳赳说千字文》,讲解《千字文》中每个字的诞生与演变,从考据(科学)、义理(哲学)、辞章(美学)三个角度剖析每个字的产生、发展及文化意义。作者作“说字”本是“想让孩子对文字学扎下根来”,但他发现家长的热情更高,其中透露出的问题更是值得反思。


  胡赳赳,历任《新周刊》首席记者、主笔、副主编、总主笔;出版有随笔集、评论集、诗集等著作多种,现为多家机构文化顾问。2017年任纽约圣约翰大学亚洲研究所访问学者,将汉字文化传播到北美地区。


  “如果没有汉字,也就没有中国”


  记者:你是出于何种原因和希求,开始着手汉字研究的?


  胡赳赳:2014年我主持修复了《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新星社版),这个版本是事隔113年后重现天日的。有了这个基础,加之我长期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当代的一流作家的文字能力比不上民国二流作家的水准?发现我们的语文教育解放后少了一个课程:识字课。也就是传统的小学课或训诂课。现在也叫“文字学”。结果呢,就造成了某种割裂:文字初义与今义的割裂;传统流变与当下使用的割裂;简体与繁体的割裂。文字虽然是日用品,也是文物,但这个文物的一面,我们并没有擦亮它。我们现在对字的理解,缺少历史纵轴,只有1949年后确定的音、形、义。这也使得文字的使用“粗鄙化”、“当下化”。


  如今,许多人只知道汉字的引申义,不知其本来义。一个人有两种意义的故乡:现实世界的,精神领域的。而汉字是我们精神性的故乡,没有这个故乡,人走到哪里都止不住内心的惶惶。如果你对汉字没有相当程度的体认和领悟,不知道汉字是一种“根文化”,你就不会有精神上的“文化自信”。既便有,也不能“心安理得”,更遑论“吾心安处是吾乡”。


  记者:在你看来,汉字承载的意义有哪些?


  胡赳赳: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认知都和汉字有关。比如,我们认为中国五千年文化没断过,原因不在于“车同轨”,而是“书同文”。还有,不管是元、清,还是外族入侵,统一中国时也被中国同化,这个中国国土面积的“一统”不是倚赖别的,而是以共同使用汉字为基。把中国用时空展开,会发现,都是通过“文字“联结的。如果没有汉字,也就没有中国。中国是个文化地理概念,而不是个政权概念。政权百代更替,中国千秋未亡;所有的万岁万万岁,都灭亡了,中国还在。


  “我们常识太少,偏见太多,思维简单”


  记者:为什么会选择《千字文》成为“说字”对象?


  胡赳赳:《千字文》全文共二百五十句,一千个汉字,单字不重复,四字可成句,两组一韵,前后贯通,千字可成文,对仗工整,易诵易记,条理清晰,文采斐然。不仅是儿童启蒙读物,更是一部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问世最早、流传最久、影响最大的蒙学教材。所以《千字文》是最适合进行讲解的范本。


  《千字文》 是一部伟大的经典。今人对它的了解仅仅是儿童启蒙读物,一起称之为“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但实际上,这部著作是相当了不起。关于它的传说也很多。有说它是一夜之间写的。有说写完它作者头发就白了的。有说是皇帝为了让皇子读书,让作者将大百科全书浓缩为一千个字的。目前我们看到的《千字文》的确与传说很相印证,它真的用一千个字表达;每个字都不重复(简化前);而且运用了对仗的手法;几乎每一个句子里都蕴藏着典故;通篇又见地、境界很高,有传统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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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赵佶书《千字文》(局部)。


  记者:《千字文》属国学,属传统,仅从汉字这一范域看,你认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胡赳赳:一个文字穿越古今而来,有古今之用、变化之道。这个变化之道,我们完全是隔膜的。尤其是简化字又摆了一道,就更加不知道其来有自了。而文字中有造型之源、有义理之源,这个源我们不去找,就相当于面对一个地下矿藏,有基础能源而不去发掘。当年胡适提倡“整理国故”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由,自家矿藏不发扬光大,徒慕他山之石非学问之基。


  自古以来,汉文字是从铁马金戈中、从征服外界中一路拼杀过来的。“认”是从陌生到熟悉,故《说文解字》中说:“认,顿也。”言语迟钝为认,学习的第一步都这样。识,则是习以为常,将熟悉的内容深化为理所当然之事,这就是学习的第二步。《说文解字》说:“识, 常也,一曰知也。”知道常识,即为识。我们现在,就是常识太少, 偏见太多,思维简单,戾气满满。


  认字我们都会认;识字可能得要从头学,“识字”是为了回到常识,这一块常识以前割掉了,现在要补回来——知道一个字的历史、 来源,将其转化为常识。这样在应用上,水平自然就不一样了。


  “对于一个字的演进过程,你真的不是文盲?”


  记者:文言文是“字”组成的,而白话文是“词”组成的,为何会出现这种演变?


  胡赳赳:蒋礼鸿先生在《古汉语通论》中说:“古汉语是单纯词(字)占优势,现代汉语是合成词占优势。”他认为现代汉语是在古汉语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出来的。那么我想强调的是,文言文是古汉语中的书面语言,古汉语中的口头语言、民间俗语慢慢发展出了今天的“白话文”,是今天的白话文的主要源流。由于时代的变迁,文言文中的一字多义承载不了新的发展需求。现代汉语的孕育期,可以上推到13世纪的元代,而其正式形成则要到五四运动。但是需要注意地是,自古至今,那些最基础的词根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可以说其结构相对稳固。


  记者:因当下初等教育对“文学学”的忽视,很大一部分人“认字不识字”,而你提倡对汉字寻求字根意义上的理解,你希望由此读者可以形成怎样的认知,实现怎样的改变?


  胡赳赳:我做“赳赳说字”,是有痛点的。痛点在于:一、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但现在,我们的思维片面化、充满斗争的意识形态,是与我们的语言被遮蔽分不开的,粗线条、上纲上线、大帽子扣人、粗鄙化、语言暴力等,导致我们的思维简单、片面,容易被人利用,时常人云亦云。“狂热分子”和“乌合之众”的生成,首先是一套语言范式的生成。这套语言范式需要破除。


  痛点之二是,在对文字的学习上,我们和文盲的区别不大。为什么这样说?新中国成立前,文盲率是85% 以上。为了解决文盲率,开办小学,教“认字”。能读书看报、写信算账就毕业了。此后,一直沿袭下来,“文字学”没有,仍是教“认字”,而没有“识字”。这就像“隔壁老王”,你跟他住一个小区,你对他认而不识,他长什么样你知道,叫什么你也知道,在哪儿工作你也知道,甚至有事也会找他打听、找他帮忙。但除此之外,他的其他一切、他的历史,你什么都不知道。


  目前,我们对文字的认识,就停留在对“隔壁老王”的认知水平。


  什么是“认”“识”?两个字都是从战争来的,都和辨识武器有关,认短刀为认,认长戈为识;简单为认,复杂为识;陌生为认,熟悉为识。


  现在,通过“扫盲”,文盲率只有8.72%(2017两会数据)了。 传统的小学训诂也就是“文字学”消失不见,仅存于中文系一点余脉。你敢说,对于一个文字的演进过程,对于被割裂的文字学现状, 你真的不是文盲吗?这可能是全民要补的一节课。


  记者:书中对《千字文》中的每个字进行了演变、义理的讲解,这些知识你从何处得来?


  胡赳赳:“赳赳说字”是用三个模板来建构对文字的解析的。它分为考据、义理、辞章。 考据就是科学,考证一个字的来源和变迁,没有定论的,给出各种合理的假说; 义理就是哲学,对一个字的字义,其中蕴藏的巨大信息量和智慧,生发为形而上的探讨,这其中就有传统文化的内涵; 辞章可看作是美学,古人在诗词典章中,如何创造性地运用这个字的,并带给我们审美上的旨趣。假如不懂“秋”和“愁”两个字的来源,又怎么能真正理解“少年不识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要这样写呢?


  一般而言,字书最主要的参照一个是对东汉《说文解字》的各家注解。另外一个是甲骨文发现之后各家对其的研究成果。很多人一听说研究字就认为很难,是个不得了的事,其实没那么难,很多也是字体结构的常识。比如说表示“手”,就有“又”“寸”“共”等多种变形。陈独秀有感于众人畏难,因此编辑《小学识字课本》(遗著),且斥学风“故为艰深,以欺浅学”,使得“原本小学而变为专家之业”。他将小学识字予以梳理,称“作始者或不易,传习者必不难”。


  记者:在对字的解释中,把握了怎样的难易、繁简尺度?


  胡赳赳:主要还是立足于常识,要恢复对常识的尊重。有常识,才会去除偏见。比如说“天”之意,新华字典解释是“比地高的地方”。而“天”在说文解字中则有“至高无上曰天”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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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赳赳说千字文》,胡赳赳著,紫图图书·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汉字中不仅蕴藏丰富的信息量,且有开慧的功能”


  记者: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如今有人用“粗鄙”形容当下的文字生态,并由此导致思维简单、片面,进而导致一些社会问题。你认为,从字根上理解汉字,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起到多大作用?


  胡赳赳:要回到汉字源头,从字根意义上,重新梳理、解释、印证汉字的流变,其目的不是恢复旧传统,而是温故知新,把字中包含的学问、智慧说清楚。


  虽然有论者用“粗鄙”来形容目下的文字生态,多少有些偏激,然而实在是莫大的警醒。我们一心要蜕变为现代人,但随着年岁日增,却又深深眷恋那刻骨铭心的传统,并把那条道路叫作“回家”。


  我认为,汉字是一座富矿,其中不仅蕴藏着丰富的信息量,而且有开慧的功能存在,特别适合新一代少年人培育精神,增长智慧,明理懂事。


  其实,汉字里一直就根植着强壮中国人精神的“灵丹妙药”和洞察万事万物本性的大智慧。比如“德者得也”,告诉你道德的含义首先是你要“自得”;要“自得”,首先要“自律”。因为,道德是不能去“律他”的,要“自律自得”,自己受用,自己做到,别人才能心悦诚服,此之谓“教化”。所以说,“一字一智慧,字中有乾坤”。


  记者:一种文字的发展往往得益于作家的探究与创造,如莎士比亚对英语发展的贡献,你认为在这方面中国当下是怎样的情况?


  胡赳赳:首先语言是活的。只要在使用中,就会有词性的迁移和转归。人类学家斯特劳斯曾说过:“词语是人们自由改造、任意使用的工具,尽管它们清楚地表达了本身的含义。”误用和挪用,也会因约定俗成而具有生命力,也会从本义走反训。如郭璞最早用“治”来解释“乱”(乱有扰乱和治理二义)。


  像王朔最早提出了“知道分子”的说法,本义是讽刺什么都知道一点的人。但后来词性发生变化,指有传播力的知识分子为知道分子,将知识道出来。而且这个词还在发生衍义:知道分子也特指那些传播智慧的人,这里“道”就是智慧的意思。


  由于当代的作家不知道字根的意思,就不敢乱用。比如有个成语叫“乌飞兔走”。胡兰成用过,指代太阳(金乌)和月亮(玉兔)交替运行。“乌”的本意是黑色的鸟,黑得眼睛都看不见了。而现在的作家只敢将“乌”作颜色用,而不敢作鸟类用。


  尤其包括我这样写诗的人,都希望将语言使用到其根本义,而这需要一个再学习的过程。


  “简化字有功有过,要理智对待”


  记者:说起汉字,不得不提及一次巨变:汉字简化。你如何看待这种巨变?


  胡赳赳:两次简化字方案,一次搞成了(1956),一次没搞成(1977)。简化字有功有过。毕竟当年是民国走过来的专家制订的,大部分简化字都有据可依,比如说从俗字演变、从草书借鉴、从形声字的规律入手。但也有一小部分不伦不类,是大家至今耿耿于怀的。比如说,“爱无心”。然而陈独秀解释为“心有所贪得而行迟”,跟我们想像出来的“爱心”不是一个概念。


  当年简化字是想过渡到世界语、拼音字。后来发现行不通。有了电脑后,也有人说汉字不适应电脑,输入不了或效率低,现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汉字危机都安然渡过。目前有一个提法叫“用简识繁”,我认为很好。还有一个误区是:汉字在甲骨文时期,都还是简的,后来字越来越多,叠床架屋,由独体字发展到合体字,也就越来越繁了。可以用“简极必繁”“繁极必简”的规律来看待。最好是在对待简体字上,不要煽动,不要有情绪,要客观理性的分析看待。


  记者:文化断层、汉字简化对汉字造成的负面后果,应如何尽力弥补?


  胡赳赳:这种修复工作需要时间。只能是一点一滴的进行,“润物细物声”。考古上有“三重证据法”,新闻上有“交叉新闻源”,都是为了求真、求证。因此,面对文化和历史,我们亦要如此,看看今人怎么说、古人怎么说、西人怎么说。这也是面对文化和历史的“三重证据”。


  郭沫若有一句话,其实被大家忽略了,我想重申一下其重要性:“识字乃一切探讨之第一步。故于此亦不能不有所注意,且文字乃社会文化之一要徵,于社会生产状况与组织关系略有所得、欲进而追求其文化之大凡,尤舍此而莫由。”他这句“尤舍此而莫由”,我想可以说明识字的份量了。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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