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家专栏|文艺理论|百家分析|每周调查|主编瞭望|著述连载

“大时代的小人物”:朱英诞的诗与文

2018/11/29 10:08:32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杨焄
   
诗与社会脱节,用借古酒杯法来说,那就是‘谋诸贤知则不悦,以示众庶则苦之’。这个状况很是特别,很陌生的样子,是我们大传统里所不曾遇到过的,故亦无从断言。

  blob.png
《大时代的小人物:朱英诞晚年随笔三种》,陈均 朱纹 编订,台湾秀威2011年9月出版,237页


  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课程讲授现代新诗的废名,于1936年末应邀为一位刚结识的年轻人撰写诗稿序言。文中对其精湛的诗艺称道不已,许为“六朝晚唐诗在新诗里复活”的典型,甚至不无夸张地说:“这篇文章我是极想写的,我又晓得这篇文章我是极不能写也,这位少年诗人之诗才,不佞之文绝不能与其相称也。”(《〈小园集〉序》,载朱英诞著,陈均、朱纹编《〈仙藻集〉〈小园集〉》,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乍读之下,很容易让人认为这只是前辈在奖掖提携后进时所惯用的客套话。而此后战事频仍,这本诗集最终未能如期付梓,这番大力表彰也就并不为人所知了。时隔十余年,废名又发表专论旧事重提,对这位年轻人的推重有增无减,并有了新的定位,“在新诗当中他等于南宋的词”;还不厌其烦选释了他的十二篇诗作,“为什么选这么多呢?当然由于爱惜这些诗思,而且叹息古今的人才真是一般的,读了朱君的诗,或者一个句子,或者用的一个字,不像南宋词人的聪明么?”(《林庚同朱英诞的新诗》,原载1948年4月25日《华北日报》,收入《谈新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不难推知此前的钦挹褒扬确实是发自肺腑的由衷之言,绝非敷衍塞责的虚应故事。


  blob.png
废名


  blob.png
废名(冯文炳)《谈新诗》


  然而即便如此,“朱英诞”这个名字在现代文学史上恐怕仍是知者寥寥。究其原委,当和他曾在北平沦陷期间任教于北大文学院有关。虽然并非大奸大恶,终究不够光彩,事后当然得谨言慎行,不宜再露锋芒。此外,和他本人的创作反省大概也不无关联。晚年编订诗稿时他曾感慨万千:


  诗与社会脱节,用借古酒杯法来说,那就是‘谋诸贤知则不悦,以示众庶则苦之’。这个状况很是特别,很陌生的样子,是我们大传统里所不曾遇到过的,故亦无从断言。我的不满足给我带来了中间大半生的清简生活,我没有参加那朝顶进香的人马队伍里面去,我没有“灾梨祸枣”。


  (《冬述——〈春知集〉代序》,收入《〈仙藻集〉〈小园集〉》附录一《朱英诞随笔辑佚》)


  在整个社会骤然直面现代转型之际,传统的诗教观念确实难以从容应对,即便是适时转向新诗创作的诗人也不免有些茫然失落。因此,尽管数十年来依然笔耕不辍,他却相当自觉地疏离于文坛,仅将此视为自娱自遣的手段罢了。


  blob.png
朱英诞


  除了留下创作跨度长逾半个多世纪的三千多首新诗外,朱英诞在迟暮之年还倾注心力撰写了两部诗人传记:《苦吟诗人李贺(长吉评传)》和《笑与“不笑”——一位罕见的幽默诗人(诚斋评传)》(均收入朱纹、陈均编订《大时代的小人物:朱英诞晚年随笔三种》,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以下简称《长吉评传》和《诚斋评传》)。然而参照他在此期间所作的生平自述,“于屈、陶、二谢、庾信、李、杜、温、李,乃至元、白以及历代诸大名家,我无不敬爱至极!但人性难免有其偏至,自觉对山谷、放翁,特感亲切”(《梅花依旧——一个“大时代的小人物”的自传》二《也是“梅花依旧”》,收入《大时代的小人物:朱英诞晚年随笔三种》,以下简称《梅花依旧》),可见最终拟定的这两位传主——中唐的李贺与南宋的杨万里——其实并非他最为心仪倾倒的诗人,他在行文中也毫不讳言,称前者“怪丽有余,识见不足”(《长吉评传》一《怪丽的故乡》),而谓后者“算是‘名家’,不是‘大家’”(《诚斋评传》一《诚斋为何许人》)。不过,诚如他所说的那样,“要诗人调和某一种口味,而写出诗来只不过是为了供你享受,——有此种要求的人,我以为应该首先学做人的道理:‘行己有耻’”(《诚斋评传》六《爱重古人》),想要成为称职的读者,不但要懂得欣赏同体之善,更应该学会领略异量之美。


  如果有心对这两部传记稍事爬梳,还是不难窥测朱英诞的赏心所在。比如他借用李贺的诗句“白骑少年今日归”,时常径称其为“白骑少年”,而他本人初涉诗坛时也曾被废名戏称作“朱白骑”(参见《冬述——跋〈仙藻集〉》,收入《〈仙藻集〉〈小园集〉》附录一《朱英诞随笔辑佚》);他又评李贺为“大时代的小人物”,认为“较之高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孟东野,长吉似乎更小”(《长吉评传》八《传奇世界里的传奇人物》),而随后完成的自传同样以“大时代的小人物”作为标题的一部分,俨然已经将他引为同道甚至是自己的化身;在介绍杨万里晚年致仕家居的境况时,他花费不少笔墨去深究“一个人写了一辈子诗,是否应该是最后的诗最好”,并引申说:“‘退休’了,不致永远在奔波劳碌,千辛万苦,在行役中作着行旅、游览之作了。‘退休’了总该要比较安定些,虽然临终前犹为国是深感气愤,但绝大多类的时间是空闲的,更适宜做诗吧?”(《诚斋评传》九《诚斋家居》)让人不由联想起他年届五旬便病退赋闲的经历,这番话简直就是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的夫子自道。


  blob.png
朱英诞《〈仙藻集〉〈小园集〉》


  blob.png
朱英诞《李长吉评传》


  尽管两位传主诗风迥异,但在作者眼中自有殊途同归之处。他指出李贺“是一个在溺爱中成长起来的孩子”(《长吉评传》二《一幅简笔画——苦吟者自画像》),在评析其诗作时又提醒读者,“请看此种儿童眼界,神州梦游,现实如此神奇!情质实,而此中有真意——这是什么呢,如果不是真诗”(《长吉评传》七《讽刺与同情》);提到杨万里时,他也格外留意“似乎他还出人意料之外的发现了儿童,这一点倒是应该首先来赞美的”,“诚斋发现了儿童生活的美”,“这是何等的有情趣”,“如果人失掉了‘赤子之心’或童心,他是不会对儿童学种蔬如此重视并写成诗的”(《诚斋评传》七《“不薄今人”》)。他晚年慨叹“大凡真正的新鲜的事物,都是幼稚的而又幼稚得好的,唯诗亦然。要紧的是人如何爱护它”,由此兴致盎然却又不无怅惘地追忆童年往事,“在我做诗以前,最值得一提的大概要算是儿时的野游了。可惜我没有一支彩笔,不能做文章而来描摹那些乡村的景物和叙述那些豪兴”(《我的诗的故乡——〈春知集〉后序》,收入《〈仙藻集〉〈小园集〉》附录一《朱英诞随笔辑佚》)。甚至在自传中特意设置了一节,来缕述“这野游野趣,加上童年即兴,使我深感诚然具有‘绘事后素’之感”(《梅花依旧》五《我只有一个童年值得“细论”》)。在评赏这两位诗人的过程中,想必会不时地触动他重温无忧无虑的幼年时光。


  为了更好地诠评李、杨两家诗作,朱英诞对相关研究也多有涉猎,两部传记中屡屡征引钱锺书的《谈艺录》便是典型的例证。有些地方虽然没有明确交代来历,如称“长吉屡用‘凝’字,至于多用‘骨’‘死’‘寒’‘冷’诸字,也都与‘凝’字相通;然而长吉诗思灵妙,每化流易为凝重”(《长吉评传》六《苦吟与晦涩》),其实也同样依傍钱氏的意见,即谓李诗用字“皆变轻清者为凝重,使流易者具锋芒”,“长吉之屡用‘凝’字,亦正耐寻味。至其用‘骨’字、‘死’字、‘寒’字、‘冷’字句,多不胜举,而作用适与‘凝’字相通”(《谈艺录》九“长吉字法”,开明书店,1948年),朱氏只是稍作剪裁便化为己有。类似的情况并非仅见,比如钱锺书还比较过陆游与杨万里的差异,认为“放翁善写景,而诚斋擅写生。放翁如画图之工笔;诚斋则如摄影之快镜,兔起鹘落,鸢飞鱼跃,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捷,踪矢蹑风,此诚斋之所独也”(《谈艺录》三三“放翁诗”),而朱英诞也指出“诚斋诗以精妙、妙悟著称,他善于写生,其灵敏处有若现代摄影术中‘抓拍’手法。——这是一个比‘活法’更易于使人明瞭的解说,诚斋手疾眼快,写得那么妙趣横生”(《诚斋评传》四《“活法”与生新》),毋庸赘言受到过钱氏的启发引导。


  blob.png
钱锺书《谈艺录》


  《谈艺录》问世后不久,朱英诞就在《吴宓小识》(原载1948年《华北日报副刊》第670期,收入《〈仙藻集〉〈小园集〉》附录一《朱英诞随笔辑佚》)中说起,“今年夏秋之际患胃溃疡,病榻上意外地看了些新书,其中之一是钱锺书先生著《谈艺录》”,尤其提到“《谈艺录》是一本新近值得推荐的近理想的书”。此书自1948年出版之后,直至朱氏身后的1984年才得以补订重梓,他在撰写这两部传记时所参考的无疑是开明旧版。历经数十载的颠沛流离,正如他频频自嘲的那样,仅能做到“苟全性命于乱世”(《梅花依旧》十八《三十年代(小引)》),却始终将此书留存箧中而寝馈其间,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不自觉,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毕竟不是术业有专攻的学界中人,朱英诞在行文之际还是相当随意散漫,乃至屡屡出现不应有的疏失阙略——当然,也有不少是文稿整理者的大意粗疏所致,兹不赘述——比如为了展现李贺放诞倨傲的性格,他引录唐人《剧谈录》中的记载,称元稹晚年有意结交李贺,却未料遭其奚落:“明经擢第,何事来见李贺?”随后得出结论:“别的且不说,仅以自道姓名一节,就足见长吉的傲忽了!”(《长吉评传》一《怪丽的故乡——昌谷山居》)却没有注意到清人王士禛对此事真伪早就有过质疑:“元擢第既非迟暮,于贺亦称前辈,讵容执贽造门,反遭轻薄?小说之不根如此。”(《古夫于亭杂录》卷二)实际上,朱英诞在落笔时已经坦言:“严格地说,这不是一篇论文,但又不像随笔;实际上最初也只是想来作一夕话。”(《长吉评传·小引》)仅仅将此作为排闷遣兴的家常闲谈,所以倒也不必过于求全责备。


  不过恰恰因为他所标举的并非“学人”的标准,在衡量评鉴中有时反而能够不落窠臼。例如前人每每因其艰涩险怪而对李贺多有诟病苛责,他却斩钉截铁地指出,“若长吉岂取媚于人者?一个忠实于自己的艺术者,他会惟陈规之马首是瞻吗?不不”,“长吉诗是‘混乱的旋律’”,“而长吉又是天生的自然进入苦吟境界的诗人,便不为东方式的苦吟境界所囿了”(《长吉评传》六《苦吟与晦涩》)。在评介杨万里诗风时,他一方面参酌清人吴之振等在编选《宋诗钞》时所说的“不笑不足以为诚斋之诗”,另一方面又予以引申补充,强调“‘不笑’也并不见得不成其为诚斋之诗”,“其笑令人怡悦,并不是使人捧腹大笑而快乐,譬俗文学之有‘相声’:这一点必须辨识清楚。故知,笑,非诗之背景,笑的诗之背景是头脑,是思致,是机智。一旦我们读另外一种‘不笑’的诗,便更能加倍地看清我们对‘笑的诗’的辨识是多么必要了”(《诚斋评传》八《笑与“不笑”》)。这些品题尽管着墨不多,却都要言不烦,颇能启人遐思。


  由于抱着漫笔闲谈的心态,有时因机适会,不免离题稍远乃至略显枝蔓,可是因为融入了不少切身经历或创作体验,颇有些言外之意可供咀嚼玩味。比如他格外欣赏杨万里所说的“人自穷通诗自诗”(《和张功甫病中遣怀》),而并不认可欧阳修所讲的“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梅圣俞诗集序》),指出“后者含有大量的讽刺意味,而在一些人心目中却把它当作真理,从正面接受了它”,“其实,这里误解了‘诗能穷人’或‘穷而后工’的深刻的寓意。我们听起来正仿佛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之后,出现了无聊的《少年维特之喜悦》一样可笑!似乎‘人自穷通诗自诗’更近真理了”(《诚斋评传》八《笑与“不笑”》)。初读时略嫌其语焉不详,尤其是用歌德的小说来作类比究竟有何深意,让人颇费思量。等读到他的自传,回忆起年轻时和周作人的交往,盛赞其“小品文字,随笔性的学理漫谈几乎篇篇动人,有如珠玉。我能够受到这样望若神明的大师的奖掖,心里的感激之情实在无法表达了”(《梅花依旧》十一《与当代文士的关系》);随后又追溯周氏落水附逆后的生活点滴,惋叹“所谓苦雨斋确乎是喜雨斋,少年维特的烦恼果然变成了少年维特的喜悦了”;由此再读周氏晚年的回忆录,“常感到文字啰嗦蹩扭,于过去轻重急徐恰到好处已迥然不同”(《梅花依旧》十二《我的追悼》),这才恍然大悟,《诚斋评传》中的那段议论其实大有深意。联想到周作人早先也曾以拿破仑随身携带《少年维特之烦恼》为例,用以佐证“文学所以虽是不革命,却很有他的存在的权利与必要”(《〈燕知草〉跋》,载1928年12月3日《新中华报副刊》第十号,收入《永日集》,北新书局,1929年),更让人对他在穷通出处之际的一念之差感慨莫名。


  blob.png
《〈燕知草〉跋》


  这类“绛树两歌”、“黄华二牍”的笔法还有不少,当说起李贺“既长于乐府,自然会与音乐有深密关系”时,朱英诞也顺势发表过一通议论,“诗与乐的关系,本来是一个最古老的问题,但在现代也依旧是一个新的课题”,“实则现代的以散文写诗,不但排除音律的束缚,即‘辞藻’(中国旧称‘词章’)的羁绊也有所不受。此种以散文作诗,可以视为嫁接法,比许多想把诗这个名词更换一个的想法要切实得多”(《长吉评传》六《苦吟与晦涩》)。他数十年间一直肆力于新诗创作,这个问题其实始终萦绕心间,晚年也频频诉诸笔端,自陈“我最喜爱的形式是散文诗而不是诗”,认为“用散文来写诗是现代化的趋势,同时也是十足的难事”(《略记几项微末的事——答友好十问》);他既认同前人的意见,“真诗是绝对不能用散文来代替的(这里的散文指艺术形式)”,又格外强调“诗是可以用散文来写的,以散文写诗是现代诗的特色(这里,散文指艺术所用的材料,与上述散文是两个概念)”(《我对现代诗的感受》,两文均收入《〈仙藻集〉〈小园集〉》附录一《朱英诞随笔辑佚》)。仔细寻绎其意,当是主张脱略行迹而遗貌取神,参酌借鉴散文的创作特色,竭力挣脱形式上的诸多束缚,而努力探寻真诗的本质。


  回想起来,早在数十年前,废名就对朱英诞的努力尝试颇有期许:“这不是很有意义的事吗?这不但证明新诗是真正的新文学,而中国文学史上本来向有真正的新文学。如果不明白这一点,是不懂文学了。亦不足以谈新文学。”(《林庚同朱英诞的新诗》)而他对废名也自始至终深怀知遇之感,“废名先生和我谈得更多的是现代诗,现代诗的作法;他很爱旧诗,但他以为新诗应该比旧诗更好,更是真诗”,“其深情厚意,我都铭刻在心,不敢或忘”(《梅花依旧》十三《诗与桥与船》)。如果再继续比照一下废名说过的,“如果要做新诗,一定要这个诗是诗的内容,而写这个诗的文字要用散文的文字”(《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白话新诗是用散文的文字自由写诗。所谓散文的文字,便是说新诗里要是散文的句子”(《已往的诗文学与新诗》,两文均收入《谈新诗》),更不难看出前后承传沿袭的关联。在他私心自拟为李贺之际,是否也会将废名视作怜惜长吉诗才的韩愈呢?尽管在自顾平生时感怆低徊,心甘情愿地自居为“大时代的小人物”,可在他内心深处或许也同样有着“笔补造化天无功”(李贺《高轩过》)的执着祈愿吧。


  (编辑:王怡婷)


注:本网发表的所有内容,均为原作者的观点。凡本网转载的文章、图片、音频、视频等文件资料,版权归版权所有人所有。

扫描浏览
北京文艺网手机版

扫描关注
北京文艺网官方微信

返回首页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15号霄云中心B座710 邮编:100028 电话∶010-69387882
河北省保定市复兴中路1196号 邮编:071051 电话:0312-3199988
北京文艺网版权所有 Email:artsbj@artsbj.com 京ICP备12048767号 公司营业执照:91110105802944599P
北京文艺网授权法律顾问单位:北京市京翔律师事务所