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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佩斯:社会已这么烂,还要把余生烂下去?

2017/10/13 11:07:50 来源: 墙艺术  
他在求快的时代,依然精心打磨,他在攀附的时代,依然保有傲骨,他在贪婪的时代,依然懂得舍弃,他在躁动的时代,依然懂得坚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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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著名表演艺术家陈强正随团演出,在国家歌剧院出演《白毛女》。


  演出期间,陈强接到一个电话,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为纪念这个时刻,陈强想来想去,将这个孩子取名为“布达”。4年后,二儿子出生于吉林长春,名字自然而然用了剩下那两个字:“你哥哥叫布达,那你就叫佩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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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的陈佩斯性情顽劣,不喜欢读书,成绩总是班上倒数。


  当时他长得比一般孩子要高,正巧遇到一个刚参加工作的老师,见他人这么皮,也是存心治他:“你个子这么高,坐最后一排去吧。”不得不说,陈佩斯打小就“反权威”,从此就跟这个老师杠上了。

  一次,老师让同学用“五彩缤纷”造句,陈佩斯把手举得老高,然后站起来说:“我放了一个五彩缤纷的豆花儿屁。”引起全班同学哄堂大笑。


  老师心说我还治不了你小子?随即把陈强叫到学校一通训斥。 回家后,陈强拿起鸡毛掸子就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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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陈强常在外拍戏,情感上和儿子之间有些疏离。


  但每一次看到父亲登台,看到父亲身上顶着璀璨的光环,陈佩斯内心深处还是充满了崇拜。


  陈强曾是“中国二十二大明星”,因为出演黄世仁和南霸天而闻名,“百花奖”为其单设最佳男配角,他还是那一年得奖票数最多的演员。


  然而,就在一夜之间,浩劫袭来,陈强被抓进牛棚,成为众矢之的。


  批判的理由简直叫人无从反驳:“好人怎么可能把反派演得那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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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从批斗场上回到家中,陈强的白衬衫上都是一道道血印子。


  与此同时,和那个时代大多数孩子一样,15岁的陈佩斯被卷入了浩荡的时代洪流中,成为内蒙古一个建设兵团的普通知青。


  边疆条件极为恶劣,最痛苦的是吃不饱,身上光长胡子不长膘,饿得风一来就倒。


  干了整整4年,好不容易探亲回家,一进家门,陈佩斯就对父亲叫苦:“爸,我饿死了!我再也不想去了!”


  如何才能让儿子安稳回城呢?想来想去,陈强只能让他演戏:“没有别的出路了,我也自身难保,你要是不入这行,真可能要饿死。”


  然而,陈佩斯的长相实在太普通了,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歌舞团都没要他,正好,当时八一电影制片厂需要演员,陈强赶紧找到招生负责人演员田华:“帮个忙,把佩斯收了吧。”就这么着,因为生活所迫,陈佩斯成了一名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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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程度上,外形限制了陈佩斯,一开始,他能得到的都是些龙套角色。


  尽管如此,他还是非常用心,经常跟搭戏的演员合计如何给自己加戏,有一次,他本来是演一个跑场的匪兵,就因用心设计,被“提拔”演了俘虏兵,一下子增加了几分钟的戏份。


  话剧《万水千山》的编剧毓钺说:“当时陈佩斯就表现得与众不同,一讲起笑话,无论语言上还是动作上,总是比别人可乐,有把人逗笑的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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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陈强也给了儿子一个建议:“中国的老百姓太苦了,你可以演喜剧,以后多给大家带去一些欢乐。”当时,陈强是北影厂党委成员,力主做喜剧,试图用电影告诉中国人:“新环境下,人人都有笑的自由。”


  1979年,他带着儿子主演《瞧这一家子》,这是十年浩劫后的第一部喜剧电影,虽说笑只是手段,重点在于“说教”,影片整体笑得“极其委婉”,但在那个年代已算是一大步了。要知道,在那时让人肆无忌惮的笑,弄不好是要葬送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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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陈佩斯第一次做主演,为了演好这部电影,床头贴满了人物分析,随时随刻都在琢磨人物的心理逻辑。


  到了片场,父亲陈强就站在摄像机后头看,有时实在嫌陈佩斯太笨,就着急道:“你过来你过来,怎么这么笨?这个时候你得这么演才行,你看着啊。”


  于是陈强演一遍,陈佩斯跟着演一遍。陈佩斯被父亲手把手教着演完,结果呢,《瞧这一家子》火了,还拿了优秀影片奖。这时大家发现,原来让中国人笑一笑,也挺好。


  可5年后,小品《吃面条》进入春晚剧组,还是面临着随时会被枪毙的局面。提到陈佩斯,就不能不提朱时茂。


  1977年,因为主演《牧马人》,“浓眉大眼”的朱时茂名声大噪,成为了那个年代的当红小生。


  当初朱时茂刚被调到八一厂,没有房子住,就先住招待所,偶尔会去招待所打公共电话,恰好陈佩斯那时候也常去打电话。一来二去,两人成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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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一厂的演员时常要跟观众见面,有些演员就自己安排个诗朗诵什么的。


  朱时茂和陈佩斯也觉得,不能干聊呀,咱们也给观众排点儿小节目吧。


  陈佩斯回去琢磨了一下,便提议说:“不如把咱们平时训练演员的过程编成一个喜剧节目?”于是两人私下捣鼓了一番,排出一个“吃面条”的小短剧。


  每次带着这个节目出去,都能把观众们逗得前仰后合。


  有一次,到一家宾馆表演,那里炒菜的师傅本身肚子就大,加之那天衣服穿得紧点儿,看陈佩斯吃面,愣是把扣子给笑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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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面条》喜剧效果奇佳,可以说是走到哪儿红到哪儿,一度因此轰动了整个哈尔滨。


  春晚导演黄一鹤听说了,就找到陈佩斯和朱时茂,希望他们把节目拿到春晚上。


  审节目的时候,凡是看了小品的人,没有一个不是笑得喘不过气来的。


  可是黄一鹤冷静下来一想:“我们能让观众这样为笑而笑吗?能让大家笑得如此肆无忌惮吗?如果没有什么教育意义,可以吗?”


  他把节目拿给姜昆,姜昆也不敢保证。上面的领导,没人点头,也没人摇头。


  大家都在想,把人笑成这样,太不严肃了,敢在中央电视台直播这样的节目吗?


  陈佩斯见到这种局面,对朱时茂说:“算了算了,别搞了,还有正事儿,我们回去演我们的电影。”


  朱时茂却说:“再等等,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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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吃面条》的处境非常尴尬,因为始终没人拍板能不能上,陈佩斯和朱时茂就没有“身份”。


  每次节目组拉演员去排练,朱时茂就带着陈佩斯“蹭车”。


  不但蹭车,连正式排练室也没有,随便找个人少的房间,进门对人一笑,两人就旁若无人地排起来。


  甚至吃饭的时候,也没人招呼他们。


  时间久了,陈佩斯心里郁闷:“没人搭理咱们,咱们还留着干嘛?”


  有两次,陈佩斯急得甩开膀子想走,还是朱时茂拉住他,好说歹说,“咱们这么一走了之,对得起黄导吗?”


  这个经典小品才一路熬到了大年三十。


  然而,直到1984年春晚当天夜里,《吃面条》能不能上,仍旧没结论。


  这时,导演黄一鹤对他俩说:“你们上吧,出了事我来负责。但你们记好了,千万别说错话,要是出了重大事故,我就惨了。”陈佩斯永远记得那一天夜里,黄导说这话时有多么悲壮。


  
  结果呢?《吃面条》火了,作为春晚历史上的第一个小品,一种全新的喜剧形式让观众笑疯了。


  事后也并没有苛刻的文艺批评出现,原来让观众自由地发笑是如此美好。


  一夜之间,陈佩斯和朱时茂家喻户晓,街上好多人对他俩的表演津津乐道。


  大年初一,朱时茂去公共厕所方便,刚一进厕所,就看见俩小孩站在尿池前,一个学着他的腔调:“诶你再吃一碗。”


  另一个学着陈佩斯:“哎呀我不吃。”“诶你再吃一碗。” “我吃饱了我还吃什么吃。”“什么吃饱了,你再来一碗。”


  听了一会儿,朱时茂实在忍不住了:“吃什么吃!这是厕所,什么来一碗不来一碗的!”


  之后,陈佩斯和朱时茂,一起上了整整11次春晚,陈佩斯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小品王”。


  《拍电影》、《胡椒面》、《警察与小偷》、《主角与配角》《姐夫与小舅子》…这些小品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每个作品背后,都离不开对社会的洞察。


  比如那年代,社会上的不法商贩特别多,经常有烤羊肉串儿的冒充新疆人,两人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特意穿着大衣戴着墨镜去“研究素材”,这才有了1986年令人捧腹的《羊肉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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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陈佩斯穿的是朱时茂的睡衣至于喜剧表演的技巧和层次,别说同时代的人,即便放眼如今,恐怕全国也找不出几个人能与之旗鼓相当。


  豆瓣上曾经有人评价陈佩斯说:“他能够操一口标准普通话,几乎不使用任何俚语进行表演,而当代喜剧离开方言和网络潮词,离开了所谓的段子,几乎无法续命。”


  知乎上也有类似的评价说:“离开了地域和家乡,陈佩斯还是陈佩斯,可有人一旦离开这些,就什么也不是了。”


  看过小品《胡椒面》的人都会惊叹,短短十来分钟的作品里,只有三四句对白,陈佩斯却能仅凭肢体动作让观众笑趴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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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时茂曾经说过:“其实我跟佩斯演小品没本子,每一次演出的台词都不一样,但偏偏是在春晚那天的效果最好。”


  1990年,表演《主角与配角》时,朱时茂身上的枪带突然断了,他只好趁着背对观众时偷偷系上。


  本来弄不好这就成了演出事故,结果却有了意想不到的喜剧效果。


  没断的时候,枪挎在朱时茂身上,朱整个人显得潇洒威武;断了之后,一系上,短了一截,换到陈佩斯身上一挎,巧了,到胸口,配上陈佩斯的表演,尤为滑稽!


  观众看了,当即笑作一团,反倒因此留下一幕经典。


  《主角与配角》令陈佩斯名气达到顶峰,直到多年后,一个假冒陈佩斯的用户,注册了新微博,马上有网友给他留言,“队长!别开枪,是我!”


  微博一发出,迅速被疯转,评论数千条,可见这个作品是何等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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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日做梦!”小品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但陈佩斯的追求远不止于此。


  他希望能让中国的喜剧走得更远。


  于是每年花一半时间打磨小品外,剩下的一半时间,他用来拍电影。八一厂不拍喜剧,1986年,陈佩斯打算离开。


  当初收他的田华知道他是好苗子,上门来说了好几次,劝他别走。田华苦口婆心地劝,陈佩斯就是不听。最后厂里面对他说:“要走可以,你要走的话,就分不到房子了。”陈佩斯一笑:“那简单,我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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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陈佩斯没想到,在当时的计划经济环境下,要拍一部“娱乐片”是何等困难。


  第一部电影《父与子》,陈佩斯写完剧本,到西影厂求一个拍摄的“名分”,扶持艺术片的厂长吴天明见都懒得见他。


  一个副厂长看了剧本,回绝了他:“你走吧,这类电影我们不做。”回去的路上,陈佩斯想:“你们不做,那我自己来做吧。”


  于是他承担风险,自己拉来投资,可电影拍到一半,陈佩斯才得知,影片必须挂靠电影厂才能拍摄。


  看在陈强的面子上,上头没有追究。可等电影拍完,因为没厂标,发行又成了一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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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中影公司收购了这个“黑户”,电影《父与子》成为了中国影史上唯一一部没有厂标的电影。


  虽然在今日看来,这部喜剧并不出彩,但在当时那个年代,实属难能可贵,环顾四周,老百姓根本没有喜剧可看,中国也太缺乏让人发笑的娱乐。


  《父与子》上映后,陈佩斯趁热打铁,又拍了《父子老爷车》《傻冒经理》


  《二子开店》《孝子贤孙伺候着》…那些年,陈佩斯的父子喜剧非常红火,在冯小刚将葛优推上喜剧片王座之前,可以说最深入国民人心的喜剧角色,就是那个秃头、小眼、一脸贼笑的陈小二。


  不过,那时陈佩斯还没能够预见到,无论是电影,还是小品,最终都会成为他生命里的过去。


  认识陈佩斯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特别有追求的人。所以当初为了自己拍喜剧,说不要房子,就不要房子。同时,他骨子里有一股倔强,这样的倔强,在外人看来固执乃至偏执。


  陈佩斯不同于他演绎的混混、流氓,私下里,他是个严肃、认真的人,对待任何作品都趋近完美。就像一个打磨玉石的手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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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和朱时茂排节目的过程中,两人经常各持己见,相持不下。


  当时,陈佩斯和朱时茂的作息时间不同,陈佩斯早睡早起,朱时茂晚睡晚起,每天夜里,朱时茂等陈佩斯睡了,还一个人伏案吭哧吭哧修改剧本,结果第二天早上醒来一看,早起的陈佩斯又照自己的想法改了回去。


  两人没少为这个吵架,甚至冷战,最后还得各自的老婆把两人请出来,这才能继续把好作品磨下去。


  搭档之间尚且如此,面对春晚剧组,陈佩斯感觉自己的作品受到桎梏太大。当初为让《吃面条》上春晚,陈佩斯就感到厌烦,几度想走。


  之后10次创作,每次都需要送审、修改,还有各种原因不明的突发性撤节目。


  当时,陈佩斯热衷探索新的喜剧形式,希望小品可以有更大的突破,可他的创作意见,从没被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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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王爷与邮差》,成为陈佩斯在春晚的最后一次亮相。


  工作人员把麦克风随便挂在戏服外,朱时茂刚一上场,麦就掉了,陈佩斯不得不靠着他,让他蹭麦说话。


  最后,当陈佩斯开始满场疯跑时,朱时茂只能把台词“吼”出来。


  原来准备的声效光碟,现场没给他们放。下台之后,陈佩斯掉了眼泪。从那时起,他便决心退出这个舞台。


  而就在第二年,面对作品被央视侵权,未经本人许可发行小品的光碟,陈佩斯和朱时茂勇敢地站出来维权,将发行方告上法庭,毫无悬念地胜诉。


  从此,两人彻底与那个舞台告别,一个小品时代,也就此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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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谈话节目里,主持人问陈佩斯:“离开春晚,你后不后悔?”他想都没想,便说:“不后悔,上春晚的时候,我过得很狼狈,见谁都是大爷,作品里的东西受到太多的限制。


  当时我提出过许多的想法,但每一次人家都说‘NO’!那么我也有说“NO”的权利,虽然说这个字的代价比较大。”


  主持人又问:“90年代的时候,很多人都面临知识产权被侵犯,为什么你就那么忍受不了?”


  陈佩斯说:“当然要发声,至少要让人知道,我是被侵犯的,否则五十年一百年后,我们的后代看到,会为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他愤怒的,不是那个侵犯你的人,而是面对侵犯,我们选择了漠视和沉默。”


  在胜诉之后,陈佩斯也曾说过:“我不是什么斗士,千万别抬高我。我只是对错误的事情,说了个‘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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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人面对顽固的高墙选择无视时,甚至在许多人希望攀附高墙获利时,希望借助高墙的力量而功成名就时,陈佩斯第一个站了出来,说不。而几乎在同时期,他的电影事业也走到了尾声。


  当时他拍了一系列喜剧电影,每部电影盈利,只刚好够下一部开机。如此算下来,电影是拍一部亏一部。


  可这样的亏损,并不是因为电影不好,而是因为整个市场极其不规范:“当时偷瞒漏报票房的情况非常严重,我们当年派出5个组到河北去监票,有的地方演7场却只报3场,有的地方100%到80%的上座率,但上报却只报40%上座率,非常混乱。”


  陈佩斯俯身一看,四处都是暗礁,四处都有这样那样黑色的潜规则,四处都是不可言传的勾结和打压,这都是他心底最为厌恶的。无奈之下,他只能关闭电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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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做人和做艺的层面上,陈佩斯是个有精神洁癖的人。看到那些光照不到的地方,他的第一反应是赶紧离开。


  他知道世上有许许多多的灰色地带,他没有能力去改变,但至少不会借此牟利。别人告诫他:“你要懂成人世界的游戏规则。”他却说:“这个世界缺的不是规则,而是规矩。我们在这么烂的世界里生活了几十年了,再把余生都这么烂下去,多没劲啊!”


  曾有一段时间,陈佩斯被封杀的消息传得很盛。甚至有人说他交不起孩子学费,然后贷款包下一片山林种果树。陈佩斯听了传闻付之一笑。有人想把他塑造成一个孤胆英雄,可陈佩斯根本没有那样看待自己。他的确花钱承包了一片荒山,但不是为种树,而是为保护环境。每当烦闷,他会去那里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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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佩斯并没有像外面风传的那样,一度陷入了生存的巨大压力和困境。


  蛰居两年里,他看了许多的书,思考了喜剧方面的许多问题后,最终将目光投向了话剧。


  因为朋友有被托儿欺骗的经历,陈佩斯再一次以他的平民视角,捕捉到了这个社会的讽刺点。


  2001年,全国话剧最不景气的时候,话剧演员纷纷出走去演电视剧了,陈佩斯的话剧《托儿》横空出世,一下子创造了千万票房的神话。


  他带着《托儿》在全国巡演,一连演了120场,观众多达17万人。


  表面上看起来风光,但背地里充满艰辛,当时各地剧院十分简陋,舞台边就是厕所,后台一股尿骚味,水阀已经锈住了,连个正常休息的地方都没有。


  可陈佩斯还是一场场坚持了下来。随后,他又制作了《阳台》《雷人晚餐》《戏台》等多部话剧,累计500场次,观众超70万人。创造了话剧界的票房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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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佩斯常以手艺人自居,在这个一切都求速度的时代,他也的的确确像个“匠人”。


  当初和朱时茂的《王爷与邮差》,从构思到最终变成一个小品,陈佩斯花了十年时间,才让它上台。


  至于每一次话剧剧本,几乎每一场戏,每一句台词,他都是反反复复推敲、修改。


  《阳台》一场戏,曾改了十几遍,女演员十步的走位,他能推敲40分钟。


  而随着年纪的增大,他体力也常常透支,每一场戏演下来,中途要喝几次盐水,可就是如此,还是一场不落地演了。


  朱时茂曾经受他之邀出演《托儿》的配角,演了33场下来,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吃不了他这个苦,太累,太寂寞。


  每天都要重复。同一个舞台,同一帮演员,同一句台词,同一个感觉,不觉得很寂寞吗?”


  可陈佩斯就像个熬得住寂寞的手艺人,编剧毓钺看他一场戏演下来,满头大汗,人跟水耗子似的,真是在活受罪,于是劝他:“你去搭一个剧组,30集电视剧,4、5个月也就出来了。


  你自己再租个大房车,弄俩助理,小火锅一点,慢悠悠吃上。


  你这样的腕儿到哪还能让你吃苦啊?”可陈佩斯就是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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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上,陈佩斯极其朴素。他最爱吃的就是面条,能天天吃羊肉烩面不腻烦。


  每次他上节目,只穿上半身正装,下半身一律粗布裤子和布鞋,因为录节目一般只拍上半身。


  他住的地方是乡下,开最便宜的车,有一次倒是花钱买了一张很贵的床,睡了几天,腰疼,又换硬板儿床了。


  无论衣食住行,他都不求奢华,只要让自己感到舒服自在就行。


  话剧火了之后,很多人送钱上门,拍电视剧的、拍电影的、做真人秀的,陈佩斯都客客气气给人请了回去:“对不起,我这边还要忙话剧,一帮话剧演员要跟着我吃饭呢。”


  他拒绝了一切浮华,不断给生活做减法,因为他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凡此以外的,都可以舍弃。


  而一个人只有懂得了舍弃,才能够更好地抓住想抓住的东西。当然,每过一段时间,他也接广告,不是为了穷奢极欲,而是为做话剧筹钱。只要你看到电视上出现陈佩斯的广告了,那说明他又在筹备一部新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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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嘈杂、物欲的时代,陈佩斯看上去更像一个异类。娱乐圈有什么诱惑,他从不掺和,他有的只是艺术上的苛责与追求。朱时茂说:“他太倔,太认死理。”但他的倔强,是出于对艺术的敬畏,也是他和这个世界相处的一种方式。


  曾有一次,上海戏剧学院排演《阳台》,戏结束后,大幕还没有完全合上,有一个学生直接就下台了,陈佩斯马上叫住这个学生说:


  “你在演出,观众还没有退场,作为演员你怎么能从两侧下去?你是个演员,要懂得尊重舞台!”这,就是那个倔强的陈佩斯。


  几乎每年春晚之前,都有媒体会做一个调查,问大家希望哪个喜剧演员上春晚。群众的呼声中,总少不了陈佩斯。每当大家觉得语言类节目不好笑时,总会有人提到他的小品,无限感怀。


  陈佩斯虽然亲手拉下自己时代的帷幕,但却在一代人心中打下了烙印。当我们怀念陈佩斯时,我们究竟在怀念什么呢?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怀念的,其实并不是落幕后那个陈佩斯本人,只是他在舞台上奉献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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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穿过大幕,走进后台,看到那个严肃、较真、倔强的陈佩斯,看到那个不卑不亢的“手艺人”,这样的他,才是我们最该怀念的。


  他在求快的时代,依然精心打磨,他在攀附的时代,依然保有傲骨,他在贪婪的时代,依然懂得舍弃,他在躁动的时代,依然懂得坚持。


  曾有一位主持人问陈佩斯:“你希望自己做喜剧的理想境界,是把它做到一个怎样的广度?”陈佩斯毫不犹豫地说:“没想那么多,就坚持到明天,还有明天,就行。”


  (编辑:夏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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