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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命运与文化日常 ——《朱雀》及《北鸢》中的城市想象

2017/12/07 09:38:25 来源:当代作家评论   
《北鸢》中几乎每个人都带着文化的印记,这些印记没有寄托在学识、地位和家世上,而是蕴含在各色人物的骨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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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葛亮首部长篇小说《朱雀》是用“历史”和“现世”两条时间线索附会一场关于“南京”的传奇,意在打捞一座城市在历史断裂和缝隙之间的真实,那么201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北鸢》,则是通过对一种温润风骨的细致描摹,表达对“民国时代”的追忆和怀想。《北鸢》中几乎每个人都带着文化的印记,这些印记没有寄托在学识、地位和家世上,而是蕴含在各色人物的骨子里。葛亮精润细致的文字,工笔画的手法,让《北鸢》整体呈现出水墨般的质感。一言以蔽之,《朱雀》以“城市”为中心,叙述人与城市的历史传奇;《北鸢》则以“民国”为核心,塑造了一群沁润君子风骨的人物群像。


  尽管从长篇小说技艺的角度来说,《朱雀》与《北鸢》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尝试,但这两部长篇小说实践,恰恰体现出青年作家葛亮在人物塑造、叙事风格和美学品质上一以贯之的审美选择。正是这些审美偏好,将他的创作与其他“70后”作家区分开来。首先是性别叙事,《朱雀》和《北鸢》中,女性角色的比重远远大于男性。作为创作者的葛亮,不仅常常借主人公的旁观视角和疏离气质来观察历史中细枝末节的生活,还将女性形象们的性别意识掏空,重新植入“个体欲望”和“文化伦理”——前者造成女性角色内在的沉沦气质,后者从外在规训女性角色的认知和行为。故,女性的命运总为一种“身不由己”的力量挟持,成为了城市命运的镜像,女性、城市、历史三者的关系在其小说中被重新编码和连结。所以,他笔下的女性,不是在反抗内在的宿命,就是抵御着外在的历史洪流。同时,深得张爱玲、王安忆等海派小说的影响,葛亮十分擅长描摹在历史动荡和传奇之中的日常生活。在《朱雀》和《北鸢》中,故事的铺陈犹如舞台的前后景,前景是日常的、细节的、极富韵致的日常生活,后景则是大时代的动荡与变迁。这样前后景的交替轮转,使得这两部长篇小说保持一种“快”和“慢”交替的基本节奏。从《朱雀》到《北鸢》,葛亮在长篇小说中不断实践着自己对于城市、历史以及这背后更大的文化主体的书写与思考。


  “女性与城市”:轻盈肉身,或历史洪流


  《朱雀》这部小说以叶家三代女性的命运变迁轨迹为主线,采用多层交替的叙事方式,将大历史语境中南京的繁荣浮沉和沉浮之中的女性命运紧紧相扣。王安忆谈《长恨歌》时说:“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1)葛亮无疑是倾心于这样的叙事的——《朱雀》和《北鸢》中的女性角色往往更多地承担着作者关于城市、历史和文化的想象。


  《朱雀》的故事最早可以追溯到1923年“被一种虚浮的平和包裹着”(2)的南京。商人叶楚生带着独女叶毓芝前往南京做药材生意,收下一位叫“芥川”的日本徒弟。与之暗通款曲之后,叶毓芝怀有身孕,而芥川在中日交战时,为国族身份所召唤前往东北战区。在动荡年代的逃难中,叶毓芝惨遭日军凌辱,早产下一枚女婴后身亡。女婴被妓女程云和收养,取名为程忆楚。这样的小家庭,难免在建国之后经历若干动荡。工人阶级出身的魏胜利在一个黑夜强奸了程忆楚,为求自保,程忆楚依然嫁给了魏胜利。中年时,她遇到大学时代的情人——侨生陆一苇,两个人私通之后,生下了程囡。程囡在大学时代将自己交付给并不相爱的中年外国人泰勒,并为他打掉了一个孩子。程囡真正所爱的,是颇具西方“垮掉一代”气质的男人冯雅各,这也是一个外国人。冯雅各最终因戒毒后复吸过量致死,程囡在他临死之前,怀上了冯雅各的孩子。她们作为“朱雀之城”的女子,“注定惹火上身,身覆火焰,终生不息”。(3)


  倾心于有异国血统的男人、奋不顾身的身体献祭、产下女婴、宿命的轮回,这就是《朱雀》中叶氏三代人——叶毓芝、程忆楚、程囡的命运轨迹。“一切不幸的根源,都包藏在血管中东奔西突的液体里,衍生、流传”,(4)这种东奔西突的血液里包藏的是张爱玲式的阴骘。青年作家葛亮的创作,沾染着的正是张爱玲和王安忆的书写谱系之色。


  由此不难看出,《朱雀》中女性具有一种偏执的戾气。她们对自己的命运似乎有一种分外的自觉,在警醒之余,莫不积蓄力量,东奔西突,试图冲破一种可悲的障壁。而反抗宿命的方式之一,就是与男人交媾。两性关系中,爱是被抽空了的,只留下躯体的纠缠,或者女性单向度的一种献祭冲动。这些女性往往将怀孕视为性爱的最重要结果——“程囡竟有了期盼,这期盼与幸福无涉,但她告诉自己,有了一个命运的同盟”。(5)面对婴儿的降临,她们感到一种“命运共同体”到来的庄严和肃穆。在庄严之外,又时时憎恶着来自母系血统的基因的流传,就如同程忆楚对待女儿程囡的激烈态度一样。


  这种偏执气质,在《北鸢》中依然有着延续,只不过是从小我的爱恨纠缠转而奔向家国民族式的大义。故事的境界由小转大,女性的命运不再仅仅与自己相关,更多地与历史、时代和城市的命运相关联。《北鸢》中的女性,偏执的性情多体现在她们结束自己命运的方式——壮烈的、殉道式的死法:昭如一家逃难中被土匪围攻时,是姐姐昭德——一个疯癫的女人,与土匪同归于尽,解救了她的全家;与日军斡旋的临危时刻,民族危亡的责任落在一个落魄戏子身上,地下党人们用计劝说言秋凰去刺杀日本军官和田。以色侍人之后,她毒死和田后自戕而死;仁珏为革命事业自残手臂,最后在看守所里吞针自杀;农妇小蝶在战争年代不甚沦落为日本人的军妓,果敢地勒死了日军一名中队长……诸如此类。这些女性无论活得隐忍还是卑微,最终总在某些特定时刻像烟火般怦然爆发,然后壮烈地陨落。葛亮笔下,女性总是以一己轻盈的肉身,抵御着沉重的历史洪流。


  由此可见,葛亮在他气魄宏大、而又轻盈诗意的城市史与民国史的书写之中,擅长凸显女性的柔弱隐忍、但爆发力无穷的性别特质,作为一种城市命运的镜像。这些女性成为作者书写传奇的最不可或缺的人物之环。


  然而,正如王德威看这些女性,“与其说她们凸显了什么样的主体意识,不如说她们‘身不由己’才是关键”(6)一样,“身不由己”的确为《朱雀》和《北鸢》中的女性命运的某种共性,却也道出了这些女性角色的不自洽性。或许正是由于作者葛亮在性别叙事上的偏好和小说创作的野心,从《朱雀》到《北鸢》,这一位位女性犹如作者手中的玩偶,在叙事流中需要之时,飞蛾扑火,没有来由地牺牲着自己,成全一段历史、一座城市壮烈的贤明。葛亮在这里与张爱玲划分开了界限。张爱玲宁愿摧毁整个城市,成就一场“倾城之恋”,她是“唯爱主义”的,但葛亮更将众多女性角色推入肉身损坏的泥淖中,以达到叙事链条的完整和流畅度,成全他关于城市和历史的想象。


  葛亮凭借自己的审美谱系,信手拈来创造了数个有特征的女性角色,但这些女性角色都不能称得上有真实的血肉感。无论是《朱雀》还是《北鸢》,其间任何一位女性,都未像张爱玲和王安忆笔下的女性那样具有骨肉亭匀的立体风貌,而仅仅是葛亮文化理想的载体,是城市和历史命运镜照下的“他者”。女性及女性书写,最终沦为隐喻城市和历史命运的一种策略。


  “快与慢”:叙事的变奏之音


  从《朱雀》到《北鸢》,葛亮有意避免落入“以家族史的兴衰勾勒历史变迁”的传统书写的窠臼之中。他不断创造着精致、繁复的叙事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各个类型的人物携带着不同的文化基因,各安其位,合则成谐和的交响乐,分则成优雅悲壮的独奏曲。《朱雀》和《北鸢》的叙事节奏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勾勒“历史传奇”时,是一种迅捷的、突转的“快”,而耽于日常生活时,则是一种凝固了的、丧失时间感的“慢”,前者是线性的、历史的,后者则是超越的、审美的。两部小说始终保持着这种“快—慢”交替轮转的节奏,一张一弛,故事的韵致自现。


  《朱雀》全书一共十六章。其中第五、六章是民国末年叶毓芝恋爱、怀孕、被轮奸致死的故事,叙事节奏极快。第八章到十二章,均为建国以后程云和与程忆楚小家庭的遭遇,既有历史大叙事,又有一个小家庭充满烟火气的日常生活。小说剩下九章都以穿插和交织的方式展示现代南京中程囡的故事,程囡是整个故事的主线人物。在时间跨度上,《朱雀》包含了大半个世纪,包括南京陷落、南京大屠杀、“三反”、“五反”、“文革”等历史大叙事,葛亮在叙述中并不将其避讳,反而煞有介事地描绘着时代的洪波涌起,让“历史传奇”与“日常生活”处于前后景交替和并置的流动之中。但在叙事的安排上,女性命运始终是作为城市历史的镜像存在的,南京陷落与叶毓芝被日本军人轮奸、“三反”、“五反”前夕程忆楚被魏胜利强奸、“文化大革命”中程云和妓女身份被曝光致死等等,历史宏大叙事的残酷和迅捷,与小人物日常生活中的静态感,形成一种张力和悲哀的美学韵致。


  人与历史的交汇是惊心动魄,但又静水流深的。当叙事停留在生活细节之处时,《北鸢》中有一种日常生活静态化和审美化的特质。葛亮游走的文字,此时往往耽于民国日常的怀旧感中。因此《北鸢》里的每一幕,都细致而考究。第七章卢文笙参军,在战争吃紧的前线,休息间隙,他借《四郎探母》的调儿排了一出剧,“一段西皮流水,唱得文笙心中暗暗赞叹,知道是他养父当年票戏,耳濡目染的老底子”。(7)在抗战前线的紧张气氛中,作者的笔触反而缓慢悠长,丧失了线性的时间感,前文后文中的战火纷争与历史大叙事,因此都变成淡色的、凝固的背景。


  但与此同时,《朱雀》与《北鸢》在讲述城市中的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情节的发展和突转太快。三五页篇幅中的历史犹如夏夜的雷雨,声势浩大,却又转瞬即逝。小说中众多角色的个人命运还待有展开的余地,便宛如草芥般消逝,比如孟昭如的丈夫卢家睦,在乱世中对家业还未有坚守与拓展,就突然死于一场异乡的时疫;昭德的丈夫石玉璞——军阀割据时代的枭雄,为戏子通奸手刃奸夫,最后为敌手轻易活埋……他们都是光明磊落的人,在历史的动荡之中,如此轻悄悄地逝去了无痕,犹如葛亮故意为这座城市的历史中留下的剪影。除此以外,小说擅长以简淡笔法写深情的方式,小说情节激烈突转处都看不见惊心动魄,只看到诗性的流转。因此,与小说想要描绘的历史真实相比,小说文本显得过于轻盈。


  因此,《朱雀》中的南京与其说是一种怀旧性书写,还不如说是作者个人的一种审美向往。对宏大的历史事件在小说的处理方式,往往体现出一个长篇小说创作者的历史观与厚积薄发的能力。“70后”作家因为成长时代和知识背景与文坛前几辈人迥然不同,他们对待历史的态度是暧昧又模糊不清的,因此长篇小说所需要的时代深度,也就很难真正充分体现出来。《朱雀》和《北鸢》两部长篇小说中的基本叙事速度暴露出此种问题,但葛亮选择了一条文化的、审美的书写之路,这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他。因此,从《朱雀》到《北鸢》,长篇小说的文化深度,主要来自于他下笔时携带文化基因的深度:人物几乎个个才气充盈,连日本人都懂中国戏曲的宫商角徵羽,甚至可以将其变成间谍密报的密码;吸毒者雅各在神智不清时依然可以把马雅可夫斯基“穿裤子的云”随口吟出等等。这些细节和桥段为小说的文化品格增添不少魅力,但又必须承认的是,这种深度并不是葛亮长篇小说的技艺所生产出来的。


  葛亮因其深厚的家学渊源和庞大的文学积累,在写作时的审美势能将其拖曳进一个巨大审美罩壁。毫无疑问,这种美的、极具文化感的书写成就了他,但同时也对他长篇小说的技艺产生了阻滞作用。比如《北鸢》的主人公文笙,作者以简淡的笔墨和疏离的视角,将其塑造为见证一座城市及其历史演变的局外人,因此文笙在小说中自带着一种神圣的超脱感和神秘气质,让读者始终都无法对这一位关键的主人公建立起清晰的认知与情感认同,这对一部有雄厚野心的长篇小说,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传奇与日常”:城市想象的两种途径


  正如前文所述,《朱雀》和《北鸢》继承了张爱玲、王安忆等海派作家对日常生活的精致叙事。《朱雀》中绝大篇幅是在描写充满烟火世俗气息的现代南京,《北鸢》中更多地寄托了作者对民国时代的审美向往。从《朱雀》到《北鸢》,葛亮始终力求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寄托一种精致的美学内蕴。《北鸢·自序》的第一句话是“这本书关乎民国”,因此作者着意在日常的生活场景中凸显其文化性格——既有人物的精神风骨,又有迷人的内敛、清淡的留白之美。陈思和评价到,“与其说《北鸢》关乎的是政治的民国,还不如说是关乎文化的民国。”(8)


  而民国之美是蕴藏在《北鸢》中无数个讲究精致的日常生活情境中的,蕴藏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之中的,而非激荡的风云变革。城市和历史云波诡谲,个人命运犹如飘萍,随时零落而逝。只有在日常生活、待人接物的处世态度中,受民国风骨感染的人们才能显现出他们的品格和态度,比如《北鸢》女主人公昭如的柔质有骨、卢家睦的儒商气质、龙师傅的匠人之心、毛克俞的克己复礼,等等。其他许多小人物不一定有显赫的学识,但他们一定有着一些特别的操守和风骨,这造就了葛亮长篇小说中充满着文化感的人物群像色彩。


  兼有小说家和学者二重身份的葛亮,一手创作,一手学术。从他学术理论的脉络中不难发现,他的研究乐趣之一就在于对小说的“日常生活”话语进行理论化甚至哲学化的研究。“日常生活作为哲学概念的出现,及至晚近。20世纪中叶列斐伏尔依据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将其作为独立的考察对象而立论。”(9)因此,分散而多元的日常生活里的细节,就成为表现历史的一种有力途径。在《朱雀》和《北鸢》中,故事都是从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晕染开的。《朱雀》有第四章“古典主义大萝卜”专以许廷迈的“他者”视角来看南京,程囡给他讲了故事:“《儒林外史》有一章节,写到两个挑粪的平民,卖完了粪,收拾了活计,就到永宁泉茶社吃一壶水,然后到雨花台来看落日。里头的主人公就发感叹:‘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10)


  这是金陵城里两个挑粪平民的境界。《朱雀》里程囡和哥哥把古玩店开在人来客往的南京路上,而地下赌场则在垃圾成堆的城中村里的废弃厂房中。这两者,都是现代南京的日常面貌。葛亮将诸种南京样态在小说中奇异地并置,于是,历史被葛亮以抹去时间的在场性的方式进行“想象的重构”,而这些被重置的城市切片,造就了葛亮小说中对真正“历史南京”的复现和追念。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北鸢》的第五章,卢文笙与毛克俞两个志同道合的青年人所碰撞出的火花,来自葛亮处心的经营。毛克俞是以作者祖父葛康俞为原型塑造的人物,而文笙的原型,是作者的外祖父,《北鸢》这部小说的底色,浸润着葛亮自身家族的兴衰之变。文笙与毛克俞的初遇,两个人聊起印象派的莫奈和中国的徐渭与八大山人。“文笙说,我现在晓得了,你画里的好,正是你说的艺术的性情,然而,却无关乎你自己的性情,于我这个中国人看来,便少了些感动。”(11)两个人在品茶,兴致所至聊起了绘画,既有对民国画坛林风眠、潘天寿的点评,更在一来一往的对答中,表现出了两人对中西方绘画艺术的了然于胸,在无形之中,增添了人物的艺术气质和魅力,也就让小说的文化品格有了提升。卢文笙与毛克俞从相遇到相知,这份“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情谊,是《北鸢》整本书里人物与人物之间关系的一个极好的象征。


  《北鸢》是葛亮耗时七载,借由曹雪芹《废艺斋集稿》中的《南鹞北鸢考工志》中“北鸢”二字为名,在整部小说中构筑了一个完整的、包含传统道德和精神的人物格局序列。


  历史的变化都是日常生活里的变化,在历史传奇的书写表现之下,葛亮以还原历史缝隙之中的日常生活图景,来完成对民国这段时期的一种追念。


  个体自足的城市经验只有经由想象、移置、加工、还原等艺术手法,才能生成一种“城市叙述”。文学中的城市叙述,与一般的城市经验相比,拥有着超验气质。简言之,在一切文学文本中,城市不单是一个拥有街道、建筑等物理意义的空间和社会性呈现,它更是一种文化上的结构体,存在于文本本身的创作。(12)所以,城市的诸种历史形态,与城市文学文本之间,便构成了极其复杂的非对应关系。葛亮的叙事策略在于,通过并置“历史传奇中的城市”、“日常现实中的城市”、“细节中的城市”、“想象中的城市”等诸种城市的样态,以及这种并置之中的美学肌理、弥散在语言文字间的文化品格,来造就作者对于一座城池,一种文化的复现和追念。正如葛亮自己在《朱雀·后记》中说,“历史与这座城市间唇齿一样的关联,并非如此温情脉脉。在规整的时代长卷之下,隐埋着许多断裂和缝隙,或明或暗,若即若离。”(13)


  葛亮本身在研究“城市文学”时,就关注着“日常生活”的状写与小说结构、小说品格之间的关系。葛亮对王安忆在《长恨歌》和《文革轶事》中所渗透的都市书写策略可谓极其熟谙。他在《日常的壳与历史的核——论王安忆的上海书写》这篇文章中剖析了王安忆“上海书写”的本质:以日常生活书写为表征,实则表达不被历史“大叙述”所掩盖的一座城市的历史。


  在王安忆和张爱玲的城市书写中,宏大历史叙事所指涉的历史与时代意义被去中心化了,并消解在都市的琐碎日常生活里;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又被人为地赋予了新的物理密度,由无数个细小的空间,转换为线性时间在空间上的延伸,“大叙事”及其所裹挟的历史形态就被悄无声息地搁置了。在《朱雀》和《北鸢》中恰恰相反,葛亮对海派作家的城市叙事有所修正,他转换了“日常生活”和“历史传奇”两者的关系。在葛亮小说之中,日常生活的书写具备充盈的美感,但却并未上升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哲学力量和话语反抗方式,因此并未显出意识形态的裹挟和钳制。日常生活是美的,是承载着一个时代、一个城市的文化品格的,《朱雀》和《北鸢》中的日常生活的全部意义也在于此。


  由此可见,从《朱雀》到《北鸢》,历史叙事是故事外在的躯壳,是作者书写城市和历史的承载体,而历史缝隙之间的日常生活,以及日常生活之中弥散的诗学和美学品质,才是作者想要倾力表现的故事之核。


  注释:


  (1)王安忆:《王安忆说》,第74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2)(4)(5)葛亮:《朱雀》,第73、128、36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3)王德威:《归去未见朱雀航——葛亮的〈朱雀〉》,《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6期。


  (6)王德威:《归去未见朱雀航——葛亮的〈朱雀〉》,《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6期。


  (7)葛亮:《北鸢》,第37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


  (8)陈思和:《〈北鸢〉:此情可待成追忆》,《书城》2016年第10期。


  (9)葛亮:《日常的壳与历史的核》,《理论与创作》2007年第6期。


  (10)葛亮:《朱雀》,第8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11)葛亮:《北鸢》,第27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12)张鸿声:《文学中的城市与“城市想象”》,《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


  (13)葛亮:《〈朱雀〉后记》,第37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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