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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巴斯蒂安·斯密:四对伟大艺术家之间的竞争与友谊

2017/11/06 10:37:04 来源:界面  作者:张之琪
可能很多人都曾有过这种经验:在一生中的某个特定阶段,尤其是青少年时期,总有这么一个人,与我们保持着一种“相爱相杀”的紧张关系,他可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也可能是一位同学或者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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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后)与刘小东(前)


  采访者:张之琪


  受访者:塞巴斯蒂安·斯密


  可能很多人都曾有过这种经验:在一生中的某个特定阶段,尤其是青少年时期,总有这么一个人,与我们保持着一种“相爱相杀”的紧张关系,他可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也可能是一位同学或者朋友。一方面我们非常需要他们,总是惦记着他们,出成绩的时候最想知道他的分数,发工资是最想打听他的绩效,有了暗恋的人第一个告诉他;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我们的假想敌,在背地里吐槽最多的就是他,见她男友的时候要刻意穿的美一点/见他女友的时候要多讲几个笑话。


  他们仿佛我们的参照系,以至于即便他们不在场,我们也会忍不住问自己,“如果是他会怎么做”。因为他们身上有我们最欣赏和艳羡的东西,以至于我们有时会像中了魔咒一般不由自主地模仿和追随;但同时又有一种“必须和他不同”,甚至“必须和他作对”的冲动拉扯着我们,逼迫我们抵抗这种吸引,去寻找自己的路。在与他们不厌其烦地比较与调适、拉近与走远之间,我们认识并塑造着自己。随着我们长大、成熟,他们可能会渐渐淡出生活,但在我们成为自己的过程中,他们曾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这样亦敌亦友的关系不仅存在于普通人之间,也存在于艺术家之间。艺术评论家塞巴斯蒂安·斯密的新书《竞争的艺术》中就描写了四对伟大的现代艺术家之间的竞争与友谊,他们是马奈与德加、卢西安·弗洛伊德与弗朗西斯·培根、毕加索与马蒂斯、波洛克与德库宁。在作者斯密看来,艺术家之间的亲密关系长期被艺术史课本所忽略,实际上,同伴的影响对于艺术家风格的确立至关重要,正是在接纳和拒斥同伴影响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而这种充满张力的关系在现代艺术家之间尤为典型,因为独立与被认可、独辟蹊径与追随潮流之间的矛盾纠结正是现代主义历史的核心。


  《竞争的艺术》是一本非常“有料”的通俗艺术史作品,不仅以传记的笔法披露了四对艺术家私人生活和相互交往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还基于这些故事,对艺术家的作品甚至更大的社会历史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可以说,它突破了艺术史、个人史和社会史的界限,试图在一个相对暧昧的交叉地带找寻接近真相的可能。在新书发布会上,著名画家陈丹青评价作者是“不寻常的艺术评论家”,认为这本书兼具“侦探小说的笔法,精神分析式的心理追踪,以及历史的同理心”,因此才能发现和摹写出人与人之间幽深的关系和心理动态。


  陈丹青也分享了他与另一位艺术家刘小东之间的友谊,“按照我们老派的说法,应该叫战友”。陈丹青比刘小东年长十岁,曾是刘的老师,但陈丹青说,在艺术上自己却比刘小东保守。陈丹青29岁来纽约,怀着一个荒唐的理想,想要回到文艺复兴,从经典作品中汲取营养,在创作西藏组画的过程中,他也一直在追随古典写实的传统。直到许多年后,他才认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但已经走了很多弯路,浪费了很多时间。这时刘小东开始崭露头角,“他的画非常生猛、本真,尤其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刘小东的作品越来越有力,每幅作品都给艺术圈以重击,也在对我说,’你放开来,别想这么多’”。陈丹青坦承,“中年以后是刘小东的画救了他”,他也没想过再跟刘小东竞争,自认“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对话塞巴斯蒂安·斯密:


  每个人的自我认同都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总是要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去定义自己


  记者:你之前写过一本关于毕加索和马蒂斯的书,也写过几本关于卢西安·弗洛伊德的书,这次这本《竞争的艺术》涉及的话题更加广泛,包括八位现代艺术家之间的四段关系,你是如何开始这本书的写作的?


  塞巴斯蒂安·斯密(以下简称斯密):我在29岁的时候结识了卢西安·弗洛伊德,那时他已经79岁了,但依然非常睿智,思维敏捷,又极具幽默感。我们的交往持续了4、5年,我知道他和弗朗西斯·培根曾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是这段友谊后来破裂了。我一直不敢向弗洛伊德询问这段关系破裂的原因,我害怕这会冒犯他,当我终于鼓起勇气问他的时候,他给出了两个原因。一是培根开始嫉妒他的艺术成就,尽管培根在世的时候,他在国际上的声誉远高于弗洛伊德;第二个原因是,培根曾经和他的同性伴侣莱西有过一段非常炽烈甚至暴力的感情,有一次,莱西在暴怒之下将培根从窗户扔了出去,培根伤得很严重,第二天弗洛伊德见到培根的样子,非常难过,抓起莱西的领子,想揍他一顿,这次意外成为了两人关系破裂的导火索,弗洛伊德认为,培根不能原谅他干涉了他的私生活,之后三四年的时间内,两人都没有再说过话。我被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深深吸引,萌生了想要写这本书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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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培根(左)与卢西安·弗洛伊德(右)


  而在毕加索和马蒂斯的关系中,我认识到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在他们的关系中,友谊的成分和敌对的成分同样重要。通常我们想到竞争,首先会联想到体育比赛,或者角斗士的对决,事实上,在艺术家的竞争中同时存在着一种亲密和惺惺相惜,更难得的是,他们都展现出了敞开自己、接纳对方影响的勇气,毕加索和马蒂斯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弗洛伊德和培根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这种微妙的心理动态让我非常感兴趣。


  记者:关于这几位艺术家的私人生活,书中提供了很多非常有料的细节,或者说是八卦,挖掘和拼凑这些细节,从而形成一个完整而有说服力的故事对你来说困难吗?


  斯密:这个过程还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我写的很多故事都非常私密,幸运的是,我有自信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因为他们都是非常有名的艺术家,有很多关于他们的资料可查,其中包括一些曾与他们关系非常亲密的人对他们的回忆。而且,我认为这些故事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上大学的时候,艺术史的研究并不重视艺术家的生平,艺术史是关于作品的历史,是一幅作品影响了另一幅作品,而并非一个艺术家影响了另一个艺术家,一切都只发生在画布上。当我见到弗洛伊德本人,并慢慢了解他之后,我才发现,艺术家的生平经历和私人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确实影响了艺术家的作品,二者是密不可分的。而艺术家的私人生活、心理动态和创造力都不可避免地要和其他人、与他同时代的其他艺术家发生关系。


  记者:这也正是我想问的,你认为艺术史家或者艺术评论家必须了解一个艺术家的私生活才能了解他的艺术吗?还是说,艺术史家需要与艺术家的私生活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才能更好地研究作品本身?


  斯密:我想举例说明这其中的必要性。对于卢西安·弗洛伊德而言,他年少时已经凭借他的素描在他的小圈子里颇有名气,后来他遇到培根,培根不擅长画线稿,但他的作品从电影和摄影中汲取了很多灵感,在画布上他大胆挥洒,生活中也是个不折不扣的赌徒;相反,弗洛伊德的风格是非常精准、一板一眼的,他深深地中了培根的毒,被他的作品和性格所迷住了,他也想成为培根那样的人。他对培根的感情——尽管我相信他们两人之间并没有发生过任何肉体关系——深深影响了他对待艺术和生活的态度。很多年后,他在谈起培根时说得很清楚,培根创作的方式直接反映了他对生活的感受,而对于弗洛伊德而言,艺术和生活是分开的,但他希望二者联系得更紧密。


  波洛克和德库宁之间也是如此,德库宁像弗洛伊德一样,素描很厉害,转向油画之后依然保持了很精准的风格,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制约了他,在他寻求突破的时候,他遇到了波洛克,波洛克就像培根,并不擅长素描,但找到了一种新的风格并敢于冒险,直接将颜料泼洒在画布上。德库宁很羡慕这种艺术和生活的态度,他曾经提到,有一次看波洛克倒红酒,一边倒一边被红酒水位不断升高的景象迷住了,于是他一直倒,一直倒,直到酒洒出来,洒到桌子上。这看起来很疯狂,但是德库宁很喜欢,他觉得波洛克这个人太鲜活了。我想说的是,影响弗洛伊德和德库宁的不仅是培根和波洛克的艺术,也包括他们的性格和对待生活的态度,了解一个艺术家的生平经历在这一意义上是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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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库宁的《戈塞姆新闻》(左)和波洛克的《聚合》(右)


  记者:在这四对艺术家的故事中,你个人最偏爱哪一个?


  斯密:我最喜欢马奈和德加这一章,对于我来说,这也是最难写的一章。因为当你真正喜爱一个题材,在各个层面上都对它感兴趣的时候,想写出一个“干净利落”的故事就变得很难,这一章我大概前后写了8、9稿。而且,对我来说,这也是最神秘的一个故事,为什么马奈会用刀划开那幅画(马奈曾用刀将德加为他和他夫人创作的一幅肖像一分为二,许多人猜测是因为德加敏锐地洞察了马奈婚姻中暗藏的危机),我们至今都弄不清楚。但是,如果你仔细梳理他们两人之间关系的发展,从1841年到1848年,你就可以理解那种动态:先是马奈在各方面领先于德加,德加改变了自己的风格,开始追赶马奈,然后马奈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作品被批评得很厉害,他自己也深受打击,变得异常脆弱,这时德加却在变得越来越强大。对于我来说,这样的矛盾构成了一种模式,同样适用于其他几对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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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加为马奈及其夫人创作的肖像


  记者:我也最喜欢马奈和德加这段关系,因为它不仅呈现了二人的私人分歧,还反映了他们在如何理解现代性和如何再现真实上的不同观点和实践。


  斯密:你讲的这点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肖像画而言。当历史步入现代,关于另一个人,肖像画究竟可以传达什么,开始变得不确定。我们究竟是否能真正了解另一个人,又是否能够在画布上再现一个人,这一切的答案都变得不确定,这是一种非常现代的感受。对于这个问题,站在现代主义开端的马奈和德加给出的答案非常不同。在马奈看来,真实是变化不定、多种多样的,因此他总是将画中的人物盛装打扮,以表现个体身份的不确定性,从而掩藏每个人不同面具之下的未知。而德加对于真实的理解则恰恰相反,他总是想要穿透表面,直击真相本身。


  几十年之后,弗洛伊德和培根遇到了同样的分歧。培根习惯根据照片和记忆来创作肖像,而弗洛伊德则依赖模特长期的在场。因为在培根来看,现实主义对事物表象的忠诚是完全靠不住的,传统的肖像根本无法传达出一种心理层面的真实;与培根相反,弗洛伊德则坚信外表和真实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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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蒂斯的自画像(左)和毕加索的自画像(右)


  记者:你认为你在书中描绘的这种亦敌亦友的复杂关系,只存在于艺术家之间吗,还是也存在于普通人的生活经验之中?


  斯密:首先,我最感兴趣的其实是这些艺术家成名前的经历,或者说,是在他们尚未完全形成自己的身份认同之前、挣扎这想要寻找自己的身份的这个过程。因为在这一阶段,他们往往比较脆弱,容易受外界影响,总有一些人在他们的生命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验,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都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总是要在与他人——父母、兄弟姐妹,或者是亲密的朋友——的关系中去定义自己:既要寻找与他人的相似之处,期望获得他人的认可,同时又要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尤其是在我们十几岁、二十出头的时候,我们总会遇到某个人,我们会像中了魔咒一样对他着迷,当和他在一起的时候,生活似乎变得更加丰富、有趣和热烈,然后会有那么一个时刻,我们感到与他太过亲密以至于就快要失去自我,这时,我们就会本能地推开那个人。


  在我看来,这些艺术家都是在这种充满紧张和冲突的关系中逐渐成熟的,比如毕加索和马蒂斯,他们从来也没有变成交恶的敌人,即便他们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在各自成长之后,他们依然是朋友,一起开创了伟大的现代艺术。我很欣赏马蒂斯在毕加索的名声超过他之后,依然可以敞开胸怀接受毕加索的影响,他不介意被一个曾经不如他的人影响,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编辑:杨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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