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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邦

2012/10/09 11:02:00 来源:  

  刘庆邦,着名作家,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着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等五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等二十余种。短篇小说《鞋》获1997至2000年度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

  简介

  刘庆邦,着名作家,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 1967年毕业于河南沈丘第四中学。毕业以后当农民,19岁招工招到煤矿去的。当矿工、矿务局宣传部干事,《中国煤炭报》编辑、记者、副刊部主任。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着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等五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等二十余种。短篇小说《鞋》获1997至2000年度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

  主要作品

  《遍地月光》《家属房》《断层》《高高的河堤》《落英》《走窑汉》《心疼初恋》《刘庆邦自选集》《梅妞放羊》《不定嫁给谁》 《在深处》《家道》《胡辣汤》《屠妇老塘》《鞋》《八月十五月儿圆》

  语言风格

  刘庆邦比较重视语言,在写小说的几个要素中间,高尔基把语言放在第一位的,汪曾祺说过写小说是写语言,语言和小说是注定的,看小说的好坏看前面几行,就能判断作者的水平达到哪一步了。这个质地怎么样了。这个小说的质地对语言是长期的磨炼过程,首先对自己有高的要求,语言一定要朴实、准确、自然,高的境界就是要有味道,有自己的个性,打上自己的烙印。

  语言首先是作家个性化的表现,至少不用标准件的语言。语言有好几种,公文语言,媒体语言,官方讲话的语言等等的语言,文学还有自己的语言,小说有小说的语言,我们写小说,首先要进入小说的语言系统,然后再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这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达到的,他一直在追求这个,或者说语言背后有语言,话背后有话,尽量地发挥语言的张力,发挥汉字特长,汉字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多少人抚摸着,但是还用这些字,我们一定要把它吃透,根很深,李白用过,白居易用过,还是这些字,我们怎么用,我们要吃透它,理解它,尽量地把它用好,把它安置在非常合适的地方去,不安到合适的地方,字是很难受的,字应该是一个活物,他愿意把字人格化,你把它安置在不是地方,它很难受,字会死掉的。你安排在很好的地方,它会非常地活跃,焕发着它的生命力。字有温度,有乐感,有气味,有颜色等等,所有的美好因素在字里面都能体现出来,我们应该这样来看字,来适应字,才好一些。

  社会影响

  在刘庆邦的写作中,一半是煤矿,一半是乡土。他的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歌谣》获得了《人民文学》颁发的一个奖,但没有引起评论界足够的重视。刘庆邦亲历过饥荒,河南饥荒很严重,死了很多人,饿得头大脖子粗,他本人就吃过柿树皮,说是很硬。至于写这个题材的契机,刘庆邦表示,要让民族保留历史记忆,不要这么早就遗忘这些惨痛教训,一个民族要是失去了记忆,那是非常悲哀的,作家有这个责任,如果不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则愧对作家这一称号。而历史记录毕竟是粗线条的,新闻报道也有可能虚假,只有文学作品的表现是准确的,是细节化的,也更可信。

  “我每年都要回家,那不叫深入生活,那是回家啊!如果硬要那么说的话,那叫深入到家了。一个作家如果是从农村出来的话,那么最好的深入生活的方式就是回家。”事实上,刘庆邦本人并不愿意承认《红煤》是煤矿题材小说,他说:“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想像力才是作家最基本的生产力,小说的故事是在没有故事的地方写故事,是在故事的尽头开始小说的故事。”

  刘庆邦写过一个小说叫《玉字》,王安忆曾在讲课时,引来作为“什么是小说”的一个例证。小说的故事是他从母亲那里听来的,就发生在临村:姑娘和奶奶一起去看电影,天黑,被两个人拉到高粱地强暴,姑娘回家后不吃不喝想死,结果就病了,后来就真的死了。“其实她知道施暴的人是谁,但就是不敢说,于是我的小说构思开始了,我设计姑娘当时闻到了那两个人身上的膻味,回想起以前有人给她介绍过一个杀羊的,她没答应。她于是开始向杀羊的复仇,她起来吃饭了,说不想死了,并主动嫁给了那个男人,随后采取了一系列复仇,向两个凶手复仇。王安忆说,本来一个受气包,现在变成了复仇女神。”这就是生活通过逻辑力量,变成了小说。

  刘庆邦“短篇王”的称呼并非白来,另外,青年导演李扬借他的《神木》拍了电影《盲井》,也曾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声誉。这电影震撼了不少人,但作为原着作者的刘庆邦却并不完全买账,他最不满意的,是电影的结局,“电影的结局毁了我的理想设计,我很看重那个高中生心底的纯洁,我跟导演交流过,但他也许不在乎我的意见。在小说里,那孩子其实找过一个小姐,但后来就没联系了,然而电影并非如此,电影中导演让小姐给孩子家中寄钱,会暴露出可以破案的线索,电影的逻辑不严谨。”   在所有发表过的作品中,刘庆邦个人偏爱的故事不是《神木》,而是《响器》(发表于《人民文学》)。所谓“响器”,就是唢呐那一套家伙,故事讲一个姑娘,看人家办丧事听到唢呐,生命深处受到民间音乐的感动,于是跟着人家想学唢呐,但家人反对,还把她关起来,但她宁可不吃饭,也坚持要学,最后她吹的唢呐异常惊心动魄。刘庆邦说,“这里面,故事可能不再重要,重要的反是味道,是音乐的自然性。看这个小说,好比你看到一棵树,你只看到满树繁花,而不在意枝干。我的观点是,每个人都是一个响器,都渴望发出自己最‘惊心动魄’的声音,而我的作品就是我的响器。”   刘庆邦,中国作家中的“异数”,多年来坚持以“人与自然”为母题进行着现实主义写作。其作品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乡土和矿区两大题材,这是通向他记忆深处两条幽深的隧道,一条被他命名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另一条则沿着相反的方向延伸,被命名为“人与自然的抗争。”

  1978年,刘庆邦来到北京,开始了崭新的城市生活,如今已经过去28年,但他身上,依然保持着明显的农民生活习性——他喜欢在家里种豆芽,并为此感到自豪,“我经常回老家,每次都带回来刚收的新绿豆,这是我绿豆种得好的秘诀”。 刘庆邦是个“城里人”,却极其熟悉乡村和煤矿生活,原因在于他每年都要选择去矿山小住,除了西藏煤矿,全国大小煤矿如今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的新长篇《红煤》一经问世,立刻得到众多读者的关注,甚至在我们采访时他还收到一个陌生读者的短信,对方说自己刚刚一口气读完了《红煤》。“一口气”,放下电话,刘庆邦笑笑,“我倒不觉得这是好事儿。”他对此的解释是,“我对作品的最高评价首先是自然,好作品要能让人走神儿,神思飘渺,最好走到天外去!都说好作品是抓人的,让人一口气读完,我倒觉得好作品应该是‘放人’的,让人看了有回味,不由得想起自己的经历和往事。”

  除了希望作品能够令人走神儿,刘庆邦还喜欢反复阅读自己的作品——写完要读,发表要读,出版后还会再读。“有时候我会被自己感动得哭,被眼泪辣得读不下去……重鲜血不重眼泪是不对的,真正悲伤的时候,眼泪也许根本流不出来。人们总希望看到那些浓烈的东西,其实那些浓烈之底隐藏的,依然是朴素。每个作家在生命深处都是悲凉的、悲痛的,生命就是个悲剧,作品都是表达作家脆弱的感情,真正好的作品,它应该是柔软的。”

  (编辑:李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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