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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癫亚当”三部曲是比《使女的故事》更宏大的反乌托邦

2017/12/05 13:49:09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Dzolan
“疯癫亚当”三部曲是比《使女的故事》更为宏大的反乌托邦系列,从数量和格局上。故事发生在未来,人类社会同样面临着危机。世界被一群高科技生物公司控制,它们一面研制各种抗病毒药物,又接着释放新的病毒,来从中谋取利益。

  “暂且摒弃你的幸福,屏息忍痛活在这严苛的世上,讲我的故事……”


  《使女的故事》是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于1988年创作的长篇小说,2017年被改编为同名剧集,讲述了未来世界因污染严重导致人类生育能力降低,美国建立了男性极权社会,将有生育能力的女性作为统治阶级的生育工具,她们被称为“使女”。在今年九月份举办的第69届艾美奖颁奖典礼上,剧集《使女的故事》将包括最佳剧集、最佳导演、最佳编剧在内的六项大奖收入囊中,在观众口碑和行业水准上,《使女的故事》都获得了不俗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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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女的故事》剧集海报


  剧集大致保留了原著的故事主体,在故事呈现上也可见阿特伍德的惯用风格——对暴力和高潮部分戏虐加浪漫化的处理方式,角色大段的心理独白。但在叙事结构上,却弱化了原著依靠时间痕迹搭建的复杂的叙事结构——这也是阿特伍德作品中经常用到的手段。原著将故事背景设定在距今200多年的未来,通过一段被发现的录音带,让一位使女讲述了自己在二十一世纪初期的悲惨遭遇,其中还掺杂了主人公对上世纪80年代的回忆。这种三段时空相互重叠交叉所累积的阴影感在剧集中被简化为当下的“正在进行时”,而随之一同损失的,大概还有这位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万花筒般丰富的作品特质。


  复杂与多样,始终在场的作者身份


  阿特伍德的丰富性首先表现在她的创作历程。众所周知的是,她本人向来勤奋且高产,创作领域包含小说、诗歌、评论等。自从1969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可以吃的女人》之后,今天的阿特伍德已有11部长篇小说、14部诗集、5部短篇小说和3部文学评论集持身,此外她还主编有《牛津加拿大英语诗歌》、《牛津加拿大英语短篇小说》等文集。她最新的作品是根据莎士比亚经典《暴风雨》改编的《女巫的子孙》。在虚构散文集《帐篷》中,阿特伍德以简练且轻快的笔调,展现了自己对众多文学体裁的热情,这本只有不到两百页的书,涵盖了诗歌、童话、寓言、短故事以及阿特伍德自己的画作。大胆一点说,《帐篷》可以被看作所有阿特伍德式主题和风格的集锦——依靠丰富的体裁和指向任意方向的文字,显现了一个始终“在场”的作者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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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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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伍德的最新作品是根据莎士比亚经典《暴风雨》改编的《女巫的子孙》


  1996年,阿特伍德发表了长篇小说《别名格蕾丝》,故事以倒叙开始,通过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视角的切换,小说、书信、诗歌杂糅,真实史料与虚构片段的组合,将一起发生在加拿大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谋杀案重现,案件和故事的主角是十六岁就被定罪为谋杀犯,当时最臭名昭著的女人格蕾丝·马克斯。在作者跋里,阿特伍德大体叙述了这部小说的创作历程,她查阅了大量关于案件的历史材料,包括基于此案所写的书籍——苏珊娜·穆迪的《森林开发地的生活》,有关监狱和精神病院生活的历史性材料,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相关地区的经济史,招魂术和精神病研究,关于本案格蕾丝疑患的“性格分裂症”在当时引发的热潮。由此而来的是,本书成为了建立在一个迷乱的女性谋杀故事之上的,关于加拿大九十年代中期的社会图景。


  “疯癫亚当”三部曲是比《使女的故事》更为宏大的反乌托邦系列,从数量和格局上。故事发生在未来,人类社会同样面临着危机。世界被一群高科技生物公司控制,它们一面研制各种抗病毒药物,又接着释放新的病毒,来从中谋取利益。之后一场无法抵御的疫病“洪水之年”来袭,要对人类作出大清洗,而被人类研制出的食草性人种“秧鸡”将要成为取代人类的新物种。某种程度上,阿特伍德给出的是当下世界的一个镜像面,她时刻在提醒人们,对生态环境恶化的视而不见,对生物技术和科技力量的过度崇拜和滥用,暴力,利益,是如何将人类引入到末日景象中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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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名格蕾丝》


  阿特伍德的在场连接历史和不远的将来。一个被小心保留的八十年代,一个还有待检验的二十一世纪初期,一个两百年后属于历史学家的未来。这是我们从《使女的故事》中看到的。而她本人则意欲成为当下,成为现实,然后承担起后者本应具备的反思和警觉。关于《别名格蕾丝》中对历史真相的追问,不同阶级群体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于“疯癫亚当”三部曲中,工业和科技文明肆虐过后,世界如何从物质上的毁灭走向精神上的毁灭。阿特伍德,以广阔而斑斓的书写记录真实和不愿成为可能的未来,她那如岩浆一般浓稠,接近内核的沉思从加拿大腹地喷涌而出,要狠狠地敲打每一个人。


  “书籍是一种以书页翻动的速度越过经验空间的手段。”在《表情独特的脸庞》一文中,布罗茨基如是说。在阿特伍德这里,读者不会感到失望,每一个人都可以从她多样的创作序列和复杂迷人的作品特质中,最大程度地感受到速度与空间的无穷。


  寻找一支桅杆,女性主义的书写脉络


  是否可以从阿特伍德繁复的书写空间里找到一个永恒不变的质点?如果有的话,大概是她身为女性,对女性生活孜孜不倦的观察和描绘。


  在此需要提到的是与阿特伍德同属加拿大,同样以书写女性生活渐长的女作家艾丽丝·门罗。门罗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小镇,比阿特伍德年长八岁,二人的写作历程也颇为相似,阿特伍德的处女作发表于1969年,门罗的第一部作品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发表于1968年,而且门罗也算是一位勤奋作家,先后共创作了14部作品。2013年门罗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随后不久便宣布封笔,2014年她挑选了自己1995年到2014年之间的短篇小说,集结为自选集《传家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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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丽丝·门罗自选集《传家之物》


  但门罗和阿特伍德对女性主义的书写却是大相径庭的。门罗的人物多依靠于简单琐碎的家庭生活,并以家庭为主要场景表现初入其中的年轻女人和饱经家庭生活折磨的中年女人的心理变化。阿特伍德则更愿意将女性角色放置到庞大的社会环境中,通过复杂失控的外部环境表现女性的坚韧以及强弱之间的关系。在短篇小说集《逃离》中,门罗讲述过一个厌倦家庭生活的女人出逃的故事。先是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然后简单收拾了行李,走出了家门,又在第二天早晨选择回来。这种迂回式的心理描述和行为抉择,是门罗在讲述“女人的故事”时经常用到的,以一种接近内部的方式再现了女性内心的纠葛,或许是缺乏足够的勇气,或许是对于家庭和婚姻还保留着无法抹去的温情。


  阿特伍德似乎不会,她善于赋予女性不易被摧毁和打倒的外壳。正如她在短篇小说《黑暗中的伊西斯》中写道:“她会穿过一条长长的地下甬道,缓缓前行。甬道墙壁上血红的宝石和神秘的碑文在火把的微光中闪闪发亮。这么多年来,她就这样前行着,华服垂曳,眼神专注,就好像被催眠了一般。”而这篇故事的主人公——诗人赛琳娜,正是因为不愿意向世俗生活低头,在理想和贫苦中死去。小说的末尾,与赛琳娜曾一同抱有诗人理想的,但最终归于沉闷家庭生活的理查德“召唤着自己仅剩的知识与技巧,在黑暗中,他跪倒在她的身边,把她残破的碎片一点一点重新组合起来”。回看阿特伍德的“女人们”,情愿接受被“组合”命运的,还有饱受牢狱之灾,在无限混乱中对生活怀抱勇气的格蕾丝;《洪水之年》中的托比、阿曼达、皮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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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之年》


  二十一世纪,女性境遇的改变似乎已经令不少人欢呼雀跃,以为可以自此在平权的怀抱里高枕无忧。阿特伍德一再提醒,距离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女性解放运动过去也才不过四十年!而前不久好莱坞爆发的以韦恩斯坦为首的女性性侵丑闻又一次叫醒了那些活在平权梦中的人。焦黑的缝隙,长啸者的双眼,在燃烧的火光下发红且发亮,阿特伍德在《帐篷》一文中反问自己:“可你还是继续写下去,除此之外你还能怎么办?”无论门罗和阿特伍德的女性主义书写有多么不同,忽视任何初衷,她们都在努力从真实生活和冷酷的历史洪流中寻找一支桅杆,去支撑,去指引,确实存在的东西。


  伸向记忆的手


  我相信作家总有一部作品是为自我而书写的,于帕慕克而言是《伊斯坦布尔》,于波拉尼奥而言是《护身符》。这类自传体作品存在的意义是,当年岁愈高的写作者朝着落日奔去时,无论是转过身面向自己的阴影,还是在失去太阳后置身完全的黑暗中,都可以从这几百页纸张上重新获取亮度。


  阿特伍德于1939年11月18日出生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有一兄一妹,父亲是植物学家(另一种说法是昆虫学家),七岁的时候阿特伍德随家人移居多伦多,父亲开始在多伦多大学任教,这所大学也是阿特伍德和母亲的母校。从多伦多大学毕业之后,阿特伍德两次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业,1970年,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后,她开始和加拿大小说家格雷姆·吉布森生活。她的短篇小说集《道德困境》正是来自于吉布森1996年开始创作的小说的标题,吉布森停止写小说之后将书名送给了阿特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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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困境》


  阿特伍德将《道德困境》“献给我的家人”。本书共收录了十一篇小说,故事大都围绕着一个成长中的女孩与父母、情人、妹妹、朋友、老师等角色展开。在书的扉页,印着一张关于某个农场的黑白照片。画面里有一间类似谷仓或者牲畜棚一样的房屋,房屋的前面是用几根细木围成的栏杆,再前面,是一匹白色的马和三只绵羊,其中一只绵羊正在扭头望着拍照的人。关于农场的故事在这本书中占据了四篇,讲述了奈尔与狄格逃往乡村生活的故事,其中有一篇标题就为《白马》。那是奈尔和狄格在农场生活的第二年,他们从朋友处得到了一匹名叫格蕾迪斯的白马。故事的进行就像一场缓慢的、充满耐心的驯马过程——格蕾迪斯成功适应了农场生活,它和新的女主人奈尔经历了许多同游共处的惬意时光。故事的最后是,白马随着牛群出逃,在夜色中被汽车撞死。“第二年秋天,她种了一片水仙纪念格蕾迪斯。水仙年年盛开,长势颇好,不断蔓延。”


  在凝视现代寓言,回望莎士比亚之间,《道德困境》像是一只手。由阿特伍德从广阔世界中逃离出来,带着羞涩和略微的刺痛感,向着自我记忆的褶皱深处伸去的一只手。


  《道德困境》的最后两篇,女孩回忆了自己的父母,自己和接近失明失聪的母亲的相处时光,父亲在野外工作的日子里,那些降临到餐桌上吃着鱼和罐装牛肉的学生们。女孩特别写到了一个从印度来的父亲野外实验室的学生:“他一路下坡……然后他停了下来。他的失望——每走一里路就加深一些,穿过森林,无尽的森林,路过沼泽,在那里,死云杉深陷水中……他快要蒸发了。”


  这是一个穿越森林的过程,阿特伍德正如她笔下的那个印度人,跌跌撞撞——是穿越甬道,面向宽广且危险的领域前行之外,不被发现的回忆之路。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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