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家专栏|文艺理论|百家分析|每周调查|主编瞭望|著述连载

邱焕星:鲁迅研究——走出“八十年代”

2017/03/21 11:16:10 来源:文艺报   作者:邱焕星
邱焕星的《鲁迅“骂之为战”的发生》,对鲁迅文章中的“骂战”现象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历史化梳理。

  第六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颁奖辞:


  邱焕星的《鲁迅“骂之为战”的发生》,对鲁迅文章中的“骂战”现象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历史化梳理。论文回溯历史语境,将“骂战”置于从晚清到“五四”的“文化传统”中进行审视,为鲁迅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鉴于此,评委会决定授予其第六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


blob.png

  邱焕星


  我想结合鲁迅研究来谈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历史研究者不关注当下,二是关注当下的理念有偏颇。


  最近两年来,我的研究逐渐遭遇了瓶颈,因为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颇为荒唐的困境——鲁迅文学讨论的是他的时代问题,我却关注鲁迅的时代而不关注自己的时代,以致每次写到论文的结语部分,我都强烈地感觉到一个自我追问:我写这篇文章的意义何在?随即总会想起梁启超的话:“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实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于吾人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显然,我从自己的历史研究中,触及到了一个反复被讨论的历史哲学问题:历史研究之于当下的意义何在?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我发现这和青年研究者的路径依赖有很大关系。自一进入现代文学领域,我们这代人就是在“思想淡出,学问凸显”的大背景下长成的,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学界逐渐复活了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中研院史语所传统,它外承德国兰克的科学实证主义,内承清代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强调史学求真、“证而不疏”,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推论是危险的事”、“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这种事实与价值分离的“为学术而学术”理念,强调的是客观化、科学化、历史化,反对学术研究直接介入社会现实,尤其反对功利主义,从而最重要的关怀变成了学术研究的卓越化,学问也就由“大我”之学变成了“小我”之学。


  不仅如此,学术与道德的分离还导致了士风的转变,学术看似高度繁荣,知识分子的士气却极为低落,他们躲在象牙塔里,依赖大学、学报、项目的三位一体建制而生存。学者们面向学术社群,为了学术自身的生产而撰写论文,“其窄深所得,往往与世事渺不相关。即在承平之世,已难免玩物丧志之讥,何论时局艰危,思想徨旁无主,群言庞杂,不见有所折衷,而学术界曾不能有所贡献”(钱穆),最终大学变成了一个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独立于社会之外,而学者们既缺乏道德自觉,也没有政治主体意识。


  总之,研究领域的“纯学术”理念与文学领域的“纯文学”观,共同构成了新一代研究者的两大核心观念,最终导致最近20年的现代文学研究日渐缺乏活力,开始退出中国思想界的前沿位置,逐渐知识化、经院化和古典化,其思想性、政治性和实践性的一面被遮蔽,既背离了它的启蒙传统,也背离了它的左翼传统,用鲁迅的话就是“埋在南窗下死读书”、“与世界隔绝了”。关于这方面的危害,胡适自己的反思总结最为精辟:“这条故纸堆的路是死路。三百年前的第一流聪明才智消磨在这故纸堆里,还没有什么好成绩,我们应该换条路走走了。”


  事实上,新世纪以来的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变,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关于“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讨论开始出现,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甘阳所言的“通三统”问题,投射在我们的历史上,分别对应着古典传统、启蒙传统和革命传统。对此思想史、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学者,进行了持久而热烈的讨论,引发了社会瞩目的论争,而其内核,则指向了19世纪以来确立的、以民族国家体系为中心的现代文明批判,进而在这个大背景下,探究“中国模式”对于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意义。


  然而回头来看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却发现很多人置身事外,似乎时间的流逝,独与这些领域无关,一个明证就是:如果检索一下中国知网,会发现几乎没有讨论鲁迅与民族国家建构(“中国想象”)的文章。显然,“纯学术”的路径依赖严重阻碍了学界去认识鲁迅传统和当代中国的关联,而在那些关照这个问题的研究者那里,他们往往从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主义和世界主义立场出发,担心将鲁迅放在“中国想象”的民族国家建设大背景下讨论,会陷入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狭隘。


  但如果揆诸历史,我们又明明发现鲁迅传统在“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想象建构中,一直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不同时期的“鲁迅形象”分别对应着不同的“中国想象”,以致形成了“启蒙鲁迅”与资本主义中国、“革命鲁迅”与社会主义中国、“反现代性鲁迅”与“中国模式”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鲁迅传统一直在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语境之中,为其形象建构提供着思想资源,所不同的只是研究者的不同的中国想象而已。所以,问题只能从鲁迅研究者的理念中寻找,而其根源就在于他们对20世纪80年代立场的坚守,它以回到五四的新启蒙主义为中心,强调社会批判和制度疏离,在激进主义消退的时代背景下,日渐成为当下知识界的主流思想,在这种视野里谈论鲁迅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就容易陷入知识分子的不正确,由此导致合法性的缺失问题。


  而表现在鲁迅传统与当代中国的关系上,秉持特定立场的研究者犹如《墨子·天志》中的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这显然不是世界出了问题,而是标准的问题。事实上,鲁迅和民族国家想象的关系,远比既往认识复杂丰富得多,他既坚持世界主义,也相信建构民族国家是走向现代的必由之路,正如他在《文化偏至论》中所言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显然,鲁迅自身是一个多元传统,而鲁迅研究也基于这种丰富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鲁迅那里摄取过不同的思想资源,由此参与到当代中国的历史建构过程中,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历史研究者就容易成为时代的旁观者,最终陷入刻舟求剑的困境: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


  鲁迅1927年也曾遭遇这个问题,他在《无声的中国》中指出:“将文章当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认识,使人懂得为好,也许是有趣的事罢。但是,结果怎样呢?是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如中日战争,拳匪事件,民元革命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着作?民国以来,也还是谁也不作声。”面对这种“哑了”的困境,鲁迅的办法是:“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这对当前的鲁迅研究来说深具启发意义,一味地回避否定,不过是掩耳盗铃,在主观上制造了一个“无声的中国”,最终陷入“失语”的状态,所以鲁迅研究者需要“走出20世纪80年代”,正视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从学术的角度尝试着解释、批判和创新,真正发扬鲁迅的现实参与精神,从而使其成为一个活的传统。


  (编辑:王怡婷)

注:本网发表的所有内容,均为原作者的观点。凡本网转载的文章、图片、音频、视频等文件资料,版权归版权所有人所有。

扫描浏览
北京文艺网手机版

扫描关注
北京文艺网官方微信

返回首页

相关文章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15号霄云中心B座710 邮编:100028 电话∶010-69386267 传真∶010-69387882
河北省保定市复兴中路1196号 邮编:071051 电话:0312-3199988
北京文艺网版权所有 Email:artsbj@artsbj.com 京ICP备12048767号 公司营业执照:91110105802944599P
北京文艺网授权法律顾问单位:北京市京翔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