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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选择与时代精神的契合

2018/01/30 13:46:36 来源:文艺报   作者:冷川
在20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学科迅猛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有这样一种自觉意识,使学术发展处于理性且可控的范围内,明白我们走到了哪一步,我们的优势和局限是什么。

  1930年,金石学家王献唐在给傅斯年的信中,称赞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能够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运用新方法、整理新材料,使得整个研究局面为之一变。新旧学者的差距,不在才智,而在于前者能够把握时代风尚,将学术做大做强。学术研究是一种最终落实到个体的工作,它需要学者的才华、自律以及持续不懈的努力,同样,也需要学者们能够审时度势,明白时代精神的走向,从而将自身的努力和时代的要求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学术传统,现在已有很多人在关注,相关的资料也在陆续收集整理中。尤其是60年所庆时出版的《甲子春秋》一书,是对各处室离退休的老先生们的系统访谈,也是了解文学所学术史的重要口述资料。其中,现代室的经验对于当下的学术规划颇有启发意义,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学术复兴中,文学所现代室在该专业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些成就最为出众的学者,他们在个人抱负和时代要求之间,都会选取一个最佳的结合点,从而使自己的工作能够为整个专业开启全新的局面。


  为了让我们的讨论更为具体形象,不妨化繁为简,将其归纳为现代室的三位老先生的故事。


  第一位是马良春老师,他做过现代室的主任,也做过文学所的所长。在他的工作中,最为引人注意的一项就是主持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120多卷)的编辑和出版。这个项目开始于1979年,后来列入了国家的“六五”计划,丛书的主编是陈荒煤,许觉民和马良春为副主编,由于马良春是现代专业出身,实际主要由他负责,而更为具体的工作则由张大明和徐乃翔二位老师分担——前者此后成为左翼文学研究的权威,后者则是日后国内最为活跃的史料出版者。文学史资料项目在现代室的牵头下,调动起了全国高校的众多研究者参与,该项目既包括了上百个作家、社团、流派的资料整理,也包括了唐沅等人的期刊目录汇编。经此项目,基本上每个专辑的编者都成为该领域的权威,可以说,此项工作确立了此后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


  一个学科的发展水平,从根本上讲,由它的基础文献的整理水平所决定。在20世纪80年代初,现代文学专业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建构学科的资料基础。现在回过头去看,真的要佩服当年的学科规划者们号脉之准、决心之大,当时的两个举措对整个专业影响深远:一个是唐弢提出的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必须读期刊,他开列了目录,严家炎将其拿到北大,征得王瑶的同意,用于学生培养,后来全国其他高校也推广开来。读民国期刊是最为直接的回归历史现场的方式。另一个就是马良春等人主持的资料汇编,它夯实了整个专业的文献基础,也使得若干研究者有了自己的学术出发点。


  正是因为这样的史料观念和底子,20世纪80年代,我们的学者才可能翻阅两三千种原版书,去写作一本文学史。较之于夏志清的文学史研究,中国大陆学者在史观上究竟突破了多少,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在基本资料的体量上,我们无疑取得全面超越,此后研究者任何成就的获得,无不建立在这一学科优势之上。资料汇编项目现在还在继续,刘跃进主持的中华史料学会中,有现代史料分会,仍在默默推动该出版工作的开展。


  第二位是樊骏,他是现代文学专业最早具备明确学科意识的研究者之一。从1983年起,他陆续写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考察和思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既要分工,又要综合》《关于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几点想法》《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等一系列有关学科发展状况的研究论文,也系统总结过陈瘦竹、唐弢、王瑶等人对学科的贡献,每篇文章即使现在重读,也会给人以新的启发。在20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学科迅猛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有这样一种自觉意识,使学术发展处于理性且可控的范围内,明白我们走到了哪一步,我们的优势和局限是什么。或者说,要对我们的研究本身保持反思和警惕,使之超越自发、趋于自觉。


  也正是在樊骏的坚持下,写综述成为现代室年轻人的“必修课”:用几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尽可能全面地去翻阅该年的研究成果,分门别类,做好笔记——当年没有电脑,但大家普遍有做小卡片的习惯——进而形成文字,以期全面呈现学科发展的状况、重要研究者的进展,并在此基础上,对学科的冷热点的分布、优势和问题,渐次形成自己的看法。综述的写作者以后在选择个人的研究方向时,自然也会有的放矢。到目前为止,年轻人写综述仍是现代室的保留项目。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国现代文学编纂史》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概要》等著作的出版,学科意识渐成研究者的共识;进入新世纪,更有学者提出当代文学史观与现代文学史观“同构性”问题,明确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具有方法论意义,在我们对于这个学科的理解不断深入的状况下,回头去看樊骏的工作,他在20世纪80年代置身局中时,就能有这样清醒且敏锐的观察,并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这样的眼光和选择着实值得称赞。


  第三位就是前面提到唐弢。他是现代文学专业的第一代学者,以书话创作和鲁迅研究闻名。20世纪80年代时,几乎所有人都在期待着他出手写一本鲁迅的传记,似乎他和林辰是国内公认的最适合给鲁迅立传的研究者。无论当时还是此后,鲁迅的传记都出了很多,基本都遵循着“生活-思想”这样的思路,20世纪80年代思想活跃,每换一种理论视角打量,鲁迅就会呈现出新的形象;但唐弢却试图写作一本“学术传记”,想通过探究鲁迅的知识结构,向读者展示周树人如何成为鲁迅。这种思路的难度在于,鲁迅是一个阅历广、读书杂的人,想给这样的人做学术传记,实际也要求写作者在知识结构上不能差得太远。也许这个过于严苛的思路从根本上影响了唐弢的进度。《鲁迅传》只完成了11章,终成绝响,但此残篇却有不朽的价值。


  我们举一个唐弢筹备鲁迅传材料的小例子。《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寿镜吾老先生喜欢念“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千杯未醉嗬”。这两句的作者是谁,新中国成立后鲁迅研究界一直没有落实。1972年,北师大的朱金顺写信向唐咨询,唐弢判断这两句出自清人骈文,可能出自吴鼐辑的八家,以及陈维崧、胡天游、汪中等人,于是他就一一翻阅这些人的文集。钱锺书先生也曾给过建议。这种系统的文献查阅持续了一年多,但故事的结局有些反高潮,我们所的老先生没有最先找到,扬州师院的一位叫章石承的老师翻书时偶然发现了,这两句出自清末南菁书院的刘翰的《李克用置酒三垂冈赋》,收在王先谦的《清嘉集初编》中。现在古籍数字化的程度很高,想检索某个文献的出处很方便,但当时完全是靠记忆和推断,谁能发现有很大的偶然性。真正值得称道的是,唐弢在这条材料上下的功夫,十几年后写鲁迅传,写到三味书屋主人对鲁迅的影响时,他说——


  寿镜吾爱读刘翰的赋,并非偶然。清人论文学,多宗桐城;但清代崇尚考据之学,对桐城义法又不以为然。《文选》派更嘲讽桐城派的起承转合,无异八股。阮元作为清代朴学大师,在任浙江巡抚期间,设立诂经精舍,大大影响了两浙文风,后至李越缦、章太炎更有拓展。寿镜吾虽不过一个塾师,但也爱读魏晋六朝文章,足见此派在浙江绍兴影响的深远。鲁迅幼从寿镜吾,以后又请益于章太炎,耳濡目染,对魏晋文风表示好感,在艺术上有所吸收创造,恰顺理成章。


  前后只用了两百多字,从清代两浙的学术到鲁迅的师承,一条线索拎得清清楚楚,着实是大手笔。我们了解了这段文字背后所做的功课,就会明白这种举重若轻的分量。


  简单说,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学科再出发的时候,文学所现代室的学者实际参与到了这个学科最为核心的部分中。当时,我们国家面临的任务是如何拨乱反正,如何迎接改革开放,中国学术则要重建自己的基础,并加快追赶世界潮流的步伐。显然,那一代学者非常自觉地将自己的学术兴趣与时代的要求结合起来,他们发愿去做最基础的工作,勇于去做最具挑战性的工作而不计成败,同时保持着最为自觉的反思意识,他们规划并推动了这个学科的发展,并在不算太长的时间内,提供了一系列学术精品。


  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新时期往往是20世纪80年代的代名词。当前这个时段和改革开放之初存在着相似性:我们同样站在一个大的关口前,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所不同的是,如今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占有更为重要的位置,也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相应的,中国学者需要发出更强的声音,提供更多原创性的智慧。鉴过往而知未来,我们应像前辈学者那样,认清时代精神的走向,将自己的工作和这个时代的要求紧密地结合起来。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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