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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房子的故事

2019/08/27 11:33:45 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冯骥才
   
人生的轨迹只有回过头来才能看到。这条弯弯曲曲的轨迹上一定有一些拐点,或大或小,或明或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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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的轨迹只有回过头来才能看到。这条弯弯曲曲的轨迹上一定有一些拐点,或大或小,或明或暗。拐点改变你的人生。这些拐点有的是社会强加给你的,不可抗拒;有的是你自我改变的,由此你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愿望。拐点之后,或是方向变了,或是其中的内容与故事全然不同;你的人生一定变换了一片风景。


  我人生两个重要的拐点都出现在1984年。它们全是经过自己的努力出现的,一个在生活上,一个在文学创作中。


  到了1983年,我在长沙路思治里阁楼上的生活已陷入困境,不单夏日里酷暑煎熬,无法写作;随着作品的影响愈来愈大,招来的各种人和事愈来愈多,每天从早到晚小屋里各种各样的人来来往往,很难安静下来。这期间,我已经在市文联和作协担任副主席,这种职务虽是虚职,不坐班,但碰到单位有事就跑到家中来找;再有就是新老朋友、各地的记者和约稿的编辑以及登门造访的读者。那时既没有电话联系,有事也没有先约定的习惯,想来就来,门外一招呼:“是我。”或者:“是冯骥才的家吗?”推门就进。最尴尬是吃饭的时候,既不能把人挡出门外,又不能停下来不吃,只好边吃边应酬,有时觉得像表演吃饭,很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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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小景》 冯骥才绘 1983.4.3


  再有,我那时的书桌也是饭桌,吃饭时要先挪开桌上的书稿信件。客人来时,儿子就要躲到阳台上做作业。这种状况愈演愈烈,只能一次次找单位和上级领导。在计划经济时代,衣食住行全靠政府,爹亲娘亲不如领导亲。幸好,当时已有“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一说。这时,市委已经有个说法,要为我和蒋子龙解决住房的困难,正好我住的思治里的房屋属于一个被抄户的“查抄产”,也要平反落实政策,那就得分给我们房子,我们搬走,好给人家落实房屋政策;再说我们也是十多年前被“扫地出门”的被抄户,也应落实政策,这样从理论上说我们手里就有了两处房子的资源,但相关的房管和落实政策部门的办事人故意刁难我,他们不是不想给我房子,而是想从我手里得到好处。


  天津是个市井和商业的城市,从来不买文化人的账,办事讲实惠,凡事有油水就行。这一来,我就必须与房管站、房管局、落实查抄物资办公室、街委会,还有文联和宣传部多个部门同时打交道,解决住房的问题。落实政策的事很复杂,要应对很多环节和程序,在每个环节和程序上必须这些部门都同意,才算通过。于是,事情像蚂蚁那样一点点往前爬,往往一个小环节出点麻烦就停住了,这几个部门就推来推去,急得我骑着破自行车跑这跑那。你送书给他们,根本不看,也没兴趣,不如给一包香烟管用。在那个没有市场的年代,一切资源都被权力掌握着,要从他们那里得到“好处”真比从“猴手里抠枣儿”还难。


  后来,我找到市政府,据说只要一位姓毛的顾问说句话就顶用。可是要想见这位市政府领导极不容易,我听说毛顾问住在睦南道一座西式的花园洋房里。我找到毛顾问那座房子,高墙深院,花木掩映,宛如仙居。我不能冒失去敲他家门,便设法打听他每天的行踪,终于获知他天天中午都会回家吃饭和午睡,便赶在一个中午,提前骑车到睦南道,藏身在他家旁边一条胡同里,待他回来一下汽车,赶紧从胡同里跑出来迎上去自我介绍。没想到毛顾问人不错,头发花白,慈眉善目,待我很和气,将我让进他家。


  他的客厅很大,陈设却很怪异。一边摆了三个沙发,中间一张小桌上放着几个杯子和一个白瓷烟缸,地上只有一个痰盂与一把印花的铁皮暖壶,再没别的东西。客厅的另一边中间孤零零放一个木制的单人床。这种房屋电灯的开关原本在进门左边的墙壁上,毛顾问的床摆在房屋中央,夜里睡在床上开关灯不便,就在屋顶的吊灯上装一个拉绳开关,垂下一根挺长的绳子,下端系在床架上,开灯关灯只要一拉绳子就行了。那时的领导的生活确实挺清廉。


  我透过窗子看到外边是个挺大的花园,绿荫重重。我对他说:“顾问,你这院子真挺美。”


  毛顾问弯目一笑说:“我不叫它闲着,都叫我用了。”


  我再看,院子已改成了菜地,萝卜和小白菜种了一排排。


  毛顾问很痛快,他说我的住房市里已有决定,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查抄房产一并解决,分给我一偏一独两个单元,就在胜利路新建的一幢高层建筑中。他随即说他会叫市房管局尽快给我解决,我直接去市房管局房产处办理手续就行了。


  我千恩万谢后走了出来,回家就把妻子儿子抱起来,说咱家要搬进皇宫了。可是依我的人生经验,好事决不会一帆风顺和轻而易举地到来。此后我每次到房管局询问,得到的回答都是“没听说有这事”。我托人向市政府毛顾问那里问,消息却是反过来的,都是“已经告诉他们好几次了”。房管局这位科长姓杨,细皮精瘦,肉少骨多,目光亮闪闪,精明外露。他是不是想要些好处?想到这里,我心里憋着气,心想反正市里已经批准了,我偏不给你好处,看你怎么办。我一犯犟,事情又拖了半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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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家午睡》冯骥才绘 1983.8.14


  后来,我想出一个高招,先打听到毛顾问办公室的电话,然后去找房管局的杨科长,又问我住房的事,他还是说不知道,我便抓起他桌上的电话打给毛顾问,这一打通了,我就对毛顾问说我就在房管局,他们说不知道,跟着我就说:“杨科长要向您汇报情况。”突然把电话塞给杨科长。


  杨科长措手不及,又不敢不接领导的电话,在电话里他肯定遭到毛顾问的训斥,低声下气地对着话筒连连说:“我们马上办,马上办,您放心。”就这样,我知道——我胜利了。


  紧接着我赶去北京开两会。一天中午饭后,黄苗子和丁聪二老约我到他们房间里画画,吴祖光先生也在一起。那纯粹是会议期间忙里偷闲的“文人雅聚”,我们正在写写画画、说说笑笑间,忽然张贤亮穿着拖鞋跑来,说我妻子来电话了,叫我快去接。我跑回房间拿起话筒,就听妻子同昭兴奋得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她说咱们的房子分下来了,一大一小两个单元,她已经从房管局拿到钥匙了。我高兴得真想窜起来翻个跟斗,马上跑到黄苗子房间,把这惊天的喜讯告诉三老,话一说竟然情不自禁地掉下泪来。当即,丁聪为我画了一幅漫画像,这张像真有当时喜极而泣的模样。吴祖光随即题了“苦尽甘来”四个字,只有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深知“苦尽甘来”是什么滋味。苗子先生笑嘻嘻在画上写了四句打油诗:


  人生何处不相逢,

  大会年年见大冯,

  恰巧钥匙拿到手,

  从今不住鸽子笼。


  如今三老都已辞世。他们可爱又真诚以及当时欢快的气息都留在这幅画中,也清晰地记在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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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聪为冯骥才画像 黄苗子和吴祖光题跋 1984.3.23


  政协闭幕的第二天,我和妻子同昭就拿着钥匙兴冲冲去到了新居——云峰楼高层。这是开放以来我的城市最早盖起来的一座高层楼房,毗邻市中心最主要的大街——胜利路上,高达十五层,这已经是当时顶级的高层了。楼内有两部电梯,外墙装饰着精致的黄色马赛克瓷砖,单元的格局很新颖,据说图纸来自捷克。这在那个时代简直是一座梦之楼。


  我的住房是对门的两个单元,中间隔着一条走廊,每个单元都有单独的卫生间和一个小小的浅绿色塑料澡盆。由于我们位居第八层,周围没有更高的楼,视野广阔,阳光无碍,站在屋里,外面的街道、车辆、行人——连整个城市好像都在脚下,屋里一片通明。听说这座楼采用了先进的船形地基,轻体墙壁,八级地震也奈何不得,再也不会遇到一九七六年那样的灾难了。我当时便有一种异常奇妙的感觉——从此我们的生活要转弯了,前头的风景一定美好。


  转天我们就带着清扫工具到新居打扫房屋,扫净水泥地,擦亮玻璃窗,用清水冲洗过的水泥地面的气味,混同着我们欣喜的感觉,现在想起来还能感到。当时没有做任何装修,甚至墙壁都没粉刷就搬进去了。好像怕迟了房子又被收回去似的,那种心理只有经过这些事的人才会有。


  然而,我从旧居搬到新居时,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当年我们是在抄家后一无所有时结婚的,一九七六年又经过一次倾家荡产的大地震,家中很难再有完整的家具。我在《无路可逃》中说过,我的家经过两次从零开始,一切物品全是两次“出土”。所以在我搬进新居时,开电梯的姑娘小张说:“冯老师往楼上搬了七电梯东西了,怎么除去乱七八糟破桌子破椅子,锅碗瓢盆,其余全都是书?”


  在最后离开思治里时,我把在这个生活了长达十六年、大地震时几乎要了我命的住所里里外外仔细地看了一遍,为了更好地记住,然后关门下楼。待下到了二楼,我忽然想到什么,又返回三楼,站在楼梯上敲了敲侧面的墙壁。我知道那里边还有一些我秘密写作时藏匿的手稿,我已经无法而且永远无法把它们取出来了,时间太久了,我甚至忘了这些手稿上边写了些什么。我暗暗隔着墙壁对着里边的残稿说:


  “你永远留在这里吧。你是我的历史。”


  于是,我生命历史的一个长长的阶段才算画上句号。


  此时此地是我的一个拐点,我从这里拐向另一样的天地。


  本文选自冯骥才生活散文集《世间生活》


  (编辑: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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