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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乙:改变固化,艺术家必须给出立场

2017/10/18 13:34:59 来源:artnet新闻  
9月底,丁乙来到了纽约,准备这里三个与他有关的展览。首先一个就是于9月29日在泰勒画廊(Timothy Taylor)开幕的个展“黑与白”,呈现了他近期连续创作的16件纸上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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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恩·斯库利工作室中丁乙与斯库利现场图。图片:致谢泰勒画廊,摄影Matthew Kroening


  采访者:Cathy Fan


  受访者:丁乙


  9月底,丁乙来到了纽约,准备这里三个与他有关的展览。首先一个就是于9月29日在泰勒画廊(Timothy Taylor)开幕的个展“黑与白”,呈现了他近期连续创作的16件纸上作品。


  这批作品来源于丁乙在艺术创作中不断萌发的一种直觉。从2015年到2016年,丁乙创作了一批黑白色的大尺寸木刻绘画作品,而在创作这些大作品之余,利用间隙进行小画幅的艺术创作。他探索木刻与绘画之间的微妙变化,也试图对极限黑白的内涵以及“微光”进行一些主观的描述。


  在个展开幕后,筹划已久、备受关注的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中国大展“世界剧场”也在10月6日正式拉开了帷幕。而这个北美迄今最大规模的中国当代艺术展,由孟璐(Alexandra Munroe)和田霏宇(Philip Tinari)、侯瀚如共同策划,着眼于两代中国艺术家的观念艺术实践,探讨了崛起的中国艺术家们是如何根植于全球艺术与历史语境之中的。而两幅丁乙于1991年创作的作品亦参加了此次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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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乙在泰勒画廊。图片:致谢泰勒画廊,摄影Matthew Kroening


  在于泰勒画廊开幕同一天,另有四幅丁乙的作品在抽象绘画大师肖恩·斯库利(Sean Scully)位于纽约切尔西的工作室展出,曾经因斯库利中国回顾展一见如故的两人,此次展览用作品再一次呈现出一场全新的、真正艺术家之间的“对话”。开幕当天,artnet新闻与丁乙的谈话也就发生在这个空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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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恩·斯库利工作室中展出的斯库利的作品。图片:致谢泰勒画廊,摄影Matthew Kroening


  这一次除了在泰勒画廊的展览,这里(指肖恩·斯库利工作室)也有四件作品展出。在另外一个艺术家工作室展出作品,这是一个怎样的契机?您的作品和一位西方艺术家的作品并置于一个空间,有怎样的化学反应?


  大约三年前,肖恩在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做回顾展,他的中国巡展策展人菲利普·多德(Philip Dodd)建议肖恩应该找一位中国艺术家来一个对谈。我八十年代在学习美术史的过程中见过他的作品。这个对谈的契机非常好,后来他来到了我位于M50的工作室。在那次见面两个月以后,又收到肖恩的邮件,在泰勒画廊有一个个展,后来他在巴塞罗那庆祝自己的生日,我们又见了面。我和肖恩成为了朋友,这次在工作室展览是他主动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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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乙在肖恩·斯库利工作室中,斯库利作品前。图片:致谢泰勒画廊,摄影Matthew Kro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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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恩·斯库利工作室中展出的丁乙作品。图片:致谢泰勒画廊,摄影Matthew Kroening


  我们两个属于不同年龄层、不同地域的艺术家,肯定有很大的不同。但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肖恩比我年长,所以他有很多经验。某种意义上,我们既是交朋友也是(相互)学习。要说作品,肖恩跟美国抽象表现主义有关,而我的作品也是受到了抽象表现主义的启蒙。而我作品中真正的来源是中国近三十年的巨变,尤其是我所生活的城市上海,它在源源不断地刺激着我。


  对我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就是上海。我不可能离开,离开以后我可能会枯竭。但是肖恩的灵感,可能是他在美国的生活。记得当时的对谈里,我们各自谈了蒙德里安创作于1942/43年的绘画作品《百老汇爵士乐》,蒙德里安是格子化抽象的奠基人。这种格子化的抽象,肖恩是从七十年代开始,而我是八十年代开始。很多走理性道路的艺术家,都是从蒙德里安那里起步,然后各有前程。也可以说理性抽象背景就是城市,因为有了城市才会有抽象,有了城市才会有理性的对应。蒙德里安在四十年代来到纽约时,这里正好是新兴城市,拥有着摩天大楼,(这样的图景)肯定给了他巨大的刺激。我的创作也是表现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城市化,有一种你从未经历的(变化),你会为这样的速度和高楼做出判断。


  “十示”系列是从1988年开始创作,如今已经近三十年。随着城市在这期间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系列在今天的新的语境中有什么新内涵?


  早年,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形式主义画家,就像研究型的艺术家。差不多在当代艺术圈意识形态最浓的时候,我实际上是背离这样一种语境的。但是到了1998年,有了巨大的转变,我第一次买房子买在郊区。那时想买一个大房子,还有一个60平米的画室。搬到城乡结合部以后,就只能偶尔进城了,我发现很多城里的地方不认识了,这样迅速的改变让我有点惊慌。然后我开始在苏州河沿岸找工厂、仓库做工作室。1999年,我搬到市区,创作也随之改变。我意识到了城市对于创作的刺激作用,于是形式主义画家也不做了,开始表现城市。那时城市就是荧光色,从1999年开始,差不多延续了12年。





泰勒画廊正在进行的丁乙个展“黑与白”现场图。图片:致谢泰勒画廊,摄影Matthew Kroening


  荧光色表现的意象很丰富,比如能够反映高楼、股市。后来我对荧光色开始有了反思,在2008年左右,我有一段时间比较困惑,那时就坐在画布前,想今天画什么,但想不出来,唯独跳出一个字“乱”。城市化的景象就是“乱” ,我的创作都是在格子上(作画),近看还是有秩序的。这是创作的逻辑。就算再混乱再异常,其实近看都是在点位上。2011年开始,我开始把城市“推远”,越来越宏观、整体地看待城市。当时也有很多城市化带来问题的讨论,对我的创作也是一种警醒。一个是把画面转化成黑白,一个是把画面里的组织方式、纬度放大。当你局部地看城市时,纬度是扁平的,当你距离加深,纬度就会更加透视和强烈。现在思考的问题,实际上,还是一种力量,已经不仅仅是单个城市化的问题。对我来说要思考的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从未经历的在世界舞台上也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在这个新经验来临之时,你必须思考,中国艺术能做什么?来源于什么?在此时此刻,你要考虑的是成熟的问题。我现在在思考,如何有一种新的创作,哪怕生硬,但是必须要做。这就是时代给你的契机。


  好像不同地域背景的观众对于作品的反应不太一样?


  记得在科隆的个展上,有好几个观众问我相同的问题,为什么你要把画画的这么亮?后来我发现,夜晚的科隆,除了教堂,城市里其它地方都没有那么亮。不像上海、纽约或者香港,始终是亮着的。在一个安静的城市中,你感受不到世界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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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丁乙在泰勒画廊个展“黑与白”现场。图片:致谢泰勒画廊,摄影Matthew Kroening


  近年来,您在材料上做出了很多试验,开始尝试木刻,也转向了黑白纸本创作。其实这三十年来,您一直在做着材料上的尝试与探寻,可以谈谈最近的一些体验吗?


  这次在泰勒画廊展览的作品算是另类。我白天在工作室,晚上在家创作。每天我要站着创作11个小时,每天晚上11点才回家,晚饭后已经12点,再画两个小时。这些小幅作品并非大幅作品的草图,画黑白可以让自己静心一些,相当于一个节奏的调整,这种状态是在这样尺幅应有的状态里。不同时期有不同创作方式,有的(小尺幅)与大作品有关联,有的与纸张有关系。而木刻,更加像体力活,需要创作时更加专注,比如一刀划过去,很难修改和重复,这个时候要意识上很专注。我在创作中使用几种刻刀,尤其是菱形的刻刀,拉出来就像一根线一样。你必须屏住呼吸,一气呵成。你在过程中会感觉有仪式感,也会感到变化,手势上也会有轻重缓急之分。这种体验发挥了艺术家的敏感性,敏感性对我来说很重要,什么该保留,什么该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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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乙在古根海姆美术馆中国大展“世界剧场”中的作品。图片:Cathy Fan


  您有两件1991年的早期作品在这次备受关注的古根海姆美术馆中国大展中展出。开展前的两周,这个大展因为一些涉及动物的作品造成了一些争议和风波,您对此事有何看法?


  这次古根海姆展出的是我1991年的作品,刚好这段时间在纽约(几个地方展览)的结构挺好,有最新的木板创作、有纸上作品,也有两件早期作品。对于想要了解我作品的人,可以相对比较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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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恩·斯库利工作室中展出的丁乙作品。图片:致谢泰勒画廊,摄影Matthew Kroening


  (对于争议)艺术家肯定站在艺术家的立场,人类你不探讨未来可能性,就没有办法进入很多事。艺术本身就是在探讨可能性,探讨今天很多人还没有办法容忍的东西。必须有人去尝试才能改变人类固化的东西,无论是否用隐喻,必须给出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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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勒画廊正在进行的丁乙个展“黑与白”现场图。图片:致谢泰勒画廊,摄影Matthew Kroening


  作为亲历者和参与者,您怎么看待这三十年的中国当代艺术?


  古根海姆从来没有策划过这样的展览,我也是最早参与中国当代艺术在海外参展的艺术家之一。第一次是在戴汉志(又名“老汉斯”)德国世界文化宫策划的“中国前卫艺术展”,这也是第一次国外馆长来中国选艺术家。那一年,陆续还有威尼斯双年展、布里斯班三年展。这一年,这些三大展览一下把中国艺术推了出去,里面都有我的作品。但是一年后,我明白了——我是一个“品种”。有两个展览寄来了简报,那个时候看到这么多外媒的报道很兴奋,但这些报道几乎没有我的作品图像。那个时候我就明白,我的艺术是长跑,我不是明星,我必须要沉下来。那个时候很多杂志封面,都是光头形象,或者毛主席。从这样的现象,我一直在思考,我的艺术是什么,中国艺术是什么,今天中国怎么看中国的艺术?这样的展览对中国当代艺术是有促进作用的,最重要的就是信心,你看到了可能性,不仅仅在中国,也可以走向世界。到了1995年,中国艺术家出现很多世界大展中。前二十年,所有关于中国的展览,画册封面全是红色的,跟政治相关的某种颜色,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某种现象,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当代艺术。


  三十年以后,应该是一个新的梳理,不再是以前刚开始的时候那种不宏观来看待中国当代。


  能谈谈您接下来在西安美术馆的展览吗?


  我计划每年在国内美术馆举办一场展览,每次展览都有一批新的作品。我希望我在美术馆主厅的作品跟空间本身有关。在西安美术馆的展览大厅中,有一张去年创作的纸上作品,大概5.5米高,12米长。以这张作品为起点,对面呼应了8件新的木板作品,差不多(每幅)3.6米高。作品之间有尺度和空间的渐进、呼应。我用展览和工作方法来激发我创作的动力。


  (编辑:杨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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