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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悦然《天鹅旅馆》:社会现实关怀与罪以及救赎

2017/10/11 10:32:06 来源:《收获》   作者:王春林
同一期的《收获》纪念专刊上,紧列在莫言之后的,是年轻的80作家张悦然的中篇小说《天鹅旅馆》(载《收获》杂志2017年第5期)。

  同一期的《收获》纪念专刊上,紧列在莫言之后的,是年轻的80作家张悦然的中篇小说《天鹅旅馆》(载《收获》杂志2017年第5期)。这已经是张悦然在2017年第二次以中篇小说头条的方式登上这个重要文学刊物了。一位年轻的80后作家,其小说作品竟然不仅可以在一年之内在《收获》这样的刊物梅开二度,而且还发表在了创刊60周年的纪念号上,其小说的优秀程度自然可想而知。读《天鹅旅馆》,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作家那样一种异常敏感的现实触觉。这一点,落实到文本中,就是对与省部级高级领导干部陈新征因严重违纪被调查的相关描写。“新华社消息,陈新征同志因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陈新征,一九五〇年出生,一九七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这是今年第一位接受调查的省部级官员……”中共高级领导干部的大批量被组织调查,既是中共反腐斗争的新现象,更是当下时代中国社会的最新现实之一种。然而,或许与文学的反应需要一个酝酿发酵的过程有关,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都很少能够看到作家从小说艺术的角度观照表现这种新的社会现实。即使有,也只是如同周梅森《人民的名义》这样的官场小说或者说政治小说。如同张悦然这样一类巧妙地把当下重要的社会政治现实纳入到艺术视野中的小说作品,实际上是相当罕见的。如此一种艺术反应,既需要作家拥有敏锐的现实触觉,更需要作家具备把现实政治事件成功地转化为艺术文本的能力。而张悦然,则毫无疑问正是这样的一位优秀作家。事实上,关于陈新征其人,小说中正式出场的着墨处仅有一处。而且,这一处也很显然是从保姆余玲的眼中看出的:“男孩很喜欢外公,每次他来,男孩都要把他拉到自己房间,拿出新玩具和他一起玩。外公浓粗的眉毛垂挂着,一副善相。说话和气,穿着朴素的汗衫,像一个很普通的老干部。余玲见过他和陈雯争吵,不止一次,都是因为陈雯又收了别人的钱,要他去办什么事。他训斥陈雯说,这样下去早晚出事。但最终还是由着她,妻子过世早,他对这个独生女格外娇宠。”陈新征被调查的具体原因到底是什么,小说文本并没有作出明确的交代。陈雯的因素之外,陈新征自己是不是存在什么问题,所有这些,我们都一无所知。但最起码有一点,在导致陈新征违纪被调查的问题上,他的女儿陈雯肯定是非常关键的原因之一。


  应该承认,陈新征的被调查,是这部中篇小说关键性的一个情节。其重要性除了充分彰显张悦然拥有异常敏感的现实触觉之外,更在于艺术层面上一种逆转作用的发挥。如果不是陈新征出人意料之外的被调查,那么,这部中篇小说的故事肯定会走向另外一个难以预料的方向。正是他的突然被调查,从根本上逆转了小说的故事走向,并使小说呈现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种面貌。事实上,与陈新征相比较,《天鹅旅馆》中更重要的人物形象,乃是陈新征的小外甥达达,以及在陈雯家做了四年多保姆的余玲。以陈新征的被调查为分界线,整部中篇小说其实可以被切割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部分。前半部分写人性的罪,后半部分写人性的救赎。前半部分集中描写余玲及其男友陈冬亮合谋绑架达达以索取钱财的过程。身为保姆的余玲,“以为只是在她离开的时候,问这家人要一笔钱。毕竟她知道他们不少事,要是跑去举报,调查下来也会麻烦。陈雯有所忌惮,拿出一点封口费很正常。可是陈冬亮提出还要把孩子扣住,一开始她坚决反对。陈冬亮说这不过是多加一个砝码,也能让他们的钱掏得更痛快一点。最后她勉强答应了,也是想快点与这家人做个了断。”毫无疑问,隐藏于余玲与陈冬亮他们两位绑架达达以谋取钱财这样一种犯罪行为之后的,乃是当下时代权贵阶层与平民阶层之间呈两极化的贫富分化状况,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尖锐矛盾冲突。陈雯他们,根本就不需要付出什么,就可以凭借父辈手中的权力享有奢华自如、养尊处优的生活:“现在她去了香港,每隔一段时间她就要去一次,买买东西,打打美容针,有时候忽然想吃一顿米其林法餐,就会在第二天飞过去。反正是座高叔叔的私人飞机,而且他们家在中环半山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仅此一个细节,陈雯日常生活的非同寻常,就已跃然纸上。而余玲和陈冬亮他们这些置身于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尽管一直在付出艰苦的劳动,但却始终远离着自己最起码的生活理想。道理说来非常简单,但有三分奈何,倘若他们能够享有相对有保障的幸福生活,那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铤而走险,不会以涉嫌犯罪的方式来索取本不属于自己的非分钱财。对于陈冬亮主动提出的制造绑架罪案索取钱财的计划,余玲一直持反对态度。到最后,她之所以答应陈冬亮的要求,并被动地参与进来,主要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陈冬亮以和她“一拍两散”相要挟,另一个是“因为她心里对陈雯有恨。”具体来说,余玲对陈雯那种难以排解的恨,主要是因为陈雯以侵犯她隐私的方式,严重冒犯了她的人性尊严。但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就在余玲和陈冬亮终于下定决心咬实施他们的绑架犯罪计划的半途中,却意外地发生了陈新征被调查这一事件。到了这个时候,不仅余玲他们计划中的告发威胁失去了意义,而且达达的父亲胡亚飞受牵连被带走,陈雯滞留香港也彻底失去了音讯。胡亚飞与陈雯的双双失去音讯联系,遂使得余玲与陈冬亮他们对达达的扣留绑架也毫无价值可言。


  伴随着陈新征的被调查,《天鹅旅馆》的故事情节发生突转,余玲和陈冬亮的绑架计划不仅被彻底打乱,而且在自私贪婪的陈冬亮背信弃义,一个人携带余玲的存款悄然失踪之后,余玲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尚且年幼的达达到底该托付给谁的问题。虽然胡亚飞已经留下话,让余玲想方设法把达达送给远在广西的奶奶去照应,但一方面老太太腿摔折后连床都下不了,另一方面人小鬼精的达达不管怎么说都不愿意去,所以胡亚飞的安排便只能落空了。这期间,虽然也有一个自称胡亚飞女友的前排球运动员黄晓敏意外现身,口口声声承诺要留下来照顾达达,但很快地,伴随着胡亚飞的自杀,黄晓敏的真实情况与来历也就真相大白了。却原来,黄晓敏根本就不是胡亚飞的女友,只是他的私人健身教练而已。黄晓敏之所以要冒充胡亚飞的女友,其实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我知道他婚姻不幸福,家里一出事,他就成了替罪羊。我想我要是帮他照顾孩子,等他出来了一定很感动,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去美国生活……”既然事出有因,那么,一旦胡亚飞自杀的消息传来,囊中羞涩的黄晓敏也就很快从余玲和达达的生活中退出了。就这样,陈新征被调查,胡亚飞自杀,陈雯失去联系,远在广西的奶奶与意外冒出来的黄晓敏都靠不住,孤苦伶仃的达达最后可以依靠的“亲人”,竟然只剩下了身为保姆的余玲。这个时候的余玲,虽然“不知道明天还会发生什么,但有一件事她非常确定,那就是现在他需要她。不是像需要一个保姆一样的需要。也不是像她需要一个男人一样的需要。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需要,她也说不清楚。但是被这样需要着,她感到幸福。艾米说,在痛苦面前,人都是一样弱小,她觉得,在幸福面前人也都是一样强大的。在这样的时刻,一股热流灌满她的全身,她觉得自己好像可以举起整个世界。”


  这里的关键问题显然在于,身为保姆的余玲,究竟怎样才完成了由潜在罪犯向高洁圣徒的精神转换?细细想来,其中既有余玲自身的原因,更有小男孩达达的精神感召。就前者而言,余玲虽然与陈冬亮一起密谋策划了这次未遂的绑架勒索案,但她却终归不过是一位被动参与者:“冬亮的话或许是对的,扣留达达意味着什么,她并不是完全不知道,只是有意在蒙蔽自己。她也不清楚为什么会这么做。但是只凭她还在试图掩饰自己的恶念,就说明她和冬亮不是一种人。冬亮的恶,是没有退路的。要是真的跟着他绑架了达达,她的一生就毁了。这么说起来,陈家出事反倒救了她。当然,老天爷也并非有意眷顾,她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就像一只虫子,在地壳被掀翻的时候,不经意地滑到了缝隙里。可是这种忽视,未尝不是来自命运的一种善意。”从这段叙事话语中,我们所读出的实际上就是余玲事后一种忏悔意识的生成。虽然她的这种忏悔意识,更多地出于对未遂罪行的一种恐惧,但这种意识的能否生成,却构成了她与同伙陈冬亮之间的根本区别。忏悔意识之外,促使余玲完成如此一种精神蜕变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却与余玲自己孩子康康的意外夭折紧密相关。康康的夭折,与她自己的疏忽有很大关系。那个时候的余玲,不仅正在恋爱之中,而且对方还不知道她已经有一个孩子。为了掩人耳目,一次打电话的时候,她刻意地避开了康康。没想到,就是这看似不经意的一次疏忽,却致使一个人在水边玩耍的康康,一不小心就掉在水里淹死了。从此之后,康康之死,就成为了余玲内心永远的痛。我们前面曾经提及的她被陈雯触碰了的个人隐私,其具体所指就是这种状况。她之所以一再制止达达到水边去玩,根本原因正在于此。某种意义上说,在长达四年的保姆生涯中,余玲已经与达达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很大程度上,达达完全可以被视为康康的替代性存在。余玲到最后之所以会义无反顾地留下来照顾无辜的达达,康康的隐形存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在具体讨论与达达的精神感召紧密相关的几个细节之前,我们首先必须明白,虽然达达的父母与外公这些亲属均涉嫌不同程度的违纪犯罪,但身为幼儿的达达却是无辜的。因此,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就,他的家庭忽然间遭遇了命运的倾盆大雨,那么,根本就没有生活能力的无辜的他,究竟该怎么办。在这里,我们便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作家张悦然艺术触觉的敏感。质言之,能够及时地把关注的目光投射到达达这样的无辜者身上,所充分说明的,不仅是张悦然艺术触觉的敏感,而且更是她内心深处一种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的存在。某种程度上,我以为,如同达达这样身处劫难中的官宦子弟,其无辜,其苦难,实际上也如同那些父母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一样,需要得到作家们的倾心关注。具体到达达,如下几个细节无论如何不容忽视。其一,他在外出春游途中,路遇一只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死去的白猫。他连同余玲一起,合力挖坑把这只白猫给埋在树林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此之后,那只白猫竟然成为达达的一种内心牵挂:“他告诉余玲,他担心会再梦见那只猫。余玲问,什么猫?他说,就是我们在树林里看到的那只白猫,我每天都梦见它,好多虫子在吃它的眼睛,而且那些土压在它身上太沉了,想翻个身都不行。余玲说,它睡着了,感觉不到沉。男孩说,它不是睡着了,它死了。”其二,小说快结束时,曾经专门提及过达达在幼儿园里学会的一个动作:“前两天幼儿园教了他们手指操,这个动作的意思是,我感到很幸福。余玲捧着手机,照片上达达闭着双眼,双手掌心抵住下巴,头微微向上扬起,像是寻找一簇从高处照下来的光。”必须承认,这是一个特别令人感动的细节。当自己的家庭遭受这种劫难的时候,幼稚无辜的达达竟然做出了很幸福的动作。而且,这里说到的那簇“从高处照下来的光”,很容易就可以让我们联想到“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其三,则是达达与那只萍水相逢的鹅之间的隐秘对应关系。那只鹅,本来是达达在春游的路上耍小脾气死乞白赖逼迫陈冬亮买下的,但达达却偏偏就是要把它当作天鹅。不仅如此,年幼的他,竟然还自己动手亲自给这只鹅搭建了一个天鹅旅馆:“男孩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找到了一只绿色露营帐篷,正把它拖向客厅的中央。见到余玲就说,这是我的新旅馆,它的名字叫天鹅旅馆。今晚我要和天鹅睡在里面。”临近小说结尾处,作家再一次提到了天鹅旅馆:“达达很郑重地向她宣布,现在天鹅旅馆通上电了!”“而那只鹅站在当中,好奇地伸长脖子打量四周。余玲不相信地问,它自己进去的?达达点点头,压低声音说,它是天鹅旅馆的第一位客人!”毫无疑问,小说的标题,即是由这一细节而来。把这一细节与其他两个细节联系在一起,我们就不难发现,张悦然就这样达达这位小男孩,所充分昭示出的,实际上正是作家自己内心深处一种弥足珍贵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那位差点成为罪犯的保姆余玲,之所以能从根本上完成由恶向善的精神蜕变,小男孩达达的精神感召作用无论如何都不容轻易忽视。


  就这样,在一部篇幅不算很大的中篇小说中,张悦然从社会现实关怀而渐次地把自己的笔触延伸向了人性罪与罚以及精神救赎这样一些深层次的人文命题,无论是思想深度,还是艺术表现力度,皆可圈可点,应该引起业界的高度关注与充分肯定。


  2017年10月7日上午9时许


  完稿于山西大学书斋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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