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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格雷丨人类优越论是一种偏见

2018/11/30 09:15:49 来源:北京文艺网  作者:约翰·格雷 译者/许常红
   
数百万人毫无意义地死掉了,还有数千万人过着支离破碎的生活,大多数人都没有留下一丝存在过的痕迹。但是在表面之下,强大的暗流正在涌动,很快就会冲刷掉那些迷惑西方朝圣者的虚假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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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乘以二等于五


  

  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里,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正在遭受折磨,审讯官奥布莱恩伸出四个手指头,要求史密斯如实告诉他,他有五根手指。奥布菜恩肯定不会满足于压力下强求的谎言。他想要史密斯看见五个手指。审讯过程漫长而又令人厌。


  奥布菜思温和地说:“你学得真慢,温斯顿。”


  “我能怎么办?”温斯顿嚎啕大哭,“东西就在我眼前,我难道看不见?二乘二就得四嘛。”


  “温斯顿,二乘以二有时候是四,有时候是五,有时候是三,而有时候又全都是。你必须要更努力才行。成为正常人不是那么容易的。”


  史密斯遭受了进一步的折磨一一不过奥布莱恩解释说,这不是惩罚。在过去,审讯者强迫那些被他们折磨的人坦白;但是他们又不相信供词,说的人和听的人都不相信。后来,被折磨的人被捧成了烈士,受人崇拜;施加折磨的人则被目为暴君,遭人唾骂。奥布莱恩告诉温斯顿,之后他们就改进了手段:


  我们不犯那种错误。这里所有说出的供词都是真实的。我们让它们真实。首先我们不允许死人起来反对我们。你必须停止想象子孙后代会证明你的无辜,温斯顿,后代都不会听说过你这么个人。你会被从历史的长河中清理得干干净净。我们会把你变成气体,丢到平流层。你什么都不会剩下;登记册上没有你的名字,没有一个活人记得你。你在过去和未来都会被毁灭。你将从来就没存在过。


  不论何时,只要让他看到五根手指,史密斯就必须看到五根手指;但是他必须是自愿地这么做的:奥布莱恩微笑道。“你是模式中的一个缺陷,温斯顿。你是一个必须抹掉的污点。我不是告诉过你,我们与过去的迫害者不同吗?我们不满足于消极的服从,哪怕是最可怜的屈服。当最后你向我们屈服时,那必须是出自于你本身的自由意志。”温斯顿在日记里写道,“自由就是自由地说二乘以二等于四”。奥布莱恩的目的是让温斯顿接受二乘以二等于五。一旦温斯顿保证做到这一点,他就得救了。


  自由就是能够说二乘以二等于四,这个观点在奥威尔(1984》出版之前的作品中就出现过。这部小说出版于1949年,但是奥威尔在1942年《西班牙战争回顺》一文中写道:


  纳粹的理论里专门否认了“真理”这种东西的存在。例如,没有“科学”这种东西,只有“德国科学”、“犹太科学”等等。这种思路隐含的目的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领袖一一或者统治集团一一不仅控制着未来还控制着过去。如果领袖说某某事件“从来没发生过”——那么,它就没发生过。如果他说二来以二等于五一一那么,二乘以二就是五。


  有人认为奥威尔这句话源于纳粹党人赫尔曼·戈林,据说戈林曾公开说过,“如果元首想要,二乘以二就是五。”但是,另一个来源是奥威尔1938年6月在《新英语周刊》上评论过的一本书《乌托邦任务》,作者是尤金·莱昂斯。在标题为“二加二等于五”的第二卷第十五章中,作者讲述了他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的经历:


  工业化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和疯狂的战争呐喊前进着。建筑落成、工厂产量、新合作社和新国营农场的新闻将其他一切都挤下了新闻头条。同时警报也是频传:某条经济战线出现了问题、破坏活动猖獗、工程师和工厂经理突然被捕或枪毙。尽管如此,各地计划还是顺利完成,甚至超额完成。新的能量和激情一一当然也有新的成胁——都在发挥着自己的影响……


  乐观主义泛滥。每一个新的统计数字胜利都是对带来了这一胜利的高压政策正确性的证明。每一次挫败都刺激着同样政策的出台。全国各地到处张贴着不可思议的“四中有五”和“2+2=5”的标语,呼喊着“四年完成五年计划”的口号。


  2+2=5这个公式马上吸引了我的注意,深深嵌入了我的记忆中。我马上想起了两个词:胆大包天,荒谬可笑一一苏维埃式的大胆,自相矛盾和悲剧性的荒谬,神秘的简单性,对逻辑的藐视,一切都凝聚在了2+2=5这个算式中:在莫斯科房屋前面的灯箱里,在广告牌上巨大的字母,它们都标示着计划的错误、夸张、违反常情的乐观;某种天真幼稚,刚愎自用,而又引人侧目的丰富想象……


  莱昂斯早年生活困苦,赋予了他独特的现实感。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何不能接受这个神奇的“五年计划”四则算式。菜昂斯1898年出生于白俄罗斯,当时白俄罗斯还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莱昂斯在纽约的一个贫穷街区长大。一战期间加入美军之后,他参与了无政府主义活动,为无政府主义者萨科和范泽蒂辩护。这两人因为参加武装抢劫而被执行死刑,但是莱昂斯却坚信他们是无罪的,并成为美国共产党的坚定追随者。之后莱昂斯又进入了新闻界,开始为《工人日报》工作。在1923-1927年间,他为苏维埃新闻通讯社塔斯社工作,1928-1934年间为美联社驻莫斯科的工作人员,在此期间他还受邀与斯大林进行了私人会晤。


  到达莫斯科后,他成了苏维埃体制的坚定信仰者,参加了苏联审查部门发动的攻击威尔士新闻记者加雷斯·琼斯的运动。加雷斯·琼斯是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的前私人秘书,他对乌克兰饥荒的报道让苏联当局相当难看。在《乌托邦任务》中他说,“联合报道组掩盖了饥荒,”从这里我们似乎看得出,莱昂斯参加那场运动的原因是很实际的。像其他的记者一样,他害怕如果不与苏联审查部门合作,他的护照就会被收回。若是这样,他对报社就没有价值了,会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刻丢掉工作。莱昂斯和其他的记者团成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抨击琼斯,从而保住了自己的饭碗,而琼斯则被苏联驱逐到远东,1935年被当地士匪杀害。有人认为幕后主使就是苏联安全部门。


  在参加攻击琼斯的运动中,莱昂斯看清了苏联生活的现实,和这个威尔士记者看得一样清楚。旅苏西方记者写的书中,几乎没有人提到过任何当时司空见惯的场景:在火车站闹腾的野孩子、内战下的上百万孤儿、流浪儿童被安保机构抓捕后人间蒸发、集体化农庄造成的新一代孤儿又大量涌现;农民自己也成群结队地涌向火车,“在乡下的铁路点,在看守监视下,他们像困惑的动物,神情茫然地望着天空。这些俯首帖耳,满身泥污,被劳作折磨得筋疲力尽的生物不可能是宣传海报上说的资本家富农。拿着左轮手枪的士兵领着农民穿过莫斯科的街道,这样的场景太常见,甚至人行道上的人群都懒得向他们瞥一眼。”


  西方参观者不仅没有注意到农民在枪口威胁下被驱除出境,也没有人提到普通俄国人不得进入、用“瓦卢塔”结算的特种商店。在这些商店,拿得到“瓦卢塔”的人可以购买普通俄国人买不到的商品。“瓦卢塔”在这里指的是卖出黄金获得的兑换券或购物券,虽然标价仍然是用卢布价的。莱昂斯说,“瓦卢塔”具有非同一般的含义——“真正的价值”。它可以用于多种语境中:“瓦卢塔商店,瓦卢塔餐馆,瓦卢塔拘留,瓦卢塔拷问,瓦卢塔妓女:这个词的意义无穷无尽,这只是几个例子而已。”


  莱昂斯描述了莫斯科的一家特种商店中售卖的奢侈商品:


  白面包的奇迹:柜台上摆着一堆松脆鲜亮的小面包……不是卢布商店里那种过了期、颜色灰暗的“白”面包,而是闪闪发光的,真正的白面包。在商店的另一端是珠宝柜。然而对于外国购买者来说,红宝石和钻石闪耀的光芒不及白面包的一半;珍贵的石头闪烁着冰冷的光芒,而白面包在饥饿的俄国人眼里就如同多棱镜一般光芒四射,魅力无穷。还有黄油、奶酪、纯正的伏尔加河鲑鱼,还有一片片新鲜滴血的肉。但是,白面包的风头盖过了这一切——既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又是欲望的象征符号。


  手头有黄金的苏联人——“沙俄时期的金币、金勺子、吊饰盒、结婚戒指、旧的金制咬合板”——纷纷去店内的兑换专柜换成购物券。后来为了简化这一过程,又发行了一种特殊的抵值券。这种抵值券本身就是货币,价值为卢布的三十到六十倍。


  对苏联人来说,来这种商店购物是有风险的,但是饥饿和绝望让他们没有其他选择。虽然当局宣布不许检查购物者身份,但是秘密警察依然按照商店传过来的信息逮捕了成千上万的人。尽管大多数人是合法地取得这些珍贵物品的,但是任何被怀疑拥有金子或其他贵重物品的人都要被例行讯问。讯问方法包括“开蒸室”“虱子间”“传送带”“冷处理”等等。如果怀疑对象不说出一大批珍宝的下落,他们的孩子就会遭到拿问;如果他们再也没有值钱的东西了,这个过程就更漫长了。遭到讯问的往往是犹太人。人们认为他们有“瓦卢塔”因为他们不时会收到美国亲戚寄来的钱。


  尽管许多西方记者早就知道“瓦卢塔”讯问,但没有一个人在发回的报道里提及。因为这种行为视同背叛,他们的职业生涯也会因此结東。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竟然没有西方的游客注意到普通苏联人饥肠辘辘、担惊受怕的状况。


  瓦卢塔讯问的原因之一是苏联出口创汇的下滑。三十年代中期,苏联像西方国家一样遭受了大萧条的重创。然而,像萧伯纳、阿斯托女士这些即使实话实说也会毫发无损的知名人士,访苏后写下的报告竟然也是热情洋溢地盛赞苏联的社会进步。返美后成为坚定反共主义者的莱昂斯是绝对的少数派。大多数从西方到苏联的朝圣者欣然接受了向他们展现的虚幻现实。


  他们对这种进步的幻象疯狂地着了迷,毫不困难地接受了二乘以二等于五的思想。


  布菜恩告诉温斯顿,现实是人类的建构:


  你相信现实是某种客观的、外部的东西,自己存在……当你自欺欺人地相信自已看到某样东西时,你想当然地假设每个人和你看到的都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温斯顿,现实不是外部的。现实存在于人类的思想之中,不在其他任何地方。不是在个体的思想中,个体思想会犯错,而且很快就会消亡:现实只存在于党的思想之中,这种集体思想是不朽的。党认定的就是真理,不管它是什么。


  奥布莱恩没说党无视算术法则。他说党可以任意操纵算术法则。党随心所欲地重构世界,这样就会永掌大权。“党追求权力是为了权力本身”,他告诉温斯顿。“我们对其他一切都不感兴趣;我们只对力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不是财富、奢华、长寿、幸福:只有权力,纯粹的权力。”这个权力首先是超越人类的;但也是超越物质世界的。“我们对物质的控制是绝对的……没有我们不能做的事。隐身、反重力——任何事情……你必须摆脱十九世纪的自然法则观念。自然法则是我们创造的。”在奥布莱恩制造的世界里只有权力。“如果你想知道未来的样子,就想象一只靴子踩在人脸上,而且是永远如此。”


  有趣的是,奥威尔对于“二乘以二得五”的解释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恰好相反。在后者的作品中,算术法则被用来批判乌托邦思想。在《1984》里,正是公式“二加二等于五”废除了人类的自由。在《地下室手记》里,“二乘以二等于四”被视为对自由的羁绊,被拒绝接受。地下之人反抗着理性主义的“水晶官”。进步思想家们探索和遵循自然法则,相信人类能够借此建立一个没有暴政的世界。但是对于地下之人,正是被他称为“石头墙”的普遍法则——阻挡了通向自由之路:“上帝啊,不知为何,我不喜欢所有这一切法则,也讨厌二乘以二等于四这个事实。那么我还在乎自然之法和算术法则干什么?当然,如果我没有足够的力量,我是不会拿我的头去撞墙的,也不会只是因为面对着这样的石头和缺乏力量就让自己妥协。”水晶官实现人类自由的方式是遵循宇宙的法则,但这样它便毁灭了所有自由中最根本的一条:违逆这些法则行事的能力。


  粉碎温斯顿反抗的计划,与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人叛逆的计划恰好相反。奥布莱恩不像十九世纪的理性主义者那样宣布服从宇宙法则,他要求的是制定这些法则的权力。然而这两种计划都如童言吃语一般:思想的奇迹般的、无穷尽的力量。无论是用经典逻辑肯定,还是用浪漫意志否定,传达的意义都是一样的:人的思想是衡量现实的尺度。在二十世纪,这两个计划融为一体,难以区分。马克思和列宁的辩证逻辑宣称,人类进步是通过不断克服矛盾实现的。在现实中,它却孵出了莱昂斯所见到的算术奇迹。


  与一代代西方进步派人士的想法相反,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莱昂斯所看到的社会现状的根源并非苏联的落后或错误。共产主义政体在东欧都差不多,都是一党专政模式的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在这里,共产主义从争取全人类自由的运动蜕变为全面专制的制度。这就是乌托邦逻辑。如果说《1984)是一部伟大的神话,一个原因就是它抓住了这个真相。


  然而,奥威尔的故事里有一个缺陷,那就是他对全能讯问者的描绘。反乌托邦的永久权力是空想,奥布莱恩也是空想。苏联的讯问人员天天都是背冒冷汗、胆战心惊地过日子。与他们讯问的人一样,他们知道在为权力服务的过程中,自己也是会被榨干的资源。党内高层没有哪一个是安全的,随时都可能遭受无常世事的灭顶之灾。


  在曾经的苏联,现实从没有被建构起来,而只是一时被否认罢了。在口号之下是真实存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土壤和湖泊由于过快的工业化遭到污染,付出无数生命代价建成的项目毫无用处,每天就是为了求生而静扎,与他人争斗。数百万人毫无意义地死掉了,还有数千万人过着支离破碎的生活,大多数人都没有留下一丝存在过的痕迹。但是在表面之下,强大的暗流正在涌动,很快就会冲刷掉那些迷惑西方朝圣者的虚假现实。苏联的反乌托邦最终只是历史垃圾堆中另一块瓦砾罢了。


  【注】:本文节选自约翰·格雷《动物的沉默:人类优越论是一种偏见》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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