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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理想仅仅是想写出一部我以为好的小说来

2014/05/28 16:30:22 来源:南方报业网  

作者:阎连科


阎连科

  我把我的演讲的题目选择为:“我的理想仅仅是想写出一部我以为好的小说来。”这是一个很长的题目,让我把它破解开来,以批评家惯常的方法,分出几个关键词进行拆解的说明。

  她总是叫我“连科哥”

  说我的理想,请让我说几件少年之往事。

  第一件,在我小时候,小的如一只兔子刚会出窝晒太阳,一只小绵羊刚能走出羊圈寻找它爱吃的一把草——那时候,我也许是六岁或七岁,饥饿像链条般,每天都拴在我的脖子上,想要把我吊死在空中,将我的喉管勒成一根无法透气的枯枝或败草,想要把我的生命如掷铁饼的运动员,一下将它甩到狂野的坟墓边。就是这时候,我的父亲在20里外修公路的工地上,传话说让我去一趟,到他那儿有肉吃。我就在一天去找我的父亲了。我边走边问,一路谨慎,担心我找不到父亲,但却找到了丢失的门扉。然而,饥饿也是一条通道,我还是一早出门,午时到工地见到了父亲。他拍拍我的头,拉着我的小手,把我交给了工地上的炊事员。炊事员就把我领进边上的一间小屋子,给我端来大半碗煮熟的肥猪肉——那一天,工地上杀了一头猪。同时还给了我两个白馒头,然后,他把糊了窗纸的窗户关上了,把屋门从外边锁上了,不让任何人看见我藏在屋里正在偷吃肉。

  我就在那一片漆黑的小屋里,狼吞虎咽,以最快的速度吃完了那大半碗肉,还又喝完了半碗完全等于是油的煮肉水。从此,我知道了猪肉是白的比红的香,肥肉似乎比瘦肉更可口。可是,在我从那间小屋出来、挺着肚子要走时,我的父亲在送我的路上问:“你全都吃完了?没有给你姐姐留一点?”——那时候,我姐姐常年生病,每天都躺在病床上。那时候,我看着父亲的目光,来自我内心对吃的、贪婪的懊悔,如同我在路上顺手捡了一样东西,结果却成了贼一样。那个周末的下午,我手里拿着父亲没舍得吃的一块熟肉,用纸包着回家时,一路上再也没有吃肉时的香美感;没有那种幸福感。我一言不发,默默走着,多年之后,今天回忆起来,还有一种无法消退的委屈和愧疚。

  第二件事,是我们村里有个脱发的病人,男,小伙子,俗称是秃子。因此他一年四季头上都戴着一顶帽子。冬天戴棉帽,夏天戴一顶单布帽。天太热时,也会戴草帽。因为是秃子,因为头皮有病难看,就没人会去把他的帽子摘下来。谁突然去摘他的帽子时,他就和谁打架,并朝死里打。他敢拿起一块砖头朝对方的头上砸。因为他的头上戴的不仅是帽子,还是一种他做人的尊严和神圣。

  然而,这一天,村人都端着饭碗在门口吃饭时——乡党委书记——那时不叫乡,叫公社;叫革命委员会——我们村有幸一直是公社——乡所在地——那天相当于乡党委书记的革委会主任,突然把秃子的帽子摘下来,一下抛在空中,让那帽子打着旋儿朝下落。这一下,他动着小伙子的神圣了,冒犯小伙子的尊严了。小伙子大喝一声,举起饭碗就要朝革委会主任的头上砸过去。这时刻,这才叫千钧一发,才叫危急时刻。就在小伙子要把饭碗砸将过去时,就在村人们以为局面不可收拾时,可小伙子下子认出扔他帽子的不是别人,正是相当于乡长、书记的革委会主任了。

  气氛极度安静了几秒钟。那时真是一针落地,犹如一声巨响。可就这时候,几秒钟,小伙子把举在头顶的饭碗,又缓缓收将回来了。他用柔和的、对不起的目光看看革委会主任,转身从革委主任身边默默走过去,默默地拣起帽子,戴在头上,默默地离开大家,端着饭碗悄无声息地回家了。

  他走去的身影,柔弱无力,宛若深秋在空中无奈落下的一片叶。这片秋叶在我的头脑中,从我的少年飘到我的中年,还没有找到落脚地,一直地飘着、飘着,总是飘在我的记忆里。

  第三件事情是,刚才我说的我们那儿修公路,要在我们村头的河上建造一座桥。桥是我们那儿自盘古开天后修的第一座钢筋混凝土的水泥桥。来修桥的是省会郑州的第一桥梁建筑公司。而这公司中有一对夫妇是钢筋工,广东人,借住在我们家。这家人专爱吃狗肉,非常让人烦。可他们家有一个小姑娘,比我小一岁,叫见娜,长得漂亮,穿得漂亮,走路蹦蹦跳跳的脚步,如弹奏钢琴的手指一模样;脚步声和音乐一模样。她总是叫我“连科哥”,上学放学都拉着我的手。我总爱替她背着书包让她空着手。我以为,生活本就这么阳光灿烂,春暖花开,连从天空落下的雨滴和冰粒,都如一对少年踮着脚尖奔跑在田野的脚步样。然而,然而在一个假期里,我去深山区我的姑姑家里住了几天,当我回来时,村头的路修通了,那座桥异常傲然地竖在村头河面上。可那些修桥的人,总是拉着我的手叫我哥的那个小姑娘,他们全家突然不在了,随着建筑公司不知搬到哪去了。

  那个叫见娜的小姑娘,给我留下了她用过的铁皮铅笔盒,作为纪念她就消失了。永远消失了。除了在我的回忆中她会出来和我见一面,之后就连我把她写入小说作为文学的寻人启事,也没真正见到她。

  感伤如同岁月的雨季;岁月如同雨季中的伤感。我就这么从少年走入了青年,在20周岁时离开了我的故乡,当兵了。当兵之后我在新兵连的第一顿晚餐是吃的包子。那一顿我吃了18个如拳头大的肉包子(还有一位我的同乡战友吃了22个)。第二天连队吃饺子,我和全连的士兵,每人都平均吃了一斤多饺子。我亲耳听见新兵连长在电话上,向营长汇报我们这批来自穷乡僻壤的新兵情况时,他骂我们全是猪。他对营长愤怒地说:“这些穷小子比猪都能吃!”他骂我们,可我们——是我,一点都不生气。一点都没像我们村有头病的小伙对革委会主任那样黑下脸。因为来到这座豫东的军营里,我第一次坐上了火车;第一次见了电视机;第一次在电视中看到打排球,知道中国女排在世界上赢得了三连冠。更重要的,是我第一次读到了外国小说,是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著名小说《飘》。直到那时,我才知道中国是有翻译小说的。此前我在乡村看的全部是中国“红色经典”的革命小说。我以为全世界的小说都和中国的小说一模样,故事中百分之七十、八十的革命加上百分子三十或二十的爱情,就是百分百的最好小说了。是《飘》让我明白,有太多更好看、更伟大的小说和中国的革命故事不一样。它们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不一样。之后我以《飘》为桥梁,跨过阅读的河水,去读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托耶夫斯基、雨果、司汤达、福楼拜、契诃夫、欧·亨利、杰克·伦敦等。我读所有19世纪能找到的名著和18世纪那些大家的作品。当这些作品读多时,当我也开始业余写作、并因此去回首往事,翻捡我过去的记忆时,我刚才说的那三件少年往事的意义,就因为文学、因为阅读发生变化了。

  原来,我以为我跑二十里路去吃大半碗肥肉是因为饥饿才去的,后来,阅读和文学,让我明白那不仅仅是因为饥饿。还是因为理想。因为渴望今后吃饱吃好的人生理想我才跑去的。

  原来,我以为村里有头病的小伙子,没有向革委会主任动粗打架,是因为害怕妥协的;后来,阅读和文学让我明白,那不仅仅是害怕,还有几乎所有的人们对权力的敬重和恐惧。

  原来,我以为我和那叫见娜的小姑娘的分手,是天真无邪、情窦初开的惆怅,后来,阅读和我文学让我明白,不仅是这样,更重要的是你对某种来自都市的文明的向往和追求。

  大约,这也就是我少年时的向往和理想:向往吃饱吃好,向往受人尊重,向往现代的都市文明。这三种向往集合在一起,就是一种理想:希望离开土地,到城里去,自我奋斗,寻找自己人生需要的一切。这就是我首先要谈的,关于理想。

  开始去想“我以为”这三个字

  当我的理想,仅仅还有文学时,写作成了你的唯一。阅读成了你最有意味的日常。于是,你在接近三十岁时——三十而立,开始了拼命的写作。那时候,我写小说确实是“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这个写作速度,简直就是一部文字的机器。但到了1995年,有出版社给你出版你全部作品的文集时,你有机会回头重新阅读一下你写过的全部作品时,你发现你写了几十个中篇,可这几十个中篇,可能讲的是一个故事;你塑造了上百个人物,可这些人物大同小异,几乎也就是一个人物。

  你惊呆了,你惊呆了你自己的重复。

  你愕然了。你愕然自己的写作,正在自己画的文学圆圈中循环往复,以为是不停地前行,其实是在原地踏步。

  你很郑重地对自己的写作总结说:“你几乎全部的写作,都是在生产文学的垃圾!”出版,是对纸张的浪费;阅读,是对读者时间的浪费。你开始去反省这些问题。开始去想“我以为”这三个字。你开始去回忆中国当代文学的前三十年,那些几乎成为“中国经典”的革命文学,和十九世纪世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放在一起比较时,“前三十年”文学中最缺少的就是作家个人的“我以为”。那些小说的思想,是政治、革命和意识形态统一发放的思想,不是作家自己的思想。那些故事中的人物,是被政治“核准”的人物,是统一了尺寸、身高、肤色、衣服和发型的“统一人物”,而不是世界文学中说的“这一个”。这些小说中没有作家的“我以为”。甚至连作家个人的影子都没有。包括许多作家使用的最具个性的语言中,都没有作家本人的“我以为”,更不要说故事、人物、命运、思想和怎样写的方法了。

  在卡夫卡的写作中,是卡夫卡最个人的“我以为”拯救了卡夫卡,开启了新的作家最本我的我以为。

  加缪的写作,与其说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文学,倒不如说是加缪文学的“我以为”,成就和建立了加缪最独特、本我的“我以为”。

  伍尔夫、贝克特、普鲁斯特和福克纳,还有以后美国文学上世纪黄金期中“黑色幽默”和“垮掉派”,再后来拉美文学中的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略萨和卡彭铁尔等,他们的伟大之处,都是在文学中最全面、最大限度地表现了作家本人的“我以为”。

  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几乎就是作家本人“我以为”的展台和储柜。是一个“我以为”的百宝箱。

  一部小说中没有作家最本性、最本我、最独特的“我以为”,那小说其实就不再是小说,而是作家本人的坟墓和棺材。[NextPage]

  我的理想仅仅是写出我以为的一篇好小说

  于我而言,今年已经55岁了——这是一个令人伤感的年龄。以我自己对自己身体状况的了解,以对我家族的生命遗传来认识,以对我今天在写作中时时出现的“力不从心”的程度讲,我不能相信我到了七十岁还可以激情澎湃、行走如飞,坐下来就思路敏捷,可以源源不断地讲述和写作。人生就是这样,当你对什么都不能明白时,你的身体是健康的;而当你明白或接近明白时,你的身体和生命已经日落西山了。就是还可以老骥伏枥,也不过是夕阳之红。生命不是最美不过夕阳红,而是最伤不过夕阳红。诚实而言,我不能相信我过了六十岁、六十五岁,就是生命中没有意外、还算健康,也还能和现在一样,可以在《四书》中那样坚强地去面对人的境遇和民族的苦难。可以像《炸裂志》那样激情、讽刺、幽默地去叙述故事和情节——这样说不是说《四书》和《炸裂志》它们写得好,而是说,我今后可能写得越来越不好。岁月、年龄、命运,在不出意外时,大约还会给我留有五到十年最好的写作期。而在这五至十年间,我到底能握笔写出三本、两本什么小说呢?这是我最大疑虑,最大的不安,命运中最大的未知。因为,到现在,你都还没有在“我以为”中停下脚来,看见什么,发现什么,抓住什么,仍然还是在“不知、怀疑和尝试”中,寻找和奔走。

  我的写作,就是在不知和怀疑中不停地寻找和行走。在这不知、怀疑和行走、尝试中,我想起《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六出祁山”里运送粮草的木牛和流马。《三国演义》中没有描写木牛流马的设计和建造的过程。但在我的家乡,在民间的土地上,却有一个极其神秘的传说。说中国的木匠之神鲁班,最大的愿望不是用木头建造人类必需的房屋和家具,而是用木头创造生命。鲁班的手艺是那样精湛高强。盖房子,做家具,是因为有了鲁班才有了我们今天美好的屋舍和家园。我们今天所有与木头相关的家具、用具、房舍和大型建筑与建造,都是鲁班的遗产。然而,鲁班一生最大的愿望,却不是为了这些,而是要用木头创造生命,制作出不用吃草就可以耕地的木牛,不用喂养就可以拉车的木马——这是我们人类要建造没有动力就可永远转动的机器——永动机最早的梦想。鲁班一生的努力,就是要用木头制造木牛、木马的生命。如此,他一年一年,十年二十年,终生努力,都是要在命运中找到并绘出制作真的、活的木牛、木马的秘诀和设计图。正因为他终生没有找到这些,他又一生才都在寻找和劳作,所以在他年老之后,在他病入膏肓之后,躺在垂死的病床上,为一生对木牛木马的钻研、寻找、设计、失败而感到两手空空、死难瞑目时,神灵在他的昏迷之中,把设计、制作木牛木马的图纸送进了鲁班的头脑。

  鲁班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把木牛木马的图纸从他的头脑中绘制出来而平静、微笑着离开世界的。我家那块土地上的传说讲,诸葛亮在战争中制作木牛流马的图纸,就是鲁班的子孙在代代相传之后,交给了诸葛亮,使诸葛亮制作了木牛流马,六出祁山,七擒孟获,建立和巩固了蜀国。但他的这些丰功伟业中,没有木牛流马的建造是不可思议的。而这木牛和流马,却是鲁班创作、设计出的木牛流马图。

  回到我已经55岁的写作上来。在我有限的最好写作的时期里,我还没有那个全新、完美的“我以为”,无异于我还没有诸葛亮手里制作木牛流马的图。而鲁班,他一生都在寻找和设计木牛木马图,可在生命的最后设计出来时,生命却不允许他亲手把有生命、会呼吸的木牛木马创造、制作出来,献给他所喜爱的世界和人生。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鲁班在他生命结束之前,他能不为没有亲手创造出木牛流马感到遗憾吗?他的遗憾,如山如海,我们活着的人,将永远无法体会。而写作,是一个个体的劳动。是无限放大“自我”的过程。从这个角度去说,也是个人价值最大的实现之过程。所以,我还希望在我最好的写作时期里,能让我如鲁班样最后创造、设计出木牛木马图纸来,让我找到那全新、完美的“我以为”,并且,还要像诸葛亮那样制作、创造出一个、一架文学的木牛流马来。

  也因此,我才这样说:我最大的理想是在我的人生中仅仅写出一篇或一部我以为好的小说。

  注:原文有删节

  (实习编辑:王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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