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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瓦兹 | 我们都是被分成两半的人,一边热爱生活一边憎恶生活

2018/05/10 10:39:14 来源:北京文艺网  作者:阿伦·瓦兹
我们就像是陷在蜂蜜中被粘住的苍蝇。生活甜美得令我们不愿放弃,然而我们越深陷其中就越是会被困住、受局限,并会变得越来越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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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的大流


  明天以及有关明天的计划有可能一点意义也没有,除非你充分地与当下的现实接触,因为你生活在当下而且只生活在当下。除了当下的现实,并不存在着其他的现实,因此,即使一个人可以永生,为了将来而活也意味着永远地与生活失之交臂。


  我们就像是陷在蜂蜜中被粘住的苍蝇。生活甜美得令我们不愿放弃,然而我们越深陷其中就越是会被困住、受局限,并会变得越来越沮丧。我们同时热爱并憎恨生活。我们与人坠入爱河,留恋自己的财产,结果却被因其而产生的焦虑所折磨。冲突不仅仅存在于我们自身和周围的世界之间,它也存在于我们和我们自己之间。难于驾驭的自然既在我们身边也在我们的内部。令人气恼的“人生”既可爱又易逝,既令人愉悦又使人痛苦,既是福也是祸,它同时也是我们自己肉身的生命。


  这就好像我们被分成了两部分。一方面存在着一个具有意识的“我”,同时充满好奇和困惑,是一个陷在困局中的人。在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我”,这个“我”是自然——任性的肉体以及它身上并存着的美丽而令人沮丧的局限性——的一部分。“我”把自己想象为一个理性的人,永远在批评“我”的无理取闹,因为“我”的激情使“我”陷入了麻烦,因为“我”非常容易受到痛苦且恼人的疾病的侵袭,因为“我”所拥有的身体器官会衰竭,并且,因为“我”的胃口永远没法被满足——胃口就是被设计成这样的,如果你试图用一次最终的“暴食”来延缓它的欲求,你就会生病。


  或许关于“我”、关于自然和宇宙,最使人气恼的一件事是它们永远都不“好好待着”。这就像是一个永远不会被人抓住的漂亮女人,她的轻浮恰好也是她的魅力。世界的非持久性和不确定性是它的热闹及美好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诗人们在写到变化、写到“人生的短暂”时会创作出他们最好的篇什。这类诗作的美丽之处在于一种比怀旧的语调更多的东西,它带来了哽咽在喉的感动。


  热闹场结束了。我们的这些演员,


  我有话在先,原都是一些精灵,


  现在都隐去了,变空无所有,


  正像这一场幻象的虚无缥缈,


  高耸入云的楼台、辉煌的宫阙、


  庄严的庙宇、浩茫的大地本身、


  地面的一切,也就会云散烟消,


  也会像这个空洞的洋洋大观,


  不留一丝的痕迹。


  除了接连出现的优美画面,这些诗句的美妙之处中还包含着一些别的东西,世界解体、消散的主题也并不只是简单地从正在消解中的事物里获得了它的光彩。真相其实是,尽管这些画面本身很美丽,但它们是在消失不见的过程中变得生动起来的。诗人拿走了它们身上那种雕塑和建筑般的静态稳定,还之以一种一旦声音发出之后就会立即消失的音乐性。楼台、宫阙和庙宇变得充满生气,从它们内部过剩的生命力中分离出来。走过便是活着,停留和继续则是死亡。“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诗人们看到了这一真相:生活、变化、运动以及不安全感,只是同一个东西的许多个名字。要说在哪儿能发现真相的话,那么就是在这儿,真相就是美丽,因为运动和韵律都包含在所有值得人爱的事物的精髓里。在雕塑、建筑和绘画中,已完成的作品都静止不动,但即便这样,只有当一个作品包含有一定程度的不对称、当它看似好像正处于运动中——尽管它或许正“冻结”在石头里——时,眼睛才会在它身上找到乐趣。


  那么,“我”抗拒“我”的变化和周遭世界的变化,这难道不是一个奇怪的反复无常和一个不自然的自相矛盾吗?因为变化不光只是一种摧毁性的力量。每一种存在形式事实上都是一种运动的模式,每一个生物都像河流,如果不“流出”的话,也就绝不可能“流入”。生与死并不是两种相反的力量;它们恰是看待同一力量的两种方式,因为“运动”着的变化既是建设者也是破坏者。因为人体是运动、循环、呼吸和消化功能的复合体,所以它才能生存。因此,拒斥变化和试图紧抓着生命就好像屏住呼吸一样:如果你坚持得太久,就会害死自己。


  在认为我们自己被划分成了“我”和“我”时,我们很容易忘记,意识也正是因处于运动中才存在的。它是变动流(stream of change)中的一部分、一个产物,正如身体与整个自然界的关系那样。如果你仔细地观察,就会发现意识——你称作“我”的那个东西——事实上是由持续变动中的经历、感受、想法和感觉构成的一股流。然而因为这些经历包含记忆,我们就有了“我”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事物的印象,就好像它是一块碑,由我们的生活在它上面书写纪录和档案。


  可是这块“碑”也随着书写的手指而移动,就像河水随着涟漪的波纹而流动一样,以至于记忆就像一份写在水上的档案:它并非由不可磨灭的字符写成,构成它的是一些动态的波浪——这些波浪是被我们称为感受和事实的另外一些波浪所激起的。“我”和“我”之间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记忆造成的错觉。事实上,“我”跟“我”具有同样的性质,它是我们的“整体存在”的一部分,就如同头是身体的一部分一样。但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和“我”、头和身体就会感到与对方“不和”。由于“我”不懂得自身也是变动流的一部分,就会试着要弄清楚世界和经验的意义,试图“解决问题”。


  接下来我们便会面对一场意识和自然之间、对永恒的热望和事物不断变动的真相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定然彻头彻尾地徒劳和令人感觉挫败,它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它是同一事物上的两部分之间的冲突。它必然会越来越快地将思维和行动都引至一些哪儿也到达不了的怪圈里。当我们无法认识到我们的生活本身正是变动,我们就把自己和自己对立起来,变得像传说中被误导的、试图吃到自己尾巴的衔尾蛇。衔尾蛇是所有恶性循环的亘古不变的符号,象征着把我们的存在四分五裂、使一部分去征服另一部分的每一次尝试。


  不论我们如何挣扎,“解决问题”这一方式永远不可能弄清楚变动有什么意义。了解变动的含义的唯一方法是投身其中,随之移动,与之共舞。


  如我们大多数人所知的那样,宗教相当显而易见地想要通过“解决问题”来理解生活。它试图通过将世界与永恒不变的上帝联系起来而赋予这个短暂且不持久的世界以意义,并将不朽的生命——在其中,个体成了拥有恒常不变的本质的神祇——视为自己要达到的目标。“上主,赐他们永远的安息,以永恒的光亮照耀他们。”同样地,宗教试图通过把历史和上帝——“他的话持续到永远”——的固定律法联系起来去理解历史的旋流式运动。


  这样,我们借由把浅显的道理跟固定不变的东西弄混淆,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难题。我们认为理解生活的意义是不可能的,除非事件流(flow ofevents)能以某种方式被嵌入到一个有固定形式的框架中去。为了变得有意义,生活必须在固定的观念和规律中易于被理解,并且相应地,这些观念和规律必须契合于变动的景象背后那些不变且永恒的现实。但如果这就是“理解生活的意义”的意思,那就等于给我们自己设置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不断的变动中制造恒常性。


  在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理解宇宙的方式以前,我们必须搞清楚“意义”和“恒常性”之间的这种混淆是怎么产生的。


  这个难题的根源在于我们已经发展出了如此快速和片面地思考的能力,以至于我们忘了思维和事件、文字和事物之间的恰当关系。有意识的思考已经走到前面去了,而且创造了它自己的世界。当它被发现与真实的世界相冲突,我们就会在“我”——有意识的思考者——和自然之间感到一种强烈的不和谐。这种片面发展并不是知识分子和“倚赖于大脑”的人所特有的,这些人只是影响了我们整个文明的这一趋势的极端特例。


  被我们遗忘的是,思维和文字都是常俗,以及,过于认真地对待常俗是致命的。常俗是一种社会性的便利,比如说,钱。钱消除了以物易物的不便之处。然而过分严肃地对待钱,将它和真正的财富弄混,就很荒唐,因为把它当作食物来吃或者当作衣服来穿都对你没有好处。钱或多或少是静态的,这是由于金、银、坚韧的纸或银行余额都可以在很长时间内“保持原样”。而真正的财富,比如食物,则是容易腐坏的。因此,一个社群有可能占有全世界所有的金子,但假如它的百姓不耕种作物,他们就会挨饿。


  以多多少少有点类似的方式,思维、观念和文字都是代表着真实事物的“钱币”。它们并非那些事物,而且尽管它们代表了那些事物,但在很多方面,它们和那些事物一点也不相一致。跟钱与财富的关系一样,思维与事物的关系也是这样的:观念和文字都或多或少是固定的,而真实的事物却始终在变化。


  用语言说出“我”,比指着你自己的身体要容易一些,说“想吃”也比试图表明嘴里和胃里的一种不明确的饥饿感要容易。说出“水”,比领着你的朋友走到井边且做出相宜的动作更为方便。同样方便的是,人们达成一致,用一些相同的词来示意相同的事物,并且将这些词语保持不变,尽管我们用它们所示意的事物正处于不断的变动当中。


  起初,文字的力量一定显得很神奇。确实,言语思维(verbal thinking)带来的奇迹证实了这一印象。摆脱手势语的麻烦之处,最初必定是一件奇妙无比的事:你可以发出一串简短的声音来召唤一位朋友——叫他的名字!这就无怪乎名字曾被认为是神通力量的神秘表现形式,无怪乎人们将他们的名字与灵魂密切联系起来,甚至于利用名字来唤起某种精神力量。实际上,文字的力量是通过不止一种方式到达人的大脑的。“释义”现在几乎跟“理解”意味着同样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文字使得人可以为他自己提供释义——将他自身经验的某个特定的部分标记为“我”。


  这或许就是将名字看作灵魂的某种古代信仰的含义。因为释义就是隔离,将一些形式的复合体(complex of forms)从生活流(stream of life)中分离出来,并且说:“这就是我。”当人可以命名自己并给他自身提供释义的时候,他就感觉自己拥有了身份。因此就像文字是不会变动的一样,相对于真实、流动的自然世界,他开始感觉到自己是独立、静止不变的。


  一旦人开始感到自己是独立的,他和自然之间的冲突就开始了。语言和思维都跟这个冲突相搏斗,通过称呼名字来召唤一个人的“魔法”被应用于整个宇宙。这种“魔法”的力量在神话和宗教中得到了命名和个性化,并被频频召唤。自然的进程变得易于理解,因为所有有规律的过程——比如星辰的轮转和四季的变换——都可以跟文字相对应,并可以归因于神祇或上帝的活动——神的永恒言辞。稍晚一些时候,科学运用了同样的程序来研究宇宙中的规律,用更为不可思议的方式给这些规律命名、分类并使用它们。


  但是由于固定化、明确化以及从其他事物中分离出来正是文字和思维的用处与性质,描述生活最重要的特点——它的变动和流动性——就变得极为困难。就像钱无法体现食物的易腐坏性和可食用性,文字和思维也没法反映生活的朝气与活力。行为和思维间的关系有点像一个跑动着的真人和用一系列“静态照片”来呈现跑动过程的电影之间的区别。


  每当我们想描述或考察任何移动着的物体,比如说一列火车,我们就会诉诸静态照片这一惯例,声称这列火车在某时某刻处于某某位置。但这并不十分正确。你可以说一列火车“现在”位于某个特定的点,但是你说“现在”的时候花去了一些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不论这段时间有多短——火车仍然是运动着的。你只能说这列开动着的火车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位于(类似于停在这个地方)一个特定的点——假如这个时刻和这个点都无限小的话。可是无限小的点和固定的时刻从来都只是想象中的,是数学理论中的事物而不是现实世界里的。


  对科学推演来说,把一个动作看待为一系列非常微细的迅猛动作或静止最为方便。然而当我们将一个以这样的惯例来描绘和测量的世界等同于我们的经验世界时,困惑就产生了。除非一系列的静态照片在我们的眼前迅速移动,否则它们并不能传达出运动本质性的活力和美。释义也好,描述也好,都遗漏了最为重要的东西。


  对于推演、语言和逻辑这些目的来说,尽管上述的常规做法很有用,但当我们认为我们用的这种语言或我们赖以推理的这种逻辑真的能够定义或解释真实的“物质”世界,荒谬就发生了。人之挫败一部分在于,他已经惯于期待由语言和思维来提供它们所无法提供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想要让生活变得“易于理解”即是想让它成为生活之外的某种东西,就好像是更喜欢一部电影而非一个真正跑动着的人。而感到除非“我”能够永恒否则生命就毫无意义,则像是不顾一切地跟一英寸坠入了爱河。


  文字和度量单位并不能实现生活,它们仅仅象征了它。因此,所有由语言表述的对于宇宙的“解释”都是循环论证的,并且没有对最本质性的东西给出解释和释义。字典本身就是循环论证的,它用一些词来给另外一些词下定义。当字典在某些词旁边给出一幅图片时,它就离生活近了一点。可是我们会注意到所有的字典图片都跟名词而非动词联系在一起。动词“跑”的示意图就必须得是像连环漫画那样的一系列静态图,因为文字和静止的图片既不能定义也不能解释一个动作。


  甚至连名词也是约定俗成的常规。你不是通过把这个真实的、活着的“东西”跟“人”这个发音联系在一起来定义它。当我们说“这(用手指指着)是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指着的东西并不是“人”。要是更明确一些,我们应当说“这是‘人’这个发音所代表的”。那么,“这”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用任何固有的方式来定义它,虽则在另一个意义上,它是作为我们的直接经验而为我们所知的:它是没有可被定义的开始和结束的一个流动的过程。仅仅是常俗在让我们相信,我只是被这层皮肤在空间里所限定的这具身体,并且它也受到出生及死亡在时间上的限定。


  在空间里,我从哪儿开始,又在哪儿结束?我跟太阳和空气的关系是我存在的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和我的心脏一样重要。我在宇宙间广阔的生命运动中只不过是一个模块或一个螺旋,那种运动在按照惯例被孤立出来的,被叫作“出生”的这件事之前无法计数的岁月里就开始了,而且它还会在被称为“死亡”的那件事之后久久持续。只有文字和常俗可以把我们从完全无法加以释义的事物——其实就是一切事物——中分离出来。


  现在我们所拥有的这些都是有用的词语,只要我们把它们作为惯例来对待,像使用想象出来的经线和纬线那样使用它们——经线和纬线是在地图上标示出来的线,但事实上却无法在地球上被找到。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都被文字蛊惑了。我们把文字混同于真实的世界,而且还试图像停驻于文字世界中那样住在真实的世界里。后果是,当这二者并不匹配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惶恐且目瞪口呆了。越是想要住在文字的世界里,我们便越觉得孤立、孤单,所有来自事物的欢乐和生动性也就越被仅仅交换为确定性和安全感。反过来说,越是不得不承认我们其实生活在真实的世界里,我们就越感到对一切都无知、不确定且毫无安全感。


  可是除非这两个世界间的差异得到承认,否则,我们不可能有清明的头脑。当科学所描述的宇宙和人类居住于其中的宇宙被搞混时,科学研究的范畴和目的便也被不幸地误解了。科学所谈论的是真实存在的宇宙的一个象征符号,这个符号的作用和钱的作用基本上一致。它是一种便于节省时间的东西,可以被用于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计划与安排。但是当钱和财富、现实和科学被混淆了的时候,这个符号就变成了一种负担。


  类似于此,正规的宗教教条描述的宇宙也仅仅是真实世界的一个象征符号,也同样地是由语言的区分和依惯例所致的区隔构造的。把“这个人”和世界上的其他事物区分开,就是制造一个约定俗成的分隔。想让“这个人”永恒不朽就是想把文字变成现实,并坚称一种常俗可以永久存在。我们渴望着事物身上那个从未存在过的永久性。科学“毁掉”了象征着世界的宗教符号,因为一旦象征符号被混同于现实,用来象征现实的不同方法便会显得互相矛盾。


  科学用来象征世界的方式比宗教的方式更适合于实用性的目的,可是这不意味着它比宗教的方式更正确。根据兔子的肉质或根据它们的毛来将它们分类,哪一种更合适?这取决于你想用这些兔子来做什么事情。科学与宗教间的抵触并未显示出宗教是错的而科学是对的,它显示的是,所有的释义系统都相对于各式各样的目的,没有一个系统能够真正地“抓住”现实。而且由于宗教被误用为一种抓取和占有生活之谜的方法,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揭露真相”是极其有必要的。


  然而,在为了这样或那样的目的而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象征宇宙的过程中,我们似乎丢掉了生活本身真实的欢乐以及意义。所有各种各样的对宇宙的解释都有着隐蔽的动机,它们更为关心未来,而非当下。宗教想确保一个超越死亡的未来,而科学想对死亡到来之前的生活做出担保,并想延缓死亡。但是明天以及有关明天的计划有可能一点意义也没有,除非你充分地与当下的现实接触,因为你生活在当下而且只生活在当下。除了当下的现实,并不存在着其他的现实,因此,即使一个人可以永生,为了将来而活也意味着永远地与生活失之交臂。


  正是这个当下的现实,这个变动中的、充满生气的现在逃开了一切的解释和描述。这里有一个神秘的真实世界,文字和思维永远都不能确切地把握住它。我们始终为了未来而活,因而与人生的这一源泉和中心渐行渐远。结果就是,命名行为和思维行为中蕴含的所有魔力都只不过变成了某种暂时性的“故障”。


  技术的进步让我们生活在一个忙碌的、发条般的对人类生理施暴的世界里,它使我们专注于越来越快地追求一个未来而心无旁骛。人们发现深思熟虑的思考也无法抑制住人内心的野兽——一头比任何野生动物都更加“凶残”的猛兽,它被对幻象的追求激怒和惹恼了。对文辞、分类学以及机械化思维的专门精通,把人跟操纵着他身体的那些不可思议的本能力量隔离开了。此外,它还使人感到自己全然脱离了宇宙及自身的那个“我”。因此当一切哲学都消解于相对论,无法再用某种固有的方式理解宇宙,被孤立的“我”便感觉极度不安和恐慌,意识到真实的世界是对“我”的整个存在的一个直截了当的反驳。


  当我们发现观念和文字不能够窥破终极的生活之谜,意识到真相——或上帝,如果你愿意这么称呼它的话——无法被有限的头脑所理解,这一窘境里当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唯一的新鲜之处在于,这个困境现在不再是个人化的而是社会化的;它被广泛地感知到,而不是只局限于少数人当中。几乎每一种精神传统都承认,要找到解决办法,必得满足这两个条件:人必须放弃那个他感觉是“独立的”“我”,而且必须面对这个现实——他不可能弄懂,亦即精确地解释,终极事物。


  这些传统也承认,在这个解决办法之上存在着“上帝的异象”,它不能形诸语言,它跟看到一个焕发着光彩的绅士坐在金色的宝座上或看到耀目光芒的一次确切的闪耀截然不同。这些传统还指出,这种异象的出现,是恢复了我们曾拥有的东西,我们在过去是因没有欣赏且不能欣赏它才“失去”它的。那么这种异象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无法加以解释的事物——我们把它叫作人生、当下的现实、生活的大流或永恒的现在——所感到的清醒的意识,它是一种不含有与生活的分离感的意识。


  在我为它命名的那一刻,它便不再是上帝;它是人、树、绿色、黑色、红色、柔软、坚硬、长、短、原子、宇宙。一个人可以轻易地认同于任何指摘泛神论的神学家的观点:这些文辞和常俗世界的居民、这些被感知为固定且有差异的实体的各色各样的“东西”,不是上帝。然而假如你让我向你证明上帝的存在,我会把太阳或一棵树或一只虫子指给你看。可是如果你说:“那么,你的意思是,上帝就是太阳、树、虫子以及所有其他的事物吗?”我则不得不说,你完全没有抓住要领。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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