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家专栏|文艺理论|百家分析|每周调查|主编瞭望|著述连载

谢尚发:小说的怪味

2017/04/26 14:44:46 来源:《同代人》   作者:谢尚发
   
在文学史的写作中,常常会遗忘一些历史上以文字为生的“作者”,这些遗忘或者是有心,或者是无意。

  在文学史的写作中,常常会遗忘一些历史上以文字为生的“作者”,这些遗忘或者是有心,或者是无意。但从整体上而言,所有的“有心和无意”都是文学史书写者独特文学观念的体现——无意地遗落的“作者们”,大约都是与特定文学观念所不合的“文学编外人员”。因此,所谓无意,也实则有心。路遥是如此的存在,王小波也是如此,林斤澜同样如此。在几部文学史中,林斤澜几乎都只有一句话的存在。这典型地体现在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一书中——“有以家乡风情描写社会改革的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系列”。[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这种以群体形象出现的“文学史尴尬”极端地体现了林斤澜的小说处境。虽然文学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显得好像是每个人都可以“自说自话”,但一俟落到文学史的写作上,每一位写作者又都抱着固定的文学观念,无非是“文学性”的强调,不但包括语言、问题、风格,还包括故事、人物和思想。事实上,当一大批文学史着作都对某一个作家采取忽视的态度的时候,大约这样一位作家就很难在时间的积淀中,被大浪淘沙般地打磨出来。这种状况不见于文学史对待路遥的态度,也不见于对待王小波的书写,却唯独出现在对林斤澜的文学史评价上。究竟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恐怕还是需要重回历史语境之中,重回林斤澜的小说文本之中。


  一 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尴尬


  对于任何一部作品而言,一两位“文学史写作者”的意见恐怕都不能够最终达成“文学史的共识”,必须在众多文学史的书写习惯中,甚至借助教材、教学、课堂等形式来奠定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经典地位。往往是这样的情形:要么某一两位批评家的意见,取得了代表性的认可,从而给定一个作家及其作品以文学史的地位。这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影响中,尤为明显,甚至有人认为是夏志清发掘了沈从文、张爱玲和钱钟书。要么是几乎所有的文学史书写者,都注意到了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的经典地位,同时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视野中展开分析和构造。中国当代文学中比较典型的便是莫言、贾平凹、王安忆等人,他们的作品成为“研究的热点”,就在于是同时引起诸多豪杰们的注意。这种“众人一口”的状况,最容易奠定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的文学史定位,也最少存在评价上的争议。


  对于林斤澜而言,其“文学史的尴尬”不在于要不要给予他和他的作品以适当的文学史地位,而在于在何种程度上、在哪种基调中,或者在怎样的阐释框架内来容纳其文学作品。正是因为这后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导致了前一个较为表层的问题也成为了问题,才会有林斤澜在文学史叙述中的“一句话的尴尬”现象发生。既需要认可其作品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又难以进行归纳和分类,不利于文学史进行历史的梳理、源流的探索、思潮的定位。对于文学史书写者而言,林斤澜的小说总是充满了“怪味”,奇形怪状、非驴非马,最勇敢的人也找不到下手的地方,从而难以剖析解释,也就无法置入适当的文学史评述中。


  同样如此的,文学批评或许面临着更多的尴尬。因为林斤澜及其作品所带来的纷争,让评论者甚至无所适从。毕竟,文学批评可以不用照顾时代的背景、历史的原因和文学的潮流等诸多叙述上的限制,可以就某一个独特的侧面来进行深入挖掘,完全可以实现“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理想效果。但类似地,也可以揪住某一个缺陷进行猛烈的攻击,必欲杀之而后快地鞭笞一顿才罢休,照样能起到“批评的愉悦”的效用。因此上,对林斤澜的评价就呈现出“文学批评的两极”来,导致了在借用文学批评来进行文学史书写的过程中,对林斤澜“无所适从”的感觉更深。在赞扬的一方,黄子平算是一个代表了。他的批评长文《“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林斤澜小说论(1978-1982)》便集中精力,开掘林斤澜小说的独特性及其价值。但他也承认,“在当代作家中,再没有一个比林斤澜更让评论界既困惑又着迷的了。”“思想的深邃和独到,艺术探索的多样和奇特,这一切成就几乎都是在评论界小心翼翼的沉默中取得的。”[黄子平:《“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林斤澜小说论(1978-1982)》,《沉思的老树的精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3-124页。]足见其评价的困难,和共识的不易。可是这个所谓的“沉默中取得的”“小小的共识”,很大程度上也是黄子平的杜撰罢了,因为这个“共识”看上去更像是黄子平的“自认为”,而非是众人皆知的“公认评价”。在这篇文章中,黄子平盛赞林斤澜小说的同时代性、叙述的探索性、形式的多样性、主题开掘的深入性、结构的独特性等,尤其是被指认是“很不正常的生活里,活出来的很正常的人”的代表的《一字师》。


  从根本上而言,黄子平的评价不可谓不公允。然而导致“文学批评的尴尬”的并非是黄子平所挖掘出来的这种种林斤澜小说的贡献、价值或意义,真正的“文学批评的尴尬”在于,在多大程度上这些“优点”——同时代性、叙述的探索性、形式的多样性、主题开掘的深入性、结构的独特性等,能够被更多的人所接受。这就好比是,人们如果对酸甜苦辣咸都能品尝或者接受的话,那么对饮食中的“怪味”,偏好者可以将之夸上天,而厌恶者有可能将之打入十八层地狱而永不得翻身。从个人品味的好恶上来认定某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的贡献、价值或意义,实际上是极其值得怀疑的。这正如所有人都说甜是好味道,从而达成对于甜的公共认知,那么哪怕有少许不喜欢吃糖的人要站出来反对,那反对也常常是无效的一样。同样的道理,对于臭味和怪味来说,普遍的意识里是排斥、厌恶的态度,也不会因为少数人的癖好独特而会有大众的改观的状况出现。林斤澜及其作品所遭受的,恰恰就是这一无法摆脱的“文学批评的尴尬”。


  其实,不管是“文学史的尴尬”还是“文学批评的尴尬”,说到头都是“缺乏共识”所导致的视而不见,置若罔闻。这很大一部分的原因,究竟也不在别人身上,还需要从其源头上来一探缘故。重回林斤澜的小说,感受其散发出来的“怪味”,阅读者自然可以衡量出,哪些是属于“大众的共识”,而哪些是“个人的癖好”了。


  二 内在的怪味:人物、故事及其他


  小说《一字师》发表于《花城》1979年第1期。其时,中国文坛正处于从“文化大革命”的“荒芜”中恢复元气之时,一大批伤痕文学的代表作络绎不绝地诞生。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等,甚至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在这样一批小说所营造的氛围中,从共和国历史深处走出来的人,几乎都是遍体鳞伤,鲜血直流,不但身体上遭受了巨大的创伤,心灵和精神上也都是倍感压抑和苦闷悲痛的。奇怪的是,1960年代便已经步入文坛,写出具有奇特风格小说的林斤澜,却仿佛根本没有感受到这股伤痕的思潮一样,依然故我地操着奇特的书写方式,创造“别扭而瘦硬”的文学存在。


  短篇小说《一字师》写来相当简单,主要因为林斤澜设置的人物形象比较简单。中学老师吴白亭是一个不受学生待见的认真负责的角色,在学生眼里他是“庸俗”的,理由竟是“一胖二秃三笑眯眯”——“他那圆滚滚的身体,就在书桌中间的羊肠小道上,车过来车过去,这桌上说两句,那桌上指指点点。”[林斤澜:《一字师》,《林斤澜文集》(小说卷·壹),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94页。]这个极其认真负责的老师,最大的特色就是喜欢给学生们挑错别字,尤其是在作文本上,勾勾画画把错字、别字和词语滥用和用错的地方标识出来。可是最后,他吃亏就吃亏在“一个字”上。“文化大革命”期间,吴白亭写大字报,因为“乱写”而被揪出来批斗,原因竟然是“遗臭万年”中的“遗”字所引发出来的“惨案”。因为在他将“遗”字写到“贵”字的时候,红卫兵小将便把他给揪出来了,因为他的“遗臭万年”指定要写成“贵臭万年”了。最后误会消除,“遗”终于在“贵”字上加了“辶”旁,“吴老师解放了”。再后来,吴白亭被赶去做收发室的工作,因为要预备给青年教师讲课,而大多数青年教师都不读书,他担心举例子别人听不懂,故而去借用录像带来弥补,去到那个单位要看工作证,吴老师却把退休证拿出来了,原来他被提前退休了。他的学生为他打抱不平,要把这退休证给退还了,吴老师却不让,因为上面写的并不是他的名字——那年月,提倡简化字,“亭”被简化写成了“丁”,“吴白丁”自然不是“吴白亭”。吴老师终其一生,都在和“一个字”较劲,可谓是真真正正的“一字师”。


  除了“一字师”吴白亭之外,小说还精心安置了另外两个人物形象,其一是作为叙述者的“我”。整个故事都是在“我”的叙述中,逐渐展开的——在“我”的眼里,吴白亭老师是一个彻彻底底“招人厌”的人,在“我”看来,他的胖有了肥腻的感觉,他的秃有了恶心的感觉,而他的笑眯眯则则让人想起了“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的判断来。“我”其实也是一个“文化大革命”中的受害者,“当了兵,又开过电机,又在科研单位里涮锅试管……”[林斤澜:《一字师》,《林斤澜文集》(小说卷·壹),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94页。]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吴老师的“桃李满天下”。复原回家后,为了儿子的上学,求吴老师。后来遭遇下放干校。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事的磨练,逐渐懂得了吴老师的艰辛和不易,升起了同情之感,更在最后用了对“一个字”的评价,来对“文革”进行了嘲讽——“要是这样简化,亭子、钉子、顶子都分不开了。白丁的意思是文盲,偏偏是个教语文的……”[林斤澜:《一字师》,《林斤澜文集》(小说卷·壹),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04页。]


  围绕着吴白亭的另外一个人物形象,便是“我”的儿子。他在吴白亭的帮助下,顺利进入了学校学习,在“红卫兵小将”造反的年头,坚定地认为写下“贵臭万年”的恩人吴老师是“反动”派——“一臭万年。一字上边添个中,下边加个贝,成了贵臭万年,这还不反动!”[林斤澜:《一字师》,《林斤澜文集》(小说卷·壹),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00页。]再后来,“儿子留在学校里,担任了初中的语文教师。”这样一个断章取义、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居然占据了认真负责的吴白亭的位置,一种荒谬和反讽的意味,于焉可见。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原来儿子有“后台”,便是在传达室的吴白亭。儿子仍不知感恩,开口闭口称呼吴白亭为老头,“当面叫‘喂’。”但是在他的言语行为背后,“我”却发现,儿子也“始终笑眯眯的”,“如今我才发现,着笑眯眯里边是优点怪异的东西,说轻了是自信,说重了是固执。我承认我儿子才是吴白亭老师的学生。”[林斤澜:《一字师》,《林斤澜文集》(小说卷·壹),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02页。]同样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儿子的笑眯眯与老师的笑眯眯神似的背后,却是背道而驰的东西——一个是狡黠、无知和蛮横,一个则是爱、宽容和关怀。


  整个《一字师》的故事极其简单,说白了,便是围绕着“一个字”和另外“一个字”而组织起来的两段“一字师”的人生遭遇。开首的部分,通过“我”的叙述,把“一字师”吴白亭塑造成一个惹人厌的老师,随后用“遗”字勾勒出了一段吴白亭的“历史的冤假错案”。因为“遗”字在书写过程中,被断章取义而被揪出来批评,被打倒。于此,“文化大革命”的种种荒谬也就显而易见地被烘托了出来。第二个字便是“丁”,讲述了一个被提前退休了的中学语文教师,从一个人被迫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的故事。而这个故事背后所隐藏的,不仅仅是简化字对汉字的改变,还牵扯出了一个时代的无知、愚昧和肆意妄为。吴白亭变成吴白丁,白丁却是对一位认真负责的语文老师的称呼。这种讽刺的力道便快刀斩乱麻,在毫不起眼的地方,杀人于无形。


  《一字师》真正要表达的,却并非是简单的“一字师”的故事,而是要在别扭、固执和奇怪的书写中,来达到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和鞭挞。从这个角度来说,林斤澜用了一种极其奇怪的方式,写下了“独特而奇崛的伤痕文学作品”。但是这“伤痕”又是被通过精心的伪装所隐藏起来的,难以被发现,一眼看过去只是一个可有可无、可轻可重的中学老师的遭遇罢了。但正如所有食物的“怪味”都需要慢慢地去品尝,方能领悟其中的诱人之处一样,林斤澜小说的神韵同样呼唤细致、耐心的咀嚼和品味。“遗”字所揭示出来的“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红卫兵小将们的断章取义、专横霸道,无疑揭露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段的荒谬与黑暗。“丁”字则更加扩大化,把一个历史时期肆意妄为的“文化行为”用了一个十分巧妙的方式展示出来,充满了讽刺和挖苦的意味,也同样把“文革”时期的荒诞行为给展示了出来。然而这种种,却隐藏的那么深,任何一次轻轻滑过的阅读都无法获得文本背后的思想信息。表面上,“一字师”为了一个个汉字,造成了人生的起起伏伏,而内里中,则绕道文化现象来真正地剖析“文革”时期的种种怪现象。说伤痕而不用伤痕却处处充满了伤痕,是鞭挞和批判却从不提及鞭挞和批判,而又处处显示出鞭挞和批判的智慧来,这便是林斤澜的小说的独特韵味了。只是写来,却那么的奇崛、别扭,不通人情,不近人情,正的偏要反着说,反的偏要正着说。因此,这小说就需要高明的读者,从正里看出反,从反里看出正来。


  三 形式的怪味:结构、叙述及其他


  倘若只有内容上的独特的人物形象、普通平常又少见的故事和隐晦含蓄的思想表达,那么林斤澜的小说绝不会造成如此大的“文学批评的尴尬”,更不会产生这么不能理解的“文学史的冤案”。顶多这种奇奇怪怪、难以拿捏的人物、故事归入到“后现代主义”的探索小说之中,作为一类新奇的存在,也仍旧可以给出具体的文学史定位。但偏偏,林斤澜把这些奇特的怪味,装入到同样是奇特的器皿中,用了奇特的方式给叙述了出来。这就让一般的读者敬而远之,连尝试着触碰一下的欲望都没有了,最基本的“难瞧好吃”的道理也被遗忘殆尽,哪怕是宝贝,也会被埋没在红尘中。


  从结构上而言,林斤澜的《一字师》可谓是“匠心独运”。但所有的“匠心独运”又都来的那么轻松、自然,看不出任何“雕琢”的痕迹。从大的层次上来说,小说是一个“双重复现结构”的形式。这第一层的“复现结构”便是两代人对一个人的烘托和塑造。吴白亭、“我”和儿子的存在与故事,并未能获得独立性,单独地拿出来无足轻重,不足以形成任何对“文革”的鞭挞和批判。但妙就妙在,吴白亭的故事全部建筑在“我”和儿子的故事之上,只有奠基在“我”和儿子的故事,吴白亭的故事才会存在,才能存在,才可显示出其价值和意义。而只有在吴白亭的故事中,“我”和儿子的种种遭遇、行为也才同样地被照亮,被赋予深层次的含义。“我”从开始时候,对吴白亭的讨厌,到后来逐渐认识到“一字师”的可尊敬处、可悲哀处、可怜悯处,从而生出正义感,恰恰明证着“文革”对人性的糟踏,对日常生活的颠覆。也正是因为儿子对吴白亭的批判,从“遗臭万年”到“贵臭万年”的可笑,才会有“造反派”们的小丑化表演;也正是因为儿子是一个不学无术的青年,却成了中学语文老师的荒诞事件,才能牵扯出“吴白亭”到“吴白丁”的反讽转换。“白丁”说的不仅仅是吴老师的名字,还说的“文革”期间的教学竟像是儿戏一般的“白丁”说大话,更说的“文化大革命”恰恰是“最没有文化的革命”,“最反文化的革命”,是“白丁群小的丑陋表演”,也是“文盲无知者的躁动”。于是“双星拱月”的结构模式,在烘托、反衬的效果之外,还存在着对比、映照的作用。


  第二层的复现结构,则同样是“双星拱月”的结构模式,但这一层的“双星”却不是人物,而是“汉字”。小说的题目既然是“一字师”,那么作为整个小说的“文眼”,“一字”便成了结构小说的核心。但“一字”仿佛还不够,重叠地使用“一字”,便可达到“一唱三叹”的效果,于是林斤澜就运用了古老的“诗经手法”——重章叠唱。在起首部分,先用“掌握”、“达到”、“水平”这种常见的学生作文中的语病,来凸显“一字师”的正常教学活动,让奇怪的故事变得普通寻常起来。紧接着,“遗”字的故事被讲述的越是荒诞,个人命运被戏弄的历史沧桑感也就越浓烈,从而对“文革”的鞭挞和批判也就更犀利。末尾处,“丁”字的故事再一亮相,不但起到了烘托文眼、推进故事的效果,还能起到反讽、挖苦和讥嘲的效果——但所有的这些,都是带着泪水的痛苦的欢笑,绝不是图一时之快的逞能、炫耀或显摆。林斤澜的高明处在于,这种高明的背后深藏着质朴的情感和胸怀,因此上高明却并不是“耍聪明”“小聪明”,并不是狡黠、机智,而是大智慧的洞若观火,大聪明的淡然一笑。若阅读者只看到了高明处,还不能体味林斤澜的小说的妙处,非得从高明处看到最朴素的感情来,那不忍之心、悲悯之痛,才会被体认,被感悟。


  《一字师》文本结构上的大智慧,却偏偏掩盖、隐藏在一个叙述上的“刻意的笨拙”的表面之下。这可谓是林斤澜的另一种“大智慧”。从整体上而言,《一字师》的叙述显得笨重、木讷而缺少灵性,完全不是诗意的话语,或小说家的语言。甚至连乡村野夫的街语巷谈多算不上,读上去竟然像是一篇“中学生的习作”。无节制的口头语的自由流露,故意夹杂着的雅致的词汇的楔入,别扭拧捏的修饰语点缀……都显得整个小说仿佛是未经打磨的粗糙陶瓷,不但没有光泽,连做个器皿都显然不够。更重要的是,看上去可有可无的“重复”,更加重了小说“失败的感觉”——对吴白亭的“一胖二秃三笑眯眯”的一再的复现,经久不息地出现在文本的各处,数十年前如此,若干年后仍旧被刻意凸显。再加上刻意凸现出来的“对比和映衬”,整个小说处处都显示出一个“未完成品”的特征来,笨重、拙讷、粗糙,又傻傻呆呆地,憨厚到愚的程度,质朴到蠢的境界。但只要稍具常识的读者立马会想到,这么一个大智慧的人,写出如此“刻意的笨拙”的作品,定然是别有所求、别有用心的曲意。思及此,方知“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古圣先贤的训示,再一次于林斤澜的小说中,肆意地流淌着。与此同时,“刻意的笨拙”就显示出奇怪的一面来,本来适合炒菜的,偏拿来蒸煮;本来适合油炸的,偏要炖爊。口味之奇特、生硬,恐怕一般人是难以接受的。


  如此,“文学史的尴尬”也好,“文学批评的尴尬”也罢,林斤澜及其作品却别有趣味,非一般人所能够享受得了。那种洗尽铅华的老老实实,那种高明的大智慧与大情怀,果然会与时代产生龃龉,虽不至于背道而驰,但最起码也是各走各的阳关道,各过各的独木桥。异曲同工之妙虽有,天壤之别同在。这便是林斤澜的《一字师》所带来的启发。


  四 小说的怪味:细品、多思及其他


  大凡能在文学史上立住脚的作家,要么是跟随某一文学潮流,推陈出新,将之拔高到一个新的境界;要么是另辟蹊径,自成一派,但一定得是成一方诸侯,引领时代风潮。前者如声势浩大的“伤痕文学”诸位代表,以及延伸下来的“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后者如孙犁的别具一格,汪曾祺的别开生面,文学史虽然归纳起来比较费劲,却是不得不重视的文学史现象。林斤澜吃亏就吃亏在,他既不站在前者的序列中,也无异于后者的另立旗帜。所以读林斤澜的小说,总觉得,他既不是像汪曾祺那样,自开一路,形成鲜明的风格,在师承上有明确的皈依,在发展上有独特的个性;也不是当时流行的现实主义书写风格,就伤痕来谈伤痕,就文革来谈文革。而是通过巧妙的置换,把文革的荒诞融入到日常的小事中,且这小事又是奇怪与独特的,一般人不注意的地方,偏就生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曲折隐晦地表达出自己所追求的种种。同样是鞭挞和批判“文革”,“伤痕文学”就急切切地要暴露,要揭发,要撕开伤口给众人看;“反思文学”则要剖根问底,探索究竟,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忧国忧民。但林斤澜却追求别一番风格,举重若轻,嬉笑怒骂中自然而然地见出精神和智慧,旁敲侧击地传达自己的思想和关怀,曲折隐微又和盘托出地说出见解和观念。往往看上去小心翼翼,扯闲篇儿,却句句又都关宏旨,都切中要害。指东打西是它,指桑骂槐也是它;有时候竟可能是指鹿为马的荒诞,但不管是鹿还是马都又指向同一个目标。甚至,看似南辕北辙的故事和结构,容纳的却是悲悯之心、大爱精神。


  因此,对于这种“小说的怪味”就不宜急着下判断,定地位,作评价。往往需要首先驻足观察,在阅读的过程中品味其中的“隐微之词”的别有所指,尤其提醒在别扭、奇怪的地方,多一个心眼,留一个神,那韵味自然就慢慢地被品味出来了。《一字师》的看似笨拙的叙述中,藏着无限的期许与感慨;复现的众星拱月结构,稍不留意便会要么固执于人物的反衬,要么黏滞于两个汉字所引发的荒唐故事。尤其是略显絮絮叨叨的说话方式,看似诘屈聱牙的组句炼词,都需要静心观察,细细品味来挖掘其背后所隐藏的“春秋大义”。自然,如果文学阅读成了这种“苦役”,那么其“寓教于乐”的功能也大打折扣,只好拒人于千里之外,自顾自地存在着。这也是为什么,林斤澜及其小说总是遭遇“文学史的尴尬”和“文学批评的尴尬”的原因所在。


  但正因为如此,恰如在日常生活中,总不能因为腐臭和怪味的难以忍受而否认其存在的现实,文学史也必然要认清其所肩负的使命和履行的职责,既要挑选伟大的作品以存世,也同样需要丰富历史的侧面,以完整的多样性呈现文学存在的复杂性,从而书写百味杂陈的文学史,过有滋有味的日子。


  2017.4.9人大图书馆·求是楼


  2017.4.23改毕


  (编辑:王怡婷)


注:本网发表的所有内容,均为原作者的观点。凡本网转载的文章、图片、音频、视频等文件资料,版权归版权所有人所有。

扫描浏览
北京文艺网手机版

扫描关注
北京文艺网官方微信

返回首页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15号霄云中心B座710 邮编:100028 电话∶010-69387882
河北省保定市复兴中路1196号 邮编:071051 电话:0312-3199988
北京文艺网版权所有 Email:artsbj@artsbj.com 京ICP备12048767号 公司营业执照:91110105802944599P
北京文艺网授权法律顾问单位:北京实景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